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录是非遗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记录应包括与某项文化有关的完整考察，而且应保持动态更新，把其发展变迁的过程全面地记录入库。非遗名录的建立应抓大放小，能进能出。对于价值不大或随着传承实践发展无法活态保留的非遗项目，无须强行传承，只需以博物馆的物质化方式记录保存。生产性保护不只限于传统手工艺类的生产，民间艺术、民俗节庆都应当面向市场、转化创新，与当下审美、应用场景相结合。非遗整体性保护的目的是保护非遗的文化生态和传承环境。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商业开发似乎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生态的破坏，但“伪民俗”中也有真传统，创新能否成为今后的传统，需要实践和时间来验证。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名录；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自2004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称《公约》)以来，中国的“非遗”保护经历了最初的起步阶段和中间的“申遗热”，近年来非遗保护工作逐步规范化，进入巩固抢救保护成果、增强传承实践活力的新时期。非遗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但仍有不少问题。本文将从非遗的记录保存、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三方面进行论述，对非遗保护的认识和理念作进一步深化和厘清，并对新时期非遗保护如何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把握平衡加以探讨。

一、非遗的记录保存

根据联合国《公约》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保护(safeguarding)是指确保非遗生命力的各种措施，主要包括遗产各个方面的认定、记录、建档、研究、保存、保护、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传播等环节。其中认定、记录、建档、研究、保存是非遗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既是保护的前提，也是传承、弘扬的依据。普查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包括采集作品和记述民俗，进行全面、系统和真实的记录。普查之后，要将普查结果系统化，分类整理，保存入档，建立数据库。记录应包括与某项文化有关的完整考察，而且应保持动态更新，把其发展变迁的过程全面地记录入库。

中国古代就有采风传统，古代称民间歌谣为“风”，通过采风了解民俗，体察民情。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诗经》就是以采集的民歌民谣为主体。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是先行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最早启用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登记制度，确定各项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以约束。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引入登录制度并积极推行。如今登录制度已是世界各地广泛采用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非遗保护方式。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建立了非遗名录制度，也类似于登录制度，即把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并按不同等级予以保护。目前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已经逐步完备。中国目前是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我国，一项政策出台后很容易搞成“高度重视”“百年大计”的全民运动，申遗亢奋热情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在非遗的概念正式使用之前，联合国最初的文件中一直用民间创作（民间传统文化）指代这一称谓，“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社区的全部创作，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礼仪、手工技艺、建筑艺术及其他，涵盖了衣食住行娱各方面，其实就是传统的民间文化。不管是联合国《公约》还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及我国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可以从中看出，今天的“非遗”实则上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并在日常生活中延续并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是可见、可参与的生活。也就是说，非遗本就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及香港等地，保护非遗是全民共识，非遗的保护早已制度化、常态化，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生活中。自2006年以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四批137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各省（区、市）公布了15550项省级代表性项目。在非遗工作持续进行了近十几年后，现有的已入选的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已接近饱和，社会上有将“非遗”泛化的趋势。即使从资金和人力资源状况来看，我国非遗保护项目的无限扩容也是不现实的。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要进入保护名录，都要永远地传承下去。非遗的演化甚至消亡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的过程，对一些不适应社会发展、与人们生活关联度不高、无法活态保留的“非遗”项目，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强行传承，也许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其记录在档，以收入博物馆的方式加以保护。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一些非遗的消失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避免的，这是非遗保护和传承面临的现实境遇。非遗本就是传统生活的一部分。传统在变迁，非遗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当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发生改变，某些文化形态也会改变甚至消亡。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保存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是“入世”的，是依旧活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的。这是历史积淀和大众选择的实践过程。对于非遗项目的保护应抓大放小，突出重点，选取真正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有实际技艺及个体特征的传承人进行保护和传承，没有必要求多求全。实践中，非遗申报存在“数量大、质量低”的问题，一些地方文化研究者因地域情结过于强烈，盲目夸大当地非遗的地位和价值，甚至伪造史实，造成非遗申报中鱼目混珠的乱象。对于申报的非遗项目需要进行整体的评估和考量，对一些不具有当代价值或保护价值不高的项目，应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

