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在新冠疫情肆虐下，全人类都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舞蹈相对于其他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需要特定的时间（约定俗成）和空间（公共场域）以及需要“聚众”才能开展的特性，无疑受到直面冲击，致使本年度非遗舞蹈在各方面也呈现出与往年不一样的“光景”。非遗保护是一个涉及多维的复合工程，本文主要从政策、传承传播、理论三个层面对本年度的非遗传统舞蹈进行回顾与梳理。国家政策层面：静观中孕育复苏；传承传播层面：荆棘中另辟蹊径；理论学术层面：蓄势中凸显亮点。2020年，传统舞蹈保护与传承之路可谓“逆风起舞亦翩然”，聚焦当下，着眼未来，继续探索非遗舞蹈保护的“中国经验”。

【关键词】202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统舞蹈；报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脱离本民族生产生活方式，是民族个性、审美习惯的体现，是承载人类情感的重要载体。在非遗十大门类中，传统舞蹈就集中反映出这一鲜明特质，也是其中最为绚丽多姿、赏心悦目，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重要类别。那么，传统舞蹈是什么？中央民族大学朴永光教授认为，“‘传统舞蹈’在不同历史岁月里，既存在于人类社会结构的两大空间（即‘宫廷’和‘民间’），也存在于人类行为性质的两大空间（即‘宗教’和‘世俗’）；既存在于传统文化语境中，也存在于非传统文化语境里，且被不同的舞蹈主体在不同的空间承载、表述、传承以及承接、传递。由此形成了泛指的‘传统舞蹈’的诸‘类’，如宫廷舞蹈、民间舞蹈、宗教舞蹈、世俗舞蹈、民间民众舞蹈、民间流浪艺人舞蹈、民间青楼艺人舞蹈等‘类’。也就是说，泛指的‘传统舞蹈’是指所有的‘从过去流传下来的舞蹈’”①。我们当前非遗传统舞蹈基本涵盖了以上诸类。中华民族舞蹈文化源远流长，经过千百年传承磨砺，仍保持其自身丰富的活态特性，顽强生存，我们依然能从传统舞蹈中窥见其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即是我们“为什么保护”的初衷。“保护什么”即通过普查挖掘整理出那些蕴涵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具有丰富舞姿动态并且传承有序、影响较大的传统舞蹈。而“如何保护”则是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相关规定实行。回顾2020年这不平凡的一年，非遗传统舞蹈经历着阻隔与连接、现实与虚拟、沉寂到复苏、线下到线上的别样“光景”。

一、国家政策层面：静观中孕育着复苏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的肆虐，对各级各类非遗工作都带来了严峻考验，国家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同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非遗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传承与发展有助于传统优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两会”期间，非遗借助国家重视传统文化的东风得到快速重启，各级各类项目的申报、公布、公示，各种政策、办法的出台、实施、开展等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一）公示与公布

2020年岁末，我国单独申报的“太极拳”项目以及中国、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人类非遗项目数量保持世界第一。借此喜讯，我国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推荐名单也随后向社会公示，本批次共推荐项目337项，其中，新列入198项，扩展139项。本批次新增舞蹈项目13项，来自12个省市涉及汉族、苗族、傣族、侗族、壮族、回族、俄罗斯族。扩展项目9项，涉及19个申报地区和单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扩展项目主要涉及广大汉族地区盛行的鼓舞、龙舞、狮舞、秧歌、灯舞等，申报地区和单位也是跨地区联合申报。说明这些传统舞蹈具有的广泛普遍性与文化互通性，也很好地践行了保护非遗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事项。该批次项目目前还处于公示期间，还需汇总各方意见，征求非遗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意见，再上报国务院审批，虽离正式公布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无疑这个公布与公示为2020年较为沉寂的非遗工作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总结。

