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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声音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论坛会议综述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作者:宋俊华 倪诗云 创建时间: 2019.11.25 14:18:00

摘要:针对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经验,201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山大学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论坛在广州举行。200多名来自不同地区的专家学者,从实践经验总结、非遗现代化转化和个案分析三个方面对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新机遇和新使命进行了探讨,展示了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发出了“中国声音”。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实践;实践经验总结;现代化转化;个案分析

2019年是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十五周年,也是我国粤剧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十周年。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绩,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和做法。

为总结过去十多年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实践经验和特色做法,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内在关系,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并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2019年6月7日至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山大学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论坛在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陈通、副司长胡雁等领导出席论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天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4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研究的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者200多人参加了论坛。

本次论坛由三个环节(开幕式、论坛、闭幕式)三个论坛(主论坛、分论坛一、分论坛二)组成。主论坛议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两个分论坛议题为“国家战略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理论到实践,中国实践经验的根本动力”,从实践经验总结、非遗现代化转化和个案分析等不同角度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进行了讨论,展现了非遗保护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新态势。

一、实践经验总结:遵守国际《公约》,展现中国特色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实施的十多年来,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突出保护针对性、加强保护完整性和发挥公众保护作用的非遗保护机制。中国非遗保护实践是在遵守《公约》、结合本国特殊国情下展开的,总结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经验,并上升至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不仅反映出中国对《公约》的义务履行和权利行使,还可以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参考,促进文化自觉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本次会议有4篇论文讨论和总结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经验,涉及《公约》相关概念的辨析、非遗保护的观念、方法和路径等问题。

巴莫曲布嫫在题为《履约报告与中国实践:从社区参与到多元协同行动》的发言中以“申遗与履约”为重要话题,说明了《公约》的名录制度实际上搭建了“两个名录+一个名册+国际筹备性援助申请”的国际合作四重机制,并对《公约》的义务和权利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其报告指出:“以社区参与为导向,为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社团组织、专业中心,专家及专业机构为多元行动方,这一跨部门、跨地区、跨机构的协同增效机制,为履约缔约国的法定义务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化操作框架,有关各方的履约实践和经验分享也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深度参与《公约》实施的过程中,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积累了多样化的应对策略。”巴莫曲布嫫还探讨了如何看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性保护的行动中多元行动方和社区参与的方式的问题。她用“存续力”和“过程性”的概念来分析活态保护,强调社区是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活化和展现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丙中在《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报告中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的提出是在为一个文化群体及其传统去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并主张寻找人民的现实化、个体化和肉身化,而不是抽象的人民。他指出“非遗保护在中国不仅是一个文化项目,而且是基于一系列制度建设的社会运动,传播了文化多样性的理念,树立了非遗保护意识,动员了千百万公众,吸引了媒体的聚焦和各类院校师生的参与,催生了新产业和新学术,介入了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城市包容、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国家重要议题,成为解决现代国家建设的众多问题的积极因素。”高丙中归纳了中国在非遗保护上主要取得的五个方面的经验:1.人民中心的理念和实践;2.体制机制的创新;3.《公约》精神与国情结合;4.文化领域的现代治理;5.全面介入社会经济发展。高丙中最后提到“非遗+”的概念,是指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母体,当我们把它活化、使其生命力存续的时候,需要不断让它繁殖衍生。

宋俊华归纳了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五个方面的探索或者经验。他在《非遗保护的中国探索》的主题演讲中指出,“非遗保护是人类不断探索的一种实践。多样性存在是人类文化的本质,也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坚持非遗多样性存在与交流互鉴,是《公约》的基本精神,也是世界各国开展非遗保护的基本起点。中国是《公约》的最早缔约国之一,也是世界非遗保护的重要推动者。过去十多年,中国在非遗保护理念、法制建设、方式方法、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创新发展了非遗保护的国际理念;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法制体系;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非遗保护方式、方法;深化了非遗保护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为世界非遗保护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经验。”可以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自己的理念,并且为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全球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撑。

高小康在《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非遗保护:传承、互享与公共化》的报告中以“传承”“互享”“公共化”为关键词介绍了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传承时,谈到了真与伪的问题,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化、退化、活化和保护的主体性问题;讲共享时,讨论了碎片化与分型的问题、组合的问题;讲公共化时,提到了专利权和公共产品的一些问题。他指出非遗保护作为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文化影响力并不那么乐观的形势下,仅仅从技术层面对弱势、边缘和濒危文化事项的形态特征进行专业性保护,难以实现保护文化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这样宏大而现实的目标。因此要对世界非遗保护实践的经验、方法、路径和观念进行反思,并认为“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最基本的特色在于超越了一般专业技术和具体事项形态层面的视域和范式局限,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域推进非遗保护实践,从而使非遗保护成为中国公共文化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等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路径。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实践经验和理念,有助于推进中国和世界各种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共享发展。”

