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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云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作者:向云驹 创建时间: 2020.11.16 14:46:00

摘要: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是全球化更加深度发展的时代,现代化和现代性进程也与日俱深。民间文化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转换,进入人类文化遗产的天地,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化观念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出全民性接受全球化事实并汇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去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非遗保护行动,获得了世界性声誉,也为国际社会贡献了非遗保护的独特智慧与经验。在破解非遗主客体身份纠缠的哲学悖论时,中国找到了打开难题的钥匙。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非遗;创造性经验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球化可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文化保护运动,没有建立起全球统一的共识,它不可行也不可能;没有建立起全球协调的法律性规则,它不可行也不可能;没有建立起全球认可的文化价值标准,它不可行也不可能。中国非遗和中国的非遗保护,两个方面如今都成为举世瞩目的对象。这一切的肇始,都在于全球化的到来。而全球化的启动,却不能忽略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和曾经发生过的催化意义。

世界历史的全球化时代是以哥伦布、麦哲伦的全球航行为标志的。大航海证明了地球是圆球体,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麦哲伦完成了哥伦布寻找东方中国的航海目标。人类完成了对整个地球(陆地)的发现,也就建立起真正的全球观,人类的历史从此进入真正的世界史,启蒙主义思想家从东方获得批判的武器成为可能,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和生物进化论成为可能,孟德斯鸠的比较法学和世界三种政体的划分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为可能。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理论背后,都有中国的“幽灵”在其中徘徊。哥伦布是大航海时代打开全球化大门的关键人物。哥伦布的航海勇气和灵感都来自早于他几个世纪的西方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元朝时不远万里从意大利经陆路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了17年之久。他在中国的足迹从西域、西藏、西北,到华北、大都、华中、江南、西南、云南,到东南沿海、华南等等,几乎遍及全中国。他回国后讲述和笔录下来的《马可·波罗游记》风靡西方数个世纪。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有一些民俗事象作为局外人的视点被聚焦,并且呈现其准确的细节,如果没有到达现场并亲自观察亲身体验,就不可能被描写。风俗的被描写程度和其中的深广度,是亲历与否的一个重要试金石。马可·波罗在观察、记录、讲述风俗方面是有天才般能力的,他自己似乎也对此做过刻意的训练。马可·波罗讲述的中国包括了大元帝国时代的蒙古统治阶级层次,也讲述了蒙元统治下的南方汉人社会,以及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和东南沿海商业通向海外的港口城市,最后还包括处于相对原始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风俗状貌。这种中国描述空前绝后,不仅完全符合中国人文地理历史史实,具有丰富的历史层次性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也使后世所有描写中国样貌的亲历者的图书都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他的讲述,描画了从陆路再到海路从西方到东方又从东方回到西方的欧亚大陆的圆圈形路线。他的讲述中的中国是满目繁华、遍地黄金的中国,也是风情万种的中国。他首次向西方呈现了奇风异俗的中国。奇异的中国风俗包括丝绸、陶瓷、桥梁、纸币、火器,此外,还有蒙古包的形制和建造、哈密的歌舞、沙洲及多地的葬礼、驿站的运行模式、十二生肖和纪年、元朝的节日、逆水行舟的拉纤和竹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巫师施法治病,以及云南地区所见到的产翁制,等等。

