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但是，全国各地的端午习俗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南北方差异较大。例如，端午节的节令食品是粽子，北方的粽子一般是素馅甜味，南方除此之外还有咸味的肉粽子。南方端午多龙舟竞渡，北方过去很罕见，近年才从南方引进了一些竞渡活动。那么，各地端午节的共同点在哪里？差异在哪里？又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呢？

一、共同的时间想象

所谓节日，就是一年之中那些具有特殊性质的日子。这种特殊性并不是节日的自然属性，而是人们根据文化观念赋予节日的。《礼记·月令》说仲夏之月(即五月)：“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郑玄注云：“争者，阳方盛，阴欲起也。分，犹半也。”（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1370页）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五月有夏至，阳气达到顶峰，阴气开始回归，阴阳二气争斗激烈，各种生命生死各半。可见，在古人眼里，五月很凶险。

普通百姓则从实际生活经验出发，发现五月气温骤然上升，各种毒虫活动加剧，疾病增多，直接威胁人类健康与安全。所以，五月初五被古人视为“恶月恶日”。各地端午节习俗虽然千差万别，但是习俗背后对于端午日时间性质的想象是高度一致的。例如，山东烟台长岛县百姓至今仍然把五月称为“恶月”“凶月”，认为不吉利。浙江嘉兴地区平湖县民众也认为五月是恶月。正因为有这样的时间观念，为了保证顺利度过端午日这个关卡，人们创造了各种具有驱邪气、保健康的民俗活动。

把客观的日期划分为吉利或不吉利，把五月初五称为“恶月恶日”，当然不科学，似乎还有点迷信色彩。但是，这是生活的艺术，是精神生活的需要。因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物理性质都是完全一样的，假如没有上述想象，天天都一样，人生将变得千篇一律、单调乏味。既然把端午称为“恶月恶日”是一种生活的艺术，那么它就不属于科学领域。因此，我们不能拿科学去衡量它、要求它，更不能用科学去批判它。生活既需要科学，也需要艺术。科学让生活具有理性，而艺术让生活变得趣味盎然。

二、共同的习俗

基于对五月五日性质的共同想象，南北方的端午节习俗大多是一致的。

端午既然是阳气极盛的日子，所以人们认为此时的各种药物药性最强，由此形成端午日采集药物的习俗，全国通行。宋代陈元靓的《岁时广记》总结宋代及以前端午节所采药物就有二十多种。目前常见的是采集艾草、菖蒲，用来泡水洗澡、洗头，或者晒干点燃熏虫。最有趣的当然还是捉蛤蟆制药。明清时代，北京的太医院会在端午节大张旗鼓地到南海子捉蛤蟆、取蟾酥，用来制造紫金锭。此药具有辟瘟解毒、消肿止痛的功能。太医院都这样做，老百姓自然也会这么做。我在湖北十堰山区见到百姓们在端午节早上捉蛤蟆，捆好，往蛤蟆嘴里塞一个墨锭，晒干。老乡告诉我，用这种墨锭涂抹皮肤，可以治疗疔疮。大概因为捉蛤蟆的人太多，所以平时常见的蛤蟆，到了端午节反而很难见到。因此，当地还产生了一个歇后语，“癞蛤蟆躲端午——躲一天算一天”。浙江嘉兴地区捉了蛤蟆，拴住一条腿，让它在灶台上爬一爬。据说这样灶台上就不会生蚂蚁、蟑螂。

消灭“五毒”是各地普遍的端午习俗。所谓五毒，一般是指蝎子、蜈蚣、蛇、壁虎和蛤蟆（有些地区的五毒有蜘蛛，没有壁虎）。蝎子、蜈蚣、蛇、蜘蛛都有毒，蛤蟆有微毒。壁虎无毒，但是它遇到危险会自断尾巴逃跑，传说它的尾巴掉进人的耳朵会致聋。五月气温暴热，这些毒虫活动加剧，容易危害人类。各地端午节一般都有防范或消灭五毒的活动。其一是剪纸，剪出五毒形状，贴在窗户或墙上。有时图案直接就是剪刀杀死五毒或者针扎五毒。其二是为孩子制作兜肚，上面绣上五毒图案。其三还有吃所谓五毒菜、五毒饼的。江苏的五毒菜，是韭菜、茭菜、黑干、银鱼和虾米。北京的五毒饼，是在甜饼表面印上五毒图案，吃掉这些食物，就象征着消灭了五毒。

端午节使用雄黄酒也非常普遍。一般是用雄黄酒涂抹儿童五官，最有趣的是用毛笔蘸上雄黄酒在孩子额头写一个“王”字。这个“王”字代表着百兽之王——老虎。这种风俗跟过去给儿童穿虎头鞋、戴虎头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希望让老虎赶走妖魔鬼怪和各种毒虫，保护儿童。雄黄酒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含一口往墙角或地上喷，用来驱逐家里的毒虫。

悬挂艾草、菖蒲也是全国流传的端午习俗。艾草、菖蒲都是具有浓烈香气、并有药效的植物，端午前后生长茂盛。人们把它们悬挂在门窗边，用来驱虫、辟邪。部分地区还会加上桃树枝和新鲜的大蒜，这两种植物也是辟邪的。艾草、菖蒲能辟邪，据说因为艾草叶子像古代的牙旗，而菖蒲叶子像宝剑，二者合称“艾旗蒲剑”。桃树是古代神话里掌管鬼魂的神荼、郁垒二神停留的地方，因此人们认为桃树枝可以辟邪。大蒜头的形状类似神将使用的铁锤，自然也被赋予了辟邪功能。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民俗中“邪气”的概念。古人对于疾病成因的认识水平有限，往往称之为邪气。艾草、菖蒲和大蒜都有药效，说它们能辟邪是有一些科学因素的。邪气的第二层含义是信仰性的，民众把各种妖魔鬼怪带来的威胁也称为邪气。生活中有害健康的不可知因素很多，人们惧怕它们，把它们想象为妖魔鬼怪。而端午节这些辟邪的习俗能够使人们摆脱恐惧，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这也是合理的，对人生有利的。

