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年画――在濒危与繁盛间跋涉

    邢宇皓

“刻版”是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的第二道工序，工艺十分考究。图为杨柳青年画的四位传承人之一王文达老人正在用刻刀小心翼翼地雕琢木版。

“套印”位于“雕刻”之后，是杨柳青年画制作中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

杨柳青年画的后期制作是手工“彩绘”，它把版画的刀法版味与绘画的笔触色调巧妙地融为一体。

     编者按 

 　　从辟邪、祈福脱胎而来的年画，已经伴随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岁月。随着现代化中国向农耕社会告别，年画传统也日渐式微。然而，它所承载的那些普通中国人曾经拥有的精神世界，却凝结着宝贵的文化财富。

　　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是幸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杨柳青年画是最早被抢救的民间艺术之一，数以千计的老版、旧样在与时间竞争的抢救性保护中得以幸存，同时，也躲过了十年“文革”浩劫。新时期，手绘技艺、精致风格，让部分杨柳青年画以“时尚”的方式再度进入现代生活。据初步统计，每年杨柳青年画的销量在10万张以上。

　　然而，进入产业化运作的杨柳青年画真的无虞了吗？作为商品的杨柳青年画，同时也是作为文化承载者的杨柳青年画，在摆脱了生存危机、初露繁盛景象的背后，真的脱离了濒危状态了吗？这是我们的报道所要追问的。

     “哚―哚―”，在一间几平方米的工作间里，王文达老人用刻刀小心翼翼地雕琢着手里的木版。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柳青年画的四位传承人之一，从1960年进入师门学徒至今，他始终没有放下这门手艺。眼下，在天津杨柳青画社和几十公里外的杨柳青镇，仍然精通这门刻版技艺的人，已经寥寥无几。直到今天，这位64岁的老人仍然没有找到中意的徒弟。

　   几公里外，天津古文化街。字号林立，绣幡飞扬，满眼的杨柳青年画，为戊子新年平添了几分喜气。这时，正是杨柳青年画销售的旺季，作为礼品，作为收藏，大大小小的年画被旅游者带往四面八方。

　　“杨柳青年画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王文达沉吟良久，说道：“现在来看，把杨柳青年画传承下去，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它的未来在哪里？民间艺术，如果缺乏了生命力，一样会被淘汰的。”老人表情凝重。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已经失去了生存土壤的杨柳青年画，在繁盛与濒危之间，在从年节用品向时尚艺术品的蜕变中，艰苦跋涉。

美丽的杨柳青年画

    盛衰兴亡

　　天津市区以西20公里的杨柳青镇，以杨柳依依得名，以木版彩绘年画著称。

　　南依京杭大运河，北靠大清河、子牙河，杨柳青曾是北京以南最重要的驿站。自明代开始，随着大运河重新疏通，苏州桃花坞年画及雕版艺人北上，处于南北枢纽的杨柳青地区，年画生产渐成风尚。至清中叶，杨柳青年画达到全盛，杨柳青镇连同附近乡村，“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古镇之上，有六十多家大型画店鳞次栉比，各地商客络绎不绝。据说，当年仅戴廉增画店一年生产的成品就有百万幅之多。今天，走在杨柳青镇上，穿行于“戴家胡同”、“健隆胡同”，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盛况。

　　毗邻京畿，杨柳青吸引了不少文人画师，年画做工愈发精致，一度作为贡品选送大内。故宫现存一对“金瓜武门神”，据考证与目前杨柳青年画社出版的“门神”出自同一底本。直到今天，最大尺幅的杨柳青年画仍被称为“贡尖”。

　　在发展过程中，杨柳青年画逐渐形成木版印刷、多重套印、手工彩绘的特色，和其他地方木版年画纯自印刷迥然有别，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成为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中最为著名的一宗。

　　鸦片战争后，战乱不止，杨柳青镇年画生产一落千丈，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交通中断，传统画坊几近湮灭。

