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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武而传:广东醒狮的武术性传统及其城乡传承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作者:谢中元 创建时间: 2021.11.04 15:50:00

【摘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狮舞(广东醒狮)之所以形塑武术性传统,源于宋代以后武技型狮舞的南传与民间化。清代禁教抑武时期,广东习武群体以寓武于狮的方式延续尚武传统。清末民初以后,醒狮背负唤醒国家国民之使命,因能展示尚武精神而获得承认。以广东佛山为中心,依托文献梳理、田野访谈进一步分层考察可见:清代至民国时期,城镇、乡村的醒狮传承具有不同形貌。前者依托行会、武馆狮会以及寻求互助的手工行业劳动者而持续传承;而后者不管是依凭武馆拳社还是仰仗“迷童子”之俗,其传承则以维续村际结盟交往为动力,以宗族祠堂为场所并以乡民为主体。两者异貌同构,在互动中延续并强化了武术性传统,且都旨在缓释法治失序时代不稳定社会的风险。

【关键词】醒狮;广东;武术性传统;城乡;传承

醒狮是一种脱胎于北狮、源发于广东佛山并主要传布于粤桂港澳及海外华人社区的南派狮舞,其作为传统舞蹈类项目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①

醒狮因与岭南武术紧密相联而颇受关注。1936年,大华烈士认定“(广东)舞狮与锣鼓俱有一定法度,基于武术真功夫,非内行不善为也”②。施德华所著《中国狮舞之艺术》特别提出华南的醒狮属于“以武术为主”的“武术性的狮舞”③;蒋明智认为醒狮蕴含岭南武术精粹并彰显了尚武精神④;彭伟文将清代至民国年间广州佛山修习武艺、传承醒狮的武馆界定为一种非精英的、以劳动者为主的不安定阶层所构成的互助性组织⑤;黎国韬则指出醒狮等广东传统民间舞蹈在演出中常附带或夹杂武术表演⑥。从动作层面探讨醒狮与武术技法的关系,学者们已形成共识并作了较多研究。但对于醒狮何以形成武术性传统,以及清代至民国时期醒狮如何在城乡传承等深层社会史问题,仍缺乏足够探讨,亟待进一步深描。

一、醒狮之武术性传统溯源

(一)武技型狮舞南传及民间化

我国原无狮舞,狮舞是伴随佛教东传经中亚—西域而进入中土的,在汉代成为“百戏”之一。最初除了展演于宫廷,还主要出现于佛事场合。宫廷型狮舞在唐代进一步发展为“五方狮子”,并被列入宫廷乐舞“坐立部伎”,服饰装扮上进一步追求形似,舞蹈动作上开始演绎“俛仰驯狎”等形神情态。宫廷型狮舞自宋代始渐趋衰落,至迟兴起于南北朝的民间狮舞则自宋以后更为盛行。《宋史》卷一四二《志第九十五》云:“百戏有蹴球、踏蹻、藏擫、杂旋、狮子、弄枪……”⑦“狮子”作为宋代流行的“百戏”之一,被置于“杂旋”和“弄枪”这两种武技项目之间,因同类相似而具有鲜明的技术色彩。

南宋狮舞较为突出的特点包括与武技结合和在民间普及。据《武林旧事》卷二《舞队》载,“大小全棚傀儡”中有“男女竹马”“抱罗装鬼”“狮豹蛮牌”等节目,“其品甚伙,不可悉数”⑧。狮豹蛮牌舞原由“诸军”演出,流出后成为江南民间流行的表演形式。《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云:“诸军百戏呈于楼下……唱讫,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次狮豹入场,坐作进退,奋迅举止毕。”⑨金灭北宋后,金庭掳获各类百戏艺人,也将百戏引入宴仪。傅起凤、傅腾龙的论断“宋代舞狮注重武艺,它的表演常与打斗相结合”⑩,道出了宋代狮舞民间化的实质所在——与武技结合的狮舞更具技术色彩。宋代民间狮舞的普及,以儿童舞狮为表征。南宋苏汉臣《百子嬉春图》(故宫博物院藏画)呈现了此画面:一小儿以绳索牵着一头金镀眼睛银贴齿的狮子,狮子奋力摇尾,两扮狮小儿露出双腿,旁有三小儿观看。狮舞在宋代被儿童群体所传习,反映了狮舞广泛渗入民间的事实。