马可·波罗的游记,不仅长期刺激着西方人的东方想象,而且在参与和推进全球化中发生了直接的作用。第一,对毛拉世界地图的贡献。15世纪初,葡萄牙人的航海事业异军突起,航行西非成功,国王阿方索计划更大的航海行动,出资重绘大型世界航海图,要突破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反映更多更广大的世界。葡萄牙派人到了恰是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找到著名制图家、修道士弗拉·毛拉(Fra Mauro,一译佛拉·毛罗),希望他绘制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毛拉从1448年开始绘制工作,直至1453年完成。毛拉的世界地图绘在羊皮纸上,为传统世界地图的圆形版式,直径196厘米。毛拉地图广泛吸收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包括马可·波罗带来的丰富信息。毛拉直言从其游记吸取多多,比如其中的日本、南中国海、印度洋、缅甸、爪哇、中国的景象,图里还有中国的船只在海上航行,中国都城附近有狮子装饰的桥梁(卢沟桥),图的左下方中国处标有“赛里斯”“契丹”字样。东西方城市都画成威尼斯建筑风格,但却专画了蒙古大帐篷表示元大都。毛拉地图绘出了东亚的海岸线,在西边则绘出只要驾船绕过非洲南端仍可到达东方,它是保存下来的最大的中世纪航海图。第二,对西方探险和大航海起到了精神领航作用。西方对东方的向往和憧憬无非有两个因素:一是东方有黄金、香料等巨大的财富唾手可得;二是前往东方不是走陆路那样千山万水、国家与战争一样多地横亘其间因而遥不可及,其实还有便捷可行的直达海路。马可·波罗让这两种可能因素都明朗无误地呈现出来,大大激发了野心勃勃的欧洲航海事业家和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载入大航海史册的功勋,无一例外都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忠实读者,并醉心于游记描绘的东方财富,渴望去东方收获横财。其中,哥伦布受马可·波罗影响最深。他对游记做了近500行264处边注,可见阅读之细。1492年哥伦布首次按托斯卡内利建议从大西洋东岸往西远航时,还带着西班牙国王致统治中国的蒙古大汗的国书和两份空白的备用国书(西方当时还不知道中国已经改朝换代)。抵达美洲东部沿海后,他以为到了亚洲东部沿海,还到处寻找游记中的“行在”,即杭州,把古巴当成了日本。他虽然没有到达东方中国,但他发现了美洲大陆,进而使后继者发现了太平洋,发现了世界地图从来没有出现和被描绘的世界地理空白并填补了它。世界比所有人的想象都要巨大。这个历史结果的触发点之一正是马可·波罗启动的。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地理学家,著名作品《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在其《地理发现史》中对此评论说:“这位著名的旅行家的一生就是这样。据他口述所记录的著作给地理学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18世纪中叶以前广泛流传着的这本以《世界奇迹之书》(《即马可·波罗游记》,引者注)为名的著作,被用于开拓到印度、中国及中亚贸易路线的指南。马可·波罗这本著作的更大功绩还在于它在开辟新大陆的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因为书中讲到的东方国家如此丰富的财富,刺激了欧洲人要寻找一条到印度和中国海岸的较短的航路,并引出了伟大的地理大发现。”①

完成了地理大发现,也就完成了地球上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动植物资源的地理分布的大发现。以耶稣会士为主的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大批来华,成为继马可·波罗以后又一次影响世界的发现中国。来华传教士揭开了中国作为东方古老而神秘的文明的面纱。达尔文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人类起源的进化树线索和生物进化论思想。他从传教士的中国记录中也发现了珍贵的资料。达尔文在1868年发表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例举了中国的材料来说明“人工选择”:“中国人对于各种植物和果树也应用了同样的选择原理。皇帝敕令选用长势异乎寻常的稻种,甚至选种亦出自帝手。因为据称‘御稻米’是昔日康熙帝在一块水田里注意到的,并且在禁苑内加以保存和培育,因此稻是能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稻种,所以更显得可贵。”② 达尔文这里的引述,其实来自于耶稣会士的一个中国传奇性实录。这是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53年刊于巴黎的《中华帝国》中的记述。古伯察的材料又来自他在中国从四库全书中《康熙几暇格物编》发现的记述。康熙自述道:“六月初一日,朕漫步至已播种之稻田,虽不能指望在九月前割稻收获。但朕忽见一棵稻此时已生穗,比其余稻都高,稻粒已熟。朕采集其实并带回,谷粒甚好并充实,朕拟用其做实验,看来年是否仍早熟,而实际上确是先熟。从此稻所繁育的所有稻都在正常时间以前长出穗,而在六月即可收获。每年不断繁殖下去,到如今已三十年,内膳所用皆此米也。谷粒长,略呈红色,但味香,且有令人惬意之滋味。因其于朕之苑田内所培育,故一直名为‘御稻米’。此乃长城以北能成熟之唯一稻种,这一带很早即开始变冷,而转暖甚迟。南方各省气候温和,土地更肥沃,以此稻很容易于一年内两种两收,有此稻可造福黎民百姓,亦朕所欣慰也。”③ 康熙的御稻米育种过程和育种技术,不仅被达尔文用来证明物种进化中变异变迁的现象,康熙本人也颇有今日袁隆平的意味,后者看来在育种精神上是由来有自,堪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经典案例。

