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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2   星期三   农历八月十六   
潘天波:当代遗产研究前沿与动态——兼谈中国文化遗产学理论体系建构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作者:潘天波 创建时间: 2021.08.26 17:08:00

【摘要】基于对世界遗产近20年(1999—2019)核心文献的CiteSpace知识图谱计量与定性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的遗产研究基本围绕遗产传承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景观遗产或已成为当代世界遗产研究的两个前沿场域。中国的遗产研究较多聚焦遗产战略、遗产法律、遗产保护与对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场域,并交织在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社会化建构之中,显示出较高的知识共识性水平,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行为自觉与文化自信。当代西方遗产研究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对景观遗产或地理遗产的关注,并偏向于遗产理论的科学分析。管窥全球范围内的遗产研究前沿与动态,或能益助于中国文化遗产学的学科身份的确立及其理论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世界遗产;CiteSpace知识图谱;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学;理论体系

引言

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严重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国于1985年也加入该《公约》。

《公约》明确:“文化遗产”是“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①“自然遗产”是“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②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大致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即自然文化双遗产)、景观遗产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则包括自然遗产、景观遗产、自然文化遗产等。

基于近20年(1999—2019)的中国知网(CNKI)中的CSSCI核心遗产研究论文数据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遗产研究论文数据为研究对象,经检索后的数据分析发现中外关于遗产研究的偏向比较明显。在中国,学者较多地关注文化遗产,而且较多论文(2744篇)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国外,学者比较关注景观遗产研究,较多论文(4064篇)是关于生物自然、景观自然等遗产研究。因此,本文拟以CSSCI核心论文数据2744篇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论文数据4064篇学术论文为分析样本,探讨中外遗产研究前沿与动态,以期有补于建构或确立中国文化遗产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

就知识图谱或知识图景的量化分析而言,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关键词突现等是分析特定知识场域的核心变量。根据这些变量绘制成相应的知识图谱,形成增益于知识场域定性分析的单元,即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突现词分析。那么,在近20年中外遗产研究中的共词、聚类词和突现词的分异及其偏向是什么呢?兹分述之。

一、知识图谱之共词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或共词分析是根据世界遗产研究文献中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和中心度来探测该知识场域中的主题词关联语义网络,进而分析该知识场域或学科领域的共识性研究主题或共识性知识分异出来的图景。因此,关键词是世界遗产研究知识分异的关键变量。

根据CiteSpace科学计量化分析,在1999—2019年间,中国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位于前10位的高频共现关键词(注:TopN=30,见表1)分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1628次)、保护(233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80次)、传承(122次)、传承人(109次)、非遗(79次)、少数民族(65次)、“非遗”(61次)、旅游开发(53次)、生产性保护(49次),其中心度最高的关键词依次是:文化自觉(0.34)、传承(0.31)、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0.31)、文化遗产(0.25)、非物质文化(0.25)、开发(0.24)、传统武术(0.24)、博物馆(0.24)、保护(0.2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0.22)等。从这些高频共现关键词和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看,当代中国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知识场域有“保护”“传承”“发展”三大分异视域。就“保护”而论,主要侧重“开发性保护”与“生产性保护”研究,并聚焦在“开发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这两种的内在矛盾及其调和研究上。就“传承”而言,主要侧重“传承项目”“传承人”研究,旨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空间分布及其传承主体的研究。就“发展”而论,主要侧重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与保护的策略、机制以及内在矛盾,特别关注“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研究。总之,近20年来中国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注重遗产本身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双向维度,并注意到了遗产本身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内在矛盾,也涉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化建构及其价值的研究。譬如,在遗产的“时间性”上存在保护空间的生产性传承与发展性的矛盾,其中对遗产的“旅游开发”最受诟病,但从实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产业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领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经济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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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关键词位置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出现词频较高的还有知识产权(45次)、文化空间(31次)、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30次)、民族传统体育(29次)、文化产业(29次)、法律保护(28次)、文化遗产(26次)、产业化(22次)、非遗保护(22次)、文化生态(21次)、活态传承(20次)、图书馆(18次)、非遗文化(18次)、数字化(18次)、文化自觉(17次)、开发(16次)等。很明显,近20年来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知识产权、文化空间、传统体育、法律保护、活态传承、数字化传承、产业化传承等知识领域的研究相当活跃。这些研究空间可归纳为三个层面:知识产权与法律,产业开发与活化传承,民族文化与文化自觉。在知识产权与法律层面,研究十分关注遗产知识生产及其品牌的法律、产权以及结构,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化传播与开发、“走出去”的意识自觉已经开始。在产业开发与活化传承层面,主要聚焦文化产业化发展以及如何让历史静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在民族文化与文化自觉层面,侧重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传承,显示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者自觉开掘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也彰显出这些学者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文化自信。