二、非遗现代化转化:用先进科技传承非遗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联合国和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实施过程当中,逐渐从地方性文化变成一种可供人类共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建构公共文化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在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冲击下,非遗不得不进行现代化转化,以融入当代民众生活,焕发新的生机。先进的科技可以使传统的非遗以活态的展现,促进非遗的传播;精神情感是非遗传承的内核,重视非遗精神,可以拉近非遗与民众的距离。讨论主要涉及非遗现代化转化、非遗传播和传承的内核等相关问题。

黄永林的《智能媒体及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运用》报告从智能媒体与非遗传播的应用角度,针对当前流行的快手、抖音等爆红的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与,认为这些媒体的加入一方面将改变人们对文化传统认知的结构,使非物质文化传承主体更加多元、形式更加生动,体验性和审美感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也将构建一种崭新的传播形态,实现裂变式传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变得更快捷、高效、精准,同时也刺激了更深更广的文化消费体验。实际上更多地带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传播,增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主体的能量和能力,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而智能媒体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碎片化或者平面化则是人们先入为主的想法。同时也提出了智能媒体带来的一些不足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智能媒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运用应处理好公众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现实与虚拟现实、精神价值与娱乐价值,以及个人隐私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关系和问题。

杨红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不等于传承,但是传播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方式。在题为《目的·方式·方向———中国非遗保护的当代传播实践》专题发言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当代中国,已由单一行业行为演进为多领域广泛参与的社会事项。其一,“非遗热”持续升温,非遗的特征及价值在各类大众传播实践中得到愈加广泛的传递,传播促传承的效应开始显现;其二,蓬勃发展的文化消费市场及制造业、服务业等各行业“产业文化化”趋势,为非遗资源提供了宽泛而多元的传播载体与场景,在生活日用与艺术欣赏之间开辟了潜力巨大的文化传播新路径;其三,基于网络社交的“圈层文化”逐渐成为传统熟人社会的替代形态,社交媒体已由人际沟通工具升级为文化传播的主流渠道。研究非遗在当代中国的各类传播实践及其效果,有助于了解当代人对非遗的真实认知与切实需求,应作为非遗保护方向确立的重要参考。

萧放在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传统节日的保护与传承》主题发言中提出“中国传统节日是民俗文化的主要内容,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特殊的事件制度,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一种集中展示与传承的文化空间”。他以传统节日为切入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节日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传统节日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据特殊位置,并强调传统的精神内涵让节日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因此要坚守节庆仪式的精神内核,坚持多元主体参与、综合运用多种保护方式等促进非遗的活态保护。他还阐述了传统节日保护的成绩,并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邱春林从工艺文化保护的角度出发,指出工艺的传承发展强调精神内涵,不仅要注重技,还要技敬于道。并且认为不能简单以市场冷热来判断文化保护做得好或坏。他在题为《传统工艺的当前形势与振兴问题》的主题演讲中指出,2018年,因国际政治不稳定和国际消费市场疲软等因素影响,传统工艺行业的发展势头在减缓,总体上呈现一个“市场冷、文化热”的局面,放在大历史背景下来看,传统工艺目前尚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传统工艺的轻工产业身份在弱化,两个新的身份日益凸显:一是创意文化产业;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工艺、大工业化、人工智能化这三种生产方式在现如今处于共处状态,相互间的借用、融合在所难免。传统工艺传承了儒释道的精神。儒家的人际、人伦关系还在当今的师徒关系中体现。佛家的禅修,要求传统工艺者在劳动过程中做到沉心静气。道家尊重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也仍旧在手艺过程中发挥作用,也仍旧是中国手工艺品的审美底色。传统工艺的生产应该与观光体验相结合的、家族式的小微企业方向发展,这才是主流。要做到“小而美”,要做品牌化,让生产和文化服务并举,做到“小而强”。

蔡丰明在题为《唤醒·保护·融入———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专题发言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在于精神价值和情感价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体需要创造可行性的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融入到当代人们生活中,真正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他认为,随着非遗保护实践的深入,我国对非遗本身及非遗传承规律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当前的有利形势下,我们必须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树立更为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探寻更为可行、有效的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以使我国的非遗保护事业能够始终保持一种持久有序,良性发展的状态,为非遗保护事业的持久发展谋求更为强大的动力与后劲。首先,挖掘非遗内在的精神价值与情感价值,唤醒民众对于非遗价值的广泛认同。其次,保护非遗生命延续的基础,创造非遗在当代社会生存发展的可能性。最后,把非遗融入现实生活之中,使非遗实现时代身份的有效转换。