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在已知的人类历史特别是欧亚大陆历史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一系列的土著民族,包括印第安人、夏威夷人、毛利人、爱斯基摩人,等等。人类学和民族学得以迅速发展。原始文化、民间文化、口述文化登上西方学术殿堂。在所有活态的和湮没了的文明(包括美洲大陆新发现的玛雅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都被纳入学术视野后,土著文明为人类的史前史即原始社会提供了“活化石”,即活态的佐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初版时,只是从阶级斗争史开始历史叙事,后来在人类学家摩尔根研究美洲印第安易洛魁人的《古代社会》基础上,他们才得以重新叙事人类社会的原始时代。这样,在纵向上和横向上,历史叙事都可以被全面地敞开。于是,比较文明和比较文化成为可能。任何地域、任何国家的任一时期历史和任一形式文化,都可以在世界史的坐标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神学思想以外,也同时把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和主要内容带回到西方。与此同时,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香料等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导致长达几个世纪的欧洲“中国风”文化、艺术、建筑、园林、装饰、审美的流行,历经文艺复兴到巴洛克风格,至18世纪的罗可可风格达到顶峰,这个“中国风”可以说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集群在西方隆重登场,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意义。就在前不久,英国海洋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发现12艘古沉船,内有大量完好中国明朝景德镇瓷器。据英国《每日邮报》2020年4月21日报道,一支名叫“谜团沉船计划”的英国考古探险队近日使用精密的机器人在黎凡特海面以下1.2英里(约19.3千米)的海床上发现了12艘古代沉船。这些船据信在埃及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之间航行时于1630年左右沉没。沉船中发现大量完好的青花瓷器。这些古代沉船中有一艘是地中海地区发现的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只古代船只,这只船在塞浦路斯和黎巴嫩之间东部海底的泥泞部分被找到。“谜团沉船计划”的考古学家肖恩·金斯利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说:“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这相当于找到了一个新的星球。这里有令人震惊的奇观,我们在地中海这些沉船中发现了最早的中国明朝瓷器,通常很难找到它们,更何况当找到它们时,它们还保存得非常好。”这个沉船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似乎象征着它曾经的陶瓷的辉煌,后来沉默在时间的深海中,而今又重露旧时的荣光,迎来大放异彩的新时代,这正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球关联和濒危性全球挑战

人类的足迹踏遍地球的每一寸土地的时候,人类学家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许多奥秘和文化的许多奇迹。人类文化不仅在地域、人种、民族、国家、宗教、语言各个方面展现出无比的丰富性,而且在心理、情感、形式、本质、意识等方面展示出一致性和共同性。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方北方,道术未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类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诞生和发展的。一部人类学学术史,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和研究史。公元8世纪时,阿拉伯阿巴斯王朝在巴格达建立智慧宫,进行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典籍翻译整理,将古希腊科学文化遗产从即将断送殆尽的环境中拯救、挖掘出来,从各地搜集了数百种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的原本和手抄本,并加以整理、校勘和收藏。智慧宫的图书馆收藏有希腊语、古叙利亚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奈伯特语、梵语、阿拉伯语等有关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学及语言学的原本和手抄本数万册,为学者进行翻译、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大量珍贵文献。几乎同时,中国唐朝的玄奘远赴印度取经,带回佛经657部,永徽三年(652),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在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这些佛经后来从中国传往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这是人类典籍史上的重要事件。1793年,英国派出以马嘎尔尼为特使的首个大型访华使团访问中国,随团成员有百余名各方面专家,专家们的任务就是调查中国的全面情况。1798年,拿破仑率法军南下以占领埃及作为打击英国的战略目标,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要统治这个文明古国,必须十分重视埃及古迹,了解其历史文化传统。于是精心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挑选了由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矿物学家、文学家、数学家、博物学家、建筑师、语言学家、工程师、画家和多语种翻译等组成的167人的庞大科学艺术考察团,调查埃及地理、动植物、当地人生活习俗、古代建筑遗迹等。这次研究所获成果,不仅是埃及学的肇始,而且至今也一直影响着世界文明史和世界史研究。这是欧洲对中国和埃及两个世界上最为古老文明展开的两次类似的国家调查,深刻地影响到世界文明的研究、交流和进程,也促进了世界格局的改变。在典籍文明、物质文明的全球性互相影响越来越深刻的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性研究也终于得以展开。1855年以来,英国人类学鼻祖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多次赴欧美大陆旅行,广泛搜集民族学、考古学资料,先后发表了《阿瓦纳克人——古代和现代的墨西哥和墨西哥人》(1861)、《人类古代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1865)等一系列人类学著作。1871年,泰勒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同年出版了代表作《原始文化》。1881年,他撰写的《人类学》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和理论的基础。1883年泰勒出任牛津大学博物馆馆长,并开始教授人类学,1896年成为牛津大学设立的第一位人类学教授。这标志着人类学在著名高等学府登堂入室。1884年,由于泰勒的努力,人类学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一个正式分支机构,泰勒随即受命筹建一个组织,调查和出版加拿大邦西北部落的体质特征、语言和工业以及社会状况的报告,供政府官员等使用。与此同时,欧洲的民间口头创作的记录整理开始蔚然成风,德国、法国、英国、芬兰、俄罗斯等国家推出了一批影响欧洲和世界的民间文学作品,如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胡加科夫的《大俄罗斯故事》《大俄罗斯谜语》,利亚斯·沦落特的《卡勒瓦拉》等,它们汇入到本来已经在历史上占据显赫地位的荷马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印度史诗、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古印度《五卷书》等民间文化的洪流之中,使民间文化或口头文学在人类文明中有了一席之地。