2020年9月17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该年度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的遴选名单，最终有26所高校进入。其中，涉及传统舞蹈传承基地的高校有北京舞蹈学院申报的民族民间舞项目；华侨大学的舞狮（南狮项目）；东北师范大学的东北秧歌项目；陕西榆林学院的陕北秧歌项目。传承基地的设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高校教育的重要举措。

2020年12月18日，“中国非遗年度人物”候选名单公布，本年度共有3位传统舞蹈非遗传承人入选，分别为李荣仔狮舞（广东醒狮）、昂加措锅庄舞（玉树卓舞）、邢传佩高跷（海城高跷）。“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推选活动使那些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传承人站在了高光之下，走进了公众视野，同时也记录下了非遗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成为非遗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载体。

除此之外，2020年各省市也积极开展和推进各项非遗项目及传承人的申报、认定、公示、公布等，如黑龙江省公布第六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共85项，其中传统舞蹈2项）、江苏省公布第五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共288人，其中传统舞蹈23人）、上海市公布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共147人，其中传统舞蹈1人）等。

（二）管理政策与办法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坚定文化自信，更好地传承、传播中华文明”。2020年国家在非遗管理政策方面不断深入和细化，持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非遗保护之路。

非遗是“活态文化”，其存在和延续主要依赖于人，非遗传承人肩负了非遗传承发展的使命，传承人是否具有与时俱进的保护意识及传承能力，是决定非遗能否良好承续的关键所在。2020年3月1日，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出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全面总结了近年来我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经验和做法，从明确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细化认定条件和程序、规范传承活动开展、实施动态管理等方面做出规定，并增加了对认定管理对象政治修养和公民责任的要求；调整了认定管理申报认定程序及认定管理对象应承担的义务；明确了每五年开展一次认定的基本工作周期等内容。

2020年4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通知》（办非遗发〔2020〕27号），今年的主题为“非遗传承、健康生活”，重点围绕传统体育、传统医药和餐饮类非遗项目。各地要结合本地非遗资源特点，以网上宣传传播活动为主，增强宣传展示活动的互动性、参与性，提高人民群众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参与感、获得感。线下活动要严格服从当地疫情管控的各项要求和规范。虽然通知没有提到传统舞蹈类别，但通知指出各地可根据本地非遗资源开展宣传活动，且传统舞蹈在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强健体魄方面和传统体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各地“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中也不乏传统舞蹈的身影。如成都邛崃市木梯羌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打出了“喝米酒、跳羌舞”的口号。宣传日上，跳羌族沙朗、羊皮鼓舞等成为聚集人气的重要项目。

教育部经商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分别就第9852号建议（推进“非遗进校园”工作常态化，全面加强青少年人文教育和劳动教育）以及3979号建议（关于加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加强非物质文化传承教育的建议）作出答复：从“非遗进校园”的制度保障、挂牌非遗传承基地、培养非遗教师队伍、鼓励师生实践传承非遗内容等六大方面对推进“非遗进校园”工作常态化作出了部署。对“非遗研学旅行”，明确发展规划，支持基（营）地建设、完善保障举措，继续推动包括非遗在内的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加强组织领导，丰富研学资源，特别是非遗研学资源，开发研学线路和课程，推动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与非遗文化传承教育紧密结合。“非遗进校园”与“非遗研学旅行”让“祖国的未来们”近距离接触非遗、了解非遗文化并且生发出主动传承非遗的使命担当。这两个建议及实施将持续助力非遗文化在青少年一代的影响，也为传统舞蹈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行之有效且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渠道。

二、传承传播层面：荆棘中另辟蹊径

2020年的春节，由于疫情防控，各地春节期间的民俗活动全面停止，而相当部分的非遗传统舞蹈都是依托年节开展，如节庆类舞蹈（秧歌、鼓舞等）、祭祀类舞蹈（傩舞等）、图腾类舞蹈（舞龙、舞狮等）。此外，该年全国范围的非遗舞蹈展演也全面停止。随着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的非遗活动逐渐得到复苏，如传统技艺方面，和国家扶贫战略具有紧密联系，因而能够全面快速复苏，而传统舞蹈因需要特定的时间与公共场域以及“聚众”的特点仍面临着巨大的疫情防控风险，因此，全面复苏异常困难，可谓布满荆棘，举步维艰。以往那种摩肩接踵、里三层外三层的观舞景象成为“过去式”，非遗传统舞蹈的传承与传播一时间似乎被禁锢了“手脚”。