    抢救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后，抢救杨柳青年画的工作随即展开。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派员对杨柳青年画进行了专门调查，并很快给镇上仅存的一家年画作坊寄来了500元钱。

　　1953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倡导下，韩春荣、霍玉堂等六位老艺人组成“杨柳青年画生产互助组”，恢复了生产。

　　1956年，“杨柳青镇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中央领导同志及全国各地专业画家、国际友人不断前来视察、调研和参观，画社影响逐渐扩大。

　　1958年，天津荣宝斋、德裕公画店归并，成立“天津杨柳青画店”，后更名为天津杨柳青画社。它的成立，使杨柳青木版年画成为我国最早被国家以成立专业性经营单位方式予以保护的艺术种类。

　　随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杨柳青年画的抢救―――画社四处寻访，收集了6000余块年画古版和明代以来的年画样品一万余张；而老艺人们云集画社，也使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的全部制作技艺得到了完整的保留。

　　霍玉堂之子、杨柳青年画的传承人之一霍庆顺至今还记得那个“河里冻着冰”的冬天―――1960年的正月初二，周总理亲临杨柳青画店，对年画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

　　王文达和冯庆钜，是1960年画社招收的第一批学徒中的两位，同年随画社迁往天津市内。此后30余年，杨柳青镇再无一家个体年画作坊、店铺。

    产业沉浮

　　迁入市内的杨柳青画社几经沉浮。

　　上世纪60年代，年画市场需求量很大，但木版手绘年画基本被机制印刷年画挤出了市场。画社以出版连环画、胶印年画等产品的收入，补贴传统杨柳青年画的抢救与保护。进入90年代，伴随经济起飞，家居环境的改变，胶印年画需求大幅滑坡，画社经营一度陷入困境。近几年来，传统木版手绘年画作为艺术品重获青睐，产量逐年攀升。目前，画社每年传统木版手绘年画销量稳定在3万张上下，年收入五六百万元，在经济上已经实现自给。

　　近年来，有关方面对杨柳青画社的支持持续不断。

　　2004年，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被文化部批准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对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历史追溯、整理及研究工作启动。同年，天津市文化局和杨柳青画社在天津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保护工程研讨会暨杨柳青画社藏品展”。

　　2005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精品展”，引起轰动。

　　2007年，杨柳青画社被命名为天津老字号，成为天津标志性品牌商铺。

　　除杨柳青年画社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民间年画作坊也在杨柳青重新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以霍玉堂两个儿子霍庆顺、霍庆有兄弟为代表的霍氏家族在杨柳青镇建起了新时期镇上第一家年画作坊。如今，王文达、冯庆钜和霍庆顺、霍庆有兄弟被命名为杨柳青年画传承人。在霍氏兄弟之后，杨柳青镇已陆续出现近50家年画作坊、60多家年画店铺，有700多人从事年画的制作与销售，年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

　　已经初步形成产业化的杨柳青年画制作，经济好转、影响力日盛。

    技艺传承

　　王文达、冯庆钜这两位16岁入社、今年同为64岁的老艺人仍然感到并不轻松。作为传承人，“承”已在身，“传”给何人，是面临的首要问题。

　　画社现有在岗职工129人，从事传承与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有83人。由于经济困顿，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4年以前，画社没有进新人。按规定，老师傅在55岁以后就面临退休，但那些入社不久、20多岁的年轻人目前还没有出师。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徒弟传承刻版技艺，时至今日，还只是王文达的一个“期待”。

　　即便是现在招收的新人，两位老师傅也不敢打“包票”一定能留住：“对掌握年画制作技术的人，杨柳青镇上的作坊求之不得，那里待遇比这里高。”

　　其实，“镇上的作坊”同样面临人才的匮乏。

　　“整个杨柳青镇的年画作坊，除了我兄弟霍庆有，真正懂刻版的，真的没几个。”霍庆顺坦言，自己的“玉成号画庄”绝大部分的木版，也出自河北武强刻版师傅之手。“会刻版的师傅少，肯下功夫学刻版的徒弟也少。学刻版，至少要两三年才能入门，不可能马上见回报。家长都不愿意孩子学这个。”

