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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格萨尔学”的发展历程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作者:李连荣      创建时间:2017-10-12 11:08:56

摘要:本文按时间线索对中外《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历程进行概观性讨论。从蒙古语文本的发现到后来的翻译和评介,俄罗斯、蒙古国及其他地区的西方学者围绕《格萨尔》史诗开展了早期研究;1900 年前后,在印度周边地区和我国藏族地区陆续发现的藏语文本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20 世纪4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界的持续性研究,一门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专门学科——“格萨尔学”应运而生;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相继面世,进一步奠定了“格萨尔学”在国际人文学科中的学术地位。国内的格萨尔研究始于上个世纪30 年代,至1950 年,这门学问也开始引起新中国政府与学者的高度关注。可以认为,20世纪80 年代以来,“格萨尔学”中心已从西方学界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并发扬光大。

关键词:《格萨尔》;史诗传统;格萨尔学;学术史

作者简介:李连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优势学科“中国史诗学”的阶段性成果。


2009 年,“《格萨(斯)尔》史诗传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文化价值与艺术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作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百年来的《格萨(斯)尔》史诗研究也在中外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得以推进,在藏学、蒙古学和口头传统研究诸多领域中皆占有相应的学术地位。今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一发轫于西方的专门化学术研究事业——“格萨尔学”——已经在我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基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归纳,对百年来的学术史作一简要回顾。限于篇幅,难免挂一漏万。

一、域外研究:一门学问的兴起

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意义上的《格萨尔》史诗学术研究是从西方学界兴起的。《格萨尔》史诗最早形成于藏族社会与文化中,后经“北传”路线,进入以土族、裕固族和蒙古族为主的东北方广阔地域,直至西伯利亚地区;又经“南传”线路,传入纳西族、白族乃至喜马拉雅南麓的各民族地区。因此,现今我们从中亚到东北亚都能看到其可爱的身影。

就其研究来说,对这部史诗的考察也最早从藏族学者开始。首先,9 至13 世纪,以“赞颂歌”形式讨论《格萨尔》史诗,典型代表如二世噶玛巴的《献给雄狮圣贤东珠的煨桑歌》[1]。从18 世纪起,尤其从第六世班禅向松巴堪布“讨教”有关格萨尔王的身世开始,关于《格萨尔》史诗的内部研究,在藏族学者中完全公开,并成为了一门学问。但究其根底,这类纯粹的“考察研究”,还不能算作是具有现代科学理念的学术研究。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不仅《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情况如此,这种现象还普遍存在于我国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那么,具有现代科学理念的《格萨尔》史诗研究是如何兴起的呢?

(一)史诗资料的发掘、翻译与史诗藏文本的发现

1772 年,德国博物学家帕拉斯(P. S. Pallas,1741-1811)在西伯利亚的买卖城(mai-mai tch’eng,现属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恰克亭斯基地区Kyakhtinsky District)见到了一座格斯尔庙。他在介绍这个情况的游记中,还提及蒙古地区有一部关于格斯尔的巨著,但没有引用原文资料。[2]自此,欧洲学者开始搜集与关注《格萨尔》史诗。但是,最初搜集、研究的资料均来自俄罗斯的蒙古人、蒙古国以及中国境内的蒙古民族中传承的《格斯尔》史诗。特别是俄国学者雅科夫·施密德(I. J. Schmidt)刊印了蒙文《格斯尔》北京木刻本,译为德文于1839 年在圣波德堡出版,并作了序文,讨论了这部史诗的起源、语言特色等问题。这可算是《格萨尔》研究这门学问最初的起源。接下来,学界开始将搜寻的目光集中到这部史诗的“原初”样子,即它的藏语文母本的情况。

1885 年,俄罗斯学者波塔宁(G. N. Potanin,1835-1920)在现在的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寺院中发现了五个故事(部)①的藏文《格萨尔》抄本。[3]1900 年,德国传教士兼学者弗兰克(A. H. Francke,1870-1930)首次在拉达克记录了五个故事(部)的口传藏语本《格萨尔》。[4]19 世纪20 年代,达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éel,1868-1969)和庸登喇嘛(Lama Yongden,1899-1955)在今天的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搜集到了《格萨尔》的口传本和手抄本,并将二者汇编成十个故事(部)的《岭格萨尔的超人生活》。[5]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印裔法国学者列维(Sylvain Lévy,1863–1935)称《格萨尔》史诗是“中亚的《伊利亚特》”,从此这个称号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一直沿用至今。1942 年,俄罗斯学者罗列赫(G. N. Roerich)总结过去搜集的资料,提出了“原始《格萨尔》史诗”是源于佛教传入之前的唐古特(蒙古人对安多藏族的称呼)和西藏东北部族的英雄史诗,以及“格萨尔”一词可能来自西藏和唐古特东北部族从突厥人那里借用的罗马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称号等观点。[6]

