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蒙古史诗是在沿丝绸之路国家、民族、部落的迁徙、交融、交战等历史过程中产生、传播、发展及变异的。《江格尔》《格斯尔》等史诗的传播范围从东边的兴安岭一直到欧洲的伏尔加河流域，几乎覆盖了整个草原丝绸之路。蒙古史诗题材内容的发展变异，与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因而史诗也成为沿丝绸之路各个国家、民族、部落间深层精神连接的纽带。《江格尔》《格斯尔》等蒙古史诗研究，在沿丝绸之路各国学者的共同参与推进下起步并发展。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学界积极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开展合作，在资料建设、理论方法改进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史诗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与地位得到提高。

【关键词】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江格尔》；《格斯尔》

中国各民族拥有形态各异、蕴藏丰富且传承悠久的史诗传统。大体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南方少数民族史诗，主要以神话史诗为主，篇幅比较短小，大多以天地宇宙形成、人类起源等神话故事为叙述对象，并作为相关仪式的一部分而存在，保持着非常古老的形态；另一类是北方少数民族史诗，主要以英雄史诗为主，篇幅比较长，以英雄的征战、婚姻等历史事件为叙述对象，已脱离相关仪式而获得独立的形式，代表着史诗体裁高度发达阶段。两者均与“一带一路”历史文化相关联，但相比之下，北方民族英雄史诗从其产生、传播、发展到变异各个环节，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联系更甚。其中，以《江格尔》《格斯尔》为代表的蒙古史诗尤具代表性。这无疑与蒙古民族的跨境分布直接相关。

以《江格尔》《格斯尔》为代表的蒙古史诗是蒙古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是一个跨境民族，从世界范围看，蒙古族文学分布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蒙古国及俄罗斯联邦，地域跨度东起中国黑龙江，西至欧洲伏尔加河畔，北起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周边，南至中国青藏高原，几乎覆盖了欧亚丝绸之路。因此，蒙古族文学与沿丝绸之路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深刻渊源。例如，蒙古族文学大量翻译借鉴汉族文学经典，从《诗经》到“四大名著”及其他古典小说、诗歌等，并与蒙古英雄史诗传统相结合，形成东蒙古“本子故事”①这一富有特色、规模宏大的口头传统，相应地，还产生了书面创作的“说唐五传”②，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创作的《一层楼》《泣红亭》《青史演义》等名著。另外，以佛教为缘由，蒙古族文学与印度文学、藏族文学联系密切。早在17至18世纪，佛教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就已全部译成蒙古文出版。所以说，蒙古族文学与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蒙古族史诗传统，更是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保持着源远流长的关系。

如今在国际上，以中国、蒙古国、俄罗斯联邦为核心，已有30多个国家、百余家科研机构在从事包括《江格尔》《格斯尔》在内的蒙古族文学研究，尤其以《江格尔》《格斯尔》为代表的蒙古史诗研究呈现出国际合作的崭新态势。本文试图梳理蒙古史诗的产生、发展及传播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的深层联系，并探讨蒙古史诗的保护及研究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及合作的历史渊源，从而，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蒙古史诗研究及深化蒙古史诗研究的国际合作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一、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蒙古史诗主题、题材的源泉

蒙古英雄史诗是在自古以来活跃于蒙古高原的国家、民族、部落的迁徙、交融、交战等历史过程中产生、发展、传播及变异的。纵观历史，古代亚欧大陆丝绸之路上规律性地反复出现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民族迁徙潮。在历次民族迁徙中，蒙古高原成其策源地，相继有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众多国家、民族、部族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各个部落、民族、国家间相互对抗与妥协、排斥与交流、纷争与融合并存，彼此之间形成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关系。在阿尔泰语系的文化脉络中，形成具有共同形式与题材的口头传统，并以各个部落、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为其叙述的内容。

《江格尔》《格斯尔》等蒙古英雄史诗继承了蒙古高原早已产生并延续千余年的古老史诗传统，包括其题材、结构、叙事技巧、传承制度等。例如，在《江格尔》中经常出现敌人向江格尔提出“三项无理要求”的故事情节，即要求江格尔交出阿兰扎尔骏马③、雄狮英雄洪古尔④和美丽贤惠的阿盖哈敦⑤，以作为双方和平相处的条件。有学者指出，这“三项要求”是真实历史的反映，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匈奴时期，就已经产生⑥。据《史记·匈奴传》中记载，冒顿单于初掌政权之时东胡强盛，遂连派使者到冒顿单于处，依次提出了交出千里马、閼氏（王后）和一块土地的“三项无理要求”，冒顿单于答应了前两项，拒绝了最后一项要求，并出兵大破东胡。匈奴时期的这一“三项要求”与《江格尔》中的“三项要求”的确很相似。又如，现今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英雄史诗仍然保持着结构、故事情节、母题、形象类型等方面广泛的一致性⑦。