　　杨柳青镇上规模最大的一家年画社“古柳祥画庄”，年销售额超过300万元。但其年画的刻版、手绘“主力”，大多是杨柳青画社的退休师傅。总经理李艳成表示，老师傅的年龄越来越大，精力渐渐跟不上了，但招新人太难。前几年曾送几个徒弟去学习，但学成之后都没留住。

　　杨柳青年画业协会会长李明禄2005年曾参与了天津市西青区年画普查。他证实：目前，在杨柳青镇内作坊，除“玉成号”外，只有“古柳祥”有少量木版。

　　杨柳青镇隶属西青区。为了打造杨柳青年画品牌，西青区政府不遗余力―――2003年，专为杨柳青年画集中展示和销售提供平台，建起了杨柳青明清街和杨柳青年画馆；投资200万元组建了天津惟一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建立了杨柳青年画数据库；鼎立支持《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柳青卷》的发掘、整理和出版。

　　对于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样是关注的焦点。西青区已经将年画制作纳入区地方九年义务教育教材。2004年，西青区还与南开大学合作开办了两年制的年画培训大专班。

　　十年树人，中小学的年画教育还远未到收获的季节。而2006年刚刚毕业的大专毕业生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仅仅一年多，20人中仍然从事年画生产的，仅余半数。

　　“孩子们真爱学，当然是好事。但要我说，大多是还是为了混文凭。”霍庆顺快人快语，“我曾经给一些美术老师上课，可是其中80％的人也就是为了评职称。现在的孩子耐不住这份寂寞，吃不了这份苦！”

　　“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有勾、刻、印、绘、裱五大工序。一个艺人一生中精通其中的两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就是真正的杨柳青年画精品从来不署作者姓名的原因。”指着工作室墙上的一幅“五子夺莲”图，霍庆有说，“比如彩绘，看上去不就是上色嘛？但是，杨柳青年画最讲究色彩搭配――红要红得艳，但不能过火；蓝要纯蓝，又不能降低年画欢快的基调。你看，那娃娃肚兜上的蓝色的小花，在木版上是没有的，要靠彩绘后期加上去；那裙边，漆黑加上白点，质感一下就出来了。我的两个姐姐干了50多年彩绘，直到现在，还在不断研究。”

    文化传承

　　目前，除了保存在杨柳青年画社的6000多块旧版、万余张画样外，尚有一些旧版、画样散落在民间。西青区文化局在刚刚完成的普查中，共征集到旧画版300多块，画样1500多种。

　　但是，在市场上能见到的杨柳青年画，不过区区几十种而已。

　　“杨柳青年画？不就是‘娃娃抱大鱼"么！”在普通被调查者中，这是最常见的第一反应。满街的杨柳青年画看过去，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果真如此么？

　　年逾七旬的著名民俗专家、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张仲先生抱病在寓所中接受了采访。

　　“植根于农耕文明中的杨柳青年画，是‘活化石"，是中国文化的沉淀物，又是反映民俗生活的一面镜子。”张仲说。

　　张仲介绍，年画的题材，可分为界画、朝衣大像、娃娃样、时样节景、财迷样、十样锦、吉祥富贵图、戏出故事等。其中，“耕织全图”、“五谷丰登”等，是农民对自身生活的写照；“三年早知道”、“庆赏元宵”等，是反映中国岁时节令、研究民俗学的形象资料；“门神”、“财神”等神仙道释，反映了世俗心态；“完璧归赵”、“水浒忠义堂”等，来自小说、戏曲；“连年有余”、“麒麟送子”等，或通过谐音或利用物象，呈现世俗认同的吉祥寓意；“学童顽戏”、“仕女游春”等，展现了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荷亭消夏”、“瑞雪丰年”等，描绘的是世俗最欣赏的四季风景；“李白醉酒”、“孔夫子周游列国”等，是对杰出历史人物的歌颂；“堂开五世，调艳双簧”、“庄公闲游”等，则是绕口令、劝人方，反映了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学堂图”、“杨村大捷”等，反映的是当时时事，可谓“新世相”。