危机往往与机遇并存。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成为阻隔人类接触的障碍物，同时也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的催化剂。人们在现实空间被阻隔，而在虚拟的“云端”相见、对话、互动。据统计，2020年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超过5.6亿，短视频用户超8亿……《人民日报》中国品牌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视频社会化趋势报告（2020）》显示，随着5G、AI及移动互联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视频、短视频、视频直播以及沉浸式场景体验等已经全面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我们与世界的连接方式、沟通形式和融合态势。在经历了“影视视频时代”“网络视频时代”之后，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全新的“视频社会化时代”②。因此2020年被定义为“视频社会化元年”。非遗传统舞蹈也凭借着视频化时代的到来插上了“隐形的翅膀”，实现“云端飞舞”。

（一）“相聚云端”成为传统舞蹈传承与传播常态

直播是科技革命带来的新的传播手段与媒介，具有即时性、互动性、情境性、全民性等特点。2020年第二届中国舞蹈艺术大展，从7月14日至10月7日在抖音连续推出《五十六个民族56种舞》的视频直播，共计30余场，历时90天。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江东教授的带领下，跟随直播镜头去感受各民族文化，体验不同民族的舞蹈风情。用舞蹈讲述中国故事，传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直播中既有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如土家族滚龙舞、苗族锦鸡舞、藏族热巴舞、彝族打歌、鄂伦春族斗熊舞等，也有汉族地区的传统舞蹈，如安徽花鼓灯、河南霸王鞭、山东秧歌等，还有海外华人的民族民间舞蹈。通过直播在家就可以感受到各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族风情与非遗传统舞蹈的动人舞姿。

相较其他传播手段，影像似乎更具感性化的共情力量。在2020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由文化和旅游部联合8大视频平台、十几家主流媒体推出了“云游非遗影像展”，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民众奉上了一场非遗的饕餮大餐。影像展分为《非遗·匠心》《非遗·本心》《非遗·仁心》《非遗·恒心》四个版块，其中《非遗·本心》版块是传统表演艺术类，传统舞蹈讲述了铜梁龙舞和塔吉克鹰舞的传承情况。此外，在非遗影像纪录片中，《吴修富的肉连响》记录了恩施濒临灭绝的传统舞蹈——肉连响；《羌族莎朗传统舞蹈》讲述了羌族舞蹈的前世今生等。本届非遗影像展还邀请了郭德纲、谭维维等明星为非遗代言，如阿云嘎为家乡内蒙古传统舞蹈安代舞发声等。

记录是为了遗忘发生得慢一些。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受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举办的“年华易老，技·忆永存”到2020年已经第三届了，本届“非遗展映月”采取线上展映，专区分别以“乐舞·情韵”“腔调·故事”“手艺·匠心”“吉祥·人生”四个单元呈现。其中，“乐舞·情韵”单元中文琰森—狮舞（松岗七星狮舞）、旺腊—傣族孔雀舞、代三海—鼓舞（武山旋鼓舞）三部舞蹈纪录片上映。

（二）“非遗+”成为传统舞蹈传承与传播的重要途径

新时期，“非遗+”作为一个新概念，既涵盖历史语境中“非遗+”的既有特性，又不断延展出新的社会意涵和表现形式，“+”是非遗主动融入当下经济社会环境形成的新样态、新途径。“非遗+”更偏向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界定的“保护”概念中的“弘扬”“振兴”等范畴。“非遗+”以非遗为主体，旨在通过跨界、跨域融合，发展非遗经济或新业态，其目的在于让相互融合的双方彼此赋能③。在此“非遗+”背景下，传统舞蹈找到了传承与传播的重要途径。