根据CiteSpace科学量化分析,关键词“heritage”研究在1999—2019年间位于前10位的共现关键词(见表2)是:culturalheritage(文化遗产)(549次)、conservation(保护)(232次)、management(管理)(114次)、identification(认同、鉴定)(87次)、model(模型)(80次)、system(系统)(74次)、heritage(遗产)(72次)、impact(影响)(61次)、biodeterioration(生物破坏)(57次)、stone(石刻)(56次)等。可见,西方近20年以来的遗产研究多聚焦保护、认同、鉴定、系统、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领域涉及生物科学、计算模型、考古鉴定、自然环境管理等领域或方向。譬如,根据统计,遗产研究较多出现的学科包括有:Geosciences Multidisciplinary(地质学及多科学)(605篇),EnvironmentalSciences(环境科学)(501篇),Chemistry Analytica (化学分析)(445篇),Materials Science Multidisciplinary(材料学及多学科)(412篇),Spectroscopy(光谱学)(371篇),Archaeology(考古学)(295篇),Art (艺术)(265篇),Engineering Civil(土木工程)(208篇),Environmental Studies (环境研究)(202篇),Construction Building Technology(建筑施工技术)(192篇),GreenSustainable Science Technology(绿色可持续发展技术)(187篇)等。这也反映出,西方近20年来的遗产研究偏重环境、地质、化学、物理、考古、艺术、建筑等内容展开,即主要围绕自然科学领域展开遗产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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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1999—2019年间中西方的文化遗产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差别性暂时判断”:第一,中外学者对文化遗产研究的领域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学者研究侧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传承项目的保护与活化传承进行研究,西方学者侧重分析自然遗产本身的科学鉴定、考古分析和环境监控等内容。第二,中外学者对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存在差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多采用人文艺术以及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西方遗产研究学者对自然遗产研究主要采用地质学、环境学、建筑学、考古学、化学和物理学等科学理论与方法。第三,中外学者对遗产研究的时空维度存在差异,中国学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主要侧重遗产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并聚焦遗产时间与空间的协同或矛盾的研究,而西方学者则侧重自然遗产的共时性研究。

二、知识图谱之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一种探索性知识分析,主要是采用数据建模以简化数据而形成有相异性的知识聚族的分析模型。每一个聚族或场域内部对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表现出特定的聚类惯习和场域逻辑。聚类分析旨在探究每一聚族场域特征、知识热点与未来潜在研究场域。

就近20年来中国学者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而言,根据CiteSpace知识图谱聚类分析,依照关键词命名和LLR算法,聚类标准阈值TopN=30(表示在每个时间切片中选取被引次数最高的30阶层关键词,即关键词频次最高的30个值),计算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1999—2019年间有15个“共识性”知识聚类场域,分别是:困境(#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权力主体(#2)、文娱活动(#3)、峒蛮③(#4)、非物质文化遗产法(#5)、教育自治权(#6)、大数据(#7)、地方立法(#8)、区位熵(#9)、儒家文化(#10)、保护(#11)、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2)、非遗舞蹈(#13)、保护开发(#14)等。由此可以看出,在这20年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热点集中在遗产保护困境、遗产组织、遗产法、传承教育以及少数民族遗产等领域,尤其对遗产主体、组织、法律以及保护等层面的研究聚类显示出当代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活跃动态。