　　而从艺术角度看，杨柳青年画想象大胆、造型夸张、散点透视、构图布局灵活、色彩对比鲜明、文字旁白稚拙、手工工艺痕迹明显，这些，无不透露出民间艺术的勃勃生机。

　　“如果把杨柳青年画放在当代文化环境的大屏幕上，我们会看到一种显影：中国过去时代的农民的心理流程。”张仲说，“所以，杨柳青年画保护传承的意义，不仅仅在技艺层面，更在文化层面。”

　　无论是市内的杨柳青年画社还是镇上的年画作坊，迫于经济压力，所开发的品种，往往是市场所“认同”的。而对于杨柳青年画深层文化的发掘，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的杨柳青年画，并没有真正远离濒危。

    发展创新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如何出新，是杨柳青年画将来的亮点和生命力所在。我觉得，现在缺乏的，还有杨柳青年画的专业研究者。统筹考虑杨柳青年画的继承与发展，需要专家级的研究者。”王文达说，“我只是个手艺人，努力在刻版这方面适应更高的要求。但如果根本就没有新要求，一切就只是‘空谈"了。”

　　墨守陈规，必然不断退化;欲有新变，又谈何容易。

　　在杨柳青镇，很多作坊采用丝网印刷替代传统木版印刷，如今，这样背离杨柳青“木版彩绘”传统的“创新”被越来越多的人否定。连逛街的游客都会问上一声：“是木版印的吗？”在调查中，已经有不少作坊表示要向木版印刷回归。

　　在杨柳青画社，创新也在进行中，但似乎，还仅限于“包装”形式的变化。

　　刚刚卸任西青区文化局局长的马中良先生同样一语中的：“杨柳青年画是今天文化创意产业的基因库！”马中良多年来推广杨柳青年画不遗余力，对此，他态度鲜明：“杨柳青年画的产业化只是手段，其核心还是保护和弘扬；将年画与旅游业结合，为的是通过公众了解，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当年画成为艺术品、当传统再度轮回为时尚，经过300多年跌宕起伏的杨柳青年画，“突围”之路又在哪里呢？

　　今年，投资数千万元的杨柳青年画艺术中心将在天津市内破土动工。对于杨柳青年画的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有责任思考。

    记者手记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中央政府到天津市乃至西青区以及来自民间协会的力量，对于杨柳青年画的保护、继承、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目前，杨柳青年画的实物抢救、保护已经基本形成体系。

　　随着向艺术品的转型，杨柳青年画制作正逐步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较好的势头，尽管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市场相对还不完善，市面上仍不乏低水准的产品。

　　杨柳青年画制作技艺传承、后备人才培养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但尚未得到有效缓解。后继人才培养的关键，还在于目前从业人员待遇的改善。

　　杨柳青年画题材的开掘还仅限于少数品种，其负载的文化传承价值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基本处在停滞状态，仅靠杨柳青画社和年画作坊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亟需国家资金、人员和政策支持。

　　杨柳青年画在当下社会重新受到青睐，所依靠的，是其在今天被重新“发现”的“时尚”元素。在杨柳青年画的文化、艺术创新过程中，超越“年画”这一旧有形态，将其文化元素注入新的艺术创意中，是否能成为杨柳青年画艺术“新生”的一条出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在于其“原生态”的保存，只有将其蕴含的文化精髓传承、发扬，渗入我们今天文化发展的浩荡长河中，“保护”的终极目的才能更加圆满地实现。

《杨柳青木版年画》邮票

　　全套4枚，依次为五子夺莲、钟馗、盗仙草和玉堂富贵，作品均是清代杨柳青年画兴盛时期的经典之作，包含了娃娃、神话故事、戏曲及仕女等几大类型，国家邮政局2003年发行。