“非遗+社区”：非遗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非遗在社区”倡导的就是非遗就在我们身边，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于2020年在全国拓展“非遗在社区”试点范围，支持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温州市、青岛市、东营市、荆州市、深圳市、成都市8个城市开展“非遗在社区”试点工作，进一步培育非遗在城市中传承发展的土壤，探索在城市中传承非遗的有效方式。如山东青岛胶州市“非遗在社区”活动由当地文化馆编排了第一套《胶州秧歌广场舞》受到了社区群众的欢迎。还有湖北荆州市沙市区的“非遗在社区”活动把传统舞蹈“五虾闹鲇”（图1）舞进社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毛民康每周在社区工作室开课，向居民传授“五虾闹鲇”花灯手工制作技巧和舞蹈技巧。

“非遗+校园”：根据教育部要推进“非遗进校园”常态化的建议，本年度全国范围的“非遗进校园”持续深入。非遗舞蹈是“非遗进校园”的重要资源，在课程建设、教材编创、实施路径以及评价方面也不断深入、细化。如大理州非遗保护中心与大理州群众艺术馆针对白族霸王鞭和八角鼓特点，编排出一套适合大中小学师生学习的课间操，同时编制了此套课间操教材和教学视频光碟，该项目也入选了第二届“非遗进校园”十大优秀案例。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前旗积极推进“筷子舞”进校园活动，已连续四年组织文化馆志愿者对在校学生进行“筷子舞”的教授和指导工作。广东省“非遗进校园”较为领先，摸索出了“非遗进校园”的广东模式，醒狮、麒麟舞、三灶鹤舞、舞草龙等岭南区域传统舞蹈纷纷进入校园，让学生参与其中，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魅力。

图1 荆州五虾闹鲇（摄影：陈义华）

“非遗+旅游”：在当前文旅融合背景下，非遗的影响力进一步彰显，推动“非遗进景区”，在旅游发展中传播非遗、保护非遗、传承非遗，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人类学家说，“请你跳舞给我看，我好告诉你是什么人”，可见传统舞蹈在凸显地域文化与民族属性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是看得见的乡愁，这也是传统舞蹈能够实现“+旅游”的前提。被评为2020年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秀案例的湖北恩施：土家女儿城——巴楚文化聚集地，建立了“恩施土家女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基地”。基地常年进行摆手舞、喜花鼓、巴东堂戏、耍耍儿、利川灯歌等恩施州非遗项目和民俗艺术的挖掘、保护、传承、展演。传统舞蹈国家级非遗项目“摆手舞”在女儿城定期表演，为该地的旅游增添了靓丽的风景。三亚在“非遗+旅游”领域走在前列，三亚千古情景区专门设立非遗文化馆。非遗舞蹈助力三亚旅游，如推出崖州古越文化亲子游，大手牵小手一起跳黎族打柴舞，让孩子们感受到非遗舞蹈的魅力并乐此不疲。

（三）主流媒体持续助力传统舞蹈的传承与传播

电视主流媒体对大众的引导与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如2020年第三届中国非遗春节联欢晚会以多项国家级非遗为主要内容，整合非遗表演资源，向观众综合呈现中国非遗文化瑰宝和传承人，让更多的匠人从工作间走进社会百姓的视线，从默默无闻的手（技）艺人成为万众瞩目的非遗明星。高台花鼓、鼓子秧歌、翻山铰子等传统舞蹈借此登上央视舞台，为全国观众奉上精彩的表演。