就前沿研究领域的稳定性而言,根据聚类标准阈值的调整或能看出近20年来比较稳定的研究领域。譬如,将阈值TopN设置为20之后,得出的聚类有:非物质文化遗产(#0)、非遗舞蹈(#1)、群众体育(#2)、传承人(#3)、王芳(#4)、非物质文化遗产法(#5)、文化旅游(#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知识产权(#8)、现代性(#9)、文娱活动(#10)、峒蛮(#11)。当将阈值调至为40时,得出的聚类有:峒蛮(#0)、中华人民共和国(#1)、社区参与(#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私法保护(#4)、保护(#5)、文化多样性(#6)、共同体(#7)、文娱活动(#8)、乡村振兴(#9)、图书馆(#10)、非遗舞蹈(#11)、非遗(#12)、大数据(#13)、问题(#14)、对策(#1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6)。再提升阈值为50时,得出的聚类为:峒蛮(#0)、中华人民共和国(#1)、社区参与(#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私法保护(#4)、保护(#5)、文化多样性(#6)、共同体(#7)、文娱活动(#8)、乡村振兴(9#)、图书馆(#10)、非遗舞蹈(#11)、非遗(#12)、大数据(#13)、问题(#14)、对策(#1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6)。据此,可大致分析出20年间比较稳定的聚类领域或前沿研究动态为:遗产保护问题与对策,乡村振兴与文化旅游,文化多样性与文娱活动以及大数据等。

就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聚类看,非遗组织、非遗主体、非遗对策、非遗旅游与文娱活动、非遗数据等领域是学界的研究热点,而且主要聚焦于非遗的问题探讨、对策研究、旅游开发、乡村振兴、大数据分析等有关非遗的“现象问题”和“发展路径”。当然也很明显,学界有关非遗的研究尚停留在对基础表象的分析层面,还未深入涉及非遗的理论体系及其话语体系的建构,并缺乏有关非遗的系统性理论研究。

根据CiteSpace知识图谱聚类分析,依照关键词命名和LLR算法,聚类标准阈值TopN=30,进而计算得出1999—2019年西方学者关于“heritage”研究的十大“共识性”知识聚类领域为:heritage family study(遗产家族研究)(#0)、exercise training(运动训练)(#1)、gis(地理信息系统)(#2)、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射线荧光光谱仪)(#3)、geotourism(地质旅游)(#4)、recentscientific heritage(近年的科学遗产)(#5)、building stone(建筑石材)(#6)、hyperspectral imaging(高光谱成像)(#7)、transformation(转变)(#8)、weathering(风化)(#9)等。由此大致可以看出,近20年西方学者对遗产家族、遗产科学和遗产空间等聚类领域具有很大的兴趣。这与中国近20年的非遗研究热点有明显的区别,其群体性的“遗产家族”或“遗产家庭”研究显示出不同于中国单线性的“遗产传承人”的研究角度,西方的“遗产科学”研究不同于中国的“遗产问题与对策”研究,西方的“(自然)遗产空间”研究也异于中国的“遗产保护区”研究。进一步说,西方的遗产家族研究注重的是社群的整体分析,自然遗产科学研究侧重对遗产的量化与定性分析,遗产景观空间研究聚焦于遗产所涉的地质、环境、旅游等空间的科学分析,而中国的遗产传承人、遗产问题与对策、遗产保护区等研究多集中于自然科学之外的人文、艺术以及生产性保护研究。

