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北京的叫卖声是旧时北京胡同间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声景与商业场景中出现的“自发口头创唱”、带有一定韵律和别样情感的叫卖调。作为老北京最具地缘特征的城市声景，自其响起的瞬间，就已然消逝，它所依附的底层商贩日常经验与生命痕迹也已不可见、不可听，但经由文学、诗歌、曲艺、民间舞台、影视及网络文本的浪漫化书写与表演而重新出现。作为地缘意向与历史象征的老北京叫卖声，穿越不同媒介场景与媒介文本，以情境化的怀旧再现与媒介化重构，呈现出中国社会变迁中底层文化实践与现代性文化想象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老北京叫卖声；城市声景；文化想象；现代性；听觉传播史

叫卖声（the Sound of Street Vendors），在老北京的城市记忆里，被称为“货声”和“吆喝”，是旧时北京胡同间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声景与商业场景中出现的“自发口头创唱”、带有一定韵律和别样情感的叫卖调，从语言、韵律、内容和反映的民俗风情上都具有强烈的京味特征①。京味叫卖、胡同文化、底层商贩的游吟式表达与广告呼唤综合呈现在老北京叫卖声所构建的声音场景中，历经时空之变迁与人世之迭代，凝聚成仅属于老北京的城市声景与文化想象。老北京叫卖声自其响起的瞬间，就已然消逝，它所依附的底层商贩日常经验与生命痕迹也已不可见、不可听；作为老北京城市空间中最具地缘特征的听觉印象，也渐渐消散在逐渐老去的老北京人的记忆中了。但经由文学、诗歌、曲艺、民间舞台、影视及网络文本的浪漫化书写与表演而重新出现。本文从声音传播史的视角，尝试追溯和梳理作为地缘意向与历史象征的老北京叫卖声，是如何穿越不同媒介场景与媒介文本，以情境化的怀旧再现与媒介化重构，呈现出中国现代社会变迁中底层文化实践与现代性文化想象之间的关联。

一、底层声音的历史在场与日常书写

老北京叫卖声，是商贩用艺术的语言招引顾客的一种手段。翁偶虹描述道，“从早到晚，周而复始地傍随着每天的生活，此起彼伏，挥之不去”，在城巷间吟咏出“一种有内容的美”，一种“有旋律、有节奏，内蕴感情、外昭时令的生活之籁”②。老北京货声，在晚清的余晖与动荡的民国初年鼎盛发展，当时五行八作均有自己的叫卖调和与之相配的响器。清代《帝京岁时纪胜》记十二月时的“市卖”：“更有卖核桃、柿饼、枣、栗、干菱角米者，肩挑筐贮，叫而卖之。”③新中国成立后，个体商贩行当的整体改造，老北京叫卖声逐渐消失于民间，直至1980年前后才得以重见天日，以一种民间艺术和说唱曲艺的混杂体的口头艺术形态被发掘和恢复。老北京叫卖声的表演者与民间艺术家也渐渐出现，出现了被称为叫卖真人张振元（后任原崇文区文化馆“老北京”民间艺术团副团长）、京城叫卖大王的臧鸿（后任原崇文区文化馆“老北京”民间艺术团团长）以及张桂兰、马松林、武荣璋、芦志东等民间叫卖艺人。

货声，是老北京底层行商与贩夫的声音标签，通过师徒传承或自发创作形成吆喝的节奏与旋律，或辅助各种响器，形成老北京胡同间的声音场景。叫卖声的底层民间文化的形成与听觉传播，形塑了一个空间与时间相互黏合的声音场景，一个声音编码与听觉解码的过程。货声，“融合了老北京传统的市井民俗、深厚的文化底蕴，内容上外昭商品、内蕴风土、暗含节令，韵律上长腔短调、抑扬顿挫、京味京韵”④。