自宋、金时期的南北分治始,狮舞随南宋迁都与移民南迁逐渐扩散至南方地区。狮舞辗转传至广东的具体时间暂不可考,至迟到明成化末年,狮舞已传布于广东的琼州(今海南)。明《正德琼台志》第七卷“风俗”条称,上元日“装僧道狮鹤鲍老等剧,又装番鬼舞象”⑪。其中提及“狮鹤”等剧,海南于1988年建省前曾隶属广东,此可谓关于广东狮舞的早期记载。明代苏州府吴县人王穉登的《吴社编》记有万历年间吴中的迎神赛会,其“舍会”条云:“技术则傀儡、竿木、刀门、戏马、马上橇、走索、弄伞、广东狮子。狮子金目熊皮,两人蒙之,一人戴木面具,肖月氐奚奴,持绣毬导舞,两人蹲跳按节,若出一体。”⑫可见至迟到明末,富于“技术”色彩且设有引狮导舞角色的“广东狮子”已颇流行。

(二)禁教抑武与醒狮寓武存续

入清以后,粤中地区的拜会习武现象尤为盛行。清人陈徽言《南越游记》曰:“粤中莠民敛钱聚众,有单刀、双刀、三合、天地等会,往往跳梁,逞为不轨。甚至营卒吏役亦无不为所染,声息相通。官司所为,彼皆一一周知,而预为之备,久而难制,猝难禁也。”⑬为防范抗击朝廷的组织者,清廷施以苛律,严禁民间教门结社。《清世祖实录》记载:“敕令督察院、五城御史、巡捕衙门及在外抚按等官,如遇各色教门,即行严捕,处以重罪。”⑭此外,将对天地会的防禁补入《大清律》,对于下层民众秘密拜师习武也频出禁令。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二十二日,清世宗命各省督抚“将拳棒一事严行禁止,如有仍前自号教师及投师学习者,即行拏究”⑮。这些禁令对民间结社习武产生了抑制力,但习武有“自卫身家”之用,民间习武风气未被彻底禁绝,承袭武技基因的广东狮舞得以寓武存续。

在禁教抑武阶段,广东民间习武群体以成立狮会、演练狮舞为掩护习武练拳,逃避追究,同时以寓武于狮的方式延续尚武传统,促成了狮舞与武术的进一步融合。清代同治时期的《粤游小志》云:“随行十余少年,手戈盾叉棒之属,红巾结束,鸣锣杂沓。于正月朔日至各村庄人家家庙参谒,谓之‘狮参’。是日参拜而已,不使拳棍。至初二日以后来者,则沙和尚与狮交战,战毕出竹架,令小鬼跳之,为小鬼跳架,再弄拳棒则诸少年齐至广场,各逞武艺。始交拳技,继以戈盾叉棒,最后则攒刀:设大桌,尖刀矗其前,矫捷少年超逾桌,刀尖摩腹,危若剖分,观者心怖气聋。盖即古傩礼意。然习俗相传则曰‘狮者师也’,乡人岁晚无事,习武艺,习必延师指示,借狮戏为名。”⑯这种“武狮”以“狮戏为名”行习武、演武之实,具有明显的掩饰性。拳师以此相联结,依托地缘、族缘等关系组建狮队、练拳舞狮,参加各类节俗吉庆活动。1893年《点石斋画报》记曰:“后随军士三十余名,均穿红马甲或执籘牌,或持木棍。继以宝盖一顶,上书‘广帮瑞狮’四字及‘鱼兆年丰’灯牌,随有一狮,头巨如圆桌,沿途跳舞,锣鼓声喧。”⑰1895年《镜海丛报》载:“连日澳地华人则迎请包相,巡行街道,并有狮子一头,随处戏耍。”⑱至清末,依托武术而存续的醒狮不仅盛行于广东,而且波及上海、澳门等地。

醒狮与武术相融合,强化了其武术性特质。但武馆狮队易闯祸惹事,也被时人所诟病,尤被宗族士绅所排斥。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载:“即如扮春色,舞狮龙,赛花楼,唱鬼戏,此皆无益之费,而且伏藏嗔闹,惹祸招非之事,俱当戒谨。”⑲舞狮被霍氏宗族认定为“惹祸招非之事”,可见练拳习武的舞狮人社会地位低。只要他们逾越秩序底线,以舞狮为名“强勒明抢”,就会被官府明令“查禁”。清代光绪年间的《高州府志》载:“粤俗向有舞狮之说,每狮一头,为一帮或一二帮同行,每帮动至二三十人,各持长枪利刃,束带戎装,借名耍狮,每至僻地小村,强勒明抢,实属地方之害,嗣后凡有舞狮人等到乡,准乡正副等查禁,如该乡正副瞻狗,立即革究不贷。”⑳连“僻地小村”都存在以舞狮为名的“强勒明抢”之事,说明广东民间习武舞狮尤为普遍,参与人员鱼龙混杂。