其次，非遗名录应该是动态变化，可进可出的。传统是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既源流分明，又不断融入新的泉源，生出新的生命。传统文化传承至今，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自在的状态，而非人为干预的结果。部分非遗已经消失，如劳动号子；部分非遗逐渐淡出实用和技术功能走向艺术化，如毛笔书法；部分得以传承和发扬。旧的非遗在消失，新的非遗也在生成，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发展过程。既然如此，对于进入名录的、现在得到保护的非遗，将来也未必不会消失，非遗传承人也未必从一而终、尽职尽责地履行传承义务。非遗项目名录和代表人名录自然也应该是动态变化的。在实践中，一个项目因为传承人去世或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确实难以为继，就只能退出传承实践。这个在国际上已有先例。如日本对有些无法传承下去的“无形文化财”实行摘牌。近10年的时间，文化部一直在对各地统计上报的、地方上自认为是非遗的项目进行归类，驳回那些代表性不够、质量不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非遗项目。2012年，文化部首次撤销或合并一批非遗项目，对105个保护单位亮了红牌。有的改变了保护单位，部分传承人因履行义务不力被取消传承资格。在实践中，要紧扣非遗的本质特征，逐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认定标准，研究和制定非遗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制度，并建立合理的审核与考评退出机制，使真正应当予以重视的非遗得到有效保护。

看待非遗面临的时代挑战，需要有大的历史观。古希腊文明如此璀璨，也难逃消失的命运，但优秀的文化即使消亡也会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哲学思想、历史、建筑、科学、文学、戏剧、雕塑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对西方文明体系的构建起了重要作用，并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主导地位的形成，影响到整个人类世界。艺术人类学者方李莉曾借用自然生态理念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变更替。她认为，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一样，人类的文化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演替的过程。在这一演替的过程中原有的文化，成为了新的文化生长的有机质、孢子和种子，即新的文化生成所需的内在要素和基础。文化就是如此不停地更替演变，生生不息。

文化是活态的，非遗的变化是必然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基础的工作是整理和记录，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于有形的、物质化的固态档案。对一些非遗的消亡我们完全不必杞人忧天。费孝通先生说过，作为生物的生命体，死后是不会复活的，但作为文化的生命体，只要有环境和社会的需要就会再次复活，在适当环境下实现复兴，成为当下和未来文化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数据库的建立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一些传承面临严重困难、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的项目。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完善更新非遗数据库，使用音频、视频、图片甚至数字化等多媒体的方式，将各种传统文化内容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尽可能全方位记录保存下来。所记录其核心内容和代表性传承人的独到技艺等相关资料，可供后人检索、分解、研究、教育和传播。

二、生产性保护

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在档是消极保护，对于今天仍有市场需求和受众认可的非遗，则应积极保护，保持其内在活力，使其在当代社会中得到新的发展和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是非遗保护的特殊要求，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保护。

生产性保护方式的提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路径。“生产性保护”的含义实际是指通过商业活动使一些传统艺术、技艺和活动进入生产与消费市场，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保护和振兴。通常人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主要适用传统工艺类。实际上，传统民间艺术，比如民间歌舞、传统曲艺等同样需要面向市场、面向大众进行创作。就连民俗节庆，也应在保持其内涵的基础上，与市场结合，与现代人的消费习惯相结合，与经济效益结合，这也是广义上的生产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对应的英文是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严格地说，在中文的语境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可能会引发误解和歧义的词语。遗产，意味着死去、过时、没落之物，至少是不再完全发挥效用的文化。而英文中的Heritage，更有继承、传承之意。在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词汇是“无形文化财”，非遗传承人叫作“人间国宝”，非常传神地表达出非遗的特征和价值。非遗并非是“遗留物”，而应该是一种还活着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传统技艺、民间曲艺歌舞和民俗文化等非遗的一部分随着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消失了，但另一部分正通过转化和创新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文化资源。