底层商贩将所售卖的货品和服务信息编码为吆喝声和响器声，得以在大街小巷中迅速传播的效果。而被叫卖声唤醒听觉记忆的民众，需要具备相应的“货声”解码知识与技巧，以能够识别不同行业的吆喝与响器。在这个层面上，叫卖声属于让人有意倾听，传递特定信息的“信号音”。与此同时，叫卖声诞生之初，就因方言语音而呈现出极强的地域性，成为具有地缘标识与城市民俗特征的“空间音”。侯宝林、郭启儒在相声《卖布头》中演示“卖糖葫芦”叫卖声在天津和北京、甚至在北京东南西北城的差异。对于老北京叫卖声而言，这一“空间音”的独特性更为明显。老北京的叫卖声依托地道的北京话，往往兼具传统曲艺表现形式“贯口”风格，辅以各类响器，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叫卖方式。这种叫卖方式，也与北京胡同独特的空间形态有关，“既要有规矩又要有艺术性，瞎喊不行。在大宅门前吆喝，要拖长声，既让三四层院子里的太太小姐听见，又要透出优雅，不能野腔野调地招人烦”⑤。

居住在北京胡同的百姓，通过叫卖声解码行当信息的同时，亦能“听声音就知道小贩卖的东西的成色、质量”⑥。潘漠华描写他通过声音识别出一位卖花生糖的商贩的过程：“每夜他来时，清澈的铜杯声先起来，仿佛有调子似的，接着就雄浑地喊起来了：‘大花生……糖……’听到这雄浑的呼声，就使人想起一位经过辛苦生活的人的影子来；我是常见过他，他那影子真是黯淡，涩苦，凄楚！”⑦当时的叫卖声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知识，已经极其精准和丰富，而底层商贩与胡同居民之间的联系，也正是通过叫卖声这一高识别度的媒介搭建起来，构成了老北京社会生活的一幅生动画卷。这种强烈的时空关联，使得叫卖声天然就具有城市独特性和排他性，赋予了叫卖声信号声之外的，呈现出“集体记忆、怀旧与城市的多重地域感知”⑧。

通过串起买与卖的经济活动，叫卖声链接起一种愉悦温暖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声音书写，对受众形成信息召唤与认知上时间的锚定。平时不敢大声喧哗的孩子们“听见打糖锣儿的声音，规矩都被抛到脑后，得意忘形地向大门外跑”⑨。而这种“身体的呼唤”，又因北京的四季分明呈现岁序之迭代。季节序替在老北京的日常经验中，以时间刻度的角色呼唤着不同的身体行动。吕方邑在《北平的货声》中描述：“‘粽子唉唉呕——江米小枣呕——’你便想到端阳节要到临了。蒲叶，雄黄酒，哪一样没有预备，就赶快备足吧。”⑩不止四季，胡同生活的一天，也由叫卖声划定了时间，呼唤着身体。卖烤白薯的会在冬日的早上出来，让人忍不住想在上学前吃一个烤白薯；卖炭的一般从下午三点开始在大街上出现，一直卖到晚上十点⑪，让人们记得备好晚上和上午的炭；卖硬面饽饽的则会在深夜出来，让晚睡的人有了吃夜宵的习惯⑫。一天的日子，便被叫卖声划定了时辰和行动。不论是季节还是一天的时辰，叫卖声对时间的划定是粗糙而不精确的，这种不精确也体现在叫卖声的声音特点上，“中间常常有一个很大的停顿或者拖腔”⑬。而正是这一特点，使得“长长的叫卖声穿过同样长长的午间休息时间”⑭。叫卖声本身，也逐渐成为胡同生活的最具标识性和情境化的符号之一，构建着老北京记忆里遥远的文化想象。

作为“城市声音”的老北京叫卖声，是“城市的感性符号和活动”“见证着城市变迁同时也再生产着城市本身”⑮。老北京叫卖声是一个兼具“学术性和生活化”⑯的研究领域,是“现代人找寻北京城的历史积淀、品味文化古都的脉动、挖掘传统的商业智慧、探索北京民俗文化的宝贵资源”⑰。

二、民俗学视域下“北京货声”的浮现与变迁

1906年，清末民俗学家蔡绳格化名闲园鞠农在《一岁货声》中，将老北京的“货声”辨识为一种世俗情境与底层生命所交织构成的城市声景，老北京的叫卖声由此逐渐进入听觉传播的媒介史记录中，“货声”从街头巷尾随风而逝的流动性展演，而被记录为一种民俗学研究语境下的记忆书写。蔡绳格写道：“（货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自食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朋来亦乐，雁过留声，以供夫后来君子。”⑱《一岁货声》从清末直至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以手抄本存世，齐如山、刘半农、沈启无、周作人等均曾抄录收藏该书。1938年，张次溪主编《京津风土丛书》，请周作人题签，将《一岁货声》更名为《燕市货声》。《一岁货声》被认为是中国民俗学的开先河之作，以老北京货声“开场”，希望“后来君子”可以由此生发出城市声景研究的新视域。