人类学的发展,一开始就特别关注人类文化的传播。线性传播和波圈传播是最为突出的现象。联通东西方的中国的丝绸之路可能是线性传播中最经典的范式。至今,我们依然可以从丝绸之路上看到很多一连串的文化关联现象,如十二木卡姆的沿途分布无数国家,从新疆地毯到波斯地毯到土耳其地毯,阿凡提故事一路西行,雕塑从古希腊到犍陀罗到新疆再到云冈和龙门石窟,等等。圈式传播后来逐渐演变为对文化圈的研究。传播学派的文化圈理论认为,某些文化元素或文化特质,起源于某个地方,通过传播到了另外的地方。当一个别种文化元素到了自己的文化之中,是通过己方文化的接受、互动、吸收、学习种种方式才得以站住脚的。传播论者感兴趣的是追溯文化现象或作品在时空方面的起源点以及某种现象或文化产品的传播过程。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对欧洲传播学派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他认为,复杂文化要素很少能够独立产生,“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文明没有一个是某一单独民族的天才的产物。思想和发明是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的;而且,虽然这种相互交流很缓慢,但每一个在古代参与了文明发展的民族都对整体进步作出了它的贡献”④。他特别对民间故事的传播现象给予高度关注:“没有其他东西比富于奇特想象的故事更易流传了。我们都知道若干复杂的故事,其复杂性使人们不可能第二次发明它们。这些故事摩洛哥的柏柏尔人讲、意大利人讲、俄国人讲,居住在丛林中的印第安人和西藏高原、西伯利亚平原及北美平原的人也讲。这种传播的例子不胜枚举,使我们开始认识到人种之间的早期相互联系几乎遍及世界各地。”⑤传播学的欧洲学派在芬兰也有与美国博厄斯学派的异曲同工的发展。利亚斯·沦落特从1835年出版他搜集整理的首版《卡勒瓦拉》,后又陆续出版《康泰莱女歌手》《芬兰民间谚语》《芬兰民间谜语》《芬兰民间咒语》等。从1831年开始,芬兰学者就建立了采集民间诗歌、故事、谚语等民间文学等档案库。故事的比较研究也随之展开。关于故事的传播,芬兰学派认为,故事是从一个发源地中心波浪式地扩展开来的,期间也有大跨度的跳跃式传播,而且其跨度之遥远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就像弗雷泽运用全球化以后传教士、旅行家、商人、殖民地官员等的人类学记录,在孟德斯鸠的比较法学之后,以他卷帙浩繁的《金枝》写作,完成了比较巫术学的集大成之作一样,芬兰学者以阿尔奈、汤普森为代表,集全球视野和世界性资料,就民间故事推出了他们的世界故事分类法——“A-T分类法”。此后,世界各国学者都据此推出了不断丰富其内容和范围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多达百余国家。中国也从钟敬文先生开始陆续加入这个世界文化体系研究。台湾学者金荣华先生长期坚持用中国故事对应此种分类,不仅把中国台湾民间故事悉数纳入其中,而且随时跟踪大陆三套民间文学集成中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进度,集数十年之功,将中国民间故事融入其中,使“A-T分类法”全球化程度大大提升。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指出,芬兰学派的传统得以继续和传承,是当代国际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发动和推进力量。芬兰当代人类学和民间文艺学家劳里·航柯先生,不仅主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草拟和出台,而且也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重要推手,此一遗产的最初定义即出自他的手笔。

