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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作者:朝戈金      创建时间:2017-09-05 11:08:31

  开栏语:这一组文章围绕“一带一路”,主要从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文化遗产等不同角度展开讨论,有鸟瞰纵论、有个案剖析,却无不指向丝路经验的总结,丝路精神的阐扬,当是对当前各界热议的“一带一路”话题的一个积极回应。

  朝戈金文章从“遗产”或“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入手,辨析了这些概念变迁与国际社会从尊重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角度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联,揭示了非遗保护所具有的超乎文化领域的深远意义。阿地里文章以《玛纳斯》为对象,从其口头演唱传统的承接,看19 世纪以来我国与中亚地区民间文化交流的走势和特点,特别将口头史诗传统的传播和互动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典范。热依汗文章讨论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共享情况,她主要以曾在中亚地区广有影响的《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五卷书》《四卷诗集》等为例,揭示其历史传承脉络和至今依然构成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化因子的现状。朱刚的论文以跨体系的国际合作的事例为经,以“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和理念,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间对话、建设和平文化在目标上是一致的。虞耕的文章,以书评方式,把回族传统文化考察的一个“个案”,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积淀、经验结合起来,把著者的思绪和怀想,置于评述人的观照之下,从视角的“换位”与互动关系深刻揭示了丝路经验的可贵,丝路精神的价值。

    提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遗产”或“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和拓展。这一进程反映了国际社会从尊重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角度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努力,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续在文化领域制定多边准则有着直接关联。而传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文化遗产保护,也随之越来越具有超乎文化领域的意义。通过梳理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的出台及其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进而对非遗名录项目进行大致的分析,就会发现以文化多样性推广人类共同遗产这一理念,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事情,而是越来越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涵发生深度关联,也在“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代实践之间成为可资深入观察和总结的研究场域。

    作者简介: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审查机构成员中国民俗学会非遗项目评审工作团队(任期2015-2017)负责人之一。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建设“中国史诗学”2017 年度项目的延伸性成果。


    2014 年3月27日,习近平造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在其演讲中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这一重要思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 2016 年8 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体系建设”[2]。那么,从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回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称“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领域制定的多边公约,进而思考当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在21 世纪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多维图景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兼及如何让中国多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中转化成不同文化间的对话资源,从而更好地实现“民心相通”这一“五通”之本,这些问题的讨论便构成了本文的基本工作思路。

    一、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发展

    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教科文组织陆续出台了若干国际标准文书以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包括《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1954)、《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1970)、《世界版权与邻接权公约》(1952,1971)、《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下称“世遗公约”)、《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2001,下称“水下遗产公约”)、《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下称“非遗公约”)以及《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下称“多样性公约”)。教科文组织的持续发力也反映了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文化与发展”这一命题已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尤其在“文明冲突论”和9.11 事件的影响下,以承认并尊重“文化多样性”为主题的文明间对话、文化间对话和宗教间对话也频繁进入联合国系统的议事日程。作为承担教育、科学、文化、传播的政府间组织,教科文组织不断发展公约、建议案和宣言以及指导方针,一方面通过多边公约帮助各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吸纳各国的国内立法、行政的实践和政策。1998 年3 月至4 月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政府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会议并通过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指出:“更新遗产的传统定义”,并承认所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化遗产类别,尤其是文化景观、工业遗产和文化路线;加强对包括口头传统在内的遗产的研究、清查、登记和编目工作,以便能够为实施传统和科学的保护政策制定适当而有效的文件。

    在此进程中,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指涉越来越广:不仅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物质遗产,也指植根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非物质遗产,尤其是那些与人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仪式、节日、传统知识和传统手工艺等文化表现形式。这样的拓展显示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双重导向:一则引导人们承认“共享遗产”,并将之作为“人类共同遗产”来进行表述;一则引导人们承认文化多样性及其型塑的多重文化认同,并将之视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创造力源泉。以下,我们围绕几个重要公约作一简略梳理,以便对目前全球范围的文化遗产保护与话语资源的相互关联形成大致的把握。①

    1972 年《世遗公约》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存的保护融会贯通,在认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同时强调二者之间的平衡。在该公约框架下,遗产主要包括自然和人工环境中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例如具有历史、美学、考古、科学或人类学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名录》中以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自然文化混合遗产三类作划分。随后,在该《公约》长达45 年的实践中又发展出了更为广泛的遗产类型。迄今为止,世界遗产委员会已识别并定义了几种特殊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类型,包括文化景观、城镇、运河与文化线路,并制定了具体的指南以便对这些遗产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进行评估。诚然,这种开放性的拓展与文化多样性的讨论也有着内在关联[3],而与遗产相互依存的地方社区对保护这些遗产及其环境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随着第41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于2017 年7 月12 日在波兰克拉科夫落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已达1073 处,涉及167 个缔约国;其中文化遗产832 处,自然遗产206 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35 处;另跨境遗产占37 处,濒危遗产占54 处,还有摘牌2 处。193 个《世遗公约》缔约国中还有26 个国家尚未产生世界遗产名录项目。