近代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受到《一岁货声》之启发，从戏曲美学的视角探索了老北京“货声”——尤其是叫卖声的听觉艺术性。他于1930年代中期编纂出版《故都市乐图考》，序中描述道：“北京一城，因为有数百年建都的关系，所以极富于美术性……沿街肩担贸易之小贩，尤足表现之。其叫卖之声，俗名为吆喝，所发腔调等于歌唱，有板有眼，有快有慢，宛转悠扬，悦耳动听；且有时有白有唱，与戏曲无异，诚非他处所可比拟……尚有许多小贩自己特别编成大套词句者，又属例外。至各庙会卖香面等物者，则皆有成章，词句若干套，句句有韵，均与词曲尤异，必须背熟，方能叫卖，则与唱歌毫无分别矣。余曾将北平小贩何时售何物，由元旦起至除夕止，依时归纳，辑成一书，名曰《北京货声》，但仍系有字无声，盖欲传其声，非以五线谱之法谱之不为功也。”⑲

五线谱作为西方音乐传播史中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与老北京叫卖声的结合，在《京都叫卖图》一书中得以实现。该书是1936年美国律师康士丹（Samuel Victor Constant）递交给华文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Cooperating with California College inChina）的硕士毕业论文。同年，该书英文版（Calls，

Sounds and Merchandise of the Peking StreetPeddlars）由驼铃出版社排印发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重印时，序言如是写道：“《京都叫卖图》文笔通俗流畅，幽默风趣，大量典故考证翔实；书中插图系参考原图和有关资料，用白描重新认真绘制，并附有部分珍贵的历史照片；每种叫卖均有具体声调，有的还用五线谱录下了当时这种特殊的曲调。总之，本书以图、文、声并茂，再现了清末民初北京街头的风土人情，当读者展开这部历史风俗画卷时，似乎能聆听到当时这种京味京韵、亲切动人的叫卖之声。全书分春夏秋冬四个部分，图文并茂再现了清末民初北京街头的风土人情。”⑳

改革开放后，著名戏曲作家、理论家翁偶虹重新寻到《一岁货声》，以此为蓝本，在《北京话旧》一书中倾三分之一体量重写老北京货声。“复得闲园菊叟所辑《燕市货声》一书，参考印证。此书成于清光绪丙午前后，先我多年，证我亲耳所闻者，相差无几。春窗遣兴，命笔为文，既可征信于昔年，更可传真于后世，所谓‘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自食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㉑老北京叫卖声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沧桑与变动，坚强生存在民间土壤中，在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缓慢苏醒。1980年后，老北京“货声”在民间艺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中逐渐显现，以老北京叫卖声、货声研究的民俗学研究成果纷纷出版，多以朴素、原生态式上的还原笔法，以听觉人类学笔记体和记录体的书写模式进行归纳和总结㉒；老北京叫卖艺人和叫卖艺术团也在北京各城区的文化机构的寻找和组织下出现；对老北京叫卖声的挖掘、表演、展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也开始出现。但关于北京“货声”和“叫卖声”的研究，鲜有与传播学、视听艺术相互观照，也鲜有传播史学对其个体化的声音与族群式的营销模式展开解析。2000年前后，声音美学与听觉传播开拓出丰富和开放的跨学科研究模式，曾经流淌在老北京胡同时空中的叫卖，“转瞬即逝，是唯有在现场才能体验的风景”才慢慢进入到城市传播、公共文化和民俗传播的研究视域中。老北京的叫卖声，是一种带有胡同美好回忆的，具有温情色彩的声音。它并不仅仅是局限于“声”与“意”的表达，而呈现出一种混搭了文化认同与声音在场的时空景观，既是一个物理环境，同时又是感知该环境的方式，和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建构㉓。老北京叫卖声，在民间、学术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被公认为是最具有历史感和情境化的老北京城市声景——包括那些已然消逝和正在被遗忘的声音及其景观。它形塑了想象中与现实中“老北京”的底层文化空间，呼唤着在现代性追寻中被遗忘的民间和个体，滋养着数代人的声音记忆，孵化着去意徘徊的怀旧情结与“他者”时空中的浪漫迷思。

