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煮雨山房”工作室里，年轻的雕版师傅正在刻版


传统雕版技艺所使用的工具种类繁多，拳刀、铲凿、木槌……各司其职　　

　　俯首、屏气、凝神，右手握刀，左手推行，这样的动作，陈义时已做了半个世纪。从14岁的少年，到68岁的老者，当年那个从扬州高旻寺里走出来的小学徒，现在已是雕版印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雕版里的老时光

　　与半公里外前门大栅栏的嘈杂扰攘不同，夏日午后的杨梅竹斜街飘荡着静谧悠闲的味道。这条自东北向西南倾斜的狭窄街道，曾坐落着清代大学士梁诗正的宅邸、沈从文客居北京时落脚的酉西会馆，也曾是聚集着民国七大书局的“书局一条街”。

　　如今的杨梅竹斜街两侧，已被低矮密集的大杂院所占据，从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建筑屈指可数，设计师姜寻开设的“模范书局”便位于其中。这是一座采用中西结合建筑风格的两层小楼，大门两侧带有方形壁柱，两侧设平窗，顶层竖着刻有传统雕花纹样的女儿墙。抚摸着老楼质朴的砖石墙体，似乎隐约还能触摸到那些逝去的老时光。

　　走进书局小院，就像置身于一个小型博物馆。在这些琳琅满目的线装书、老物件和文创品之中，零散地摆放着许多其貌不扬的古籍雕版，这些雕版色泽乌黑，质地坚硬，有些甚至已残破开裂，却丝毫不影响姜寻把它们视若珍宝。这样的古籍雕版，姜寻收藏了3万多块。3年前，姜寻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开设的文津雕版博物馆因合约到期而关闭，所有的雕版都不得不转移到郊区仓库和地下室里。

　　对姜寻来说，喜爱雕版始于儿时的机缘。“我父亲喜欢书法，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收藏过戏曲版的木刻雕版，刻的是民间唱本的一组插图。”年幼的姜寻对这些像连环画似的“木头”有着本能的喜爱。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念硕士时，姜寻便开始钻研和系统地收集雕版。“当你真正看到一张老雕版，里面全是岁月的痕迹，从雕版上的磨损，你能感受到时间的力量。”

　　2000年左右，一位古董商突然给姜寻打电话，说收到了一块大型佛经版。正在外地出差的姜寻赶回后，却被告知已被人买走，只留下一张模糊的雕版照片。“这是一块高90.5厘米、宽55厘米的明万历雕版《五台山佛教印刷版》，一面刻‘婆罗宝树之图’，另一面刻‘西圣境九品往生图’。”其雕工之精美，让姜寻懊悔不已。4年后，姜寻的朋友在一次私人宴会上偶然看到一块精美雕版，便拍成照片发给视雕版如命的姜寻。姜寻一看，这正是当年那块失之交臂的佛经版！最终，姜寻以高价购回此版，并为它制作了可旋转的木架，珍而重之地摆放在工作室里。

　　但姜寻最爱的雕版则是南宋周密的《草窗韵语》，甚至到了“着魔”的地步。民国时期，宋版《草窗韵语》被发掘，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与浙江南浔大丝绸商人蒋汝藻争买这套书，最终被蒋汝藻以1500大洋的昂贵价格买下。这部孤本的宋版书曾被沈曾植称为“妖书”，所见之人，无不赞叹其刻书之奇秀，纸墨之鲜明。也因为这套书，蒋汝藻把自家藏书楼改名为“密韵楼”，并请人仿宋刻原意重新翻刻一套雕版，出版了《密韵楼七种》，蓝印数十本，传世极少。但蒋汝藻破产后，很多善本和珍宝都抵押给银行，而宋版《草窗韵语》也随之失踪成谜。

　　寻觅蒋汝藻仿宋版雕版，便成为姜寻多年的心愿。“为了收齐这套雕版，我从拍卖会、私人藏家甚至是雕版贩子的手里，一张张地收。”辗转数年，姜寻终于把这批雕版收入囊中。为了纪念，他甚至给刚刚诞生的女儿取名“语”。历经岁月的雕版已经残破不堪，姜寻便想按照民国时蒋汝藻影印出来的版本，重新找工匠刊刻恢复。但让姜寻没想到的是，找人的难度并不亚于收集，他多方打听却始终未能找到堪当此重任的手艺人。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辗转听说了扬州陈义时的名字。

