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输入关键字!
2021-03-03   星期三   农历正月二十   
诺布旺丹:《格萨尔》史诗传统的时空形态与当代际遇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作者:诺布旺丹 创建时间: 2021.02.18 10:10:00


【摘要】《格萨尔》作为关于藏族古代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多向性特点,在流传范围上亦表现为跨境、跨族群、跨文化特点。一千年来,它形成了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的话语体系,分别为以艺人、文本和语境为要素的三元生态结构,和以历史本体为出发点,到历史神话化,再到神话艺术化的演进轨迹。当下,正在建立起具有现代特质和国际视野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体系。

【关键词】《格萨尔》;活态传承;三元结构;演进;当代发展

《格萨尔》是关于藏族古代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以韵散兼行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为救护生灵而投身下凡,率领岭国人民抑强扶弱、降伏妖魔、安定三界、完成人间使命后返回天国的英雄故事。凭借一代代艺人杰出的口头艺术才华,史诗在中国西部高原的广大牧区和农村传承千年,全面反映了藏族及相关族群的历史、社会、宗教、风俗、道德和文化的古老风貌,是关于本土知识、族群记忆、民间智慧、母语表达的重要载体,在民众中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已经成为这些民族文化生活的基本元素之一。它不仅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文学、影视、舞蹈、音乐、美术等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成为人类族际间交流和文化创造力的生动例证和中国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史诗”,顾名思义,指的是“历史的诗化”,即可作“诗化的历史”或“诗性的历史”讲。史诗总体上有两个特点:一是题材的重大性;二是叙事的宏大性。(1)关于题材的重大性,包括人物、事件在整个族群历史上的重要位置。史诗文本中所描述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半人半神的英雄①。他是一个民族远古时代在该族群共同体性质下建构起来的一种完美的理想化人物形象。他一生所完成的神圣业绩折射的是一个族群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反映的是关于远古口传时代该族群沧海变迁的历史及其命运;(2)关于叙事的宏大性,即是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讲的。在广度上,由于史诗是一个民族数千年口头传统的集大成者,它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不论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空间维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一般叙事作品所涵盖的范围。其中所叙述的事件和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且往往涉及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人物形象众多而复杂,叙事结构完整,极富想象力,叙事语言方面表现出极其高超的艺术性。在深度上,其中所反映和叙述的事物、理念和思想等,都关系到整个族群或民族普遍认可、或权威化的、合法化的本质。公元1世纪,朗基努斯援引荷马、萨福和埃斯库罗斯等人的作品作为范例所提出的“崇高”概念更为适合作为史诗概念的定义。他提出“崇高”的五种源头,伟大的思想、强烈的感情、优美的修辞、高雅的措辞及高贵的用法。与其说这是他为文学推荐一种严肃的文学写作风格而提出的,不如说是对“史诗”所下的专门定义。“崇高性”是史诗成为“宏大性”的前提和基础,史诗因其思想的伟大,情感的强烈、修辞的优美和措辞的高贵或高雅而呈现其“宏大性”特点。《格萨尔》作为一部具有全人类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史诗传统,它具备了世界上其它任何著名史诗所具有的“崇高性”和“宏大性”特点。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人公人神同体的非凡身世

(2)多元共构的家国情怀

(3)抑强扶弱、济贫救困的人文精神

(4)智慧与方便双运的济世之道

(5)平等、自由、正义的历史构想

正因为其崇高性特点和宏大性思想,使《格萨尔》史诗得以跨境、跨民族、跨文化传播和发展。现今《格萨尔》主要流传在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等七省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等社区,在蒙古族中被称为《格斯尔》。此外,史诗在中国境外的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等地区也有流传。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流传带,且以跨境、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形式流布、传播,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和史诗版图上的一幅美丽的图景,蔚为壮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格萨尔》等“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一、“活”的史诗:《格萨尔》的三元结构形态

