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民间艺术――

关于“许家湾十二花灯戏”田野调查的思考

高  佳

（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摘要：“许家湾十二花灯戏”已于2007年申遗成功，被列为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通过深入实地的田野调查系统论述了这一羌族特有的民间艺术的基本概况，同时通过采访花灯戏的主要负责人，即花灯戏协会的前任会长唐孝友老人，了解到花灯戏与当地村民礼俗生活的密切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了“许家湾十二花灯戏”面临的现状及其保护、传承与发展。

    一、岭岗村（许家湾）概况   

    “许家湾十二花灯戏”产生并流传于四川西北部北川羌族自治县墩上乡岭岗村，岭岗村原名许家湾，省道213县北茂路贯穿全乡。与阿坝州的茂县相接壤，海拔约2000米左右，东连禹里乡，南邻安县，西靠茂县，北接坝底乡，幅员面积6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88公顷。辖5个村、15个村民小组。2003年全乡总人口472户、1885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0人，少数民族人口1612人。乡治墩上，位于土门河与青片河汇流处，沿北茂公路距县城曲山42公里，距茂县县城57公里。
    北川县城是一座坐落于群山之中的小城，大禹河贯穿全城，就是这条河与连绵不绝的群山限制了县城的发展，使得本就面积狭小的北川县城只能沿着河纵向延伸，河对岸是高山，难以开发，因此县城的人口不多，经济文化也没有迅速繁荣起来。北川的综合实力有待加强，被外界了解不多，这也正是“许家湾十二花灯戏”虽然历史悠久，却不被外界所知的原因。 通往墩上乡岭岗村只有一条蜿蜒崎岖的山村公路，汽车只能颠簸着慢慢前行，交通极为不便。然而，青山绿水及一路上“禹里故乡欢迎您”的亲切问候将人们旅途的疲劳驱赶得干干净净。到了岭岗村山脚下的墩上乡，只要一谈起花灯戏，敦厚朴实的墩上乡村民都会对来访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对本地特有的花灯戏艺术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二、“许家湾十二花灯戏”与村民的礼俗生活

