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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作者:朱刚      创建时间:2017-09-13 14:52:32

    摘要:同样是跨体系的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在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间对话、建设和平文化和谐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一方面,教科文组织创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和框架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在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思路;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目标,又使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贯彻实施能够落在比较扎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之上。

    作者简介:朱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审查机构成员、中国民俗学会非遗项目评审工作团队(任期2015-2017)成员和辩论代表。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北民族地区传统歌会研究”(项目编号:16BZW186)的阶段性成果。

  “一带一路”构想是我国提出的一项重要的综合性区域合作框架,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方面内容构成。一般认为,“一带一路”是在世界经济增长受阻的基本背景下,我国提出的一项以推动经济全球化为目的的国际区域合作模式。[1] 该倡议最早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 年9 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和10 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此后,随着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2015 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之后,“一带一路”开始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国内外热议的核心词语。经过不到四年的发展,与该倡议相关的经济建设和理论成果已经大大超出了预期,吸引了相关沿线国家的积极参与。目前,作为一项对于当代国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仍是国际社会热议的焦点之一。国内外讨论的议题主要围绕该倡议提出的目的、实施的意义以及面临的挑战等层面展开,强调该倡议是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人文交流为先导,政治上开放包容的一种合作理念。[2]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设想,本身就是跨越国家、地域,以开放、平等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在文化学意义上的指代应该是“丝绸之路”。历史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亚洲大陆之间的联系,它既是世界史发展的核心,又是世界几大文化的母胎。但是,为丝绸之路命名的首先是西方学者,而且在中国的史书中找不到为这条道路命名的记录。正如费正清所言,在“中央为本位、四方为蛮夷”的“中国中心主义”范式之下,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不会意识到在遥远的西方还有一条贸易通道,以及通道背后那些同样强大的主权帝国。因此,中国的统治者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探索“天下”之外、来自海洋文明的发展机遇。[3]这充分说明了丝绸之路背后以“朝贡体系”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以及东西文明之间的交融和分野。1821 年,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西域置行省议》的奏折,建议在新疆设置行省并且探索通往印度洋的通道。龚自珍的建议在当时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已经颇具从海洋的视野出发讨论内陆及周边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宏阔眼光。他已经意识到内陆和海洋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发生的转变,预见到海洋成为西方的内海、西域必须纳入中国行省这两种未来布局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学者甚至认为,《西域置行省议》大概可以被视为“一带一路”设想的前奏。[4] 但是,清代的统治者抱残守旧,面对内忧外患,仍然采取加强内部统一性、拒绝外部联系的策略,将一个跨体系的多元帝国变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5] 以史为鉴,“一带一路”将陆海丝绸之路相结合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同时上升到国家倡议的层面,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6]

  根据中国政府权威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主要宗旨在于力图为实现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与繁荣,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的和平建设。不可否认,“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经济布局是重点,聚焦于打通“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合作与交流,促进沿线国家间的关系及维系地缘政治。[7] 也因此,国际社会在积极评价、高度赞赏的主流话语之外,也存在着忧虑、疑问甚至是误解,甚至还有一些不恰当的类比与勾连[8]。但是,出现一些杂音恰恰也说明,其中,有的如果仅从政治或经济的考量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那么习近平主席述及的“共同体”的概念就被“省略”了重要的一个维度——文化。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指出,要全方位推进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9]这即是说,“利益共同体”的前提不能缺少“文化包容”的基础,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中至关重要的意涵,明显区别于所谓“马歇尔主义论”、“中国中心论”、“朝贡体系论”等将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相混淆的臆说之见。本文的写作,尝试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关系,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国联合申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开展的情况,特别是那些有益于文化包容、共同体建构的实践,以期在现有经济、政治合作的主流话语中,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维度和国际合作的相关经验。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联系

    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场看,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举措与“一带一路”倡议中“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理念,其实具有内在一致性,或者说兼容性。教科文组织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或简称“非遗”)具有全人类共享的特性,不主张任何群体或个人声称对于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和独占性,而是从地区、国际合作的角度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人类创造力以及跨国界、跨族群的文化间对话。这些重要共识都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旨暗合。反过来说,正是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在当代展示出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态势的敏锐把握,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带一路”这一综合性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合作框架,才使其具备成为国际社会合作体系之“最大公约数”的潜力和张力。