三、老北京叫卖声的声音政治与媒介转型

现代文学的京派文本成为老北京叫卖声媒介化再现的依托，文本所勾勒出的声音景观，是美好的、喜悦的、充满人间烟火却又难见忧苦，那是近现代史的战火、抗争、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所依托的的老北京，带着浓郁的历史气息与市井情怀，在探寻现代性的文化苦旅中偶然得以发现，胡同生活景象中小人物以及他们对城市集体记忆的贡献。

在萧乾的耳中，胡同里的叫卖声是“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㉔。张恨水记载道：“吆唤声，复杂而谐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很能和环境适合，情调非常之美。”㉕舒乙则是通过老北京的叫卖声，“联想到满族人对艺术的热情：做买卖都唱着做!”㉖。而对于梁实秋来说，“北平小贩的吆喝声是很特殊的……其抑扬顿挫，变化颇多，有的豪放如唱大花脸，有的沉闷如黑头，又有的清脆如生旦，在白昼给浩浩欲沸的市声平添不少情趣，在夜晚又给寂静的夜带来一些凄凉。细听小贩的呼声，则有直譬，有隐喻，有时竟像谜语一般耐人寻味。而且他们的吆喝声，数十年如一日，不曾有过改变”㉗。虽然在文学性的书写将“叫卖声”极尽浪漫化，但“叫卖声”时不时会出现在当时北京城动荡变迁的大历史场景中，成为印刻时代记忆的声音场景。当老北京叫卖声被结构为一个集体名词之后，叫卖声的生产者，也即街头小商贩作为现代性意义的独立主体，是不可见的，叫卖者的社会性与主体存在也被遮蔽了。他们作为游走的边缘人和市井亚文化中的代表，但由于缺乏记录的载体、能力和自觉，基本都已消散。袁一丹从声音被记载和被消失的批判视角和历史维度，整理出1937年北平“笼城”前后在报纸及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重现描绘一幕老北京“货声”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北京人着眼于吃饭穿衣、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的“共同体意识”。“货声”的延续、消失，“货声”在文学描述中的出现与变迁，正意味着战争中的“生活秩序的自我修复能力，日常的挣扎与零碎的反抗”㉘。周作人为《一岁货声》题签时写道：“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只可惜现在的北平民穷财尽，即使不变成边塞也已经不能保存这书中的盛况了。”㉙只有在那些关心叫卖人生存处境的作家的文字中，我们才得以窥见“一位”或两位“独立的”叫卖人的声音景观。如1993年第16期《人间世》刊发永学文先生的《北平通讯》，内记天桥一位卖糖老者的叫卖声：“有一天，他这样骂——那天我过洋学堂，先生教学生念书，什么第一课，哥哥比弟弟大，……我也会教，爸爸比儿子还大咧！”㉚这里的卖糖老者，将叫卖声转变为“叫骂声”。叫卖声对于叫卖人而言，更像是一种蕴含着严寒酷暑的劳苦的嘶喊，所承载的是底层劳动者在北京城艰难谋生的城市记忆。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话剧作为“新文明、新思想的传播载体”“传播现代思想、进行现代启蒙的新媒介形态”㉛。在这一时期，老北京的叫卖声被作为“旧社会”的声音记忆，反映在当时的各种文艺作品中。话剧《茶馆》第一场卖闺女，一声“高桩柿子咧，涩咧，换咧”的吆喝，凄惨悲凉跃然眼前。话剧《龙须沟》更是将叫卖声作为一条时代色彩浓郁的叙事线予以结构。开场展现龙须沟底层百姓的困苦生活，收破烂、卖菜等叫卖声随之而出。之后，随着剧情的展开，各种叫卖声也频频作为背景音出现，大时代小人物，小货声大苦难的城市声景呈现得淋漓尽致，“随着剧情的发展及人物思想行为的变化，起到烘托陪衬作用”㉜。新中国成立后，叫卖声作为背景音的次数大大减少，让人振奋的军号声、军队口号声以及欢快的秧歌声开始加入到背景音之中。龙须沟改造即将完成之时，叫卖声彻底消失。此时的叫卖声，已经作为“旧社会”老北京的泛黄的历史，叫卖声被秧歌声取代。在叫卖背景音的“破旧立新”中，是建构新的城市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开始。三大改造完成后，老北京叫卖声随着国营和集体经济成分对个体商贩的吸收和改造在市井中很快趋于绝迹㉝，叫卖声作为已经土崩瓦解的“旧社会”的声音记忆就更为明显。