    教科文组织于1992 年发起世界记忆工程。其目的是实施其《组织法》中规定的保护和保管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促进文化遗产利用的民主化,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和保管的必要性的认识。从概念上讲,世界记忆工程是世界遗产名录项目的某种延续,但侧重于有世界意义的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记忆机构或民间社会及非政府组织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史的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截至2015 年10 月6 日,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12 届会议在阿联酋阿布扎比闭幕,各国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和文献集合达到346 份。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 届大会期间批准的《关于保存和获取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文献遗产的建议案》(2015 年)[4]已成为迄今为止保护世界文献遗产的“标准工具”(normative tool),并将电子形式的文献也纳入了保护范围。

    2001 年《水下遗产公约》规定,“水下文化遗产”系指至少100 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迹,如遗址、建筑、房屋、工艺品和人的遗骸,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船只、飞行器、其它运输工具或上述三类的任何部分,所载货物或其它物品,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古沉船、沉没的城市、被水淹没的洞穴和其它对人类具有重大文化或历史意义的水下遗存在该公约中被给予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随着公约的生效,国际社会在文化领域又有了一套完整的法律文书,不仅为长期被忽视的水下遗产提供了与陆地遗产同等的全面保护,同时从技术和专业角度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这对水下遗产的合理保护来说不可或缺。1980 年以来,已有49 处海洋和海岸遗产先后对接《世遗公约》进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以来,按照公约专门设立的“水下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公布制度已产生7 项优秀实践。

    而在2003 年《非遗公约》的框架下,过去一直被忽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新概念的普及,加入《公约》的国家已经发展到174 个之多(截至2017 年5 月12 日),全球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该《公约》所界定的遗产领域主要包括(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截至2016 年12 月2 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1 届常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闭幕,全球列入该公约名录的非遗项目达到429 项,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365 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7 项,“优秀保护实践名册”17 项;跨国联合申报项目共30 项。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上述公约框架下的各类遗产名录中到底有多少来自“一带一路”国家还有待仔细统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产及其之于文化间对话的历史人文价值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意义阐释空间,得到了持续的彰显和拓展,不论是海路还是陆路。鉴于“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基本框架基于传统概念上的丝绸之路而设计,本文认为有必要分析“遗产线路”或“文化线路”这一遗产类型及其概念之于促进区域间文化对话的特殊意义。“将线路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专家会议期间(1994 年12 月,西班牙马德里)讨论了“遗产线路”或“文化线路”这一术语的概念,进而提出如下定义:

    遗产线路的概念丰富多彩,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构架,使相互理解、多种历史观的共存及和平文化能在其中发挥作用。遗产线路由各种有形的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的文化意义来自于跨国界和跨地区的交流和多维对话,说明了沿这条线路上展开的运动在时空上的交流互动。[5]

    而该公约《操作指南》在附件3《特定类型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指南》中规定,一条遗产线路是否具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时,下列五点应予以考虑:(1)重新考虑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相关要求;(2)遗产线路的概念;(3)遗产线路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动态的文化景观;(4)对遗产线路的认定基于各种力量和有形要素的集合,以见证线路本身的重大意义;(5)真实性条件也将基于线路的重要性和其它组成要素。线路的使用时间也要考虑在内,可能还需考虑其现今使用的频率和受其影响的族群对其发展的合理意愿。其中有关“遗产线路”的概念,则包括:

- 基于运动的动态、交流的概念、空间和时间上的连续性;

- 涉及一个整体,线路因此具备了比组成要素的总和更多的价值,也因此获得了其文化意义;

- 强调国家间或地区间交流和对话;

  - 应是多维的,不同方面的发展,不断丰富和补充其主要用途,可能是宗教的、商业、行政的或其它。[6]

    从上述定义及其阐释看,文化线路作为遗产类型的提出秉承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开展的“丝绸之路整体研究项目:对话之路(1988-1997)”[7]的基本思路,为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和反思人类的交往行动和文化间对话对于当前的和平文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长期在国际层面参与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景峰对《世遗公约》规定的文化遗产类型及其概念史的发展,包括国际国内有关丝绸之路及其沿线的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钩沉和梳理,其中也肯定了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围绕丝绸之路与文化间对话的相互促进而做出的不懈努力。[8] 2014 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以“文化线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充分说明跨境遗产案例一直是促进缔约国之间加强协作,带动缔约国与咨询机构、政府间委员会、专业研究中心以及当地社区进一步互动与沟通的对话实践,其中的经验乃至一些教训都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如何结合文化间对话促进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参照和前鉴。

    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再讨论丝绸之路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存续现状和保护实践之于促进文化间对话的意义看来也是必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备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既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文化多样性既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也是一带一路国家至关重要的文化资源。那么,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中,中国和相关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构成了提供对话活力和资源的重要抓手。

编辑:飞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