至今还有人主张非遗保护传承应保持“原生态”“本真性”，即所谓的原汁原味传承，如果强调过头，不仅不符合文化传承的历史实际，还会把鲜活的文化传统变成僵化的木乃伊。传统是在长期实践中从无到有，从单一到丰富，逐步积累的。传统非遗文化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与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因此非遗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版本或本真样貌，不变是暂时的，变化才是永恒的。《舌尖上的中国3》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观念腐旧，尊古抑今，时刻都在传达对农耕文明的咏赞，对古法、手工的推崇和感动。最早的未必是最好的，更可能是蒙昧落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能带来新的创造力，没有受众的欣赏、分享，很难形成文化认同，也不可能实现活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方式保护的时候，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清思路。一是要面向市场。非遗是实践的，离开大众实践、离开受众，没有使用和欣赏，是不能构成完整的文化传统的。一些技艺如杆秤、算盘、宝剑等，在工业化时代，其实用性就逐渐减弱，只能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来保存，不再适合生产性保护了。而另外一些传统技艺，比如纺织、制瓷、制茶等，本来就具有商业特征，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都是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是因为有市场，有消费需求，所以才能够传承千百年生生不息。发展才是硬道理，生产和创新开展得越好，受众越多，这项遗产就越富有活力。传承人的传承与实践能力，不仅包括知识与技能，也包括获得经济效益的能力。非遗传承人生产或创作的产品和服务(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得到市场认可，创造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传承人提供有尊严的社会生存空间，从而激发传承人创造创新，如此周而复始，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生存是第一要义，否则他必然会选择其它能够使其有尊严地生存下去的生活方式。

二是要精修深研，提高技艺。手工技艺的传承和发展，需要耐心，需要精益求精，并与当下审美、应用场景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在中国，有很多手工艺城市，如陶瓷之乡景德镇、江苏的紫砂壶之乡宜兴、刺绣之乡的镇湖等地都聚集着几十万的手艺人，切磋互鉴，推陈出新。在日本，工匠精神被发挥到极致，每一样物品都是兼具人性化和趣味性，精工细作又富于美感，所以日本制造才能在国际上收获巨大的人气和利益。中国号称是纺织大国，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但是顶级的丝绸纺织品却并不是中国制造。奢侈品品牌爱马仕的丝巾，在中国只是优选蚕丝原料，纺织和印染工艺都在法国里昂完成。人心浮躁，快速出品，短期内通过一个产业项目似乎实现了生产性保护，但工匠精神的培养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对于一项技艺的长远发展来说，传承人潜心钻研，提高技艺，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才是根本。

三是要技术创新。生产技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从未中断。从纯手工到半机械半手工，到引入新的材料和工具，引入现代生产和技术标准，一方面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省了人工，同时提高了产品质量，有些产品还实现了规模生产。如将纳米技术运用到刺绣中，使其不怕水，也不怕脏，不怕发霉；风筝的制作中，将风筝与轮轴结合，放得更高更远；一些木工艺人将电脑与手工雕刻结合，使家具上的纹饰丰富生动，等等。手工艺与高科技结合正成为一种趋势。传统与现代、与高科技结合，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竞争力，使传统技艺得以复兴，甚至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在工业化条件下如何理解和看待手工制作和手工技艺，也有不少问题和理念需要厘清。当前仍有不少人把手工制作玄化，错误地把因材料、技术所限形成的生产方式简单地等同于传统，认为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过于亲密是“重术轻道”，认为非遗的商品化、规模化生产会使非遗生产的仪式、技艺等精神内涵被忽视。手工制作最基本的内涵是：个人持有的独到手工技艺对生产过程的重要介入，这必然是高科技无法取代的特质，比如造型的创意、酿酒工艺中制酒师的勾兑和调味技巧。材料和工具，都是特定资源约束和一定阶段科学技术水平的反映，传统手工艺并不排斥工具的改进。事实上，完全不使用任何机械辅助的纯手工产业已经不存在了，如面食加工中的斩拌、滚揉和剪切；酿酒工艺中酿酒用水和酒体杂质的专业过滤。把辅助机械剔除不仅不现实，也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悖。把祖先所传传统技艺原汁原味继承传承下去，是食古不化，既无必要也做不好。该传统的要传统，该现代的要现代。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应该互补、共存。