　　高旻寺小学徒

　　慕名而来的姜寻寻访至扬州杭集陈庄，正值盛夏六月的田间地头上披着生机盎然的绿意。陈义时家40多年的老宅翻修过，却仍然保留着扬州传统民宿的青砖瓦墙。这还是陈义时结婚时盖的两进瓦房，但年轻时一直在扬州城里工作的他很少住在这里，直到退休后，才与老伴在种满了盆景的恬静老宅中休憩下来。距离老宅不远处，便是陈家当年“杭集刻字坊”的旧址，如今早已化作历史的“尘埃”。

　　雕版印刷技艺肇始于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盛于明清。清朝时扬州的雕版印刷得到空前发展。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康熙皇帝之命在扬州天宁寺创设以刊刻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扬州诗局”，主持刊刻《全唐诗》。全书从缮写、雕刻到印刷装帧无不尽善尽美，康熙皇帝朱批称赞：“刻的书甚好。”官府集中刻印带来的大批能工巧匠在扬州繁衍生息，此后数百年间，扬州涌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民间刻坊，也留存下雕版印刷的全套工艺。其中，尤以位于扬州西郊的杭集镇为扬州雕版印刷中心，史有“杭集扬帮”之称。

　　今年68岁的陈义时出生在杭集雕版世家。早在清光绪年间，陈义时的爷爷陈开良就开办了杭集镇最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作坊，父亲陈正春接过衣钵后更是凭借精湛的刻字技艺成为远近闻名的雕版师，接刻了《四明丛书》、《扬州丛刻》、《暖红室》等古籍。“刻字坊里光娴熟工匠就有30多位，写样、刻版、印刷、装订各司其职。”在陈义时的记忆中，当年的雕版印刷生意很红火。“不少客人专程慕名从上海、浙江，甚至东北赶到杭集来看版订货。”

　　“如果不是日本人来了，整个国家都乱了，雕版行业或许不会那么快就没落下来。”陈义时感慨道。更重要的是，受到现代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冲击，传统的雕版印刷业开始逐渐萎缩，陈家的刻字坊很快就开不下去了。“当时的南京金陵刻经处还在刻经，便把我父亲和杭集一帮人都请了过去。直到1954年破除迷信，金陵刻经处也不准做了，我父亲才从南京回到扬州老家种地。”金陵刻经处关闭后，做雕版的人就更少了，全国统共也就二三十人。

　　“1961年，扬州古旧书店重刻《扬州丛刻》，因为有些版子缺页，便请我父亲去做雕版修补工作，后来又在高旻寺成立了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而年仅14岁的陈义时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跟随父亲学艺的艰苦时光，成为寺里最小的学徒。“学艺任务很重，每天早上7点起床，一直刻到夜里十点来钟眼睛发糊了才能睡觉。”从刻木丝、刻废样，到刻笔画、刻宋字，小小年纪的陈义时很快掌握了雕版刻字的基本技能，能独立承担任务。

　　但父亲对陈义时的管教却极为严格，不能有丝毫差错。“我父亲在高旻寺是车间主任，所有雕版都要经他手检查。有位老师傅在刻《西厢记》时忘记刻行间的线条，父亲一急起来竟然把人家的版子给摔了。老师傅不服，说‘你儿子刻得跟我也差不多嘛’。父亲二话不说，走到我旁边就打了我两个耳光。”一下子被打蒙的陈义时当时根本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动怒。“父亲说：‘打你是因为我们陈家的雕版技术从来没有被人批评过，你记住，陈家的技术绝不能让人说不好！’”