五子夺莲

钟馗

盗仙草

 玉堂富贵

  （来源：光明日报）

    相关链接一：

    草根文化反被民间疏远　杨柳青年画面临尴尬

    年画是旧时过年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传统物品，这种源于民间的草根文化，现在反而面临着被民间疏远等诸多尴尬。在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民间艺人的努力下，杨柳青年画开始“中兴”，但背后仍然隐藏着传统民间文化的种种困惑。

    尴尬一：源于民间历史的草根文化，现在变成高雅“艺术品”。杨柳青年画以木版套印加手工彩绘而闻名，过去是老百姓过年的必备品之一，不仅在京津和华北一代畅销，还远销东北、西北，是老百姓特有的年文化产品。但记者在市场上看到，天津大街小巷到处卖各种窗花、吊钱、对联，却极少见到杨柳青年画。普通窗花一元钱能买六张，同样大小的普通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却要几十元，一些大幅的精美年画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杨柳青年画正变为旅游纪念品和高档礼品。

    尴尬二：是坚持学徒式，还是选择学院式，以年画为代表的民间艺术面临传承途径问题。2003年，天津市西青区政府启动杨柳青民间艺术复兴工程，但摸底调查却发现，当时能熟练掌握年画工序的老艺人所剩无几。为此，南开大学开办了杨柳青年画大专培训班，从杨柳青挑选学员，由专家教授和民间艺术家组织教学，旨在培养一批既有传统民间技艺，又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

    但“年画张”作坊的主人张克强认为：年画具有典型的民间艺术特点，其传承模式最好是学徒式的，有一个手把手、口传心授的长期过程，学校教学的作用仅限于普及知识，学院式教育想要产生大师级的优秀画师非常困难。

    不过，师傅带弟子的传统模式也受到部分民俗专家的质疑，天津市文博学会民间收藏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何志华说，做传统文化产业是“发不了财”的，有多少年轻人甘愿付出做年画呢？而当年画能带来可观经济利益时，他们拿起刻刀画笔的目的究竟怎样、是否有利于发扬传统文化，这些都值得商榷。

    尴尬三：是艺术交流还是“偷艺”？年画创新遭遇瓶颈。2004年杨柳青年画业协会成立，为了加强各年画作坊间的交流，协会举办了杨柳青年画艺术交流展，展出了杨柳青主要作坊、画店的近百幅年画精品。

    对于协会的作用和展览的效果，杨柳青民间艺术复兴工程专家组组长李明录表示忧虑：老艺人没有知识产权的观念，蝙蝠、如意、寿桃等特定事物为人们模仿很正常，但在市场竞争下，促进手工艺人间的交流并严格保护作品的著作权，是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张克强说，交流与借鉴对杨柳青年画的发展有益，但是竞争对手如果直接把画样拿来复制就令人无法接受了。如今画师工艺水平相差不大，如果辛苦构思创作的画样被人模仿出售，这种损失叫人很难承受。

  （来源：新华网）

   相关链接二：

　
                 杨柳青年画在传统与时尚间张望

   从杨柳青年画馆出来，门前是一条无人的小街，前行大约100米，是西青区区级文保单位――安家大院。安家大院对着石家大院后门，与杨柳青年画馆一样，安家大院也鲜有游客。

　　不过是一宅之隔，繁华与冷清的对比却如此强烈。两条街，两个宅子，两种心情，一如从传统中走来的杨柳青年画，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走进喧闹的时尚世界。

　　无法替代的师徒传艺

　　无论是“完全传统派”或是“改良传统派”，霍庆有和张克强都在努力捍卫杨柳青年画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但时代的躁动不可能让每个人都保持这样的清醒和执著。记者在明清街看到，“戴廉增画店”正在营业中，“齐健隆画店”则恰好正在挂招牌。一个老太太推着手推车向游客推销年画，粗糙的画工恰如老太太的介绍“都是自己画的”。在杨柳青，年画带来的经济效益明显打动着每一个人，很多年轻的成功创业者都是通过贩卖年画起家的。也正是如此强烈的吸引下，民间艺人在挑选徒弟方面更加谨慎小心。

