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一个人带走一个非遗项目
 

    2月25日，太原莲花落创始人、表演艺术家曹强突然离世，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太原莲花落的唯一传承人，曹强先生故去后，谁能担起将莲花落继续发扬光大的重任，谁能接过曹强手中的接力棒？让喜爱这门艺术的人在悲挽之余，难免不做一些反思。而实际上，我省很多非物质遗产项目中，像曹强先生是某个项目唯一继承人的情况，并不是孤例。它们如何被保护，如何能发展？

    类似情况很多不少项目会就此失传

    山西省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有个共性，那就是年事已高。从第四批公布的人数来看，国家级的传承人106人，可惜随着晋剧传承人牛桂英、翼城花鼓传承人杨作梁、祁太秧歌传承人苗根生，以及莲花落传承人曹强的相继去世，国家级“大师”已成为102人。年龄是不可规避的话题，传承人突然离世，不少项目也许会就此失传。

    中国素有以长为尊的习惯，更何况，老艺术家因为从业日久，技艺精湛，德高望重，在评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时自然会有优势。这样一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基本上成了“长老团”。从前三批公布的名单中来看，目前全省90岁以上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人，80岁至89岁10人，70岁至79岁21人，60岁至69岁13人，真正处在中青年阶段的（45岁至19岁）只有5人，因此绝大多数掌握非遗高精尖技术的，还都是老人家。如果他们带出徒弟来，项目就能传下去，否则项目就处在濒临绝迹的境地了。

    此外，在非遗的评选项目中，大约分为7项，其中口头技艺类是最难传承的。弟子们限于学习时间和个人天赋，真正能够学到精髓，能够继承老一辈人衣钵，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正是考虑到传承人年事已高、口头项目难以传承的特点，相关部门无奈利用录影、录像的方式把非遗项目保存了下来，然而，谁能看着录像就完全领悟，这门技艺呢？

    如不是养家糊口谁还把非遗当回事？

    非遗传承难，还难在从业人数上。传统的文化催生了传统的技艺，如今时代变了，传统文化一直在改革变异，传统的技艺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很多人也许会喜欢，但并不会将它视为职业。

    几年前，我到襄垣采访过襄垣鼓书，这门口头技艺之所以能传承下来，是因为大多数的从业者是盲人，他们得靠它维持生计。当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俊川已经74岁高龄，老人家惟一的心愿，就是想写本书，把鼓书的脉络和发展记录下来，他“怕就怕自己一蹬腿，把肚子里的东西也埋进黄土”。为了这个心愿，老人家还专门找人把自己的盲文翻译过来。那次采访让我很感慨，因为当地会襄垣鼓书的人不多了，即便是视力有缺陷的，也去学盲人按摩了，觉得那个比说书来钱快。有人提出想跟王俊川学习，可是他就怕这种口口相传的东西不好教，也担心年轻人坚持不下来。

    为什么没人学？为什么没人能坚持？王俊川说鼓书，是因为要靠这门技艺养家糊口；曹强说莲花落，是因为他可以到四面八方演出……然而，时至今日，谁还会把这些当成养家糊口的技能？相比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而言，做个澄泥砚、推光漆，都能在旅游景点卖出去，而年轻人就是学会说唱了，谁敢或者说是谁愿意在路上摆个摊卖艺？谁又有自信走进剧院能像德云社一样火？于是只把唱戏、说书当成了一个业余爱好，能在单位的晚会上露露脸就不错了。

    有了退路，不再把它当做安身立命的本领，那自然不会精雕细刻，潜心琢磨这技艺了，这也让老一辈人故去后，有关部门选择起传承人来困难重重。

    国家传承人评选有规定该建更多的传习所

    要想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必须经过层层选拔。

    根据相关规定，要想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首先要能熟练掌握传承的技艺，有传承的谱系，并且要在一定区域内有影响力，而且还要具备培养后继人才的能力。说实话，这些条件不是很苛刻，但是能做到的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少。

    之前，在龙城举办的“曹强杯”莲花落大赛，能说会道的人不少，能像模像样说了莲花落的人也不少，但是要说创作的话，估计很多人都会往后缩。曹强先生曾经请我省曲艺家王秀春写过莲花落的段子，但在王秀春看来，创作这事太难了，写莲花落比写一段相声要难得多，所以在王秀春的职业生涯中，仅仅写过一段莲花落作品。大家尚且如此，普通人更不用说了。

    对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而言，国家每年为他们下发1万元专项经费，这笔钱的使用权归传承人所有，他们可以作为自己的生活补贴，也可以用作传承费用。但是，一年一万传承一个项目，还是杯水车薪了。

    最好的办法是开设传习所。项目落户的单位可以提出立项，向国家申请经费，成立传习所。有了这个阵地，传承人才能更好地将自己所学的，传给真正需要的人。只是，现在这样的传习所寥寥无几。

    所以，当我们在为传承人的陨落扼腕叹息的时候，更应该思考，把一个项目的生存寄托到一两个大师身上，是否恰当？政府部门、社会和公众能为非遗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来源：山西晚报网）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