　　6年后，当20岁的陈义时成长为一名优秀雕版师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雕版印刷被列为‘四旧’，我们从事的行当被视为印制黄色书籍，广陵古籍刻印社也停业了。”最让陈义时心疼的是，“家族数十年来雕刻的老版，和高旻寺藏经楼中的大量珍贵老版，都被红卫兵一把火烧了。”所幸中央“内参”的一位记者将红卫兵烧古书和雕版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后，周恩来总理特地打电话到南京，才使得余下20多万片孤本雕版得以幸免于难。

　　“文革”十年里，陈义时和父亲陈正春再也无缘拿起刻刀，为了维持生计，陈义时改行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雕花师傅。1978年“文革”结束后，广陵古籍刻印社重新恢复，陈正春被请回刻印社，但经过十年浩劫，很多刻印社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陈义时则趁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办了自己的雕花加工厂，经济效益远远超过父亲在刻印社的54块钱工资。

　　回到刻印社后仅仅两年，年近八旬的父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仍不忘嘱咐陈义时“一定要把祖传的雕版绝技传下去”。而刻印社也希望陈义时回来，很多雕版技术难题，除了陈义时其他人没办法解决。1982年，秉承父命的陈义时回到了广陵古籍刻印社，直到3年后，才经过扬州市人大特批解决了他的户口和编制问题。此后几十年间，经陈义时和同事们的巧手刻补，《礼记正义校勘记》、《欠伸稿》、《里堂道听录》等一大批历史古籍文献得到抢救性保护，濒临失传的饾版印刷技术得到恢复，传统古籍雕版印刷的全套工艺在扬州一脉流传下来。

　　手艺中的灵性

　　在陈义时两进的堂屋里靠墙码放着高高低低的木材板料，这些在通风处静置阴干的板料即将进行雕版的第一道工序——制版。古时刻书有“灾梨祸枣”之说，意指梨木与枣木是刻书最为常用的木材。“但实际上，雕版用材从古至今都以不结果的野生糖梨木为主。”陈义时告诉本刊，“糖梨木的硬度适中、纹理细腻、质地均匀，干湿收缩度不大，具有易于雕刻、耐印率高、吸墨和释墨性均匀的特点。”

　　“很多其他种类的木材无法兼顾这些特点。比如红木，虽然硬度高但木质有细小孔缝，雕刻很细的笔画和线条时容易脱落。比如楠木，纹路比较粗，雕大型画版和大型字尚可，但雕小字就不行了。又比如硬度更强、纹路更细的小叶黄杨，由于它的价格太高，不可能用来大量雕版，且小叶黄杨树径细小，通常只能做小面积的版面。”陈义时细细解释，综合考量下来，糖梨木是最佳之选，“过去还讲究挑选向阳生长、结疤少、丝纹顺的糖梨木，但现在的糖梨木越来越少，这种木料除了雕版之外几无其他用处，导致糖梨木的生长范围越来越小，往往要等上好长时间才能找到一棵，几乎没有挑选余地。”

　　糖梨木的缺点是含糖量较高，容易生虫，因此刚买回来的糖梨树在锯板分割后要泡入清水池中浸沤。“浸沤需从夏天开始，利用阳光的温度和水的作用把板材中的糖分沤出来，时间一长，清水表面便漂浮着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糖分。沤的时间越长，板材里的糖分吐得越干净。通常要经过六七个月的浸沤，夏天的板材得到年底才能用。”陈义时说，“浸沤的关键是不能离开水，也无需换水。换水时凉气入侵，对板材反而不利。”

　　浸沤过后的板材要堆在通风的室内阴干。陈义时强调：“千万不能太阳直射，否则板材容易炸开。”堂屋里若干块尾端裂开的板材就是不慎直射所致。阴干一个月后，将彻底干燥的板材根据书稿或图样大小裁切，经过刨平和刮板后便可以付刻了。

