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传承离不开乡民的具体生活环境与整体文化模式，因此，民俗传承的真实形态和流变特征需要在乡民的生活世界中去解读。从时间上看，乡民的生活世界被切割成两部分：一是常日生活，一是节日生活。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语境中，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日益同质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更是令传统的农耕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改变。今天，普通民众的常日生活被各种趋同性的事物所充斥，城乡、地区差异日益缩小。节日生活是我们窥探村落社会的一个独特文化空间，各地习俗的自我特征与时代烙印被同时而集中地展现。

河南省滑县作为县名始于明洪武七年（1374）。该地风土敦质、气禀浑厚。据《左传·季礼来聘》载：“为之歌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卫风乎。”①时至隋代，大运河之永济渠（现称“卫河”）流经此地，曾让该地河运畅达、贸易繁盛。清末民初，中国早期铁路——道清、道楚两条铁路在此交汇②。一时间，水中“帆樯林立”，三百万之民船四时畅行；陆上火车南来北往，“轮蹄徒旅”。道口镇遂成为商贾云集、“日进斗金”的豫北重镇，素有“小天津”之称，今为滑县县城③。据《全唐文》载，唐李元素碑，兹镇之地，据当要害，风俗之旧，号为坚强④。然时代迁衍令滑县从古地理空间中的“要塞”之地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豫北小城。县城道口镇居于全县的西北之隅，既无铁路线路，也无高速通行，与相邻县城的浚县、淇县、长垣相比，无交通之便的优势，也无山川大泽的资源。不过，该地区的小麦产量高、质量好，又蝉联多年的小麦单产全国冠军，被誉为“中国小麦第一县”。滑县老县城城关镇则是在历史的时空中处于不断更演的变化过程之中。笔者通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节日探析，对该地民众的民俗文化传承进行了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角度的探讨，总结有三：一是迁衍的时空生活，书写了历史，也塑造了地域文化；二是执着的历史记忆，诠释了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背景，也锻铸了独有的文化生态中的人及其社会行为；三是永恒的理想期待，寄寓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理想，也构筑了一地的精神命脉。

一、迁衍的时空生活，书写了历史，也塑造了地域文化

地理是乡民生活的空间坐标。俗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地理空间往往是“一地”区别于“他地”的最重要的文化语境，是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的必然环节之一。《重修滑县县志》有载：“县城在滑境南北适中极西边界，即古滑台城遗址。《水经注》云：滑台城昔滑氏为垒，后人增以为城，高峻坚险，临河亦有台……滑之土性，疏城易倾于雨，历修历圯。今之县城，自明洪武初知县诸公弘道创修，为砖门者四，又有水门以便出入。至嘉靖时知县张公佳胤重修城垣，亦改土为砖而，东西南北四门名曰：长春、嘉禾、南熏、拱极，水门亦名曰清源。岁久又圯，仍为覆土。迨崇祯间知县罗公璧易砖加灰，城乃坚固。”⑤今天，滑县老县城城关镇的大体轮廓、街道布局、街名路识，基本上还是县志中所记载的样貌。这为我们研究滑县的民俗传承提供了接续历史的地理文化空间。

滑县县政府的官网上对滑县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有一个较为详尽的概述：滑县位于豫北平原，与濮阳、延津、浚县、长垣、封丘、内黄接壤，历史上隶属安阳管辖。县城道口镇南距郑州市130公里，北距安阳市70公里，东北距濮阳市53公里，西南距新乡市70公里，西北距鹤壁新市区25公里，全县面积181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95.21万亩。县辖10镇（道口镇、城关镇、白道口镇、留固镇、万古镇、高平镇、上官镇、牛屯镇、王庄镇、老店镇）、12乡（枣村乡、四间房乡、八里营乡、赵营乡、大寨乡、老庙乡、桑村乡、慈周寨乡、瓦岗寨乡、焦虎乡、半坡店乡、小铺乡）和新区管委会。从介绍中可以看出：一是该地交通便利，二是该地经济发展良好。总人口134.5万人，常住人口114.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22.02%⑥。