虽然《江格尔》《格斯尔》等蒙古英雄史诗叙述的是发生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过程及事件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它不是历史的直接反映，也不是历史的忠实再现。“尽管有些古老巨型史诗和晚期史诗所反映的一些历史根据可以考证出来，但起初产生的原始蒙古小型史诗所反映的具体历史事件是无法考据的。可是它们所描写的社会现实是可以知道的。克·达甫列托夫、瓦·嘎察克说得很好，他们认为‘事情的真谛并不在于英雄史诗反映了某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并且常常保留了个别历史人物的名字……这里主要的是，史诗尽管离开真正的历史事实，但通常仍然真实地，以概括的形式反映出主要的历史过程，在其中包括了最准确的社会关系史、家庭史、文化史等等方面的资料’。”⑧

史诗有史诗语言。蒙古史诗语言有叙述历史的特殊密码。其密码是在北方民族社会历史循环型规律与条件下，经过史诗艺人们针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观察及总结，并在他们千百年来的演唱实践中反复提炼而形成。只有正确解码，才能读懂史诗所叙述和传达出的历史真实。

理解蒙古史诗语言，必先了解游牧经济的特征以及游牧民族政治的特性。游牧民族的经济，以草原保护性游动⑨为主要特征。而基于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形态，也以游牧部落、民族的游动性为突出特点。一个政治、军事联盟的形成，往往直观地表现为相关部落、民族游牧到相邻地区，而政治军事联盟的解体则以相关部落民族分而驻牧为标志。蒙古史诗语言紧紧抓住了游牧民族政治史上的这一突出特点，用空间和视觉上的合与分、来与去等，表述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蒙古英雄史诗中，结义的双方部落或民族一起游牧；婚姻的双方部落或民族一起游牧；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也用强迫另一方迁徙到己方这边来的方式表达。这种史诗语言被13世纪成书的《蒙古秘史》所继承。

在《江格尔》及其他蒙古英雄史诗中，通常有几个基本故事类型。一是勇士征服或消灭敌人的战斗故事；二是勇士们的结义故事；三是勇士们的婚事故事。

第一种类型的故事，是古代蒙古部与周边部落或民族间关系常态的一种反映。《江格尔》以及其他蒙古英雄史诗中，英雄们粉粹敌人的袭击，消灭敌首后，往往强迫其部众迁移到自己的地盘，“不留一只羔羊，不留一条母狗”，将其全部当作俘虏和战利品而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

第二种类型的故事，反映了古代国家、民族和氏族部落联盟的形成过程。《江格尔》以及其他蒙古英雄史诗中，勇士们在结义之前都是敌对关系，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后，获胜方主动提议，如果对方同意，就举行饮血盟誓仪式，正式成为结义兄弟。对此，仁钦道尔吉、海希西等许多学者提出了相近的看法，即勇士们的结义，实际上反映了氏族、部落联盟的形成。“（勇士们结义后）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互相支持，协同作战，以共同的力量战胜来犯之敌，他们迁徙到一起居住的情节。在《蒙古秘史》和《史集》多处记载了两个酋长结为安达，两个氏族相结合的现象。符拉基米尔佐夫曾说过，蒙古古代二人宣誓和好，互换礼物结拜为安达，他们也有可能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必须是两个不同氏族的人。海希西教授早已指出，这种蒙古英雄史诗反映了氏族部落联合和民族形成过程。”⑩日本学者藤井麻湖也认为，蒙古史诗中的交战双方成为结义兄弟，意味着战争的和平解决⑪。英雄结义，是古代社会各部落、各民族或国家间建立联盟关系的一种形式，其标志是部落首领之间的结义。《蒙古秘史》中的铁木真与札木合结义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与英雄史诗中的结义兄弟一样，铁木真和札木合结为义兄弟之后，一同驻牧，一同迁徙，而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发生变故之后，两者分而驻牧，联盟关系瓦解。

第三种类型的故事，则反映了古代各民族、部落间的联姻关系。在《江格尔》及蒙古族其他英雄史诗中，大约三分之一的诗章叙述了勇士们的婚事故事。勇士到远方其他部落，向心仪的姑娘求婚，如果女方父亲不同意，就用武力强行成婚；或者，勇士到其他部落可汗处，向心仪的姑娘求婚，这时有若干强大的竞争者出现，女方父亲提出不可能完成的三项危险任务，能够完成者才能娶到美丽的姑娘为妻。