　　写样为雕版的第二道工序，由擅长书法者将原稿誊写在极薄极细的毛太纸上。“写样的字看上去千篇一律，细究却有无穷变化。以最常用的宋体为例，正方形的‘老宋’、略长的‘仿宋’、更长的‘长宋’都不一样。哪怕是一个点，也有站点、睡点、瓜子点之分，可以说失之毫厘，就差之千里。”将经过校对的写样，细心反贴在木版上，待干燥后手工打磨至透明，字和线条便透过纸背渐渐显露出来。如果再上一层油，整个版面就清晰地显露在眼前，第三步上样便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刻版，陈义时坐在书桌前，身体微微前倾，右手半握拳握紧刻刀，左手四指并拢固定版面，大拇指推行。“我们雕版行内将刻刀称为拳刀，握刀如握拳，手上功夫就全在这一把拳刀上了。”在陈义时看来，刻字并不是简单的依葫芦画瓢，那样刻出来的只是“死字”“呆字”，要懂笔意，知章法。民间有歌诀云：“横平竖直，点似瓜子，撇如刀，钩如皂刺，捺如锹。”这六类笔画细细拆分后，却有几十种变化。“比如‘心’字，三点从左到右分别叫腰子点、瓜子点、兔眼点。又比如‘三点水’，自上而下分别是站点、睡点、八字点。”在陈义时的经验里，古体“郁”字中方框包涵四点的笔画最为难刻，稍不留意就容易刻掉。

　　笔画的凸显要靠精确的刀法来实现。“伐刀要快，干净利落，挑刀要准，不偏毫厘。”只见陈义时手握拳刀沿着所有笔画的横下伐刀，沿墨迹过横一刀，然后从右往左沿着撇、捺、竖、点的左面各走一刀，再将每字的左边空白部分全部刻掉。接着，他将书版倒置，据伐刀所刻刀痕和每字特征，自右往左、由上往下将伐刀周围的刻线和实刻刀痕二线之间的空白木面用拳刀挑去。笔画挑成后，再用圆口凿以木槌轻敲柄尾，将行格间所余的空白木质铲去。这时，一个个挺拔秀丽的文字就神奇地凸显在版面之上。

　　如果是雕刻图画，难度则更大。“比如刻人物的眼神，木纹是横丝，你要把这块挑出来，变竖丝重新填入，这样印刷出来的效果显得眼眸特别黑，才传神有灵气。”陈义时强调，“人物的脸形、手形包括手指的动作，线条一定要流畅。”

　　如此细密的功夫，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根据字体和大小的不同，陈义时一天能刻几十字到100多字不等，刻图则要耗费更长时间。“出版一本100页的书，用机器不到一天就能印完，但手工雕版刻印则需要一两年。”一套《里堂道听录》，陈义时花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纵然费时、费力、费心，但在陈义时看来，口传心授的手上慢功夫中蕴藏的灵气，正是雕版的精妙之所在。

　　修整好的雕版在开印前需去掉底样纸衣，将版面喷水或浸泡，等糨糊泡开后用毛刷在版面上顺着笔画横向轻扫，去除残留纤维，再用开水浸泡，洗掉植物油或残留树脂，等版面稍干就可以开始“打红样”了。“对于刻印的书籍而言，除了墨印本之外，还有红印及蓝印本。”陈义时解释道，“过去刊刻，红印本是用于第一遍校对，蓝印本则是用于二校，二校完全没有问题，才开始大批量墨印。这个次序不能乱，因为印完红印本之后再刷蓝墨，红的就再也印不了了。所以以前红印本在市面上极为稀少，现在很多人反倒觉得珍贵。”

　　陈义时使用的印刷工具是自制的棕帚和棕擦。“用棕榈树皮扎制而成的棕帚对于刷色来说最为理想，它上色时自然形成的刷痕，能使印出的色块具有透气的美感。而用长方形木块和棕榈树皮捆扎而成的棕擦，用来擦印纸背可使表面平滑，防止因摩擦力过大蹭伤纸张。”印刷时，左手持棕帚将颜色打匀，均匀涂刷在印版上，右手揭好将印纸张的一角，待上色结束，右手以最快速度将纸张拿起，在印版上方交与左手，双手自然放下，纸张随即落在印版上。右手持棕擦擦过版面，线条精细处轻擦，粗壮处重擦，数秒之内，字迹便力透纸背。