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确定了人类创造的丰富性和想象力,维护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不仅是文化平等、种族平等、人类平等的世界和平的重大事业,也是维系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必然要求。文化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是世界全球化在当下时代的基石,是人类团结、合作、和平的基础,没有人的确证,没有人类的共识,没有差异中的似曾相识,就不会有人类的未来。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初起的殖民主义导致了人类之间的歧视、杀戮、征服、掠夺等恶行。但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人类学和人文科学的日益深入,人类的平等观、包容性和求同存异的文化观逐渐确立起来。全球化使人类在只有一个地球、生态一体化的共识中,越来越发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国际化和可持续性是必然的选择。而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困难和问题却越来越多。文化遗产的全球性保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时,为抢救有湮没之虞的阿布辛贝神庙和菲莱神庙,一次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得以开启。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出资四千多万美元,将其拆迁。神庙原来是在山中雕凿的,拆迁后又人工堆起一座山。由于拆迁前精心绘制了图样,使神庙得以复原,几乎看不出拆迁重建的痕迹。阿布辛贝神庙和菲莱神庙1979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和金字塔一起成为埃及第一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古迹。事实上,正是这次彪炳史册的国际合作,最后导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出台,1979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的公布及世界遗产系列名录的诞生。在专家、技术、资金和策略等方面集合起国际性的力量来应对文化遗产濒危和被破坏的挑战,这就是世界遗产名录的意义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遗产保护可谓功勋卓著,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等遍布世界,动员世界,震撼世界。中国也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很快就加入到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并且获益多多,也贡献良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进入国际视野。它最初是以民间文学的身份和样式引人瞩目的。芬兰学者直接推动了民间文学的国际化搜集、整理、保管、研究,促成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南美玻利维亚等国对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诉求,日本等国对无形文化财的保护经验,中国的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的保护业绩等,汇聚成2001年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被推上国际保护的层面,也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它的价值是世界性的,具有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高度;二是它们同样面临着紧急的、濒危的、严峻的消亡形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形势比其他遗产形式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它的原因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应对,更加需要国际合作。就其根本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体遗产。身体离开非遗语境和环境,非遗危矣;身体虽然在场但是并无非遗自觉,非遗也危在旦夕。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是全球化更加深度发展的时代,现代化和现代性进程也与日俱深。传统文化、传统社会、传统生活,面临瓦解和崩溃。作为历史的遗存和历史的创造,文化遗产都处于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描述文化遗产的形势时指出,遗产的年深日久使其材质腐败,社会和经济的变化造成保护遗产时应对失据,遗产的消亡将使人类文化资源枯竭,许多国家不具备保护遗产的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自己独特的危机,如经济转型,农耕文明在工业时代的不适应,都市化对乡土艺术的挤压,青年人对传统的冷漠,家族、群体等传承人的衰落,人口的减少,文化空间的萎缩,丛林的生态破坏,移民、迁徙、人口流动的瓦解性影响,现代传媒的冲击,生活方式的改变,外来文化的冲击,贫困,自然灾害,等等。如果没有国际合作和国际性保护行动,人类文明和文化遗产就会岌岌可危。如果没有全球性共同应对,仅凭一国之力,要对付如此多因素、大范围的遗产危机,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一部分和共同的构成,那么,一国遗产的濒危,也绝不仅仅是一国自己的问题。全球化已经把人类带入到美美与共的时代,保护文化遗产也使人类进入到谁也离不开谁的世界。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球化价值导向与价值统领