不管是英雄结义故事，还是勇士的婚事故事，正确理解史诗中此类故事，就必须对其中的勇士有清醒的认识。史诗学家瓦·嘎察克等认为：“英雄史诗的形象所反映的不是个别人的思想和行为，而是整个民族的命运，因而英雄史诗应当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又说：“史诗英雄是民族的化身，他们常常能建树若干功勋，取得一些成就，而这些功勋与成就往往是该民族在几百年间或者甚至几千年间所取得的，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⑫的确，蒙古英雄史诗中有很多英雄建立功绩，往往以单枪匹马的孤胆勇士面貌出现，然而，他们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氏族、部落，甚至是整个民族，因为，他们都是可汗、莫尔根，这些称号表明了他们都是氏族、部落或汗国的首领。因此，勇士婚事故事，实际上就是叙述部落首领、汗国贵族统治阶层的婚姻，且婚姻双方都是部落首领或汗国统治阶层，因为女方也常常是某一位可汗的女儿。更有意思的是，双方一旦完婚，女方父母领着所属民众，迁徙到女婿的汗国。很显然，史诗中婚姻双方的国家、民族或部落迁徙到一起，就是用史诗语言传达出来的古代社会政治讯息，因此，蒙古英雄史诗中勇士们的婚姻，是历史上各部落、民族和国家统治者之间的政治性联姻的反映。这种政治性联姻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无数次，比如，汉朝皇室与匈奴单于之间的联姻、元朝时期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与各部落、民族首领之间的联姻以及清朝时期的满蒙联姻等。

总之，蒙古英雄史诗以其特有的史诗语言，以交战（征战故事）、军事联盟（结义故事）、政治联盟（婚姻故事）等几种类型，反映了沿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相交替的历史，这也说明了蒙古英雄史诗是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为背景而产生的传统。

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蒙古史诗的传播与发展途径

蒙古英雄史诗的传播，与古丝绸之路上各国家、民族、部族的历史及其文化交流密不可分。有很多史诗都是跨民族、跨国界流传。其中，《江格尔》《格斯尔》的传播范围从东边的兴安岭一直到欧洲的伏尔加河流域，其传播路线，几乎覆盖了整个草原丝绸之路。

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产生于中国阿尔泰山附近的卫拉特蒙古人中。随着卫拉特人的历史足迹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江格尔》流传到了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和阿尔泰共和国等地。具体而言，《江格尔》的主要流传地有三个：一是中国新疆。在新疆的天山南北4个州、4个地区20多个县市的卫拉特蒙古聚居区均有流传。二是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卡尔梅克人与新疆卫拉特蒙古人是同根同源。17世纪20年代，卫拉特各部落内部产生纷争，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土尔扈特部以及硕特部和杜尔伯特部的一部分迁徙，西至欧洲伏尔加河流域游牧，把《江格尔》史诗带到了那里。1771年，渥巴锡汗带领游牧于伏尔加河东岸的部分土尔扈特人回到准噶尔故地，又把卡尔梅克《江格尔》带回到中国新疆。三是蒙古国，因族源上的紧密关系，在蒙古国西部的卫拉特人、喀尔喀人中《江格尔》也有流传。

《江格尔》在俄罗斯联邦图瓦人和阿尔泰人中流传，有其历史和族源的复杂原因。在古代，卫拉特人与中亚及西伯利亚各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15至18世纪卫拉特人的强盛时期，不仅一度统一了东、西蒙古，其势力范围覆盖了图瓦人和阿尔泰人聚居区。而准噶尔汗国灭亡之时，一部分卫拉特蒙古人为避战乱，逃到了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遂与阿尔泰人融合，因此，《江格尔》能在这些地区流传。然而，阿尔泰人演唱《江格尔》，保留着与众不同的奇特习俗，即不随时随地演唱，只在逝者葬礼上演唱，与中国新近发现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的演唱习俗相似，值得深入研究。

蒙古英雄史诗的发展变异，与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分不开，其影响尤其体现在题材的发展变化上。从《格萨（斯）尔》在各国各民族中的发展变异过程，可以窥见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对蒙古史诗发展变异的影响。