(三)唤醒国家、国民与醒狮之得名

随着1900年后“中国先睡后醒论”的广泛传播,广东地区这种寓武于狮的舞狮活动逐渐被命名为“醒狮”。据《申报》载,1917年女子工艺学校筹款会引入“广帮北城候醒狮会”,目的是通过表演“睡狮猛醒”来“唤起同胞”㉑。1919年至1925年期间,广东的醒狮团陆续在上海的“放汽球展期”“精武体育会十周纪念”“救济工游艺会”等展会庆典上展演,被赋予唤醒国家、唤起同胞的使命。1925年沙基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利用醒狮表演唤醒国家、国民的意识更为自觉。1928年“广东羣和体育会醒狮团”受邀参加上海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全团团员有一百余人,集合极难,故在他处亦极少加入。此次由冠益食品厂谭杰生君敦请加入,业经该团允可,闻是日表演节目,(一)睡狮醒猛、(二)老少联欢、(三)醒狮登台、(四)唤起同胞、(五)大夺锦标、(六)表演国技、(七)休息、(八)提灯助兴。”㉒其表演清晰展示了“唤起同胞”的使命诉求。“醒狮”之名广为传播,也助推了醒狮表演的进一步盛行。

清末民初以后,醒狮背负唤醒国家、国民之使命,因既能有助于烘托新年、喜庆氛围,又能展示当时所鼓励的尚武精神,而获得了社会认可。据民国学者胡朴安所记:“又粤俗,凡遇公私喜庆等事,有舞狮之举。法用大鼓一面,其声蓬蓬,后随刀叉之属,中以一人扮作狮形,沿街舞蹈。此俗以新年为最多,犹之绍俗之龙灯会而较有尚武之精神焉。”㉓从“凡遇公私”“刀叉之属”等词语可见,广东狮舞依托武馆、武术而公开存续,不再遮遮掩掩。1935年,广东省政府转发中国国术馆的文件,提出:“凡各省市已有国术馆者,限一年内通统成立县区国术馆社;其各省市未设国术馆者,统限一年内至少先成立省市国术馆,以此类推。此外对于军警一切武装团体之国术训练,尤宜急起直追……(广东省政府)令仰该□□即便知照,并转饬所属体知。”㉔武术上升为“国术”,发展武术、建立武馆被政府所正面鼓励。在支持武术发展的社会语境中,依附于武馆的舞狮组织和活动也得到进一步承认与规训,武技与狮艺结合之传统得以传布发扬。

醒狮的武术性传统具体是如何在城乡区域传承的?这涉及更为隐秘的历史细节和立体的社会环境,有必要以广东佛山为中心进行分层深描。佛山作为醒狮的发源地以及最核心的分布地之一,其醒狮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如民俗学家叶春生认为:“岭南舞狮,以佛山为最有名……岭南狮头的制作,也是以佛山为最著名。”㉕戏剧戏曲学家黄天骥对佛山的醒狮印象最深:“近两三年,我也常看到人们舞狮,除了佛山一些狮队能保存传统,在韩国舞狮大赛中以威猛的舞姿夺得锦标外,一般舞狮者只会把狮头摇来晃去。”㉖佛山醒狮能获得如此评价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源于其传承了醒狮的武术性传统。此外,清代至民国时期处于粤中的佛山实际上是一个城镇、乡村并存的区域,对此分层考察可达到深描全貌的效果。

二、行会、武馆狮会与城镇醒狮传承

(一)手工业行会兴起与四方之民涌入

佛山曾隶属于广东省南海县,自古地理位置优越,“控羊城之上游,当西北之要冲,天下巨镇,岿然居首”㉗。便利的地理区位和水道交通优势,为货物流通、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依此优势,佛山的冶铁业发展得最早也最快。明正德元年(1506)全国设立十三所铁厂,其中在佛山设广东铁厂。在冶铁制铁业带动下,佛山手工业、商贸业持续兴盛,成为各省货物流通的大枢纽。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㉘至道光年间,佛山商贸发展到新高度,“川广云贵各省货物皆先到佛山,然后转输西北各省。故商务为天下最”㉙。基于此,佛山名列四大镇之冠。佛山商贸经济发展,推动手工业生产模式从家庭式作坊向更大规模的行业生产转化,催生了大量业缘型的行会会馆。明末佛山仅有一家“广韶会馆”,此后相继产生了90个手工业行会(其中32个与铁器行相关)、32个手工业会馆(其中9个与铁器行有关)以及134个商业行会㉚。