传统民间艺术，最早的功能可能是祭祀，后来由娱神转为娱人，成为人们生活中必需的精神文化产品。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同样使传统民间艺术等非遗项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发展的日新月异，娱乐形式日益多元，传统民间艺术表演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消费行为成为衡量文化活动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民间艺术的创作生产同样应当不断改进、参与竞争，有了观众的接受和欣赏，这种文化样式才能保持生存下去。保护非遗，不仅是保护昨天的文化，更是为了创造明天的新文化。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些艺术家从非遗项目中汲取营养和元素，实现了传统艺术的传承创新。蔡国强的装置艺术作品“草船借箭”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故事；杨丽萍新孔雀舞即是脱胎于傣族孔雀舞；谭盾的音乐作品也是将少数民族本土音乐与交响乐融合创新产生的当代艺术；莫高窟经典“飞天”形象也被用于热门游戏造型。笔者认为，不必担忧对戏曲、曲艺等传统艺术的包装和润色会脱离传统、伤及其文化基因，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使非遗传承突破瓶颈，赢得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也强调，对年轻人参与应给予特别关注。根据淘宝发布的《非遗老字号成长报告》，2018年购买非遗、老字号的淘宝消费者中，80后群体占比约为39%，90后群体占比达到32%。年轻一代已成为传统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成为消费者和传播者，传统文化才能不断焕发生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不失为一个成功案例。为吸引年轻观众，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选角全部使用年轻演员。传统昆曲唱腔过于冗长、节奏缓慢，观众难以接受。剧组在唱腔和旋律上借鉴西方歌剧，加入了大量的幕间音乐和舞蹈音乐。在服装、舞美方面，也都大胆创新。有报道说青春版《牡丹亭》使昆曲的观众人群年龄下降了30岁，从2004年公演到现在，在各大高校不断受到广泛好评，提高了学生们的审美情操及艺术品位，成为戏曲界的一个现象级作品。

在遇上互联网与移动终端这个庞大变量之后，传统曲艺普遍面临如何与新形式交相融合、借势而变、寻找新出路的问题。近年来，传统相声也在尝试创新发展，经过线下演出、线上综艺的不断培养，相声市场不断在寻求着商业化路径。现在青年观众群体的兴趣和消费习惯都已经“互联网化”，传统曲艺形式要想融入当下社会，需要争取今天的青年观众，需要具备更细致的“用户思维”，深入研究当下综艺市场。《新春相声大联欢》《相声有新人》都以“跨界”为主打特色，在内容和形式上皆采用“混搭”的新颖手法，通过全新的视角来展现相声这一传统民间艺术。

为吸引年轻的消费群体，除了内容方面的创新，还要把传统民间艺术的消费嵌入各类消费场所，提升文化消费便捷化水平。如东京一个极具当代风格的商场中，地下一层嵌入了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之一的能乐剧场，非常受年轻人喜欢，每天的演出场次都供不应求。经营者认为，越“现代”的商场，越要有令年轻消费群体有陌生感的元素。在国内，重庆磁器口古镇、网红之地洪崖洞，就是在人流密集的民俗美食街、商业街设置多个剧场，表演川剧、昆曲等传统艺术，吸引众多年轻消费者。