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是藏族、蒙古族人民的伟大创作。无论是藏族《格萨尔》还是蒙古族《格斯尔》，均有抄本、口传本流传。书面《格斯尔》具有以格斯尔篇章为中心的传记化组合特征，而口传《格斯尔》则以众勇士篇章的汇聚而形成分部化组合特征⑬。各地抄本之间以及各地口传本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很大差异。比较而言，各地口传本之间的差异巨大，实际上形成为《格萨（斯）尔》史诗的地方传统。

《格萨（斯）尔》在天神下凡人间、建立伟大的业绩、最终重新升天这一故事范型上明显受到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影响。在藏族《格萨尔》中，格萨尔领梵天王和观世音菩萨的旨意下凡，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而在蒙古族《格斯尔》中，格斯尔遵照佛祖释迦牟尼和帝释天的旨意下凡，与格萨尔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不同，格斯尔身上更多地套用了佛传故事中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使之俨然成为释迦牟尼的化身。例如，格斯尔的诞生故事系列、格斯尔的婚姻故事系列以及其他征战故事中，借用了很多佛传故事。同时，在格斯尔的主要竞争对手晁通身上，则套用了许多佛传中释迦牟尼的主要竞争对手提婆达多的故事，使格斯尔和晁通这对人物组合同释迦牟尼和提婆达多这一人物组合之间产生了对应关系⑭。

《格萨（斯）尔》不仅受到《罗摩衍那》、佛传故事等印度史诗和印度佛教故事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内地汉族故事和西亚波斯故事的影响。例如，蒙古文《格斯尔》中有格斯尔的母亲在下雪天外出拾柴，踏巨人脚印而怀孕的故事，法国学者石泰安指出这一故事与汉族后稷传说有关⑮。蒙古族《格斯尔》中的恶魔使格斯尔变驴的故事，有两个变体：其一出现在北京木刻版《格斯尔》第六章，篇幅很短；其二出现在被认为是北京木刻版《格斯尔》续集的“隆福寺《格斯尔》”第十章中。匈牙利学者李盖提认为北京木刻版《格斯尔》第六章中的变驴故事来源于唐代汉族传奇小说《板桥三娘子》，并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比较⑯。关于第十章中格斯尔变驴的故事，却日勒扎布、努恩吉雅等学者认为其受到藏族《尸语故事》的影响⑰。北京木刻版《格斯尔》第三章里有一个小故事，叙述的是格斯尔想方设法捉住了黑羽雄鸟，以其为筹码，逼迫黑羽雌鸟找来三种宝物，从而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有学者把这个故事同古代阿卡德语《埃塔纳的神话》比较，确认两者之间诸多共同情节，进而认为《格斯尔》中的这一故事来源于古代两河流域的阿卡德神话⑱。

《格萨（斯）尔》的各国民间口头异文，在题材内容上差别更大。例如，在藏族，《格萨尔》书面文本中的故事情节被民间艺人再加工，创编出许许多多独立的诗章，构成浩如烟海的鸿篇巨制。在蒙古族地区，民间艺人们根据当地流传的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有关格斯尔的神话传说，创编出了很多与书面文本不同的《格斯尔》篇章。内蒙古巴林右旗民间艺人们把与格斯尔有关的风物传说创编成许多新的《格斯尔》篇章⑲，而在更东边的科尔沁地区则把佛教神话故事编入《格斯尔》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格斯尔》地方传统。

《格斯尔》流传到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民间，原来佛教色彩浓厚的史诗受到当地萨满教文化影响，格斯尔由佛教圣人变成了萨满教神人，格斯尔不再是受佛陀旨意下凡人间的英雄，而是变成了布里亚特萨满教天神之子，为了降伏东西方天神之战中被赶下世界为非作歹的东方天神而下凡⑳。《格斯尔》流传到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的图瓦族民间，格斯尔被塑造为成吉思汗的化身，一些成吉思汗的传说故事被编入《格斯尔》篇章中。例如，图瓦艺人图鲁士·巴奘盖讲述的《格斯尔》，其中一个故事借用了蒙古文历史文献中关于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传说㉑。

总之，蒙古英雄史诗在题材内容上的发展变异，与沿丝绸之路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影响分不开。正因为有这种相互影响，蒙古英雄史诗文化中包含了很多与沿丝绸之路国家民族史诗共同或相似的基因，从而成为沿丝绸之路国家、民族、部落间深层的精神连接纽带。其中很多故事情节、母题和民俗文化现象的来源与意义，只有放在丝绸之路文化背景下才能得到揭示。而探讨构成这些民族史诗题材内容中更为细小的部分，还会发现蒙古英雄史诗与沿丝绸之路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蒙古史诗保护与研究新契机

