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魁立：民间文艺理论家、民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

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近些年来，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绩，非遗的概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所重视。

没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今天这样，对非遗如此关切

有这样一个故事：前些年，美国发射“旅行者号”送往外太空，同时灌制了一张名为《地球之音》的纯铜镀金激光唱片，载着人类的梦想和对地球外其他文明的问候飞向茫茫宇宙。金光盘录制了各个国家的声音，从中国选去的是一首古琴曲——管平湖先生弹奏的《流水》录音。管平湖是一位打谱并且演奏古琴的音乐家。过去古琴的记谱不是像今天这样记的，用的是“减字谱”，由于减字谱对节拍没有具体的记录，把减字谱演绎为有音高和节奏的实际音乐，这一过程被称为“打谱”。现有的很多古琴曲就是他打谱的，老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了。而那首古琴曲《流水》是7分37秒。太长了，时长超过太多。当时许多评委在一起讨论怎么办，考虑截取哪一段，最后大家认为完全不能截。这首曲子现在就在外太空播放，外太空其他智慧生物要了解地球说不定就会通过我们中国人所弹的这首《流水》。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大约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研究音乐的先生们做过一番调查，当时全国能够弹古琴的、了解古琴的不足100人。自从我们国家在2003年批准签署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动。我们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到今天为止，短短的十五六年的工夫，现在做古琴的就有上千家，更不要说弹古琴的了。如今学习和弹奏古琴的已经不下一二十万。这说明了我们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没有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关切；没有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样，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同建设新生活联系得如此紧密。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框架下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名录。其中一个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比如昆曲、古琴艺术、二十四节气等等都在其中。当时我们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中医，有些专家认为应该报为“中医文化”。但是中医文化这个概念很大，要考虑到中医药的一些情况。在申报的时候，就要考虑怎么样才能让大家认可，于是我们最后申报了中医针灸。如果针灸被大家承认了，那就是对中医的明显承认，最后申报顺利通过了。

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努力把事情做好，这体现非遗传承人的社会责任，这就叫工匠精神

有别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做法，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框架下，还设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没有传承人就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常常听人说，“请你吃烤鸭，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这种表达方式是错误的：鸭子本身是物质，只有喂养炮制以及烤制的过程才是非物质性的。烤鸭制作时不是在肚子开膛的，而是在身上开个小洞，把内脏拿出来，洗得干干净净，灌上开水，把它放到炉子里，烤制时刷上糖稀、蜂蜜或油之类，这一套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过程。这一套本事在谁那儿？是在传承人的手里。

传承人自身有着非常强烈的公产意识。如果把手艺看成私产，那么你可以随便处理它，可以传给儿子，可以随便送人，也可以不再干了。但是，当你申请作为传承人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自己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了。传承人不仅要传承，还要保护和弘扬，要努力地推进这个事情的发展，这是一种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感正是他们值得尊重的地方。我和这些传承人有过很多接触，他们真的是对非遗的保护发展呕心沥血。前不久，我在浙江见到了国家级非遗项目龙泉青瓷的传承人徐朝兴师傅。他把肱二头肌抬起来给我看，手臂上就像凸起了一个馒头，而且他拉坯60年（将制备好的泥料放在坯车上，用轮制成型方法制作具有一定形状和尺寸的坯件），指纹都被磨平了，已经没有指纹了。当时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什么叫做工匠精神？他说：“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以为这句话就是“工匠精神”的极好概括，孜孜以求，锲而不舍。

我还认识一位烧制白瓷的著名工匠师傅，他一直做非遗宣传，三四年时间大概宣讲覆盖了18万人。他曾到监狱里去宣讲，其中有一个重刑犯，刑期很长，师傅就让他学拉坯。这个犯人做了一件东西，做得还好，师傅就帮他去烧，烧好以后给犯人看，这个犯人就拜托他卖掉，卖了25块钱。这个犯人拿着这25块钱激动得不得了，对师傅说：我现在知道怎么成为一个好人了，而且我也知道怎样自食其力了，我将来出狱以后不会再做坏事了。听了这个故事我特别感动。传承人师傅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给社会营造了良好的道德教化氛围，我非常敬佩他们。

节庆民俗等非遗文化，让我们内心的美好理念得以加固和完善

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也是我们这个族群世代相传并视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精神财富。有人会问，所有过去的东西都要保护吗？其实，我们不可能把过去的所有事情都保护下来，也没有这个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东西会被历史淘汰。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把它舍弃了，我们仍然对它保有非常深厚的情感，只是它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再存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是要微波炉、煤气灶，还是要锅台加上灶王爷？现在连锅台都没有了，灶王爷没有“办公”的地方了，总不能把灶王爷贴到煤气罐上吧。所以历史有它的现实逻辑，当灶台消失后，灶王爷也很难被保留。但是，我们仍然会在腊月二十三买两块灶糖，在心里对这段民俗记忆、文化情感保持敬畏和怀念。

社会是动态的、前进的，节日的内涵亦是如此。比如端午节，从最初以“趋利避害”为主的天人对话，到包含忠孝道德内涵的民俗仪式活动，无不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对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美好诉求。其实，端午节产生的其中一个背景是在季节交替变化过程中，智慧的先人们为了平顺地应对自然界的一些挑战，选定了一些相应的活动。人们戴五彩线、挂艾蒿、喝雄黄酒、制五毒符、吃五毒菜等等，其良好愿望就是为了留住和发扬一切吉祥的因素，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这是端午节最初生发的渊源。有意思的是，在人与社会不断契合的进程中，端午节随之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观念。屈原作为战国末期楚国重要的政治家，满怀才学和抱负，从建功被重用，到遭小人嫉恨，再到不得志被流放，最终自投汨罗，他的一生都是紧紧围绕着爱国与报国，人们在端午节祭奠屈原，反映的也是这样的价值观念。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节日不再仅仅是一个节日，它已经成为一种建立并巩固价值理念的载体。在这个载体中，我们内心的美好理念得以加固和完善，人际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得以重新梳理和建构。

再比如说春节，有人说现在的年味儿淡了，如今过年大家都看着春晚，在家说话彼此都不看眼睛，文化空间被手机和电视屏幕夺走了。过去北京的四合院，张家做了饭，邻居李家不仅能闻出味儿来，而且一会儿张家大妈就端着饭过来了，互相之间是非常友好、和谐的气氛，这就是节日文化对公共文化空间的一种良性塑造。所以年味究竟在哪儿？是在鞭炮声里，还是在饺子上？都不是。关系的重构和环境的重建，有了这些才叫“年”。年节的真味在我们心里，更需要靠大家回归传统去做，靠自己用心去感受，真正让年回来，让节日过得更有意义、过到自己的心坎里。（本刊记者宋梁缘根据刘魁立先生的讲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