《格萨尔》与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为我国的三大史诗,以不同程度的活态方式流传。活态史诗是由艺人、文本和语境三个主要素组成的生态系统,不仅指涉艺人的现场演述和史诗文本创作的口传性动态现象,而且也说明史诗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语境是鲜活的。它的兴盛衰败,与三者内在的结构性互动有着极大的关联,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造成活态史诗的终结。“活态史诗”是相对于“死”的史诗传统而言的。“死”的史诗是指那种已经脱离口头演述的活动和场域,被书面化和文本化了的史诗,譬如古希腊荷马史诗、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古巴比伦史诗均是如此。《格萨尔》史诗之所以是活态的,就是因为其赖以生存的这三大要素仍然保存完好并依然有效互动,发生生态性关联。在这三元型结构体系中,篇帙浩繁的文本是承载《格萨尔》史诗的本体和核心,是产生一系列格萨尔文化的滥觞和母体,用过去的话来讲,是“作品”本身。格萨尔说唱艺人在演唱时,经常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史诗文本的全部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可见,整个《格萨尔》史诗的完整体系是由英雄下凡、降服妖魔、安定三界三大部分组成。根据文类划分,《格萨尔》文本本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历史口传或英雄传说阶段,以民间传说、故事、谚语为主要内容的“仲”(意为民间叙事故事)的产生为基本标志;史诗基本形态形成阶段,以英雄下凡、降伏妖魔、安定三界的内容的形成为主要特征;史诗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阶段,以十八大宗体系的形成为核心内容。在史诗诞生初期,只有天界篇、降魔篇、地狱篇等几部文本。后来经艺人诗性逻辑的天才创造,由原来有限的几部,滋芽引蔓,生机蓬勃,拓章为部,部外生部,仅降妖伏魔部分就衍生出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尽情地吸收整个民族的丰富智慧,最终在篇幅上长达百部之多。由于文本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一经形成在一定的时期内便会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而存在。因此,《格萨尔》史诗无论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其篇幅如何增长,情节怎样变异,叙事手法如何翻新,但以英雄下凡、降服妖魔、安定三界所组成的故事范型始终成为定型化的基质。它们艺术化地再现了青藏高原及其周围的部落从分散走向统一、从部族向民族过渡的历史场面。关于《格萨尔》史诗的篇幅和规模,当下学界普遍都以有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170多部文本来描述,当然这只是一个概数,实际上远不止这些数据,因为格萨尔是一部活态史诗,至今尚有众多的艺人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牧场和村落,延续着其口头演述传统,在代际间绵绵相续,不断流播,其篇幅规模在日渐扩充。甚至随着新的说唱艺人的出现,仍有新的内容和篇幅不断呈现。根据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资料显示,仅在过去十年间就增加了20多种新的说唱文本。蒙古族《格斯尔》最早脱胎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两部史诗的主要人物基本相同,故事情节亦颇多类似之处。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长期流传中,它们各自具备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征,形成了两部独立的作品。《格斯尔传》书面的刻本和手抄本大致可以分为散文本和韵文本两大类。散文本有著名的北京木刻本、鄂尔多斯本、卫拉特本和《岭格斯尔》等。韵文本以布利亚特的《阿伯格斯尔》最富有特色。

在以语境、文本和艺人为要素的三元型结构中,语境是艺人及其话语文本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关联域,特指格萨尔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远古西藏先民以口头作为主要的交际媒介,讲述故事、传唱部落历史、崇尚英雄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容,并建立有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仪式、礼仪、庆典和各种民俗事象。现今在西藏自治区的那曲地区、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很多牧业部落中,《格萨尔》史诗传统的传承业态依然保持完好。这些部落在生活样式、思维方式、精神追求、人伦观念、民俗事象等方面仍延续着格萨尔时代的传统。尽管新的社会和制度体系在此早已形成,但部落时代的遗风习俗,口传文化的本色、人神之间的互动观念依然风行于此,在时空层面将千年的格萨尔重新塑造得具体可感,有血有肉,为艺人代际传承提供了一种活生生的空间,也为艺人的创作和演述提供了艺术灵感、生命价值和道德空间。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境内的德尔文部落,现有400多户,900多人,均从事牧业生产。这里的人们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岭国大王格萨尔,并自称是“岭国某某人的化身或转世”。格萨尔是该部落的保护神,敬拜格萨尔是他们世代不变的信仰。《格萨尔》史诗是他们族群记忆的重要载体,传承《格萨尔》是部落成员们的天赋使命,唱颂《格萨尔》也成为该社区生活世界中的神圣传统。该部落的男女老少均可说唱格萨尔,并常常以在大众场合吟诵说唱格萨尔为荣。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尚保留着一千多年前的史诗时代的流俗。口头方式是部落内部人际间交流和社会交际的主要媒介。置身这里,人们不由会感到时空穿越到了那个人神互动的诗性灵动时代。他们对传承史诗的文化自觉意识极强,经常举行与《格萨尔》有关的节日活动和宗教仪式。譬如举办“煨桑节(祭山会)”和“赛马会”,并伴以史诗说唱、艺人竞赛及马背格萨尔藏戏表演等内容。