民俗节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位置。传统节日是民俗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集中展示与传承的文化空间。随着传统的社会生活场景烟消云散，节庆习俗的内容势必相应作出改变，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来自人为的提倡与扶植，而是文化演进与社会生活调整的积极结果。我们没有必要全盘照搬昔日民俗事象，中国传统节日要想振兴，需要丰富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其中与现代文明理念相冲突的部分民俗，应该毫不惋惜地予以扬弃。以春节为例，春节的习俗包括祭祖、贴门神、贴年画、穿新衣、放鞭炮、守岁、拜年、吃饺子等等。在现代家居环境中门神年画不易粘贴，不合时宜，已逐渐淡出生活场景。而短信、微信拜年和发红包正在成为新的民俗。在高楼林立、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除了酿成火灾和爆炸事故，还造成噪音污染、空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作为一种陋习已被很多城市明文禁止。“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应当成为民俗节庆传承的基本原则。

传统节日具有积极的演化能力。从实践来看，各大传统节日确实都在积极调适，很多传统节日节俗重心发生转移，有了“现代过法”。比如七夕习俗最初从求子巫术演变而来，至汉代演变为乞巧习俗，后来融入牛郎织女忠贞爱情的传说。如今的七夕，已经演变为“中国的情人节”，商家们推出的各种针对“有情人”的商品和服务，参加相亲交友等以爱情为主题的活动，俨然成为了七夕节的“新民俗”。许多民俗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牵强附会，并极力主张恢复七夕乞巧促织的主题。但针线女红已不再是当今女子的日常劳务内容，乞巧习俗失去了生活的依托。今时今日，全盘照搬昔日的节俗事象，固守传统形式，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七夕的爱情主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此外，也没有必要因为强调传统而排斥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我们传统节庆的补充。传统节日正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缩小了地球上的时空距离，正所谓“环球同此凉热”，人们都期望过一切富于人性之美和人性之趣的节日。世界文明的未来可能趋于同质化，新民俗趋同色彩，是难以避免的。日积月累，这些外来节日可能也会逐渐变成我们节庆民俗的一部分。

民俗节日必定会越来越多地融入现代生活的内容，被不断注入新的内涵。我们强调传统节俗保护，主要在于保护其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和象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文化底蕴正逐渐从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记忆中淡化，如清明节的踏青、中秋节的赏月、端午节的祛病消灾等。传统节日似乎变成了吃喝玩乐的“假日”，而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却在不断被简化和忽略。民族传统节日是凝聚民族情感、激发文化认同的重要力量，应该让更多年轻人深入了解各种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传统，培养年轻人的文化认同感。

在当代社会，民俗节庆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还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消费社会和经济全球化不仅把物质产品、也把精神活动转化为市场消费行为。民俗节庆的公众参与度、影响力往往与其经济价值呈正比。圣诞节本是宗教节日，同时也是一场全民消费狂欢。在美国，每年从感恩节到圣诞节的五周被称为圣诞购物季。年底购物季逐渐成为消费企业一年盈利的关键，许多商家这段时间的销售额能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2018年美国圣诞购物季销售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传统节庆的保护和传承，必须重视其经济价值，要做到面向市场，与现代人的消费习惯相结合，尤其要重视吸引年轻一代消费群体。

三、整体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原则。非遗的存续和传承与孕育、滋养它的环境密不可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是指非遗保护从单一的项目性保护转向保护非遗得以孕育的人文环境，保持文化生态平衡。文化生态系统包含自然、经济、政治、社会、人、环境等诸多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文化空间中。一方水土一方鱼米，不同环境造就不同非遗。一砖一石，一草一木，地方美食、乡间俚语，春风化雨般滋养造就独特的当地风情，正如俗话所讲“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脱离生存环境，孤立地保存一个非遗品种，就会失却其鲜活生动的本来面目，是很难实现活态传承的。“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文化现象的整体，并不只是一个单独的物件，只有从生活方式层面进行整体性的深度保护，才能真正体验、领会非遗丰满丰富的意义。比如，民间剪纸就应该在节庆、婚嫁或其他民俗活动中贴在窗户上，表达和谐和睦、丰收健康、欢喜圆满等美好寓意，引发最广泛的情感共鸣与认同。如果让其脱离民间语境，脱离日常生活，将其镶在玻璃框、置于艺术馆中，成为静观性的审美对象，活生生的艺术就被僵化了。