　　“招收徒弟是个挺费劲的事儿，第一讲悟性灵气，第二讲踏实肯干，两点缺一不可。”霍庆有如今最得意的弟子还是他的儿子，并非有意如此，只是踏实又有悟性的徒弟太难找了。“寒假的时候，我这里来了个‘80后"的男孩，死活非要学习画年画。我看他心诚就留下了，但画了三天，实在不是干这行的料。后来才知道，人家只不过是假期打工，根本就没打算画一辈子年画。”霍庆有的祖辈都是画年画的，民间画师少有大富大贵的，学习画年画只是一种糊口的手艺。“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年画价格越来越高，画师的收入也在增加。很多人学画，不是爱这门艺术，而是看上了画里面的经济效益，这种人是画不出好画的。”

　　在张克强的画坊里，一个技术成熟的画师月薪高达3000元，但即使这样，仍旧有学成的画师离开画坊自立门户。“在我这儿学徒，试学期间月薪300，三个月以后适合继续学习的，逐步加薪。每个徒弟我都事先讲好，要踏踏实实能长期工作的，只为学技术的不收。一般情况下，一个悟性高、踏实勤奋的学生，认真学习三到四年，就基本上可以出师了。”张克强认为，杨柳青年画的制作，主要的技艺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掌握的，因此学徒长期的描画实践非常重要。“某大学曾经开设杨柳青年画大专班，我曾经担任主讲教师。但客观地讲，这种两年制的大专班根本无法培养一个技术全面的年画画师，很多技术只是皮毛，学生缺少实践经验，无法实现独立操作。在传授技术上，我还是坚持师徒传艺的方式。”

　　2009年2月，杨柳青镇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3月，杨柳青镇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有关报道称，投资1200万元，国内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木版年画博物馆将在杨柳青年画馆原址加以扩建，博物馆建成后的面积将达到3600多平方米。

　　所有这些都让霍庆有兴奋不已。“政府的力量远远大于民间。有政府直接介入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保护和传承，是杨柳青年画最好的归宿。”霍庆有像是一个熟练的讲解员，说起展室内每一幅木版年画的年代题材仿佛在讲述一个个古老有趣的传说，在他标准的普通话讲解中，杨柳青口音已经很难察觉。而这些，原本不应该是这位杨柳青年画老字号“玉成号”第六代传人的分内之事。但如今，为了向更多的年轻人宣传杨柳青年画，霍庆有不仅把自己的住宅改造成年画工作室和展馆，更亲自参与到画版收藏、资料整理、宣传讲解等工作中。渺小的民间保护力量由于年轻时学过“木匠”，霍庆有是目前杨柳青镇上唯一掌握木版雕刻技术的人。“按照杨柳青年画传统技法，勾、刻、刷、画、裱缺一不可，其中的‘刻"就是指雕刻画版。现在镇上很多作坊恢复了传统技法生产年画，勾、刷、画、裱四个流程都能够实现，刻版这个步骤，却几乎没有画师可以自己完成。杨柳青年画自明末兴起，至今400余年，明代的刻版濒临绝迹，我个人能够收藏到的最早的刻版不过清代中晚期，所以收集保存内容丰富的年画刻版，是保护杨柳青年画的物质基础。”

　　在霍庆有的家庭博物馆里，一块乌黑的清代刻版被当作“镇馆之宝”。“这块刻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从古玩市场收集回来的，画版长1.4米，宽0.7米，这种尺寸在杨柳青镇现存的年画刻版当中绝无仅有。”从刻版的画风分析，这块刻版不是杨柳青年画刻版，霍庆有推测应该出自南方某个地区。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为自己能够收藏到这样的“好东西”兴奋不已。然而就在几年前，一个韩国收藏家的到访，却勾起了霍庆有心中的一丝遗憾。“他到我家来参观，我便向他介绍自己收藏的这块刻版，还特别强调了它的面积，炫耀说这么大的刻版在国内已经很少见。只见我话音刚落，韩国人嘴角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我心里一惊，难道我说错了什么，让韩国人耻笑了？”原来，这个韩国人也喜欢收藏年画刻版，而就在他韩国的个人博物馆里，也藏有相同大小的一块刻版。