自从马嘎尔尼1793年带着西方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到中国,试图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却被拒之门外以后,中国错失了一次与西方齐头并进发展的历史机遇。那以后,西方发展逐渐如日中天,中国形势却每况愈下。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一个文明古国被西方列强打入“野蛮”的行列。中国形象逐渐负面化,“黄祸”“恶龙”充斥西方的新闻漫画、美术杂志和出版物插图,丝绸、陶瓷、塔桥不再被西方津津乐道,圆明园作为世界园林不可逾越的巅峰之作,被英法联军当作击垮中国的象征付之一炬。缠足、辫子、宦官、酷刑、吸食鸦片等成为中国形象的突出特征。历经一百多年的抗争、苦斗、拼搏,中国人民才终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形象也开启了重塑和复兴的历程。

近代以来,在东西冲撞和文明冲突中,中国遭遇重大挫折,文化自信长期处于低落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文化重建,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自信逐渐恢复。中国非遗保护不仅是参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事务,也是中国通过非遗恢复、重塑和复兴中国文化的重要举措。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文化自觉,亦即非遗的主体——民、民间、非文化人、“下里巴人”——发现和自觉自己所传承的文化是一种伟大的、世界的、人类的文化或者文明的瑰宝。

文化保护,首先取决于文化的价值观高度。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就有雅与俗、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曲高和寡与通俗易懂、典籍文化与口头文化、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士文化与俗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区别,一方处于高端,一方处于低位。底层的民众的文化通常不登大雅之堂,也就是说,民众的民间文化是长期不被认为并作为文化获得认定的。虽然新中国以来,在尊重提高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时候,人民过去的文化创造和今天的文化传承,都得到了极大的认可,民间文化遗产也得到广泛采集整理和研究保护。但是“文革”十年,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与旧思想同罪,又受到集中的批判和全面否定,把已经重建的文化价值观又重新予以解构和摧毁。当改革开放时代到来时,否定之否定还没有完成,新的现代化又一度等同于西方化,民间文化于是雪上加霜,再次遭遇被否定和放弃的处境。此时此刻的中国非遗,处于双重的时代打压之下,它在民众的生活认识中,比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如果不是国际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及时全面展开,中国非遗的命运后果不堪设想。民间文化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转换,进入人类文化遗产的天地,无疑是一次普及到广大的民众的改革开放的文化变革,也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化观念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出全民性接受全球化事实并汇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去的重大历史事件。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序列和国际行动,就是人类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生动的文化实践。

(一)把民间文化提高到世界巅峰。

自从马克思主义把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后,新中国在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方面始终不遗余力。“人民的创作”也曾经广泛进入教育体系。但是,人民群众自己对自己文化创造的自觉,并没有得到突破性地推进。非遗处于濒危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处在民众层面的非遗传承者不以自己传承的文化为美,传承的和传统的美学标准坍塌了,民间的美学趣味转移了;或者转向上层高雅系统,或者转向西方他者系统。本来,雅与俗是一个互补关系和互生的关系,为“礼失求诸野”预留可能的空间,也为“礼崩乐坏”留下“别求新生”的转型机制;内与外也是一个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没有内因的作用,外因都是无所依附的。民间文化的自我解构,就必然导致我们文化基础的大量的水土流失。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不是去努力实现上述两种转向,而是应该将民间文化的低位价值观直接提升至世界文化的巅峰位置。这就是世界非遗名录的作用与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通过多个文件、规约指出:世界遗产不论属于哪个国家人民,都是无可替代的遗产,都对整个世界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把世界遗产作为全人类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整个国际社会都有责任援助和参与到对这些遗产的保护行动中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强调口头遗产因其多样性和跨文化性而具有普遍价值,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的,这种遗产也是各国人民集体记忆的保管者,只有它能够确保文化特性永存;有必要向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向有关社区宣传其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价值,以及保护和振兴这一遗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应该提高各国对保护面临消亡或退化危险的非物质遗产的重要意义的认识,确保非物质遗产的历史连续性,促进人类创造的多样性,提高人们对非物质遗产的欣赏能力。“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标识和殿堂级的地位,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作设定的文化标准和价值解读,是基于全球化的历史进步和全球性的覆盖广度做出来的。这是人类文明史迈出的巨大进步,也是影响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重要历史机缘。高度决定广度,非遗文化地位的直线提升,直接拉高民众作为非遗传承人对自己传承的文化的自觉,全民性非遗保护热潮在中国的出现,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