从历时的坐标看，滑县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仰韶文化时期就已有先民定居于此。在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中，滑县的政治地位高低不一，或以国都所在地的要冲存在，或以都城畿县的地位出现，或仅作为一个普通小县：其幅员，大则为地方一级政区的治所，统辖数州；中则为一个州郡；小仅为一县之地，统辖数乡而已。隋唐时期，该地区人口达到古代中国之顶峰，其政治地位最高则为北宋时期，明朝之后，因人口少、政治地位不高，最终降州为县⑦。尽管古代滑县县域的行政建制和名称多有变更，幅员广狭不一，地位亦轻重不等，但历史的变革却验证着社会文化的生命力，更反映着村落社会的社会调节力。这种调节力体现了一个地区如何在变革的过程中寻找新的人与环境、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种种和谐，更定位了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质，是解读一个地区的文化秩序和文化范式的重要标尺。

具体到节日生活，滑县的节日文化既有时代元素的注入，又有传统文化的继承。乡民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接纳不同的知识形态，并在变化的时空中建构自己的文化坐标，对在地、官方、时尚与传统进行合理的文化阐释和行为选择，既承传着历史，又建构着未来。以传统节日之春节为例，可谓发生了巨变。在民国时期，春节的各种习俗甚至一度销声匿迹。《重修滑县县志》中记载：“滑俗自除夕、元旦以至元宵，凡祖宗考妣之神主暨亡人，无主者亦写神牌祭于正寝，过元宵节则函主焚楮、灌酒送神，贫家浆水送其门外焚其神牌。……正月元旦洁祀祖祢，子孙各上椒酒于家长，滑俗元旦长幼夙兴，肃衣冠设酒馔，祭神拜祖及尊属，食馄饨，戚里往来交贺，或投刺留名。今改阳历，除迷信祭神贺年之风渐息矣。唐六贴正月一日造桃符着户，滑俗或贴门神或粘春联。今重阳历，禁用阴历，旧年元旦废除一切矣。”⑧同样，过年的习俗与讲究在“文革”时期也一度被禁。时至今日，年俗不但没有中断，还有新形式、新载体的加入，节日文化更是以其独特的样态在乡民的生活中延续着、浸润着、承传着。具体说来，滑县人春节祭祖、拜年、吃饺子、贴春联、走亲戚、放鞭炮、拜神祈福的习俗依然留存，其中，拜年仍然延续跪地磕头的传统。走亲戚尤其是新亲戚（即刚刚联姻的儿女亲家的亲戚）一定要带上道口烧鸡，且只能双数不能单数。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那时候走亲戚能带上一篮子的馒头或油饼，便是尽了礼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稍稍富裕的人家十分重视礼品的贵重性：新亲戚除了要带上水果、点心等其他必备礼品外，烧鸡是重头戏，要4至8只。最近几年，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饮食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不再以“贵”为重，走亲戚一般带两只烧鸡即可，既表心意也不至于成为一种节日负担。过年自然少不了酒席，却不再是椒酒。祭祖必不可少，但是会随着祖坟的远近改变祭拜的具体时间⑨。与此同时，过年看春晚、打麻将、同学聚会、短信拜年、微信拜年、购物逛街等新的年俗形式或全部或部分地被接纳，成为乡民节日生活的另一道独特景观。

二、执着的历史记忆，诠释了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背景，也锻铸了独有文化生态中的人及其社会行为

历史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迹象影痕，民俗是庶民俗众的文化载体。前者为乡民提供内在的时空感和历史感，后者为乡民营造沉浸其中的文化意义。滑县既是黄河故道流经地，又是大运河永济渠的流经地。前者是伤痕累累的家园多次被淹没和故人乡亲的流离失所，后者则是被津津乐道的辉煌灿烂。这两种记忆在滑县人的心目中和灵魂里得到深刻的铭记。

众所周知，桀骜不驯的黄河曾多次被改道，给流经的两岸乡民带来了生命与家园财产的巨大损失。滑县即在黄河故道旁，一度与黄河变迁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或成为要塞，或淹没于覆水，或在广袤的土地上播种植绿。历史上，“每河北有变，滑台常为重地。盖其地控据河津，险固可持也”⑩。今天，滑县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的“十一连冠”⑪，即受恩泽于黄河之故地。五月初五端午节，滑县曾有“插艾于门……以角黍相馈遗……饮雄黄菖蒲酒以辟五毒”⑫等习俗，而今几难觅迹。一是因为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理念、卫生习惯的冲击，二是滑县在端午节处于一年的最忙时刻——小麦成熟季节。对于以土地为根的普通乡民，再大的事也大不过夏粮抢收。因此，这里的端午节既没有龙舟竞渡，也没有自制香粽，有的仅仅是为了维持体力而煮的或咸或淡的鸡蛋、鸭蛋以及能够抗饥抵饿的麻烫（油条、油饼的统称）。