在此三元型结构体系中,艺人是横亘在文本和语境之间的另一层面,它既是语境的接受者,也是文本的创编者,是史诗文本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史诗传承的主体。《格萨尔》说唱艺人,在藏语中称“仲巴”或“仲肯”,意为说唱故事的人。他们大多数出生在边远牧区,目不识丁却能吟唱数十部、甚至上百部故事。《格萨尔》说唱艺人大致上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能“掘出”《格萨尔》之“宝”的“掘藏艺人”;无师自通托梦学会说唱的顿悟艺人;受“神灵启示”进行说唱的神授艺人;通过铜镜或纸张等介质吟诵或抄写史诗《格萨尔》的“圆光艺人”;在一种超世俗认知视域下演绎史诗故事的“智态化艺人”。还有靠耳听心记学会说唱的“闻知艺人”、对着抄本说唱的“吟诵艺人”等。除了“闻知类”和“吟诵类”艺人与世界其它史诗的传承形态有共同之处外,其它几种为藏族史诗所独有。蒙古族史诗艺人则多是师徒相传,演唱时多使用马头琴或四胡伴奏,融汇了好来宝及本子故事的说书风格。根据粗略计算,目前在藏区还有160位不同类型的艺人,主要生活在三江源地区,包括西藏那曲、昌都,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石渠、色达,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及海南藏族自治州、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玛曲县等地。艺人的产生和演变是一个历史现象。在《格萨尔》史诗诞生的早期,《格萨尔》的吟诵和传唱是全体部落成员共同的一种行为,用集体记忆来延续这部史诗的生命。对英雄格萨尔业绩的崇敬和颂扬是部落成员们共同进行的一项主体性活动。后来随着在藏族地区“泛佛教化”思潮的推进,尤其是佛教思辨和理性思维的兴起,诗性思维和神话性思维开始退却,史诗的演述传统在部落内部逐渐失去了普遍性,具有佛教信仰背景的僧侣或准信徒以艺人身份参与到史诗创作活动中,在佛教意识形态的维度中履行史诗的演述和传承义务,对这一民间大众智慧进行佛教化的改造。史诗演述开始成为少量说唱艺人的专利,也改变了以往那种以集体性记忆方式传承的路径,艺人的集体性身份开始分化,陆续出现了掘藏、圆光、神授、智态化、顿悟、吟诵等类型的个体性艺人,但这些艺人尚处在民间吟游的半职业化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搜集和整理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先后对农村牧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调研,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发现史诗说唱方面重要的人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在北京及全国主要的《格萨尔》流传地区建立了《格萨尔》的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专门机构。这样,自古以来一直在偏远的山区云游四方,吟诵格萨尔的众多半职业性艺人有机会走到历史的前台,而且有一批优秀的艺人被吸收到相关文化机构,成为职业艺人,《格萨尔》艺人的职业化身份从此开启。

二、从“史”到“诗”:《格萨尔》史诗演进三部曲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牧业文明的代表作。它的产生和演进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它诞生于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地区,数千年的牧业文明是它得以产生的滥觞。早在公元前300年左右,随着农业文明在西藏的诞生,牧业生活方式在藏区腹地被边缘化,牧业文明的中心遂逐步转移到遥远的三江源等边远地区。在公元九世纪吐蕃王朝灭亡之后的200年,整个藏族地区处在分裂割据状态,各地方势力各自为阵,纷纷建立了地方政权,并从印度和中原两地分别输入了不同流派不同门类的佛教思想和物质文化成果。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大有“百家争鸣”的态势。面对强势的佛教,牧业文明和民间文化被边缘化的局面进一步加剧。然而,边缘化并不一味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能量。相反,在文化和地域上的被边缘化可能会给文化带来精神的原创活力。有学者提出了文化的“边缘活力”概念,认为边缘化可能给精神文化创造带来艰难,无法进官加爵,但它可能在陈规相对稀薄、禁忌相当宽松之处,获得精神的原创性或精神创造的自由度。对于千年史诗发生学来说,这似乎是一条不应忽视的通则。边缘化反而使《格萨尔》在民间得以生根、开花。