(二)非遗保护的国际伦理原则重塑民众的世界观。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他在发表演讲中高度肯定了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各种合作,肯定了教科文组织“通过文明交流、平等教育、普及科学,消除隔阂、偏见、仇恨,播撒和平理念的种子”“忠实履行使命,在增进世界人民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⑥ 在推动各种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人类和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基于国际普遍认同的伦理法则,将遗产的保护和相关的人道主义原则结合起来,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若干原则的贯彻落实。在非遗保护的国际公约中,教科文组织强调了《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文化多样性宣言》《伊斯坦布尔协议》等国际条约及其原则,将非遗保护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努力致力的人道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生态与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动物和濒危物种保护、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和平等统一协调起来。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妈祖俗信之类的民间信仰文化才能卸掉封建迷信的桎梏,作为人类海洋文明、世界华人华侨精神家园、两岸四地文化纽带的世界非遗代表作惊艳世界。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IGC)第十届常会在纳米比亚温德和克市乡村俱乐部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采纳了12项伦理原则,旨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尊重和滥用,涉及道德层面、立法层面或是商业利用层面,其中,第三款、第五款、第八款尤其值得关注,即“三、相互尊重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相互欣赏,应在缔约国之间,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互动中蔚成风气。”“五、应确保社区、群体和个人有权使用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而存在的器具、实物、手工艺品、文化和自然空间以及纪念地,包括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习惯做法应受到充分尊重,即使这些习惯做法可能会限制更广泛的公众接触。”“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和活态性应始终受到尊重。本真性和排外性不应构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和障碍。”⑦

这几条都涉及国际环境中的非遗关系和非遗的国际交流原则。也就是说,进入全世界非遗体系,就是加入一种公认的国际关系,就必须有一种高屋建瓴的世界观,有全球化的语境。这对中国民众的文明素质和修养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是很大的挑战。非遗的文化范围囊括了活态文化、民间文化、身体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无比深厚的国度,几乎具有全民性质。在二十余年的世界和中国非遗保护中,民众过去很少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文化平等问题、人道主义原则、文化多样性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等都在申报非遗名录,特别是在申报世界非遗代表作时,屡屡经受调查、核实和质疑,反复获得价值强调。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无不反复确认了持有项目的精神高度和价值标准,这是贡献世界和参与世界的过程,是广大民众层面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将开放意识深入到民间的文化运动。随着非遗保护的深化和非遗伦理原则的不断强化,中国民众的开放意识、世界知识和世界观,都将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的必然趋势相结合、相适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民间的力量。

注释:

① 儒勒·凡尔纳. 地理发现史[M]. 戈信义,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75.

②③ 潘吉星. 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社,2012:815,818.

④⑤ 弗兰兹·博厄斯. 原始人的心智[M]. 项龙,王星,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4,92.

⑥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76.

⑦ 巴莫曲布嫫,张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J]. 民族文学研究,2016(3):5-6.

参考文献:

[1] 叶明生:《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福建省艺术研究院、永安市人民政府、大田县人民政府2018年1月编印。

[3] 叶明生:《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57页。

[4] 叶明生:《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2页。

[5]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11668,2020年1月29日。

[6] 叶明生:《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397页。

[7] 黄旛绰等:《梨园原》,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九),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9页。

[8] 叶明生:《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440页。

[9] 《粤剧牌子集》,广东粤剧院艺术室1982年编印本。

[10] 胡文焕编、李志远校笺:《群音类选校笺》下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401页。

[11] 叶明生:《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440页。

[12] 转引自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福建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13] 参见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中国ISBN中心1993年版,第445—447页。

[14] 叶明生:《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394页。

[15] 叶明生:《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394页。

[16]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93页。

[17]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18] 《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

[19]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项目简介》(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www.ihchina.cn/directory_details/11832,2020年1月29日。

[20]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11668,2020年1月29日。

[21] 赵波、侯学金、裴根长:《关公文化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22] 王馗:《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292页。

[23] 杨立志:《明成祖与武当道教》,《江汉论坛》1990年第12期。

[24] 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25] 王馗:《解行集:戏曲、民俗论文选》,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版,第23—59页。

[26] 王穉登:《吴社编》,王稼句点校编纂《苏州文献丛抄初编》(上),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30页。

[27] 沈德符撰、杨万里校点:《万历野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4—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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