关于卫河（即大运河永济渠的滑县段）的记忆，是滑县人的骄傲。每询问到当地的老人，他们都会讲出自己看到过的卫河与两岸的繁荣景象。他们喜欢叫滑县现在的县城“道口”为“小天津”，因为无论是天津还是道口，都有着相同的“渡口”功能，同时，它又是滑县辉煌历史的凝聚与象征。今天，滑县依然保存着大运河原生态古河道8公里、古码头10座、古城墙3000米、明清街区古房古建筑1122间，与古庙宇合成了“五位一体”的完整遗存。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永济渠滑县段即是其一个重要的构成部件⑬。当然，对于在经济指数与GDP的熏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当代民众而言，保护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各种文化遗产资源，需要时间与文化理念的慢慢渗透。诚如西班牙学者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所指出的：“现代意义上的遗产保护肇始于启蒙运动，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反思于后现代社会中，这种演变体现了保护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对文化遗产认识的演进。”⑭文化遗产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是历史、地理、时空进程的载体与证据，形态上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或者是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的。申遗成功之后，反而最能考验一个地区的人是怎样认识遗产、对待遗产和保护遗产的。事实上，除了上述古河道、古码头、古城墙、古建筑、古庙宇“五位一体”的有形遗产外，滑县人对大运河的记忆，也是一种遗产；滑县人爱经商又恋故土的商业方式，更是一种遗产。这一点，《重修滑县县志》中也曾指出：“商人多系坐贾，不过随时贸易，就地负贩，向无重利轻别之弊。”⑮时下，中国正在探寻新型城镇化道路，即百姓在不离家乡故土的情况下如何走城镇化道路，滑县人不但在文化理念上有传统的继承，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已经走在了探索的道路上。

既在家行商又不误种田，是滑县人的历史传统。按照刘铁梁教授对于“标志性文化”⑯的界定，这种“种田”加“坐贾”的方式是滑县独特的“标志性文化”。这样的传统让忙碌了一年的人对“过年”分外重视。在滑县，春节被当地人叫做“年歇”，是因为一年到头只有这个时间才能歇一歇。滑县人的“年”从腊月初八开始，一直维持到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九，持续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这是乡民自我调适的结果。每年的正月十五、十六元宵节之际，滑县老县城城关镇及方圆富裕村落孙王庄、崔庄、暴庄、朱庄、五里铺等，必然要举行祭祀火神的元宵节社火，风雪无阻。社火盛大，秩序井然，参与人包括男女老少。青少年打腰鼓、玩武术，男舞龙、舞狮，女担花篮、跑竹马，老人守神棚、做礼仪、主持场面。正月二十八、二十九这两天，县城道口镇白天举行持续两天的盛大的火神圣会，晚上有灯市，热闹非凡。白天的艺术形式有高跷、扭秧歌、担花篮、走旱船、玩武术、舞龙、舞狮等，内容与城关镇举行的火神社火基本相似，而其中的抬阁、背阁则是最大亮点。

三、永恒的理想期待，寄寓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理想，也构筑了一地的精神命脉

以传统节日的历史维度与文化空间来研究村落社会的民俗文化传承，尤离不开乡民这一文化主体。乡民对自我文化的认知与选择，对他者文化的拒斥和融合，对主流文化的学习加改造，反映着乡民对不同文化及其文化逻辑的理解，是其自我理解和理解他人及宇宙世界的价值观念体现。

滑县人刚武重义，其气强以劲，其人勇而忠。既得益于先民的风尚，更是独特历史地理时空造就的民风、民尚。今日的滑县虽然是全国产粮大县，但是在科技并不发达的改革开放前以至于更久远的年代里，该地乡民承受着来自天灾人祸的各种灾难与艰辛。诚如《重修滑县县志》里所载：“农民以务农为本，终岁勤动不敢游惰。无山泽之利，不事积蓄。一逢荒歉，富者拮据，贫者冻饿。幅员虽广，民鲜殷富。”⑰追其详因，大运河（卫河）虽带来了运河两岸的繁盛和殷实，但对于多数距离河岸码头较远的乡民而言，“滑县无山川出产之富饶，无商埠百货之转达，民生所赖只有农业一途，但黄河故道左右半属沙碱草荒。……城乡富户百无一二，大抵多中人之产，或经商以权子母，或作贾以竞锥刀。除消耗外，罕有盈余。次及贫民小户，或负贩以谋生活，或做工以觅口食。年丰粮贱之时，尚能赡身养家，倘过饥馑蔫臻新米昂贵，则不免饥饿”⑱。因此，该地乡民既矜业于务农，也奔波于商贾，期待生活改善、糊口养家。对于每一个普通的乡民而言，无战乱、水患，无干旱、蝗灾，风能调、雨能顺，方能有温饱可言。