与此相伴的是,富庶繁华的佛山不断收纳“四方之贫民”,为他们提供依技傍身、安身立命的机会。清代乾隆年间的《佛山忠义乡志》云:“乡固市镇也,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赀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㉛就劳动者来源而言,打铜行、铜箔行、杂色染纸行等从业者多来自外地。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志》载:“打铜行,为本乡特有工艺,业此者多肇属人……盛时工人两千余,今仅七八百。……铜箔行本乡制品特佳。……业此者多肇属人。店馆数十,工人八九百。”㉜另载:“按,染纸为吾乡有名工艺。业此者多侨居本乡之新会、鹤山等县人。店号多在舍人街、衙前街等处。”㉝这些从肇庆、新会、鹤山等周边区域来到佛山的工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在佛山无土地、无资本,因身处异乡又缺乏宗族、村落等血缘、地缘性组织的庇佑,参加业缘型的行会组织就成为必然选择。

(二)城镇武馆狮会因互助需求而盛

基于调和利益、矛盾的需要,佛山手工行业内部趋于分化,出现了徒手求食的工人、拥资设肆的雇主这两个群体各自所依托的行业组织。特别是在冶铸、纺织、陶瓷等雇有大批工人的行业中,生成了平衡雇佣关系的“东家行”和“西家行”。前者是商人、作坊主组织,代表雇主阶层利益;后者则是业缘型的手工业工人组织,旨在沟通东、西两方,联结手工业工人并维护其利益。佛山的花盆行最早设西家行,即于清乾隆六年(1741)分出西家、东家组织,“满清乾隆六年八月吉日,联行东西家会同而议各款工价实银”㉞。此后唐鞋行、杂铁行、帽绫行、铁线行、铁镬行、机器土布行、泥水行、纽扣行、大料行等相继设置了东家行、西家行。行业组织有大有小,规模不一。进入民国时期,更多的手工行业分化出东家、西家行。机器行、剪发行等甚至产生了工会组织,比如:“机器行机器工人须学习三四年,纳费入行,乃可执业。工值颇丰。惟多染荡费陋习。近省垣工会成立,本乡亦联有分会。”㉟“工会”组织的出现,为手工业劳动者提供了更集中的联结方式和互助载体。

手工业行会,特别是“东家行”“西家行”的分化涌现,一方面说明佛山城市化进程加快,手工业劳动者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潜滋暗长。在法治秩序尚未健全的时代,各行会纷纷建立或依托武馆狮会,以保商业经营顺遂、一方水土安全。城市地区的武馆狮会甚至公开打出旗号:“百业有帮,帮皆于春节组狮会。狮会之出也,前导以旗帜,表明帮会名称,继而为开道,有用流星捶,有以枣木棍棒者。”㊱而行业劳动者则为寻求互助、联结同行而加入行会,以习武傍身、依技自保。民国时期出现的“栏”是对于某个地区成行成市地售卖商品的总称,通常在一条或几条街上,所售货品多为同类农产品、生活用品或轻工用品,同一“栏”内具有相似的货品运转方式、相同的工作规律。因此,它既是有一定空间分隔功能的商业市场,也是对行业、工作性质以及劳动者群体的区分。清末民初洪拳拳师黄飞鸿就曾先后被西关铜铁行、“三栏”(即果栏、菜栏、咸鱼栏)聘为教头,并以教头名义在广州西关设立武馆。而“栏”中武师所教授的对象,多是社会中下层以力气谋生的手工业工人、小商贩等。

城镇武馆应手工业者、商贩的互助需求而盛,蕴育了不少兼通武术、医术的拳师。如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志八》载:“李才干,字子桢,栅下茶基人。少有膂力,善技击。……金山寺僧智明嘉其诚朴,以跌打医术授之。乱后归里,设馆于平政桥沙涌坊。……罗润灿,号恕斋。性任侠,精医,娴技击。……黄殿中,字慎堂,原籍三水。父积昌,有善行,精医,设肆佛山……常学技击于潘某。”㊲此外,发源于广东省东南部、北部乃至福建等地的各类拳法陆续由外传入并扎根于佛山等工商业发达地区。据张雪莲考证,洪拳、咏春拳、蔡李佛拳等拳种在清代传入佛山,南家拳、太极拳、鹰爪拳、螳螂拳、六合八法拳、周家拳、精武体育会等拳种和武术组织则在民国时期涌现于佛山㊳。