　　纸墨的馨香慢慢飘散在屋子里。印刷使用的水溶性松烟墨，是多年前从江西景德镇瓷窑烟囱壁上刮下来的松烟灰，研细去除杂物后加入面粉入锅蒸，再加适量牛骨胶、醋、烧酒、烟丝等秘方制成膏状，埋入窖中密封发酵，存放三冬四夏后，墨色如漆，毫不走油，愈久弥香。陈义时骄傲地说：“雕版刻出来的版面，用松烟墨和手工宣纸印刷出来，即使存放千年也没问题。”

　　与雕版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陈义时接下了姜寻的《草窗韵语》雕版刻制。一般的雕版，大小如同正常的书页，而《草窗韵语》巨幅雕版则由进口楠木拼接而成，给雕刻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平时只要坐在桌前就能雕刻，而为了完成这幅作品，陈义时整个人必须趴在雕版上雕刻。“力度尤其难以掌握，因为雕版面积大，雕刻出来的字深度达到3～4厘米，而拳刀的刀刃长度不过1.5厘米，所以要用上很多雕花和雕版相结合的技巧。”如今，这幅长1.8米、宽1.3米仿刻密韵楼本《草窗韵语》卷一首页的整幅雕版拓片，仍然挂在姜寻工作室最醒目的地方。“刊刻精良，与原刻不差分毫，可传其神韵。”姜寻赞叹道。

 　“老茧”的传承

　　即使有姜寻这样的雕版收藏者，但雕版印刷正在没落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让雕版这门技艺传承下去，陈义时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古训，将雕版技艺传给了女儿陈美琪。“我女儿上学时，成绩非常优秀，就因为我的收入太少，连70块钱的借读费都交不起，初中毕业只能辍学，跟着她哥哥一起进了玉器厂工作。”陈义时曾经劝说儿子继承雕版技艺，但儿子坚持要做收入更高的玉雕行业。耐不住父亲的软磨硬泡，女儿陈美琪便成为陈家雕版印刷第四代传人。

　　“干雕版印刷这行就不可能指望靠它发财。”事实上早在197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陈义时就带过六七个徒弟，却因为编制问题无法解决，几个徒弟都改了行。此后，陈义时又断断续续带过一些徒弟，但能坚守至今的寥寥无几。2009年，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后，慕名而来拜师学艺的人又多了起来。“但现实的问题是，即使年轻人对这一行感兴趣，微薄的收入也难以让他们持续多年埋头苦雕。”陈美琪对雕版的传承颇为感触。

　　每一种存续的技艺都要跟时代磨合，经历阵痛，方得重生。在收藏雕版的同时，设计师出身的姜寻也一直在尝试创新。他请来陈义时的徒弟，在工作室“煮雨山房”里进行雕版刻印和线装装订。工作室最新推出的作品是诺贝尔博物馆委托刻印的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的小说《大风》。“这套限量版的线装宣纸本小说，从创意到完工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字体全部选用南宋木刻本《草窗韵语》里的字体，以汪六吉手工宣纸印刷，全球共计274部，中国只有50部在销售。”用姜寻的话来说，在这个文化复兴的年代，他期望全手工的线装书能成为可以收藏的奢侈品。作为雕版印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义时肩上的责任更重。即将付印的史上最大雕版《运河吟》是扬州城庆2500周年献礼之作，也是陈义时不断尝试用传统工艺做现代内容的新作。站在这幅长2.5米、宽0.6米的巨大雕版面前，一条运河浩浩荡荡在扬州古城之中穿行而过，串联起20多处运河景点。远处，是葱郁盎然的七河八岛、雄伟壮观的润扬大桥，近处，是佛法庄严的文峰塔和文气斐然的吴道台宅第。

　　为了雕刻这幅史上最大单幅作品，年近70岁的陈义时每天站在雕版前雕刻七八个小时。为了最大限度保留原画的美感，他将整幅画面采用阳刻的方式进行雕刻，时间用了整整半年。无论是体力还是技艺，这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如今，《运河吟》已然雕成，只待付印。抚摸着右手大拇指上的老茧，陈义时微微眯起了眼，现在的他最挂牵的是，是否还有更多年轻人愿意为这门技艺磨出几十年的老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