　　“我对韩国人说，你那块版我见过，为什么我没有收藏呢？因为那块版不够好，是我淘汰不要的。”为了一点点淳朴的自尊心，霍庆有编织了一个小小的谎言。但在内心深处，隐隐的痛从那遥远的年代缓缓袭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在天津第二石油化工公司工作的霍庆有带着省吃俭用积攒的几千块钱去“寻宝”。在古玩市场，他一眼看中了三块漆黑的木版。“当时一共有三块刻版，都是这么大的面积，三块刻版绘制了不同的内容。我当然是爱不释手，只可惜囊中羞涩，最后挑来挑去花4000元带回来了这一块。我当时叮嘱那个老板，说剩下的两块一定要给我留着，但是等到我凑足了钱再去买的时候，两块刻版都已经卖出去了。”在霍庆有心中，多年来一直打着这个心结，没想到其中的一块已经流传到韩国。“我把那块画版的内容描绘了出来，并且指出画版背面还有一个龙首，韩国人听得连连挑起大拇指，我心里面却是哭笑不得。只希望另外一块被国内藏家收藏，无论如何，中国的民间艺术应该留在中国。”

　　彷徨着传承或是创新在杨柳青镇上，年画的制作如今分为“完全传统派”和“改良传统派”。在是否坚持传统，如何坚持传统的问题上，两个派别虽然没有针锋相对的论战，但却在各自的坚守中执拗地前行。

　　霍庆有算是“完全传统派”的绝对支持者，在他的家庭作坊里，夫妻、父子、师徒是主要的人际关系。同样，在年画制作上，他也谨遵父辈教导，勾、刻、刷、画、裱一丝不苟，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照传统方法进行。“保护传统民间艺术，怎么保护？我觉得首先要保留，把传统方法改了，就不叫传统了，就无法保护了。”因此，霍庆有倾心于“汲古”，不仅收藏各种年代的画版和年画作品，还常常把一些已经失传的传统图样绘制出来，就为了给后人留个参照。“我小时候学画，老人们常讲过去的画师有门手艺叫‘堆金沥粉"，用金箔画画，描过的地方用手摸着会有凸起感。但这种技术早就失传了，别说现在能有人会这门手艺，就是连一幅‘堆金沥粉"的作品我们都见不到了。这就是丢失的传统，我们应该觉得难过。”

　　技术回归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回归。但在这两个问题面前，霍庆有常常感到无奈。“工具和原料都是问题，现代工业把人们追根溯源的路给堵死了。比如刻版的工具，市场上没有销售的，更没有所谓‘铁匠"来帮忙制作。我只好买了一套刻石头的工具，再自己动手改造成刻木头的工具。再说纸张，质量好的宣纸可遇不可求。去年我花了几千块买的宣纸，刷出版来纸全裂了，打电话到厂家才得知这批纸少了一道工序。颜料也是问题，过去完全是天然颜料，现在都是化学制剂，稍有不慎就会沉淀、变色。还有装颜料的小酒盅，市场上根本买不到……”

　　“改良传统派”似乎明显少了这些困惑。“年画张”创始人之一张克强先生属于“改良传统派”的代表，在杨柳青年画的制作过程中，张克强把原先传统工艺中的木刻版创新为丝版，其他工序不变，绘制的杨柳青年画线条更加流畅，画面更显精美。“我是典型的‘学院派"，对画面的美感要求比较高。首先说明，我并不是反对传统工艺，我哥哥年轻的时候在天津杨柳青画社学徒，传统技法烂熟于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技术的应用为年画制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我之所以抛弃木版改用丝版，是因为考虑到木版雕刻过程中受技术影响不能百分百反映原作的线条美感，而改用丝版后就轻而易举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张克强的年画作坊里，画师一样在“画墙”，改良了雕版、刷版两道工艺之后，在彩绘这道工艺上，仍然采取了传统的流水线作业方式，画师的一招一式都透出精心。