清代至民国时期佛山及周边城镇的武馆、狮会相伴共生,或多或少可由前人回忆或整理的材料所佐证。例如:“(佛山)一般武馆都设狮”㊴,“自清代至民国时期,人民多尚武、当时武馆林立,每间武馆,都有‘狮会’设立,在练习武功之外,对舞狮的艺术,都苦学苦钻。”㊵谋生于法治失序的不稳定社会,手工行业劳动者加入武馆狮会习武学狮,累积派系化的社会关系,其实质目的在于依技自保、寻求互助。

(三)典型武术社团组织的醒狮传承

蔡李佛鸿胜馆是清末民国时期佛山最大的武馆。1850年,新会人陈享来佛山开设蔡李佛分馆,次年来自三水的张炎接任馆主,将其更名为鸿胜馆。据陈艺林、周逸天回忆:“鸿胜馆鼎盛的时候是1921年左右,那时全佛山共有十三间馆。”㊶这些馆主要分布于衙傍正街、白金街、塔坡街、南顺街、线香街等繁华街区和太上庙、冼家祠等宗庙祠堂,构成了一个有互联互助性质的武术组织,分别由陈盛、黄四、钱维方、汤锡、李昌、黄乐、梁添、张三炳等拳师执教。学员多为底层的染纸、铜箔、竹器、织布、搬运、扫把等手工行业工人,他们成为蔡李佛拳、醒狮传承的重要力量。1935年《潭冈乡杂志》记:“夏历乙亥元月初十日,有山咀乡鸿胜馆国技团舞一瑞狮,同临本乡,本乡为敦交谊起见,虽因来帖通知太迟,亦急备茶茶点,并制锦标一枝,上写‘尚武精神’字样,插于青年社门首以候之。”㊷随着国术的普及,鸿胜馆国技团设置狮队且活跃于城镇乡间,成为传承醒狮的主力组织之一。

1936年6月24日,鸿胜体育会于兴隆里花王庙成立,各武馆师傅也多是手工行业工人。比如,陈盛生于高要,后在佛山的铜箔行劳动;执掌鸿胜武馆的陈盛首徒钱维芳生于三水县,职业为建筑工;汤锡则是竹器工匠。鸿胜馆成员确因舞狮而与其他武馆发生了斗殴,“1936年则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斗殴,那年二圣宫入庙,螺涌社(其中有些成员是鸿胜馆的人)的狮和众义馆的狮在路上撞头,按规矩两狮撞头要互相致敬,螺涌社的狮敬了礼,众义馆却不敬礼,后来两狮又在石巷口撞头,双方就大打出手,以后六七日双方的人碰到面就斗殴。”㊸外部冲突助推强化了内部凝聚力,鸿胜馆的弟子群体持续扩大,其势力范围随之扩展。生于1908年的赵荣是鸿胜馆第三代弟子,仅以他为中心就形成了庞大的徒弟群体。“1945年后,佛山狮会武馆十分兴盛,石啃黄洞、西樵大岸、顺德芦洲、三水河口、西南以及增城、高要、云浮、恩平等地,拜赵荣求师学艺的人很多,徒弟约有一千多人。”㊹伴随着习武练狮人数的增加,在鸿胜馆群体中曾一直延续着“食夜粥”之俗㊺,从侧面表征醒狮与武术结合之传统,透射出醒狮传承群体的底层身份色彩。

20世纪上半叶与鸿胜馆同时存在的众义国术体育会,俗称“众义派”。清末民初,佛山张槎朗边乡人洪拳师招锡组建了佛山最早的“义”字系统武馆——兴义武馆,此后扩张出勇义、雄义、群义、聚义、英义等武馆,构成以教授咏春拳和洪拳为主、规模较大的“义”字系武馆,30年代联合组成众义国术体育会。该体育会下设九个分会,各分会会员人数从几十人到数百人不等,按时缴交一个月四斤米即可成为会员㊻。“工代会”(工人代表大会)属于“社字派”,和由众义体育馆门徒构成的“众义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佛山对立斗争的两个最大的武术社团㊼。招锡、黄锡(崩鸡锡)、梁南(肥仔男)、招就、尹敬等是义字派武馆拳师和狮会舞狮人,而社字派螺涌社、智信社、效贤社(馆)、永联社、远联社、全志社、乐林社、伍馆等武馆狮会的拳师以大王钊、仇太生、陈瑞、仇长等为代表。