三、个案分析:对法规制度、鳌鱼舞、岭南陈氏针法、广东粤剧、布老虎等的考察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的提高,中国逐渐从一个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接受国际援助、向别人学习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有能力解决自身问题、并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给出中国方案的国家。不同地区和对象的具体保护案例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对世界非遗保护具有重要的和启发性的意义。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不同的对象的实践保护下,中国非遗保护实践的特色具体体现在哪,对世界而言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陈华文在题为《实践性与可操作性:非遗的规范管理与依法保护———以文化生态区的建设与保护为例》中指出,规范管理与依法保护是当下非遗保护的必然之路,以文化生态区建设与保护为例,这一中国所独创而且在全国和世界上具有实践意义的保护方式,经历了以各省区为主,以具体的不同区域为范围,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实现了从理念到项目到传承人到物质文化到社区的整体性保护,2019年3月1日施行的《国家级文化生态区保护管理办法》为这种保护提供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保证,它从生态区的设置到管理的具体指标实现,都是具体和指标化的,为规范管理和依法保护提供了范本。

陈岸瑛在题为《振兴中国传统工艺的目标和标准》中指出,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制定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该计划虽然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和任务(到2020年),但是并没有明确描述传统工艺振兴的终极样态。在振兴中国传统工艺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楚地知道传统工艺行业应该往哪个方向转型以及如何转型,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传统工艺振兴的目标和标准。本文提出传统工艺的三大振兴标准,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振兴传统工艺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魅力的当代生活样式,使民众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邓尧在题为《完美的保护模式———地理标志法律制度下的非遗保护探索与实践》专题发言中指出,2018年的“章丘铁锅事件”使人们注意到地理保护标志的重要性。从国际、国内关于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现状的调研、司法大数据分析、典型案例的调查来看,“地理标志”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而且可行的。

陶伟等在题为《基于身体地理学视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广州沙涌村鳌鱼舞案例》专题发言中指出,身体是文化的“主体”,更是“文化存在的基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塑中发挥着根基性的作用。以人为本体、主体、载体、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一种“身体遗产”。人的身体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授与传承”的活态物质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或事物的逻辑起点。本文选取表演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州沙涌村鳌鱼舞及其传承人为研究对象,以身体地理学的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训练与表演时空过程中身体技术的形成与展演、具身感官的体验与互动进行研究,剖析训练与展演时空过程中传承人身体与情绪相互影响的机制。一方面,在传承和训练的时空过程中,鳌鱼舞对于传承人而言是一种知识表达和知识探索的方式,是一种身体学习。传承人的情绪流动、身体的生物特征与当地社会文化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与影响的。另一方面,身体在展演空间中是传承人多感官体验的核心。传承人透过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嗅觉等具身体验,在展演空间中建立起以身体为主导的情感变化机制。身体作为空间生产的工具,传承人由此获得了丰富的具身体验,同时传承人通过身体建构了特定的地方资本,并以此与特定的地方文化建构了联系。

陈秀华在题为《“岭南陈氏针法”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专题发言中指出,“岭南陈氏针法”历经陈宝珊、陈锦昌、陈全新及陈秀华等两代弟子五代人逾百年发展。其中,独创的“岭南陈氏飞针法”以“无菌、无痛、准确、快速旋转”为特点,奠定了我国“无痛针学技术”的里程碑。在传承中注重创新发展、推广应用和国际交流等。

余勇从他自己作为实践主体的角度、广东粤剧发展的角度以及广州非遗保护经验的角度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保护应当注意的问题,特别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政策落实,关键是人才,要求是资源整合和协调发展。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有生命力和延续力,文化自信、守正、自觉则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要求。他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达,形式多样,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蕴含着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为了过去而保护,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而尊重过去。我们要加强它的生命力和延续力,吸收中华文明的精髓,积极传承,让传统文萃焕发活力,创造性发展,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使其成为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知遥用布老虎的案例强调我们应当尊重手工艺,并且认为要“民间生产、民间创造、民间挑选”。他在题为《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设及思考》专题发言中回顾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由起步到发展再到推动和加速期的历程。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渐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渐渐成为公共文化事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共享性让更多民众开始亲近和喜爱,艺人们也因此获得更多文化自信,同时国家倡导高校非遗研培计划更在助推非遗走进公众生活;非遗的可持续性发展给非遗经纪人或文化中介人队伍提出了更多的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们生活、习俗息息相关,会在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因此,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需要深入人心。

另有20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国家战略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精准施策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阐述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精神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色做法、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明确指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遵守国际理念、国际规则,又要与具体国情、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和模式,坚定文化自信,为国际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推动国际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与会专家学者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指导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坚定文化自信,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等方面达成了共识。本次大会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实践的总结大会,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大会,将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编辑:艺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