    许家湾十二花灯戏”起源并流传于北川羌族自治县墩上乡岭岗村一带，属于祭祀性舞蹈，玩灯艺人通过对戏曲遗植和借鉴而发展成为“十二花灯戏”，因有十二盏五彩花灯，而岭岗村原名许家湾，故“十二花灯戏”又称为“许家湾十二花灯戏”，其表演者全部是男性且多采用男扮女妆的形式。该花灯戏已于2007年申遗成功，被列为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灯戏贴近生活，轻柔活泼，有较多的写实性，很少传统戏曲手法。且有深刻的“唱灯”、“跳灯”的烙印，具有田园风味和轻歌剧的色彩，多是民歌、小曲的连缀[1]。关于花灯戏的起源，只是听父辈说起源于羌族的“红化万年”，具体是哪一年无人能详。据说当时4个放牛娃在田间放牛，期间玩耍，用手帕做裙，衣服反穿，因为是在正月，所以唱有关灯的词令，边唱边用木棒和石块敲打作乐伴奏。后经过流传演变，成为现今的花灯戏。但这只是一种流传的说法，关于花灯戏的确切起源，无人知晓。
    在岭岗村基本上每户人家都专门设有堂屋，堂屋作用犹如中国古代的明堂（明堂是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于其中举行。）[2]堂屋中有“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天地为自然、上帝；君代表政治，代表一国的最高统治权力；亲为父母祖宗，代表种族延续；师与父母地位相近，中国古代就有敬师为父母的观念。花灯戏队伍到达请灯人家之后，先要拜祭主人家的祖先，也是拜祭堂屋中“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由此可以窥见，“许家湾十二花灯戏”完全是由信仰在支撑着它。
    花灯戏的参舞者全是男性，不得有女性。戏中男扮女妆，穿着红裤子，即俗谓的细裙子。角色一般是七男五女共十二人，故称“十二花灯戏”，戏中的十二个人称十二耍手。花灯戏的动作以碎步为主，给人以飘逸、秀美之感。表演时配以小调或山歌曲子。其音乐节奏强烈、旋律轻快，它把抒情的、叙事的和有着舞蹈的鲜明节奏交织、贯通起来。以至于能够表现人物的性格发展和戏剧性的冲突。许家湾十二花灯戏有比较丰富的曲调，如《表花名》、《采花》、《十指尖尖把门》等，有独唱、对唱、领唱、帮腔等形式，演唱中加锣鼓、唢呐、笛子、二胡等乐器作伴奏。因表演者均手持彩灯，故名“花灯”。其实，花灯起初只是单纯的娱乐性舞蹈，后演变成祭祀舞。在当地人眼里，花灯是神的象征，能驱邪除恶，保人畜安康。每年农历正月初三至二月初，各家各户会争相请去家中表演。最热闹时花灯戏队伍达到四五十人，大家跳着唱着游行，即俗谓的“踩街”，最远的时候一直跳到了武安、茂县等地。此外就是每年农历的六月二十五，在岭岗村的吉祥庵会举行盛大的庙会。在这一天，以花灯戏为主体的各项羌族文艺节目争相上演，“许家湾十二花灯戏”更是独领风骚。
    “许家湾十二花灯戏”的前任会长是一位名叫唐孝友的老人，他专门在花灯戏中扮演丑角。老人生于1952年，已经五十六岁了，据他回忆，他从十六岁就开始跟着爷爷和父亲唱花灯戏，到现在为止，已经唱了四十余年了。在他还是会长的时候，就主持修建吉祥庵了，这座庙宇已经修建好五六年了。当问及修建庙宇所需的资金来源时，老人说，花灯戏在请灯的人家演出时，首先会去拜祭主人家的祖先以及堂屋中间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此时，耍手就会得到主人家给予的4块、8块、12块等数额不等的供奉钱，主人家还会为唱灯者提供晚饭。花灯戏队伍有自己的正副会长，也有管经济的专人，而这些参神所得的供奉钱是绝对不会有人随便乱用的，于是，他们就用这么多年唱灯集下的八九千块钱修建了吉祥庵，而修建吉祥庵所需的木材则是岭岗村村民自愿捐献的，大家都认为修建庙宇其实就是积德行善。现在，吉祥庵已经成了花灯戏队伍的主要阵地，他们的乐器、戏服乃至“花灯”都放在吉祥庵里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吉祥庵已成为岭岗村村民的活动中心。
    花灯戏的每首曲子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演唱时间。但是，并不是每首曲子都得十二个人以上，例如闹元宵时是四个人。花灯戏是非常典型的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民间文化艺术，其中的许多唱词都明确表达了人们求吉纳祥的民俗心理。诸如《闹元宵》中的“说一子，道一子，正月里来舞狮子，二月春分孵蚕子，三月清明坟飘纸，四月立夏栽秧子……”等等一直唱到十二月又再返回来从十二月唱到一月。“摇钱树、聚宝盆”的三字诀及“一年四季民安乐”的四言句等等祈求财源广进、四季平安的经典戏句。“许家湾十二花灯戏”的传承都是一辈传一辈的，一般都由父辈经过口耳相传再传给子侄辈。在岭岗村，唱花灯戏的主要是唐孝友老人一家，以及现任花灯戏会长苟正万一家，所以很多人都笑称，许家湾十二花灯戏也可以叫做“唐苟花灯戏”了！