此外,1921年7月6日佛山精武筹备会借址汾水西街5号成立,7月10日正式成立佛山精武会。会员以店员、学生居多,也有工人和少数农民。该会不仅传承精武武术,而且积极训练儿童醒狮。“民国十四年(1925),三山人邵汉生在三山创办精武童子团,按照精武会规定的十个基本套路训练,还练习舞狮。”㊽这与蔡李佛鸿胜馆、众义国术体育会等武术组织的醒狮传承形成交相辉映之势。

三、结盟、迷童子与乡村醒狮传承

(一)基于结盟交往动力的乡村醒狮存续

传统中国是以农业为主业,以农民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其文化也以乡村文化为底色。尽管明末清初的佛山是“四大聚”“四大镇”之一,但不能被置于乡土社会范畴之外,而是兼具市镇和乡村的特征。清代道光年间,“佛山商旅所聚,庐肆多于农田。然乡中隙地涌水环绕,时资灌溉,春畦碧浪、秋垄黄云,亦居然太平村落也”㊾。随着佛山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其市镇的特征渐居于主导地位,但仍葆有传统农业社会的现实特征。1937年有观察者指出:“佛山是一个农业的城市……文化事业在佛山是极落后的。”㊿可见佛山处于从农耕文明趋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期,其乡村地区受传统礼俗的规约,内部延续着以血缘、地缘、族缘等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

佛山乡村不仅存在贼匪祸患、械斗频仍、治安混乱等境况,而且相继在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中遭受了侵略者的洗劫扰虐。《清稗类钞·战事类》云:“陈开,佛山人。幼无赖,好与会党交……暨踞佛山,远近无赖俱至,众号十万。”51官府的管控焦点在于城镇中心,对乡村地区的干预控制相对偏弱。社会动荡不稳,社会矛盾趋于频密,以祖先、神祇和祭祀仪式等为认同纽带的宗族就成为维续乡村动态平衡的重要力量。宗族通过设立公尝、族产等建立共同体机制,以保障其在资源竞争中的优势。强宗大族具备经济、人力优势,可组织以农民为主的宗族团练,因此有实力维持所治区域的稳态运行,也有一定能力抵御他族侵扰和外来匪患。而小村弱族人丁稀少、积贫积弱,则易在资源利益争夺中被压制欺凌,由此而导致的乡族械斗之事时有发生。为了谋取生存之道和利益最大化,乡村宗族往往选择结盟组成共同体,“又十乡二十乡歃血连盟。一乡有盗,或为盗之哨探,则同盟诸乡共执而溺之于江,而勿以闻”52。这种横跨各乡村的“会乡”组织,以祖先、神明为共同体的认同符号,为弱小的乡村宗族成员提供了安全屏障和互助网络。组织成员为了维续同声共气的村际关系网,除了依托祖先、神明认同,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成立武馆拳社,组建习武舞狮队伍,并形成互访互助机制。

笔者近年访谈了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大沥镇、西樵镇等镇街的十多个村落的武馆拳师或村长,受访人多谈及新中国成立前乡村基于交往结盟需要,普遍传习武术、醒狮。南海北沙武馆馆长黄新建说:“解放前的时候,我们北沙村,跟广州西关那边很近,西关那边那些武馆很多的嘛,好多人出去打工,去找吃的,把功夫学回来,村里练武的人多了,别的村不敢欺负。以前世道不太平,组织个狮队,有好处嘛,方便跟其他村联系,结成兄弟村,过年过节就互相来往,串串门,一代一代维持下来了,以前村里那些老人都这样说。”53南海良溪村村长李尤洲提到:“以前听村里老人讲,解放前不练功夫不玩狮,会被别的村欺负。我们村以前就挨过欺负,被邻村封了出村的路口,不让走。那不行,有个兄弟还来帮忙打过架。为了自保,村里就练功夫咯,请人来教功夫和狮子,靠舞狮子结成兄弟村,慢慢下来,其他村不敢欺负了。到现在,我们村有八条兄弟村,横江村啊、叠滘潭头村啊等,这些都是。我们舞狮子来往,就像走亲戚一样的。”54乡村的武馆拳社由族人乡民自发组建,兼顾武术、狮艺传承,所聘拳师教练则主要来自城镇中心。乡村醒狮主要用于村际交往、节庆联谊和祭祖仪式等,其传承以农民为主体,以宗族祠堂为据点,以维续村际交往为动力,延续了醒狮习俗的传统基因。