尽管生活条件艰苦，此地乡民却能重义疏财，在于对“儒”的重视，前人总结为“性缓尚儒”⑲。在滑县老县城的地图上，我们看到长春门（东门）附近的文庙以及文庙街。《重修滑县县志》中记载：“国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一人行礼，众人学之，遂成风俗。所谓礼从俗也。士风世家大族以读书为业，即庶民之家不论贫富，咸知重儒。尚气节、顾廉耻、敬礼官师，尤为士风所先。”⑳随后，又详细录注了《文庙祭文》：“惟先师德隆千圣，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属文教昌明之会，正礼和乐节之时。辟雍钟鼓，咸恪荐于馨香。泮水胶庠，益致严于笾豆。兹当仲春秋，祗率彝章，肃展微忱，聿将祀典，尚飨。”㉑尚儒之风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豫剧的忠义刚烈、民风的仗气任侠、节日空间中的家族观念与伦理秩序等。比如，滑县人的春节尤其讲究跪地磕头拜年，小孩子既可以享受到种种非同于寻常的饮食与生活用品，又必然被告诫诸多节日禁忌㉒。滑县人于春节、清明节、中元节（当地人只叫“七月十五”）以及十月初一这四个节日，必然要亲自上坟、祭奠亡灵。滑县人的端午节、中秋节，分别是在夏收、秋收之际，人们却不忘忙中偷闲，用饮食与访亲拜友（同时又是互相帮忙）的方式完成对季节轮换的过渡与亲友关系的维护。

民俗是生活层面传承的文化，节日生活的传承更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在特定的村落文化语境中，民俗与乡民之间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文本传统，彼此之间互相制约又互相促成。艺术与信仰活动往往作为一种形式或外壳，表达着某些深潜其里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比之常日生活，节日生活的艺术形式与信仰表达更加集中、具体。当我们通过“层层剥笋”的方式去探究节日文化时，便可以层层逼近文化的核心，即寄寓于民众节日生活之中的文化逻辑。

滑县人对生活的最大理想，是“穷人有个好年过”㉓。因此，一年四季的忙碌，都是为了生活能够好起来。节日是日子好起来的一种寄托，平日里再节俭，过节一定要改善生活，一定要祭祀神灵。比如，端午节炸麻烫的时候，出来的第一个麻烫一定要撕下来一小块扔到火里祭祀火神。格尔兹指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因而作为符号载体的宗教就代表了文化的基本质量。作为文化的最基本的符号之一，宗教展示了社会中的人对其自身生活和命运的看法，激励并保障人们的生命延续，因而其本身便是富有自主的意义形态，是与人的人生观互为沟通的解释体系㉔。在常日的努力与节日的寄寓中，滑县人通过两种方式的合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家庭愿望。既维持了生计，又寄寓了理想，是在生活条件艰难的情况下，人存活下来的能量支撑。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经验、知识、技巧与智慧，被视为乡民的文化。它是人为的结果，却能够为人的继续生存提供借鉴与意义。当然，人并非是仅仅悬挂于意义之网上、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动物，而是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同时又在选择着文化、相互交流着文化。这种选择意味着对某一文化成分的强调，这种交流则意味着对已被选定的文化成分的传递，因而人们对于文化的传承已经不知不觉地具有了创造的性质。文化发展的过程，正是一个需要不断地妥协、合作、公认、共谋、运作的过程㉕。

法国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有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之分。只要借助于对一个地区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认识历史的深层结构㉖。时间是社会生活展开的维度。人类自从有了时间的观念，再也斩不断过去、现在、未来的锁链。结合滑县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等因素，解读滑县乡民节日习俗的传承现状，我们窥探出深潜在节日习俗之中的村落社会逻辑。它既有自身独特历史地理时空的文化特色，又有对大传统文化的接纳，还有对新文化的交融。无论是何种文化元素，一定是对乡民生活产生了影响的，并能够体现他们内在诉求的、有生命力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