    三、相关思考：传承、保护与发展

    在去年许家湾十二花灯戏被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乡政府就提出要把花灯戏作为岭岗村的重要发展项目，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把唱词记录下来，但是花灯戏的耍手与乡干部、大学生一起努力了好几天也没能完成这项工作。花灯戏的唱词起先有一百余则，而现在流传下来完整的只有二十三则了。自从将多年唱灯集下的钱都用去修建了吉祥庵之后，如今花灯戏队伍的经济并不宽裕，该添置的乐器久久不能添置，耍手们做戏服所需的红布及做花灯用的布都是取用吉祥庵里面的“红”。虽然，乡政府曾经给予花灯戏队伍一些补贴，但未能根本解决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民俗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兴。近几年来，一股几乎席卷全国的民俗热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从党政部门到民间社团以及许多旅游景点都频频打出民俗牌，加入民俗内容，甚至以民俗为旗帜、为号召、为亮点。民俗旅游成为最热门的旅游项目，尤其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启动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和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借助政府财政的支持，依靠学者专业的研究，发动全民族文化的自觉，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已取得显著的成绩。[3]这一系列良好的社会背景也为“许家湾十二花灯戏”的更好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岭岗村所在的墩上乡乡政府已决定将花灯戏的发展纳入其乡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项目，绵阳市文化局、羌族自治县文化馆的大批工作人员也投入了较多精力对花灯戏的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归档。还有绵阳晚报等大众传媒的介入，在最大范围和限度内介绍并传播着这一羌族独具特色的花灯戏文化，使人们可以在耳闻目睹的“唱灯”实践活动中重温往日的传统，并从中窥视羌族人民早年的相关群体结构、社会习俗、精神信仰等深层次的东西。然而，虽然曾有企业想把花灯戏纳入到其旅游开发的规划之内，但因地方政府考虑到自身利益，最终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所以，把民俗文化保护、开发和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是政府应有的职责。就目前情况来看，单靠岭岗村村民自发组织的“花灯戏”协会是难以完成对这一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开发的艰巨任务的，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等各级文化馆和政府组织必须重视起来，真正确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另外，把“许家湾十二花灯戏”纳入旅游黄金线也是很好的选择。旅游的升温激活了传统文化，提升了“花灯戏”的价值，使花灯戏的“耍手”及岭岗村上的其他村民意识到自己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更珍惜和保护自己所特有的“花灯戏”艺术。
    “许家湾十二花灯戏”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被不断地创造出来和传承下来。但是，随着自己自足的农耕文明逐渐被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取代，农村市场化、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传统文化的存在基础不断弱化，尤其是外出打工的青年越来越多地接受大都市现代生活观念的冲击，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得“花灯戏”这一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花灯戏的前任会长唐孝友老人说，他之所以从会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年轻人，但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连他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外地打工，所以老人认为，即使有年轻人愿意学也没时间。花灯戏保护不够好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人给予唱灯者系统的培训，几乎是各人管各人，到了需要唱的时候说唱就唱，这就势必会影响到唱灯的质量。所以，老人再三强调，要更好的发扬花灯戏就必须更好地对唱灯者进行系统的培训。
    现代教育模式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体系也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解构。毋庸质疑，当今中国各地都在重视主流文化和现代科技文化的系统教育，但对于传统民俗知识和民族知识的教育相当薄弱。学校的单一文化教育制度和模式导致了各民族多元文化和本土知识体系传承的困难乃至中断，再加上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逐渐造成很多年轻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地理生态等知识了解越来越少。[4]岭岗村虽地处羌族自治县，但其汉化程度已相当严重。岭岗村上的许多年轻人不仅不愿意学习本民族这一特有的民间艺术，反而对其持冷漠、不屑乃至歧视的态度，对父辈抹着大花脸“唱灯”的民间艺术进行嘲笑。