(二)“迷童子”:乡村醒狮的另类传承方式

与之相关联的是,佛山乡村曾存在一种另类武术、醒狮传承方式——“迷童子”。清代广州就曾流行“迷童子”,民间把男性神灵凭依者称为“仙童”或“仙公”。《清稗类钞·时令类》云:“广州有迷童子之俗,多行于中秋节后之数夕,以其时月明如画也。其法,先择一童子,令合眼危坐,作法者乃先烧符一度(其咒语极简)。令数人手持香火,向童子前后画圈摇拂。久之,童子即喃喃自语,众乃呼曰:‘师傅至矣。’复问曰:‘师傅喜用刀耶,抑剑耶?’问至童子点首,即为合意。众乃以器械授童子,即能飞扬起舞,若有家法。及演毕,童子复卧倒,呼其名,即醒。”55“迷童子”实指“鬼师傅”上身,需在中秋后的月圆之夜进行,散射出浓烈的神秘主义气息。

据出生于1940年的佛山禅城老拳师罗荣强(人称“卖鱼强”)口述:“鬼师傅上身,也叫‘降仙童’,我见过,但我没有上过,我大哥就上过。这种事就要看缘分了,旧时那些像雷老虎、方世玉等功夫厉害的人就上身,上了身之后就既会打功夫也会醒狮了,实际上被上身的人原来是不会的。我小的时候,9岁左右还有鬼师傅上身现象。特别在乡村,凡是农村祠堂,一点蜡烛、香在门前,鬼师傅就会出现,看哪个人一发愣就上他身,然后就开始舞狮子了。”56周肖著作《西樵武林口述史》57中就记存有大量关于“神打鬼打”(“迷童子”的别称)的口述信息,其中麦六仔、陈汝奋等人的口述记录可佐证民国时期“迷童子”曾盛行于乡村的现象。据南海西樵镇七星凤台村麦六仔描述:“首先上一柱香在西边,再找一根棍子架起来,将手臂交叠,低头俯在手臂上面,然后再趴在棍子上,这样就可以请他们上你的身了,如果请了上来,你就自动会打功夫了,那些请上了身的人打起功夫和舞起狮来都很厉害的,他们舞狮都会舞完一整个套路才结束,我们称为‘神狮’。”58其他老师傅的口述信息与之大同小异。其仪式流程主要是:给土地公或社公上香,置长棍于手臂上,闭眼并将头伏于手臂,以虔诚之心请“鬼师傅”上身,或将浸柚叶之水泼洒于手上以增加灵验性。而所请“鬼师傅”多为有姓有名、传授武术狮艺的已故拳师。这些“鬼师傅”生前精通武术狮艺,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自然成为乡村践行“迷童子”之俗所崇祀的对象。佛山乡村曾盛行“迷童子”之俗,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一些村落、宗族经济不济,只得以“迷童子”之俗传习武术狮艺。少数大村强族人丁兴旺,财力物力充足,有能力组建“××堂”“××社”等拳馆狮队,购买舞狮道具以及聘请教练。如陈汝奋说:“颜耀庭是当时蔡李佛一派有名的大师傅,在广州、佛山等地都是相当有名的,而何牛正是师承于他,功夫自然也是很了得的,他的馆口就设在佛山那里,当时被人们称为佛山的‘半塘(佛山地名)皇帝’,如果不是由于我们的同族兄弟陈祚是他的好朋友,亲自出面去请他过来简村这里教我们这些后生功夫,你以为这么厉害的师傅愿意进一个村里授徒吗?”59西樵镇简村能请到颜耀庭的得意弟子何牛进村传技,这种宗族资源并非每个乡村所具备。小村弱族人少财寡、实力薄弱,无法组建狮队、聘请拳师,只得寻求借助“迷童子”之俗。此俗在乡村之盛行,与部分村落、宗族的男丁数量、经济实力不足有一定关系。

另一方面,乡村地理闭塞、祀神成风,为“迷童子”的盛行提供了土壤。晚清知识界开始着手启蒙思想、改良社会和破除迷信,特别是“五四”运动中的知识精英对迷信思想、行为进行了集中批判。但在乡村边远地区,根深蒂固的迷信之风未能因批判而消失。1929年《南海县县政计划大纲》记:“前岁防军,曾一度将县属寺观偶像,尽量廓清,祀神者并加禁制,一时稍为歛迹。讵离防未久,大小偶像,又复旧观。可见人心不先改革,迷信终难破除。现拟将舆卜星相及偶像等类,遵令查禁。”60可见,政府干预的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另据1935年《统计月刊》云:“(南海县)乡村生活简单,风俗大都淳朴,市镇物质文明,习尚不免奢侈,间有交通教育未尽发达之区,风俗依然闭塞,迷信神权之风,迄未稍杀……。”61远离城镇中心而造成的“闭塞”,使佛山乡村迷信成风,“迷童子”之俗也得以持续延传,成为一种另类武术、醒狮传承方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整治,“迷童子”作为迷信彻底消失。