以《江格尔》《格斯尔》为代表的蒙古英雄史诗的保护与研究离不开沿丝绸之路国家民族之间的紧密合作与交流。事实上，中国史诗研究目前所取得的成就，与沿丝绸之路国家间的交流及合作关系密切。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史诗研究起步很晚，无论在资料建设还是在理论建树方面均落后国际先进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是，中国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真正起步到现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资料建设方面，不仅抢救搜集了本国境内蒙古英雄史诗的大量资料作为史诗研究的坚实基础，而且还通过沿丝绸之路国际间的交流，利用各种合作机制，掌握了大量与蒙古史诗相关的学术资料，逐渐改变了中国蒙古史诗研究在资料建设方面的落后状况，为蒙古史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料优势。以《江格尔》的研究为例。《江格尔》产生于中国卫拉特民间，后逐渐流传到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人中，但是，卡尔梅克《江格尔》的抢救保护、搜集记录工作早于中国150年，于1802年开始。至20世纪40年代，以俄苏学者为主的欧洲各国学者已经记录出版了卡尔梅克《江格尔》30余部诗章的数十部异文，使其名扬世界，并成为与世界著名史诗齐名的伟大史诗。蒙古国记录该国《江格尔》也先于中国几十年，从1901年起，由格·兰司铁、策·扎姆察拉诺、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等欧洲、俄苏学者在蒙古记录了一些不完整的《江格尔》诗章开始，至1978年，共抢救记录了蒙古国《江格尔》25部诗章。而中国，从1978年才刚刚开始大规模抢救记录《江格尔》。短短10余年间，从100多位艺人口中抢救记录了100余部独立诗章的300余部异文，迄今出版《江格尔》资料本、翻译本、文学读本60余部，正在相继推出《江格尔》科学资料本12大卷，中国《江格尔》研究由此在国际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然而，要占据国际《江格尔》研究的学术制高点，不能仅仅满足于国内资料。因而，中国相关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借“一带一路”倡议之顺风，正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相关机构联系，建立多方合作、资料共享机制。例如，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江格尔》文献集成与研究”立项，邀请蒙古国、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图瓦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以及卡尔梅克共和国的专家学者召开会议，就共享《江格尔》资料达成共识。除了《江格尔》以外，中国出版的《格斯尔全书》，也通过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相关机构之间的合作，从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匈牙利等国图书馆、档案馆、资料馆获取资料而得以出版。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史诗，从19世纪初就已开始，早于中国100多年。例如，《江格尔》研究从1802年开始，自此之后至20世纪，阿·波波夫、奥·科瓦列夫斯基、阿·鲍勃洛夫尼科夫、卡·郭尔斯顿斯基、阿·波滋德涅耶夫、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斯·阿·科津、尼·波佩、瓦·海希西等一批欧洲学者相继投入到《江格尔》研究中，形成了以类型学研究为主的理论方法。中国的《江格尔》研究起初主要是学习、接受和借鉴欧洲及俄苏学者的理论方法，奠定了《江格尔》研究的理论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进和借鉴欧美先进的史诗研究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各民族史诗鲜活多样的传统，中国史诗学理论体系建设得到了空前发展，在国际上正产生重要影响。

一直以来，在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下，包括蒙古族史诗在内的中国北方民族史诗研究举办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诸如1978年在埃利斯塔举办的“《江格尔》与突厥—蒙古各民族叙事作品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年在乌兰巴托举办的“《江格尔》与中亚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在新疆和布克赛尔举办的“《江格尔》与世界史诗”等。近几年，随着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各教学、科研机构积极跟进，以蒙古族史诗研究与“一带一路”为主题，多次召开国际性或全国性学术会议，在蒙古史诗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通过几十年不懈努力，目前以“三大史诗”研究为代表的中国史诗研究，不仅已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还走进了先进行列，越来越受到重视。

结语

综上所述，蒙古史诗是在沿丝绸之路国家、民族、部落的迁徙、交融、交战等历史过程中产生、发展、传播及变异的。《江格尔》《格斯尔》等史诗的传播范围从东边的兴安岭一直到欧洲的伏尔加河流域，几乎覆盖了整个草原丝绸之路。蒙古史诗题材内容的发展变异，与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因而史诗也成为沿丝绸之路各个国家、民族、部落间深层精神连接的纽带。蒙古史诗研究，在沿丝绸之路各国学者的共同参与推进下起步并发展。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学界积极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开展合作，在资料建设、理论方法改进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史诗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与地位得到提高。

作者简介：

斯钦巴图，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蒙古族及北方民族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