　　技术的变革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年画张”的年产量大约在一万张左右，而霍庆有的家庭作坊年产量仅为2000张左右，考虑到人工及熟练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使用新技术的画坊产量至少比传统手工画坊产量高出一到两倍。

　　历史渊源：

　　三大名号杨柳青的年画业发展，主要得益于清中期专业画坊的兴起，而其中又以戴廉增、齐建隆最为出众。民国时期，玉成号落脚杨柳青，成为继戴、齐两家之后较为知名的民间画坊。

　　据《杨柳青镇志》记载：戴氏先人自明永乐年间，携画艺从江南随漕船北上，至杨柳青经营木版年画。到民国时期，戴廉增敬记画店停业，传19代，历时500年。戴廉增是戴氏第九代传人，乾隆中期首创“戴廉增画店”，始在年画左下角加印“戴廉增”字样。自乾隆至光绪，戴氏共建画店19处，成了我国北方画业的巨擘。

　　齐氏一家迁入较晚，据《杨柳青镇志》记载，康熙年间，齐氏自山东迁来杨柳青，以裱画为业。嘉庆十九年（1815年）兴办“齐健隆画店”，时与“戴廉增画店”齐名。其规模虽稍逊于戴氏，但画艺精堪居首位。

　　1926年，霍氏第五代传人霍玉堂创建杨柳青镇规模最大的玉成号画庄。但是由于战乱，玉成号画庄不久便衰落下来，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杨柳青年画行业处于低谷。1950年，霍玉堂联合年画印刷艺人韩春荣，彩绘艺人张兴泽，恢复年画生产。后又吸收年画艺人路恩荣、尹清山、王顺安等办起了画业生产互助组，进而成立“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走上合作发展的道路。合作社即为“天津杨柳青画店”前身。

　　“娃娃抱鱼”

　　从何而来？

　　杨柳青年画在民间最具代表的形象当数“娃娃抱鱼”形象，但这个丰满、喜庆的“大胖小子”究竟从何而来？杨柳青画馆的工作人员和几位民间艺人都说不清楚，只看见清代的刻版上已经是这个模样，民间艺人们也中规中矩将这个形象一代代传递着。

　　传说清乾隆年间，河北胜芳有个叫薛富贵的穷人，从杨柳青买了一幅《莲年有鱼》带回老家过年。薛家老两口心里高兴，越看画上的胖小子越喜欢。这天夜里，薛富贵做了个梦，梦见画上的胖小子活了，他对薛富贵说：“老爷爷，想吃鱼，我会逮，您快去拿个木盆来。”薛富贵睁眼一看，娃娃还在画上呢，哪有什么捉鱼的事儿啊。

　　薛富贵把做梦的事儿说给老伴儿听，老太太听罢高兴得直拍大腿。原来，杨柳青年画有个民间说法，叫做“年年鼓”。“鼓”就是“活”，就像“神笔马良”画的画，画中人会从画里走出来，给百姓送福。莫非今天薛富贵也遇上了这等好事儿？他赶忙叫老伴找来一个大木盆，对画上的胖小子说：“你刚才的话我可听真了，木盆在此，我们就等着鱼吃了。”说罢，合眼睡觉，第二天早上，木盆里果真有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

　　从这天开始，薛富贵老两口天天吃鱼，越来越不满足。他对画上的胖小子说：“一条鱼太少了，每天给我一筐鱼。”胖小子果然每天送来一筐鱼，薛富贵每天卖鱼，日子越过越好。日复一日，薛富贵又不满足了，他掐着指头盘算，要是鱼再多些，过不了多久，这整个胜芳都要姓薛了。他想跟画上的胖小子商量，每天给他十筐鱼好不好，一抬头却看见墙上的画已变成了一张白纸。

  （来源：城市快报）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