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狮舞(广东醒狮)之所以形塑武术性传统,源自宋、金时期与武技结合的狮舞的南传与民间化。入清以后,粤中地区拜会习武现象较为普遍,承袭武技基因的广东狮舞得以进一步寓武而兴。在清代禁教抑武的社会环境中,广东民间习武群体以成立狮会、演练狮舞为掩护习武练拳,逃避官府追究。由此,以寓武于狮的方式延续尚武传统,促成狮与武的进一步融合。民国时期,武馆醒狮背负唤醒国家国民使命,因有助于烘托喜庆氛围,又能展示政府当局所鼓励的尚武精神,而获得了合法化地位。醒狮的武术性传统之所以能扎根延续,除了这种源远流长的历史性形塑,关键之处在于,既因地方社会为其提供了工商业背景和习俗土壤,又因武术、醒狮具备互助联结功能激活了城镇手工业劳动者、乡村农民的主体需求和参与动力。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手工业行会特别是“东家行”和“西家行”的分化涌现,社会不稳定因素累积增多,各行会组织划地为界,借助开馆收徒壮大声势,聘请或培养拳师以保商业顺遂、一方安全,通过教习武术、舞狮采青等争取生存资源。各行会、武馆狮会在扩张过程中,往往因利益冲突而争吵,甚至发生械斗、武斗等现象。黄飞鸿的徒孙朱愚斋所著《黄飞鸿江湖别纪》(1933)就多次描写了黄飞鸿师徒参加神诞祭典、舞狮演技引发争斗的故事。这些组织以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同时利用业缘、趣缘等纽带,逐步沉累构建以习武、舞狮、行医等为主业以及横跨各行业、阶层、区域的关系网络。无形的关系网贯穿佛山城乡乃至粤港澳、海外诸地,在人员交错的进出流动中不断扩展增生,构拟了一套由仪式、行规和惯习等所组成、行内人彼此认同遵行的秩序法则。如此,既让充满利益纷争的丛林社会自生博弈平衡之术,又让与武术醒狮有关联的手工行业劳动者的生活世界变得有所维系。

另一方面,当时乡村地区存在动荡不安因素,拥有公尝、族产的乡村宗族负有维续稳定之责,或组建以农民为主的团练,或联合建立村际结盟的“会乡”组织。其中,“会乡”组织以祖先、神祇和祭祀仪式等为认同纽带,通过组建习武、舞狮队伍互访互助,形成同声共气的兄弟型村际关系网。这种乡村醒狮依托族人乡民自发组织的武馆拳社而存续,主要用于村际交往、节庆联谊和祭祖仪式等。与之相关联的是,由于地理闭塞、祀神成风,部分村落、宗族实力不济,只能寻求借助“迷童子”之俗传习武术、醒狮,以融入结盟互助网络。该习俗的仪式流程充满神秘色彩,所请“鬼师傅”多为有姓有名、精于武术狮艺的已故拳师。新中国成立后,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整治已让作为迷信的“迷童子”彻底消失,乡村武术、醒狮的传承渐以武馆拳师带徒传艺为主流。

通过分层考察清代至民国时期广东佛山一带的醒狮传承,可发现醒狮之武术性传统在城镇、乡村的传承具有不同形貌。在城镇区域,拳师们受经济繁庶、人员聚集等因素吸引进入城镇中心教授武术狮艺,手工行业工人、商贩等则为寻求互助、联结同行而加入武馆狮会。在乡村区域,武术醒狮的存续传习,旨在维续村际结盟交往的需要,其传承以宗族祠堂为据点,以乡村农民为主体,不管是依托乡村武馆拳社还是仰仗“迷童子”之俗,都呈现了乡村醒狮传承的另一种图景。总之,依托手工业者、农民等劳动群体而传承、形塑的寓武于狮、狮武一体传统,构成清代至民国时期醒狮的核心传统。尽管城镇、乡村以不同形貌传承了此传统,但实际上彼此关联互动,都旨在缓释法治失序时代不稳定社会的风险。如此梳理,有助于从社会史角度把握醒狮的武术性传统,为粤港澳“人文湾区”背景下的醒狮传承与保护提供历史烛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改进设计研究”(项目编号:17ZDA168)、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粤港澳传统醒狮的抢救性挖掘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0YJCZH188)、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佛山醒狮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020WTSCX08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中元,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教育学院副研究员、广东省非遗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岭南醒狮文化。

编辑:孙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