因此，对青年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刻不容缓。必须从教育开始普及传统文化知识，让更多青年人了解到民俗文化是草根文化、通俗文化、江湖文化，但民俗文化又是庙堂文化、高雅文化、上层文化等所有文化赖以产生的母体或土壤。上层文化几乎都是在不断吸取民间文化的精华中发展起来的，许多民间文学和通俗艺术不断被汲取为高雅的艺术样式。因此，必须让接受现代观念的青年人真正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而骄傲，树立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真正发挥主人翁意识，参与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中来。当前“花灯戏”已经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尤其是缺少青年传承人，所以培养与继承传统文化应从娃娃抓起，文化馆可以把花灯戏的表演刻录成光盘的形式在整个岭岗村进行播放。在实施全面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岭岗村的孩子们从小就在耳濡目染中萌发出对“花灯戏”浓浓的热爱之情。
    另外，民间文化精英阶层的萎缩使传统民俗文化出现断层。那些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训练，完整掌握了“花灯戏”唱词及步伐的“耍手”是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必不可少的中间人。传统文化的弘扬离不开大众，更离不开这些代表精英阶层的“耍手”，而就是这些人，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消逝。例如83岁的苟林安是目前许家湾花灯表演者中年龄最长者之一，精通表演技巧，熟悉曲目，被大家称为“戏母子”。
    但是老人毕竟已经83岁高龄了，精力有限，很多时候都只能在一旁观看或者给予台上的唱灯者一定的指导，自 己却不能完整的表演一个曲目了。试想随着作为“花灯戏”队伍主要骨干之一的苟林安老人的逝世，许多珍贵的“花灯戏”唱词必将跟随他永远离我们而去，而他正是岭岗村上掌握“花灯戏”唱词最多、最完整的“耍手”之一。因此，要使“花灯戏”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就必须重视唱“花灯戏”的老艺人。此外，“许家湾十二花灯戏”又具有口口相传的特点，因而保护传承“花灯戏”文化的老艺人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这方面，日本就有值得我们借鉴的政策。日本全国不定期地选拔认定重要民俗文化技能保持者，日本民间称之为“人间国宝”，进行资金补贴，这些政策使民俗文化的传承得到了保证。[5]希望我国各级政府也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拿出具体的奖励措施，切实保护唱“花灯戏”的老艺人，给他们以生活补助，并为他们拓展更多的生存空间。
    花灯戏除了普通老百姓请到自己家中去表演，另外诸如庆祝建党节、国庆节等重大日子，政府也会请他们去表演。所以，政府出力同时依靠岭岗村村民民间自发组织的“花灯戏”协会及其主要阵地吉祥庵应该是“许家湾十二花灯戏”发展的最佳选择。其实，从花灯戏的沿革、传承发展、表演形式及其组织本身的构建，不难看出，实际上完全是“信仰”在支撑着它。试想，在市场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电视、网络等媒体传播速度如此之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正以不可估量的速度不断更新换代的今天，尤其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不断经受大都市现代观念冲击，如果岭岗村的村民对于最初的“神灵菩萨”的信仰淡化了，花灯戏还能发展下去吗？因此，将花灯戏发展为旅游的一项支柱产业，应该是对其最好的保护。然而，岭岗村处于茂县与青片交叉的一个三角路口，远离黄金旅游线路，是一个天然的“死角”，所以，打通这个“死角”就是花灯戏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这就需要采取“走出去”的战略，将“许家湾十二花灯戏”塑造成为岭岗村的特色项目，并与正在飞速发展的茂县、青片旅游黄金区紧密结合，打造更具羌族特色的旅游风景区，使“许家湾十二花灯戏”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川北灯戏：开不败的山花》，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年2月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
3．刘德龙：《关于当前“民俗热”的冷思考》，山东大学主办《民俗研究》2007年第4期
4．同上
5．秀花、刘伟：《论羌族民间舞蹈的多元文化特征及其社会功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
6．马成富、郭娅：《羌族释比戏和花灯戏的源流沿革及艺术特色》，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
7．李绍明：《“禹兴西羌”说新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9月
8．杨碧嫦、陈远贵：《浅析羌族民歌的艺术特色》，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3月
9．胡度：《花灯艺术面面观》，四川戏剧2006年3月
10．杜建华：《川北灯戏的源流演变与发展走向》，四川戏剧2006年2月
11．周企旭：《四川灯戏的现状、历史及保护对策》，四川戏剧2005年1月
12．李丹瑜：《花灯现代戏的“歌舞演故事” 》，中国戏剧2005年1月
13．姚沛伶：《花灯走近观众应有新的形式》，民族艺术研究2007年3月
14．四川民间戏剧现状与保护发展课题组：《川北灯戏：极具发展潜力的地方剧种――四川民间戏剧现状调查报告之四》，四川戏剧2006年1

（来源：浏览网）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