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由欧洲国家最先倡导的。欧美发达国家在经历能源危机和生态污染之后，开始关注到文化与自然生态的互动关系，提出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应该进行整体性保护，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生态博物馆的建立。生态博物馆发展理念就是将文化保护融入所生成的文化空间和自然环境中，“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从而阻止文化退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始于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学界关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引入。1995年中国和挪威两国在贵州梭嘎建成我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我国早期的生态博物馆多集中于文化面貌丰富多彩的西南地区。贵州以中外合作的形式建设了梭嘎、花溪、堂安、隆里、地扪生态博物馆；广西推行“10+1”模式，由广西博物馆联动建设了南丹里湖、三江等10家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并非针对乡村，欧美国家多集中于城市社区，被称为社区博物馆。从2010年开始，我国开始选取东中部经济基础较好、文化特色突出的地区建立社区博物馆，如安吉生态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等。

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各地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古村古镇、工业遗址和城市传统社区等，建成50座生态博物馆或社区博物馆。就目前看来，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它的出现非但没有对当地的文化起到理想的保护和传承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变迁。很多生态博物馆都沦落成为民俗旅游村。国际博物馆界对生态博物馆发展旅游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旅游会对原生文化造成冲击。生态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开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世界曾经出现了300多座生态博物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将近一半已经消失。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本身非常美好，但如何实施还需要更深的理解。

2005年文化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概念，并从2007年起先后在17个省、区、市批准了闽南、徽州、热贡、羌族等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各省区市设立了146个省级实验区。2019年3月1日，文化和旅游部出台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总结实验区建设经验，进一步完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申报、建设、管理的工作机制。从实践中看，生态博物馆文化形式较为单一，模式也基本相似。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位于梭戛乡，所辖12个自然村寨。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位于福州中心城区，保护范围是38公顷的历史文化街区。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地域范围更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福建的泉州、漳州、厦门三地，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范围是：安徽省黄山市的全境，安徽省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重要的是理念不是名称，不管是生态博物馆还是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还是国家文物局推行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综合试点”，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强调非遗生存空间的保护，即“见人见物见生活”。不仅要保护单一的非遗事象，还要保护居民的传统习俗和生活形态，以及古村风貌、古建筑保护等物质遗产诸多方面。理念是美好的，但是同生态博物馆一样，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的建设也同样面临诸多质疑：范围过大、内容庞杂、人才资金不到位，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措施等，并没有取得实质意义上的保护效果。最关键的是，如何把握开发与保护、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度，这是所有民族文化变迁中面临的两难选择。

从《公约》中可以看出，非遗的特征之一就是“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某种文化现象是不是一个群体或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决于他们本身是否认同。但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由国家主导，缺乏民众认同和参与，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我国现有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1个在少数民族地区。尽管政府利用政策扶持、资金保障等强力推行，但对于地处偏远的民族村寨来讲，让人们过着真正困顿的农耕生活，仅供游人观赏，无疑是对人性的摧残。一个群体在没有解决生存问题之前，很难产生保护自己传统的“文化自觉”，人们更急于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状态，所以当地政府和居民毫无例外地热切地拥抱了旅游。他们觉得自己的传统文化已不合时宜。尽管他们还是穿着民族服装，但已不像从前那样享用传统服饰之美。尽管还跳着民族舞蹈，但心中已无激情，虽然精彩但也做作，就连祭祀活动也成了每天必演的节目，而不再是源于内心需求。在游客的目光之外，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乡土文化演变成了旅游者的文化怀旧和文化猎奇，成了伪民俗。