西方近20年的遗产研究热点和动态也可进一步从调整聚类标准阈值看出,显示出西方学者遗产研究热点领域的稳定性趋势。调整聚类标准阈值为TopN=20,得出的聚类有sex(性别)(#1)、archaeometry(考古)(#2)、built heritage(建筑遗产)(#3)、France(法国)(#4)、heritage(遗产)(#5)等;将聚类标准阈值调整为TopN=40,得出的聚类有:biodeterioration(生物破坏)(#1)、heritage family study(遗产家族研究)(#2)、diagnostics(诊断)(#3)、natural heritage system(自然遗产系统)(#4)、archaemetry(考古学)(#5)、geomorphology(地貌学)(#6)等;将聚类标准阈值调整为TopN=50,得出的聚类有heritagefamily study(遗产族群研究)(#1)、race(种族)(#2)、biodeterioration(生物破坏)(#3)、acculturation(适应)(#4)、natural heritage system(自然遗产系统)(#5)等;当聚类标准阈值调整为TopN=60,得出的聚类有:heritagefamily study(遗产家族研究)(#1)、cultural heritage application(申遗)(#2)、heritage stone(石刻遗产)(#3)、seaconkewamp-anoag tribe(Seaconke Wampanoag部落)(#4)、desertlandscape(沙漠景观)(#5)、heritage tree(遗产树)(#6)、place attachment(场所依赖)(#7)等。从聚类标准阈值20至60的变化可以发现,遗产族群、景观遗产或自然遗产等是近20年西方遗产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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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西方近20年(1999-2019)遗产研究突现词(局部)

三、知识图谱之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分析是判断特定阶段研究主题及其转换的变量,能反映出一定时期世界遗产领域的研究前沿及其演进,突现词也或能再现知识场域的时空转换与结构转型。

如果一个学科的范式不稳定或频繁地出现,则显示出这个学科还处于年轻时期,学科性思想与体系还不够稳定。1999—2019年,西方有关遗产研究的突现词(注:top=30,局部参考见图1)出现频次高达86个之多。譬如,出现有history(历史)、exercise(运动)、polymorphism(多态性)、weathering(分化作用)、origin(起源)、riskfactor(风险系数)、population(族群)、gene(基因)、art(艺术)、pattern(模式)、geotourism(地质旅游)等。可以推测,近20年西方遗产研究处于较为活跃且不够稳定的阶段。不断出现的突现词也反映西方学者在遗产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亦没有形成“共识性问题”,研究的知识场域较小,学术团体或研究团队比较分散,范式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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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中国近20年(1999-2019)遗产研究突现词

尽管西方学者对遗产研究还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知识场域,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强度相对较大。根据CiteSpace科学统计分析,依照作者和LLR算法,计算得出在1999—2019年间“heritage”发文量(≧45)较多的作者是:Bouchard C.167篇)、Rao D.C.(164篇)、Leon A.S.(157篇)、Skinner J . S .(156篇)、Wilmore J. H.(142篇)、Rankinen T.(119篇)、Anonymous (91篇)、Rice T.(91篇)、Gagnon J.(90篇)、Perusse L.(46篇),由此明显看出,西方部分学者对遗产研究怀有极大热情,也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譬如,在自然遗产(natural heritage)、基因族群(genetics family)或遗产族群(heritage Family)、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等领域的学者贡献了比较高的热度和研究成果。

与西方相比,近20年来,尤其是在2003—2019年间,中国学者的遗产研究突现词(注:top=30)相对较少,主要表现在传播、非物质文化、文化生态、民俗学、知识产权、原生态、生产性保护、遗产法、活态传承等25个知识场域(见图2),尤其凸显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法律、产权以及民俗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力度。相对于西方遗产研究而言,这实际上反映出在理论体系建构上的自觉性与自信心,形成了若干具有“共识性”的知识场域。根据CNKI统计,中国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1999—2019年间发文量(≧7)较多的作者是:宋俊华(20篇)、许鑫(16篇)、谭宏(13篇)、陈小蓉(12篇)、谈国新(10篇)、黄永林(10篇)、苑利(10篇)、马知遥(9篇)等,这些研究者基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或团队,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1999—2019年间被引用文献超过180次以上的论文信息参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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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被引用文献可以看出,引用次数最多的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传承及传承人研究比较关注。另外,对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保护政策、战略以及法律等知识场域的关注也较为活跃。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学者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基本从“遗产”对象出发,在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或转型、产业、法律等知识场域已经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知识共识,尤其是宏观战略、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旅游开发等方面。换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突现词比西方少且范围小的情况,反而显示出中国较高的人文领域知识共识性水平。

