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墙走，靠墙站，光穿衣裳不吃饭。”这是中国北方民间流传了100多年的一则谜语，过去的儿童在猜这个谜语的时候，几乎都能立即指着屋里墙上的年画大声叫出答案“年画儿”。而近些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回答不出这个标准答案了。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国人的生活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年节时挂年画的习俗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传统的年货市场上，不仅盛行了千年的木版年画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就连它的后代胶版精印的新年画也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昔日辉煌的中国民间木版年画在民族民俗文化剧烈变动的历史转型期应当如何定位、定性和定向，就成了必须认真探讨的传统民俗艺术的重大课题。何况，民间木版年画在当前的境况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很大一批传统民俗文化遗产所处的位置和所面临的境况几乎完全一致，因此，当前木版年画的重新定位、定性和定向的科学论证，将会对全面解决其他一系列民俗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有重要意义。

 

    木版年画已从现代生活中淡出

 

    中国木版年画应当从木版画说起。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最早木版印画有两件：一件是收藏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唐代木版刻墨线约9厘米的三世佛像；另一件是上世纪50年代，四川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出土的佛教《陀罗陀咒本》中的一幅木刻莲花座佛像与诸菩萨和法器的组图，佛像右上角还刻着“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等字样，足以证明是唐代木刻画像无疑。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那时贴在门板和室内墙上的木版画实物，只在北南两宋的文献笔记中多有关于肆市年节中木版纸马、印施佛像、大小门神、纸画儿之类的记载。

 

    如果从10世纪的宋代开始算作木版年画的开端的话，木版年画已经走过了千年的发展历史了，这千年间的中国民间生活和民俗百态几乎都在年画里有所反映，很值得现代人认真研究。

 

    忆往昔，中国木版年画的诞生是历史的产物，是唐宋经济发展与市井民俗艺术繁荣创新，以及民众适应当时艺术新潮的结果；看今朝，木版年画从现代民俗生活中隐退淡出，也是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与现代文化艺术繁荣创新以及民众广泛适应现代艺术新潮的结果，也应当被看作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可以说，中国木版年画的千年辉煌史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如今它已经成为一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了。

 

    对木版年画重新定位、定性和定向

 

    一般说来，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是指那些只保持其文化史时限上特定价值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遗留物；它不再在未来的民俗生活实践中发挥它直接使用的或实用的功能，也不再在现代的精神生活中配合并满足大多数群体的审美需求。木版年画在当代中国，正是这种文化史上有重大价值的有丰富精神文化内涵的有形文化实体，是一宗宝贵的民俗艺术重大遗产。这将是中国民间木版年画在新世纪经济文化转型时期重新定位、定性和定向的基本依据。

 

    在众多的古老民俗文化遗产中，那些属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等必需品还可以继承传统或推陈出新，并为现实生活所用，而木版年画尽管在千年民俗史中从内容到形式一直不断地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代代传承，但是，在现代化生活方式猛烈冲击下，它被贴在门、墙上最普遍的功能手段却不再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了，这是木版年画自身固有的民俗文化性质所决定的。木版年画一旦失去或改变了它的传统功能，它的性质和原有的位置也就必然随之改变。在近20年中，年画特别是木版年画的市场需求调查表明，年画从城市近郊农户消失，迅速向偏远农村扩展延伸，直到年货市场上再也看不到年画为止。古老的木版年画站在新世纪的大门口何去何从，要得出答案，就必须给予尽可能科学的定向，以便确定恰当处理中国木版年画遗产的文化策略。

 

    如何保护木版年画遗产

 

    如果把木版年画认定为有重大价值的民俗文化遗产，同时又是濒临失传亟待抢救的重大遗产，那就应当毫不犹豫地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保护措施应当从两方面合力进行：

 

    一方面，国家立法机构应当尽快依据保护民俗文化遗产（或财产）的法律，把保护濒临失传和面临被破坏危险的文化遗产列为优先保护的名单，依法抢救保护。国家财政必须加大保护木版年画的资金投入，把散落在各地民间的木版年画印模精品和绝版年画精品征集或收购为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三级保护文物；同时，建立国家级中国民间木版年画博物馆。国家设立专家评定委员会，对于历史悠久享誉国内外的木版年画生产基地进行评估，评选出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相应地，在木版年画传承人队伍中评定并授予3个级别的“民间艺术家”称号。国家鼓励并保护国家级重点木版年画基地的精品生产，并支持国际交流和精品交易，使精品木版年画在国际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国粹品牌之一。

 

    另一方面，把全国木版年画行业传人、经营者、工艺专家及木版年画专业研究者共同组织起来，尽快成立全国性的中国木版年画民俗文化保护委员会，把保护木版年画遗产的紧迫任务纳入到全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之列，协同进行。要把《中国木版年画通史（志）》编写成功；同时，应当编辑出版《中国木版年画精粹》、《世界各国博物馆馆藏中国木版年画精品选》等大型文献性出版物。这是一项大型系列出版工程，具有集大成的意义。（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系辽宁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编辑：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