但是，要求当地人固守文化传统，保护所谓的原生态，是否同样是一种伪民俗呢?“整体性保护”这一概念的核心和运作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特定群体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保护如果背离了传承群体自己的意愿，单纯靠他者的意愿和行为去推动，只会沦为主流文化观赏、凝视和猎奇的景观，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很多时候，当地居民对这种外界强行施加的保护行为内心是排斥和抗拒的。欧洲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提出，是在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是一种面对能源危机和生态的压力而产生的文化自觉行为。但在我国，即使是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保护过程也并非出于自觉自愿。受商业经济的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对金钱的膜拜更为严重，发展经济的愿望也更为急切。实际上，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大潮中，没有任何文化能保持原生态。不管是生态博物馆，还是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其整体性保护的理念，不是将其封存不变，而是让文化传统在当代文化环境中转化、创新和传承。这种转化传承，必须出自当地的民众包括政府自觉自愿，使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自在的迷失状态转向文化自觉，从而取得文化转型和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只有这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和魂，同时也是推动民族复兴的独特战略资源。早在一百多年前近代旅游发轫时期，历史遗产的保护和旅游业发展即是相互促进的。二者完全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实现互利共生。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它只是为文化变迁中兼顾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不能要求保护区内原住民放弃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也许只有如此，他们的传统文化才可能被更多的人认识、珍视并传播。在文化全球化和同质化的当代，仍然成为他们文化认同的鲜明标识。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说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以“民俗”或“文化遗产”之名进行的商业性娱乐活动，似乎意味着传统文化生态的破坏(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案例证明了这种破坏，但非遗的保护和文化多样性发展本来就极具复杂性)；但另一方面，伪民俗中也有真传统。博物馆专家马克·摩尔用“镜子”生动地表述生态博物馆的功能，当地民众可以从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并认识、接纳自己。的确如此。当地人在商业化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他们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而可能产生文化认同，激活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和自信，这成为他们从镜像中重新发现乡土自我、重新寻求身份认同的契机，乡土文化传统也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经过调适而获得重生。

文化生态的平衡具有动态性。传统在消失，但传统也在生成。每一种传统文化都有自我保护和自我修复的能力，文化发展和传承的过程包含着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对传承实践中的各种创意创新，比如一些遗产项目的商业表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传统的影响力，加速其传播。只要不是歪曲遗产的文化内涵，不是违背持有者的意志，要给予宽容鼓励。创新能否成为今后的传统，要留待实践检验，时间本身就蕴含着可能性。比如北京著名旅游景点什刹海街区有个专门说相声的剧场——嘻哈包袱铺，是在旅游景点模仿传统风貌新建的娱乐场所，看起来和所有迎合游客的“伪民俗”风情旅游项目并无不同，实质上却包含着真实的传统文化，为本地人和外地人传播着老北京的民俗文化，吸引着观光的游客，也汇聚着保持或向往传统文化的居民，重构出一个北京民俗文化生态空间。即使是伪民俗，也同样隐含着某些传统民间文化的因子，并可能吸引真正的民间文化传承者介入，在繁华喧嚣的文化市场中实现传承。

四、结语

如何把握开发与保护、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又很难一概而论。创新的节点和尺度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传统技艺中机械的使用什么程度上是可以被容忍的?有一项著名的哲学思想实验，叫做“特修斯之船”。一艘船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被更新了一遍——那么，完全更新后的船，还是最初的“特修斯之船”吗?关于这个问题，比较被认可的结论分析是这样的：一件事物，只要它更新前后的关键因素具有“同一性”，而且这种更新具有“时空连续性”，那么就可以认定“我还是我”。这个问题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对于非遗的记录和传承，要顺应自然，也要锐意创新。非遗的顺时、顺势，实现自我发展都是值得鼓励的。一方面要秉承传统、不忘初心，但也要砥砺前行。文化全球化和互联网络等通信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西方主流文化对全球的覆盖，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转换为世界看得懂的形式和内容，才能吸引年轻人和全球消费者，才能够真正地融入时代、进入生活。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