前现代时期的老北京叫卖声，被话剧舞台赋予了现代性探寻的隐喻意义。叫卖声在日常生活中的“失声”，以及在话剧中被主流文化收编为展现“旧社会”人民生活困苦的工具，都创造性改写了人民关于“旧社会”的城市记忆。真正将叫卖声从背景声中解放出来，作为独立的艺术进行呈现的，是北京人艺的《老北京叫卖组曲》。该曲始于1952年北京人艺去农机厂参观，应工人之邀所进行的表演，虽然该剧仅收录了《龙须沟》表演中小贩的吆喝声，后来经过编排和梳理，加入了各种响器，以及《茶馆》《骆驼祥子》中的吆喝声，形成了《老北京叫卖组曲》，并且在1962年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参加了“笑的晚会”。但是，《老北京叫卖组曲》并没有将老北京的叫卖与“旧社会”困苦黑暗的城市记忆相联系，后被屡遭批判也并不奇怪。改革开放后，却又呼应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相结合的经济发展道路，此时的叫卖组曲，也得以作为“北京劳动人民的广阔生活画图”㉞。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老北京叫卖组曲》重登舞台，回到观众视野之中。

改革开放后，老北京叫卖声重新从文学文本走向舞台，被作为民间艺术的一种形式，纷纷出现在以老北京为背景的话剧和影视作品中。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伤逝》拍摄，相声大师侯宝林特别推荐臧鸿参与叫卖声配音。之后《夕照街》《谭嗣同》《末代皇帝》《大决战》《开国大典》《知音》《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几十部影视剧中都有民间叫卖艺人的声音。

2000年之后，对老北京叫卖声的挖掘、整理、保护成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遗产工作中的重心之一。对老北京叫卖声的新闻报道、民俗展演、纪录片拍摄以及新媒体化的转化驱动了多样态媒介文本的出现。2003年，北京千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香港千思唱片有限公司制作，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发行的《老北京吆喝》出版。在唱片介绍中，《老北京吆喝》如是写道：“一种纯粹民间的市井风情，正在悄然消失的京腔京韵……80种老北京游商小贩走街串巷的叫卖，与韵味十足的单弦、大鼓荟为一体，将昨日京城胡同小巷里的民生画卷，在今日的喧嚣中重现，世事变迁今昔异然，‘京城叫卖大王’神韵鲜活的吆喝，将带给过来人遥远而清晰的记忆。重温逝水，年轻一代，也将重新品读一段历史，于繁华深处聆听这座古老城池的心跳。”㉟2005年前后，北京市崇文区文化馆为将“老北京叫卖”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访数十位有代表性的叫卖老艺人，挖掘整理了老北京叫卖声近600余段，成立“老北京民间艺术团”，于2006年编排上演《老北京风情叫卖剧》，在文化馆、公园和大学免费演出，将“叫卖声”整合为一场完整的剧场叙事，来展现老北京叫卖声中所呼唤出的历史情境与当下情怀。2007年，老北京叫卖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2年，史家胡同博物馆的胡同声音展区策划成型，最后形成收录老北京胡同声景的声音博物馆，小小的4平方米多媒体展馆内，以交互模式设定了300多种胡同声音的展示，包括叫卖、响器声、蝉鸣、鸽哨等，共分为春、夏、秋、冬四个主题。在城市声景的互动呈现中，中国现代传播史中不可见的声音、城市与记忆的代际传承紧密相连。

2020年，由小学生表演的老北京叫卖声成为学生春节联欢晚会一档节目。

与此同时，借助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老北京叫卖声以一种民间语境的数字化和社交模式重新展现在大众眼前。自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机构对老北京叫卖声的复杂重构，在怀旧、记忆与美好生活描述中，呈现出艺术生产、民间行为、主流话语与市场模式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文化资本重构。其一，通过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实现老北京叫卖声媒介化的再次传播。何大齐“老北京风俗年画”在微博走红，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抖音短视频公号上传的老北京的叫卖视频，广受欢迎。其二，自媒体承载了知识传播与视听记忆体的功能，将老北京叫卖声以知识解释、场景再现和文化钩沉的形态重新叙述。如历史视频博主“无二艺文”在《老照片：老北京的响器》中向读者介绍道：“老北京的‘响器’指锣、鼓、铙等器具，也指小商贩和货郎叫卖时代替吆喝的东西。一年四季，在老北京多如牛毛的胡同里和老天桥一带繁华的集市中，常常飘荡着各种货郎的叫卖声。其中有些商贩只靠响器招揽主顾，如行医的、剃头的、锔碗的、绱鞋的、卖掸子的、劁猪的、修脚的和粘扇子的，这八种行当俗称‘八不语’。”㊱上海博主“城南客沈嘉禄”写道：“‘萝卜赛梨……辣来换’，这是皇城根下小巷深处的叫卖声，也是张恨水笔下老北京对萝卜的赞美。”㊲“澎湃春秋”分享