四、在比较研究中建构中国文化遗产学理论体系

当代中外学者对遗产研究各有侧重。从宏观视野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学者近年比较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西方遗产研究学者比较关注自然遗产(见表4)。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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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遗产研究体系方面,中西方有关遗产研究主体、遗产空间、遗产结构、遗产管理、遗产利用等知识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譬如,西方遗产研究学者关注遗产主体中的“遗产家族”或“遗产族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学者关注“遗产组织”“遗产传承人”和“民族文化”。西方学者从“家族”或“族群”出发研究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在遗产场域内的家族基因和传承的探讨;但中国学者有关文化遗产组织、传承人和民族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制度、主体人和民族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展示遗产研究的国家制度和民族文化关联。足见,中西方在遗产研究空间、结构、管理和利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西方学者注重探讨遗产的区位依赖、自然环境以及生物等遗产空间研究,但中国学者侧重区位熵、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尤其在民俗文化、民族舞蹈、乡村建设、特色村寨、民族体育等知识场域显示出较为浓厚的研究兴趣。西方学者在沙漠分化、自然地理信息系统、建筑考古、自然遗产系统等知识场域展现出他们的特色优势。中西方学者对待遗产研究的内容及侧重,显示出对待文化的立场、态度的差异以及学术传统,这也与民族传统、文化制度和遗产结构有一定的关系。譬如,中华传统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在自然、人文以及其他领域,特别是人文遗产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明显具有品类多、数量大、历史长的特点,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资源更是展现出全球范围内的独特优势。毋庸置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学者的文化遗产研究在遗产制度、遗产管理和遗产利用等层面较为先发和成熟。

第二,在遗产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学者主要采用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方法,侧重在国家战略框架下的遗产问题、遗产对策和遗产发展研究;而西方遗产研究学者主要是基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侧重在遗产科学的维度展开对遗产历史考古、遗产现象诊断、遗产基因分析以及遗产保护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差异主要因研究对象以及思维传统的差异所导致。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结构、空间、管理、法律和利用等问题,主要涉及有人类学、艺术学、管理学、民族学、法学、旅游学等学科;而西方自然遗产的主体、结构、空间、管理和利用等问题,主要涉及的学科是考古学、生物学、建筑学、医学、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因此,中西方学者在遗产研究问题上的理论与方法存在根本的学科差异。由此,令我们得到启示的是,中国学者对遗产研究可适当吸收一些国家在此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例如西方学者对遗产研究的“场域依赖”“遗产树”“遗产诊断”“遗传考古”“遗产科学分析”等研究理论、方法、思想值得借鉴。换言之,通过比较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自身研究的优势和劣势。中国的遗产研究至少要注重体系性建构,以期更好地为中国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服务。

第三,综合国内外研究动态、优势以及对未来的预判,中国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研究迫切需要体系性理论建构。特别是要在中国的文化遗产学理论上建构遗产主体、遗产空间、遗产结构、遗产管理、遗产利用的中国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彰显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巨大影响、传承意义和利用价值。根据中国文化遗产学理论的发展愿景,至少要在“遗产史”“遗产学”“遗产教育”“遗产传承”“遗产法”“传承族谱”“市场学”“风险预判体系”“文化景观学”以及“全球传播”“世界影响”“考古分析”“遗产空间学”“遗产制度”等知识场域展开研究,减少“遗产现象”“遗产问题”“遗产对策”的浅层分析,加大对哲学、历史、理论及方法的研究,进而在更高层次上使中国的文化遗产学理论走向成熟完善。

结语

总的来说,中外学者在遗产的“传承”研究方面展开了时空性的扩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景观遗产已经成为中外遗产研究的两个前沿场域。当代中国的诸多遗产研究侧重遗产战略、遗产法律、遗产保护、遗产传承等非物质文化知识场域,显示出较高的知识共识性水平。当代西方遗产研究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对自然景观遗产及遗产科学的共识性关注。中国学者尽管在现象问题和对策措施的应用研究领域较多,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学者对传承与发展问题的自觉意识。进一步讲,还需要在中国文化遗产学理论上逐步建构自觉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从而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和发展服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工匠制度体系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8AZD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潘天波,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史、工匠文化、设计历史和理论。

编辑:孙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