    在教科文组织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下称“1972《公约》”)的基础上,2003 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称“2003《公约》”)将国际社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点引领至非物质的层面,重新界定并反思了国家与遗产的关系以及遗产的国界和所有权等重要议题。在这个意义上,物质遗产保护中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遗产价值的认定方式,从原来由专家、学者、权威机构、国家等掌握话语权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被放弃,而转向了由“社区、群体和个人”为核心的“东亚范式”(以日本的“无形文化财”概念和日韩的“人间国宝认定制度”为核心并兼及亚洲、非洲、美洲及大洋洲的文化多样性)。这就意味着,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是联合国公约框架下缔约国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体系,但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的主体转换为拥有相关遗产的社区、群体或个人,并且该遗产应该是活形态的,具有相关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能够为相关的社区、群体和个人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实现人类文化的代际传承并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教科文组织通过遗产的名录申报体系即《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优秀保护实践名册》与“国际援助申请”,来实现2003《公约》的基本宗旨,即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层面提高人们对保护这类文化遗产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开展国际合作并提供国际援助。[10] 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约体系,虽然针对的是过去被忽视的以非物质形式存续的文化遗产,但是其自身的工作性质更多是一种实践层面的文化保护活动。虽然该公约的出台植根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初衷,并为捍卫全球范围内因现代化进程等多种因素而面临消失风险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举措,其间在文化遗产领域也有一系列由教科文组织引导的重要事件和各成员国几十年来的遗产保护实践作为共同行动的大背景,但是从公约的精神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理性研究应该只是各种保护举措中的一个方面,且侧重于对保护本身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社区、群体和个人参与的前提下,通过非遗的活形态传承和实践,维系遗产项目自身的存续力,使其能够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进程中为相关遗产持有者群体提供认同感和连续感。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主要是通过缔约国内部的保护活动以及缔约国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具体非遗项目的保护和发展,并从整体上提升非遗的可见度,从而深化人类自身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积极开展文明之间的对话,实现尊重、保护并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目标。应该说,上述实践理念与“一带一路”设想中关于文化包容、平等合作的相关诉求其实是无缝对接的。

    教科文组织2003 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相对于其他联合国系统的公约仍显得“年轻”,但该公约对“社区、群体或个人”之中心地位的强调,及对非物质形态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0]的关注,都使其与任何一项现有的国际法或国际公约有着绝不相同的诉求和设计。也就是说,在最难把握的不具有物质形式的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上,教科文组织已经摸索出了一整套实践机制,能够通过缔约国的内部和外部实践,对遗产项目的存续力提供更大的保障。这套机制的核心就在于“社区”(包括群体和复数的个体)对于遗产的认定和保护的中心地位。再回到公约第一条对于公约宗旨的陈述:(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的意识;(四)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这四大宗旨揭示了该公约主要以地方、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为开展行动的维度。虽然加入该公约的实体是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成员国,缔约国成为在国家层面实施公约的主要责任方,但是,在该公约中,这三个层面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才是公约的要义所在。[12] 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对于非遗的国际性保护,例如列入名录、定期报告、实施国际援助等,能够提高社区内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能在国家层面确保并推进相关保护计划的实施。在此,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显然十分重要,这也是该公约不同于其他国际法的创新之处。

    2003《公约》第三章规定,缔约国要编制遗产清单(如中国的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并在社区、群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下,确认领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订相关的保护措施。因此,公约在总则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才是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的主体,而国家层面的保护举措以及清单编制等与保护相关的行动都需要在社区全面参与的前提下实施。“自下而上”是描述该过程和关系的一个特别贴切的词语,当然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也应该是一个“去中心”的过程。[13] 当某个遗产项目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时,那么地方与国际层面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就产生了。但是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全球范围内对于遗产价值的认可和相互欣赏,二是全球化有时也意味着对于遗产项目存续力的威胁。在下文中,我们将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实践和经验,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合作提供理论参考。

编辑:飞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