缠五色线、戴香囊是端午节普遍的装饰性民俗。过去，各家都会把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线组合成五色线，到了端午节早上缠在孩子的手腕或脚腕上。意思是保佑孩子健康。香囊是一种盛有香料或药材的装饰性小袋子，端午节挂在儿童胸前，也是保健辟邪的。

端午节最主要的节令食物是粽子。粽子在古代叫角黍，其中包的是黍子（黄米），点缀一些枣和栗子。而黍子、枣都是典型的北方农作物，所以，我推测吃粽子最初应该是起源于北方的习俗。后来这一习俗传到南方，而南方不产黍子，就改用同样具有黏性的糯米，不过仍然沿用了“角黍”的名称。这就像起源于南方的新年爆竹习俗，原本是直接把竹子烧炸爆响，传到了缺乏竹子的北方，就发展成用纸包火药做成鞭炮并沿用爆竹的名字一样。现在，北方也很少种植黍子，而粽子只好都用糯米来制作了。

三、南北方端午习俗的差异

中国地域广大，南北方地理环境截然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地方性的历史传统也有差异。因此南北方的端午节习俗既存在着上述共同点，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竞渡是全社会参与的大规模节日习俗，可在这方面南北方偏偏存在巨大差异。南方河流众多，船是重要交通运输工具。因此，南方很早就有端午竞渡活动，尤其以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为盛。但是在缺水的北方，基本没有竞渡。作为端午节的一部分，竞渡最初也是以辟邪攘灾为目的。但是后来发展出纪念先贤（包括屈原、伍子胥、曹娥）的道德寓意。湖北秭归是屈原故里，湖南汨罗是屈原投江之地，当地传说屈原是五月五日投江自尽的，竞渡就起源于百姓划船抢救屈原或打捞屈原遗体。而吃粽子则被解释为用粽子喂饱水中动物，避免它们争抢人们送给屈原的祭品或者避免它们危害屈原遗体。由于屈原是古代一个伟大的诗人，在文人和政府的支持下，这个传说得到大力宣传，北方也慢慢接受了这些传说。近年来，个别北方地区也从南方引入了龙舟竞渡，提高了节日气氛。

另一个差异在于粽子。北方粽子一般都是甜味的，但是南方除了甜味粽子之外，还有咸味的肉粽子。形状也有差异。北方粽子都是三角锥形，而南方除此之外还有长条形状的所谓“枕头粽”。包装的叶子也有差异。南方多用箬竹叶包粽子，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而北方没有箬竹，多采用芦苇叶。

第三个差异是节令食品品种的数量。端午节，北方物产还未全部成熟，所以应时的节令食品数量有限，主要是粽子、鸡蛋、煮大蒜等。相比之下，南方物产则丰富得多。江南地区普遍吃“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鸭蛋及雄黄酒五种原料。而高邮、扬州等地竟然有所谓“端午十二红”——咸鸭蛋、火腿、油爆虾、红烧鸭、苋菜、雄黄酒、黄鱼、玫瑰砂(糖)、月季花、石榴花、樱桃、枇杷。基本都是红色或黄色。传说之所以是十二红，而不是十一红，也不是十三红，原因是十二代表着一年十二个月。端午节吃了十二红，就能保佑一年十二个月顺利。

四、端午习俗的地方性差异是人们自由创造的结果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看到南北方对于五月初五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基本风俗也一致。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出现差异的原因包括：

第一，地理环境因素。南方多河流，于是发展出竞渡习俗。北方缺水，所以难以发展竞渡。即便北方从南方引入了竞渡，限于自然条件，也无法普遍发展。南方生产箬竹，包粽子就选用箬竹叶。北方没有箬竹，就只能从南方运来，或者选用本地新鲜的芦苇叶。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南北方端午节的差异。

第二，地方历史因素。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史和地方名人。屈原生于湖北、死于湖南，所以这两个地区就用屈原之死来解释端午节风俗的起源。而苏州古代是吴国首都，于是春秋时代冤死在吴国国君夫差手里的伍子胥就成为后世苏州百姓解释端午竞渡起源的工具。浙江端午竞渡起源传说最初也是纪念伍子胥的，但是在东汉汉安二年（143）发生了一件奇闻：参加端午祭祀潮神伍子胥的曹盱不幸死于潮水，遗体失踪。女儿曹娥为了寻找父亲遗体，自己投河自尽。五天后，曹娥抱着父亲的遗体一同浮上江面。后来曹娥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于是，当地人解释竞渡的起源是为了纪念曹娥这位著名的孝女。

由此可见，端午习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行为模式，而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地方资源不断创造的结果。人类是节日民俗的主体，节日民俗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类过节的方式自然也会变化。当然，节日民俗的创造并不是个人任意的。因为节日民俗是一个社区群众共同的生活方式，个人的创造需要得到集体的认可和接受。只有那些符合大众意愿的创造才能成为新的节日民俗，成为集体认同的文化新标志。

（本文刊载于《文史知识》2019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