(二)“格萨尔学”的奠基:两本总结性的著作

1957 年,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伦(Ts. Damdinsuren)的副博士论文《“格斯尔”的历史源流》出版。这是有关研究《格萨尔》起源、归属问题和主题特征的重要论著,主要观点是:(1)关于格萨尔的身份与历史问题,论文把藏文戈斯拉斯(go-sras)等同于唃厮罗,认为格萨尔就是宋代在青塘地区(现在青海省西宁市)创建政权的唃厮罗(汉文献有相关记载),“把史诗、中国编年史和上述藏文著作做过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得出唃厮罗和格萨尔汗是同一历史人物的结论”,[7]力图澄清克拉普劳特的关帝说。论文不同意欧洲东方学者的凯撒说法,对科津将格萨尔与成吉思汗混为一谈进行了批驳。(2)关于《格萨尔》的民族属性,他认为《格萨尔》是西藏、蒙古、布里亚特的独特作品。“大家知道,中亚各族人民,蒙古、西藏和突厥的各阶层的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但在经济联系方面互相合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有最亲密无间的交际往来。所以这种状况不能不反映到上述各民族的史诗作品的性质上。”[8]此外,他还认为《格萨尔》具有人民性,而非封建统治者的作品,进而提出:“显而易见,这里有关于圣徒巴达玛萨姆巴(莲花生)出生传奇故事的影响。”[9]1959 年,法国学者石泰安(R. A. Stein)的博士论文《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出版,此书以其精深详细的资料工作和文献考证总结了国外的《格萨尔》研究,其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策·达木丁苏伦,但作者更关心这部史诗的形成过程。此书的主要观点是:(1)史诗《格萨尔》至晚形成于14 世纪;(2)史诗是以印度四天子传说为基础的;(3)格萨尔名字最早来自凯撒大帝,后经中亚伊斯兰教地区和于阗传入西藏;(4)史诗由两大文化仓库组成:外来文化和西藏本土文化;(5)说唱艺人兼有宗教职事者和诗人的双重角色;(6)史诗起源于民间节日;(7)史诗受到了宗教界的影响;(8)英雄格萨尔具有双重角色特征:国王与小丑;(9)史诗可能是一些佛教“疯子”与流浪艺人合作编辑的结果,等等。[10]此书更加细致地分析了在他之前国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史诗的起源研究。

(三)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的研究

1965 年,自西藏安多地区搜集《格萨尔》史诗返回德国的学者赫尔曼斯(M. Hermanns)出版了《西藏的民族史诗〈岭格萨尔王〉》,特别对《霍岭大战》进行了探讨。依据西藏与突厥之间的战争历史,得出了史诗可能产生于公元前5 世纪至公元3 世纪等观点。[11]70 年代,法国学者艾尔费(M. Helffer)依据本国研究《格萨尔》史诗的传统,对《格萨尔》史诗中的《赛马称王》的音乐旋律进行了研究,进而讨论了史诗反映的文化内涵。[12]此外,德国学者胡默尔(S. Hummel)、卡舍夫斯基(R. Kaschewsky)和白玛次仁(Pema Tsering)等人对史诗《格萨尔》进行了类型和母题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绩。[13]90 年代,英国学者萨缪尔(G. Samuel)[14]、美国学者科恩曼(R. Kornman)、德国学者赫尔曼(S. Herrmann)等学者也从宗教信仰等方面研究了《格萨尔》史诗。特别是赫尔曼女士,她在弗兰克之后又以录音方式记录了拉达克地区的《格萨尔》史诗,从而保存了重要资料。[15]

此外,印度、不丹等国自60 年代以来搜集并出版了不少《格萨尔》手抄本,比如不丹出版了33 部,印度出版了45 部,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资料。

总之,自18 世纪《格萨尔》在欧洲引起关注,到今天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二百多年来,国外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部史诗的搜集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绩,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点。特别是1960 年以前国外对这部史诗的调查、搜集和理论探讨,在《格萨尔》史诗学的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开掘《格萨尔》史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编辑:杜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