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欲踏倒的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老艺亡后继乏人，绝不止是传承人个体的悲剧。悲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国人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认识态度出了问题。对文化价值观出现的倾斜和误判如不矫正，将危及国家文化主权。

    反省现代化:让文化激进主义回归理性

    “都是些封建糟粕，要在过去都是要大加批判破除的。现在能让它们在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中自生自灭，就算是很宽容、很不错的态度了，更何奢谈保护二字？你们中央新闻宣传媒体，到基层调研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啥意义！”这是一名市级宣传部部长对半月谈记者当面抛出的诘问。而该市一位政府领导的话更让记者震惊了  半天:“老百姓要吃饭，遗产能当饭吃？我们这里文物遗产多了，物质遗产都保护不过来，非物质的摸不着看不到，既然不是东西，挤出财力保护它不是犯神经吗？”

    震惊之余，记者意识到，这两位党政干部的立场、观点在一些地方颇有代表性，从中足见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误读之深。

    记得鲁迅先生1925年在《华盖集?忽然想到》说过一段话，喊出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强音，曾经震撼无数五四青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在青年时代也曾被这段话打动过。然而现在，田青恍然省悟，鲁迅当年所欲“踏倒”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几乎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今天要保护的”。

    “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时期的遗书；“百宋千元”指清代两大藏书楼，分别因藏有100部宋版书和1000部元版书而著称；“金人玉佛”是珍奇的宗教工艺品；“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则是珍贵的中医药财富。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明确界定: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能；与上述相关的文化空间。

    历史地看，在一个积贫积弱、封建专制、列强欺侮的时代，为了民族的复兴和家国的富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要担当起思想启蒙的道义，反思自己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情绪未免“爱之深，恨之切”，即使有些“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田青认为，脱离反帝反封建狂飙突进的时代环境而用今天的标准和视野来苛责鲁迅先生，当然是不应该的。但是，在80多年过后，在我们跨越生存、温饱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再用那时候的偏激观点来粗暴地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是相当不公正的。

    在保护非遗面前，重要的问题也是教育干部

    事实上，半月谈记者明显感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国学界和海内外比较文化学者都持续热烈地探讨古今中西文化的优劣，中国乃至东方文化遗产中的诸多精华和优势愈来愈多地被重新发现，价值得以重估。传统文化复苏热背后是一种重塑文化认同的理性回归。不仅“文革”中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暴力早被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论调近年也被部分扬弃。被鲁迅先生讥讽的梅兰芳代表的京剧不仅没有“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反而大美无言，历久弥香，和其他被傲慢与偏见长期围攻的众多古典艺术一起，尊荣地站在国家级非遗方阵的最前列。

    不仅鲁迅先生，毛泽东的“精华糟粕二元论”也被推敲和修订。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中统统是人类“精华”而没有封建“糟粕”，问题是，仅仅用“精华糟粕二元论”来审视我们有着几千年历史和56个民族的丰厚文化遗产是远远不够的，仍然是一种“非黑即白”的绝对化思维。田青等文化学者就认为，在所谓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精华”与“糟粕”共存共生的文化，存在着大量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精华”的文化。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亮点何在？究竟哪些智慧因子或元素可以为现代化兼容，甚至补现代性之缺？记者认为，大抵集中在思维方式、人与社会关系两大块。季羡林先生晚年研究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思维方式偏向于整体性、综合性、模糊性，堪济西方分析性思维之穷。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近年又将其展开多种阐释:混沌、天人合一、执两用中、一分为三、五行相生相克、反者道之动。

    至于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学界更是挖掘出许多亮点，常被提及的几大关键词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齐治平、匹夫有责、民为邦本、和为贵、和而不同、发乎情止乎礼，等等。可以说，这些思维方式和社会思想的精华，不仅滋养了汉族上层士大夫文人的血脉，而且广泛辐射到各民族各阶层百姓中，甚至在草根最底层保存最原真，繁衍最顽强。

    从这个视角看，欲寻民族之魂，深入民间挖掘非遗是一条必经之路。

    来源：半月谈  记者:周清印

编辑:飞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