但《格萨尔》史诗的形成、发展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神话历史化和历史神话化是许多民族在阐释和建构自己的历史和艺术文本时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在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神话历史化的情形屡见不鲜。就藏族而言,吐蕃第32代赞普以前的国王的历史均可视为口传神话性历史。但是神话历史化的情形并不多见。神话历史化和历史神话化是两种思维取向。前者指向“逻各斯”思维路径,后者指向“秘索斯”运思取向,因此,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前者会使玄思现实化,后者使现实玄思化。朱光潜先生认为,这种“秘索斯”思维以及在这种思维形态下所孕育的神话历史化倾向正是导致汉民族不能产生宏大“史诗”的主要原因。汉族很早就对黄帝蚩尤的战争神话和大禹治水的洪水神话作了历史化的筛选和处理。神话一旦被历史化就说明把神话纳入理性的范畴,也就难以产生史诗。相反,历史神话化才有可能产生史诗,为史诗的产生留下一粒火种。在《格萨尔》史诗的演进道路上,古代藏族人就采取了“历史神话化”的叙事策略。然而,神话化仅仅是历史故事向史诗迈出的第一步,只有神话化的历史再次被艺术化,才会迎来史诗的曙光。这种情形到了公元11世纪时,诞生在三江源地区(德格县境内)的格萨尔身上得到了实践。根据大量的藏文文献和至今仍留存着诸多的遗迹遗物和家族的后裔来看,格萨尔应该是一个生活在公元11至12世纪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被演绎成为史诗文本,最重要的是其历史文本的演进走向了“历史神话化”的道路,他的故事在历史性文本的基础上被传奇化、神话化。历史神话化为《格萨尔》史诗的演进传承奠定了话语基础。它使格萨尔这一历史人物由人转变为神,从而也为《格萨尔》从历史文本向史诗文本的演变打下了逻辑基础。由于它一直驻足于公众的视野,留存在民众的口头中,经过一代又一代部落成员们的口头传播,进行故事化的加工,从此进入到了神话期。这种神话性文本是史诗不断从原初叙事向宏大叙事演进的重要环节。史诗形成至今已逾千年之久,今天我们很难追述当初的史诗面目,所幸的是,在留存至今的众多手抄本和木刻本等书面文本中,《贵德分章本》和《下拉达克本》是为数不多的在叙事特点上依然保持史诗古风遗韵的文本。它们在内容上保存着大量《格萨尔》史诗在神话故事阶段的信息,在故事形态上尚保持着零碎性和片段性。它们应被视为格萨尔从历史向神话故事过渡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文本,基本反映了史诗的历史神话化面貌。在后来的数百年间,《格萨尔》史诗在历史神话化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即神话的艺术化。神话的艺术化是指神话化的文本向艺术化文本的过渡。在其过程中,首先对史诗文本的概念术语进行了更新升级,对原叙事文本固有的概念予以解构,融入新的术语概念,重新加以建构并融会贯通,达到原有思维范式的转换。神话性文本的艺术化涉及到史诗深层话语表达的艺术化问题,即表现在“隐喻化”或“象征化”手法的应用方面。这是对原本语言学的基本表述中介入了修辞学的方法,使原本平面化的语言叙述有了立体的或纵深的表达和意义的深化,将主人公不断从英雄向神、再到菩萨的语义转换,继而建立起佛教的一系列核心理论命题概念。此时拓章为部,宏大的叙事篇帙也因此形成。史诗话语表达的“隐喻化”和“象征化”肇始于“史诗文本的佛教化”。佛教化是史诗艺术化的圭臬、源泉,也是归宿。神话艺术化是以佛教化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它使世俗化的英雄史诗的叙事范型转化为神话乃至佛教化的神圣叙事范型。在此进程中,神话化是过程,艺术化是手段,而佛教化才是目的。这样,在文本的神话化、佛教化和艺术化之间形成了因果链条。《格萨尔》史诗的发展脉络也因此可以被概括为发端于“史”,演进于“喻”,完成于“境”。