道：“这是那个年代一种原始且古老的商业宣传方式，如今已经被更先进的传播方式代替了。视频中，一废品收购者用一种动听唱腔沿街叫卖，一名男子从家里拿出六个空酒瓶，换来了六毛钱。”㊳其三，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老北京叫卖声渐成常态。如某咖啡饮品以老北京叫卖声进行产品营销：“感CAFÉ之「感京韵」。吆喝声、叫卖声、鸟鸣声……记忆中的那些老北京的声音，透露出纯正的北京韵味。”㊴

潘律将城市空间中的“怀旧”展演，视为“一种理解中国现代性不同方式之间的较量”㊵。老北京叫卖声穿越百年的媒介史与书写文化志，最终在数字媒体中寻找到重回大众视野和听觉经验的途径。

结论

老北京叫卖声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其在民间艺术和世俗场景中重新获得文化主流的媒介身份；民间讲述的出现，也使其已经彻底脱离了最初的情境，成为了一种当下与传统、文化展演与记忆重写的全新的声音景观；在市场化的趋势中，老北京叫卖声被重新估值，重回日常生活消费情境之中，以一种后现代怀旧美学的听觉模拟，满足了老北京人、北京新移民、旅游者、过客与研究者们对老北京城市声景的一切想象。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米莉·汤普森在《现代性的声景：美国1900—1933年的建筑声学及听觉文化》一书中，将城市声景与现代性的生活情境与文化构建予以理论的连接。在声音的技术性生产与文化性消费之间，艾米莉认为，各种类型的声音景观与城市意义的复杂生产交织互动，形成一幅作为群体意向的城市与作为独立个体的声音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作书写现代性经验的画面㊶。而在中国，城市声景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的思考与批判，却远未得以充分研究。

从胡同里的商贩叫卖，到话剧中的演员叫卖，再到影视作品和文化活动中的艺人叫卖，以及数字化和新媒体化的碎片书写，尽管老北京叫卖声仍然徘徊在人们的视野边界，但离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远了。而流动商贩的减少和胡同这种居住形态的逐渐消失，使得老北京的叫卖声回归最初文化情境，再现其城市声景已无可能。那么，老北京的叫卖声，还有没有可能重新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果可能，又能以怎样的方式进入？能够构建怎样的城市记忆？在集体记忆与文化书写中，老北京叫卖声也形成了沧桑美好的老北京的声音符号、“旧社会”的声音标识、市场经济的声音象征、民族个性的声音表达，那么，又应该如何充分研究老北京叫卖声的符号意义与文本构成，以期探寻其作为新的声音景观的可能？但现有的数字人文，并不能够满足城市记忆与社会认同的构建需要，也无法形成新的声景。也许只有借助VR、AR等新技术，使老北京的叫卖声突破时空限制，重新调动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并且实现与之相关的城市记忆的再梳理与再建构，才能够使老北京的叫卖声重新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全新的城市声景。

但今天，老北京叫卖声对于城市声景的建构，却只能散逸在博物馆的方寸之间，社交媒体的偶然发声中，短视频的零碎景观间。它们交错呈现，早已脱离了曾经草根性、乡土性的时空情境，却带来了更为多元的传统认同与文化共识的意涵。老北京的叫卖声、胡同等所组成的京味儿文化，在新中国定都北京后的70年里，通过各种大众传媒的传播，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对老北京叫卖声的媒介重构与声音场景的重塑，正是现代中国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现代性，梳理民族文化特征，凸显城市文化品格，重写文化传承模式的实践行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中国网络新世代的媒体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20FXWB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吴炜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编辑出版学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互联网信息网、网络传播和视听文化等。

梁轩，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视听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