三、《格萨尔》史诗的当代发展

《格萨尔》作为一门显学,世人对它的关注似乎由来已久。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却肇始于近代,而且还是从西方开始的。早在1776年和1883年,俄国学者帕拉斯和帕塔宁分别在《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和《中国的唐古特—西藏地区蒙古西北散记》两部著作中,把蒙文版《格斯尔》和藏文版《格萨尔》介绍到欧洲,并出版了俄文译本。此后,陆续涌现出俄国的帕拉斯、帕塔宁、德国的弗兰克、法国的达维·尼尔、石泰安、蒙古国的策·达木丁苏伦等一批著名的研究专家。相比之下,我国对于它的认知时间较为晚近,尽管17世纪以来,多罗那他、松巴·益西班觉、居米旁·朗杰嘉措以及近代史学家更登群佩等藏族学者曾对《格萨尔》进行过传统的经院式的学术阐释,并有相关著述,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被纳入现代学术的视野则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老一辈民族学学者任乃强、韩儒林等对史诗进行了最初的发掘、评述和翻译。这应该是《格萨尔》史诗在我国的初创时期。格萨尔的抢救保护工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开始,主要集中在抢救、搜集、整理、研究和翻译等几个基本层面。1984年,经中宣部批准成立了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协调组织和推动全国的格萨尔工作。后来在格萨尔流传的七个省区也相继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这标志着格萨尔抢救和保护被赋予了国家学术使命,将这一草根文化正式纳入了国家的文化建设内容。这一时期,除了继续以往所进行的抢救保护工作以外,在学科体系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先后召开了七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后续人才的国家学科体系,发表了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在藏族地区建立了四个“格萨尔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并对这些地区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跟踪调查研究,在对史诗的进一步抢救、保护与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仅就格萨尔文本而言,到目前为止,从民间收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289种;出版135部藏文分部本;搜集到大量的《格萨尔》唐卡及相关文物;蒙藏《格萨(斯)尔》录制优秀说唱艺人的音像资料近5000小时;等等。格萨尔先后被列入国家“六五”“七五”和“八五”社科规划。2011年,格萨(斯)尔的抢救、保护和研究纳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对全国的格萨(斯)尔的文本、艺人和相关文化语境进行普查、登记、立档和命名工作,并参照国际上先进的工作模式,建立数据化档案库。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格萨尔的文化在当今的青藏高原自西向东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局面。总体上,从纵横两个方面形成了立体化的不同层次的体系。从生态类型看,格萨尔文化生态可以分为原始型、过渡型和遗存型三种。它们表现了《格萨尔》史诗发展的不同阶段。从生态系统看,可以分为物质性生态圈、社会性生态圈和观念性生态圈三个层次。它们从物质、社会到精神形成了由外而内相互关联的生态秩序和生态链条。这一成果的问世对于《格萨尔》史诗进行分类、分步骤因地制宜地加以保护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学术机构的智力参与进一步提升了民众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识,增进了政府对民族民间文化价值的认知和支持,也深化了公众对尊重不同文化的理解。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民间、学术和政府三个层面经历了部落自发性恢复、社区联合振兴、学术机构参与、政府支持推广等发展阶段,在日臻成熟的实践过程中相继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格萨尔》史诗说唱传统的具体措施,其间有继承,也有创新。2014年,我国第一个以格萨尔命名的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正式建立。

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自《格萨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作为缔约国,我国政府根据在《格萨尔》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方面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一系列郑重承诺,从格萨尔的艺人、文本和语境等方面入手,在格萨尔的抢救、保护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以社区为基础、学界为智库、政府为后盾的三方合力,以多重实践及其互动模式,切实推进《格萨尔》史诗传统的代际传承和社区能力建设,形成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潜能和活力。


作者简介:

诺布旺丹,藏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格萨尔史诗与藏族文化。

编辑:孙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