中央电视台《舞蹈世界》栏目继2018年推出的非遗舞蹈特辑后，今年延续了“海边舞”“田间舞”的专题。《非遗·海边舞》介绍了山东海阳秧歌和胶州秧歌的审美特点；《非遗·田间舞》讲述了延边朝鲜族长鼓舞和农乐舞的风格特征。另外，还拍摄了《舞蹈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分别在贵州地区拍摄了苗族《滚山珠》（图2）、布依族《糠包舞》、水族《甩帕舞》等九个传统舞蹈节目；云南地区拍摄了瑶族《鼓镲舞》《铜铃舞》《腰带舞》，傣族刀舞《来整发》、架子孔雀舞《嘎婻喏》，哈尼族舞蹈《嘎尼尼》，彝族《羊皮舞》《跳菜》，拉祜族《蜂桶鼓舞》等非遗传统舞蹈。主流电视媒体的持续助力为非遗传统舞蹈传承与保护“锦上添花”，也是非遗舞蹈扩大影响力、深入人心的重要推手。

图2 苗族《滚山珠》（摄影：张文涵）

三、理论研究层面：蓄势中凸显亮点

本年度关于非遗传统舞蹈的相关会议、学术论文、理论专著相较2019年数量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影响学术产出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受疫情影响。首先，上半年的所有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基本都处于停滞状态，下半年的全国性学术会议零星开展，基本采取线上+线下模式进行。参与的面与人数都较为有限。其次，非遗舞蹈的研究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作为一手材料支撑，各地的传统民俗活动、非遗展演在年初纷纷取消，而缺乏实地田野调查是阻碍非遗舞蹈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作为传统舞蹈学术主要产出者的普通高校，中小学教师面临线下到线上教学的巨大转变，各种多媒体技术、慕课、录课、直播等技术的学习与运用自顾不暇，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学术产出。本年度非遗舞蹈理论层面虽整体表现较为沉寂，但却不乏新的亮点，出现新的转向，引发新的思考。

（一）学术会议：关注前沿 紧跟时代热点

疫情让人类深刻意识到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因此，全球化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多样性、跨国、跨境、跨文化研究领域再一次被拓展开来。同时，技术革命也让传统文化领域不断寻求新的发展途径，新文科、5G时代、融媒体、后疫情时代成为时代热点。

2020年11月1日至3日，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的BDA舞蹈论坛就以“疫情·人类命运·舞蹈”为主题，凝聚国内外舞蹈艺术家和关注舞蹈艺术的各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舞蹈艺术与舞蹈教育对生命、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于平教授发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舞蹈文化多样性》的讲演，他提出舞蹈文化多样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文化语境中，多样化的舞蹈文化不断发生交流、交锋和交融。中华智慧是解答这一课题的一剂良方；多样化的舞蹈文化建设也将在这一理念中发挥积极作用。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周星在题为《越境的舞蹈与民俗主义》的讲演中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舞蹈总是越境的，民俗舞蹈不再满足于它曾经依托的乡土地域或族群的社会，包括肢体语言等舞者的身体传承在内，舞蹈被反复置于全新的语境或场域，从而不断被创新和开发，而展演、竞演和文艺汇演便是民俗主义式的舞蹈花样翻新的机制化动力。他指出，“越境的舞蹈与民俗主义应是我们研究舞蹈的一个重要课题”④。本届论坛中还有许锐教授的《中国传统民间舞蹈的社区意识与当代转化》、韩国康仁淑教授的《面对COVID—19韩国非遗舞蹈的保存与发展传承》等都涉及了传统舞蹈的研究视角。

12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非遗传统舞蹈保护研讨会”在浙江召开。本届研讨会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形成老、中、青不同代际衔接的学者结构展开学术碰撞，会议跨越不同区域（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非遗传统舞蹈的文化交流。由非遗舞蹈这个“点”出发，链接起舞蹈专业院校学科建设“文化根脉”的方法论、传统舞蹈在高等校园的实践、中国台湾民族舞蹈传播、5G时代下舞蹈的新传播形式以及中国古典舞、敦煌舞蹈的发展等不同领域的内容，最终形成多维研究的“面”。来自浙江省文化馆的研究馆员吴露生提出“双轨并进”的保护发展举措，是以传统舞蹈中“特制基因”的保护，在当代的“基因解码”为两轨并置发展表达对传承的理解。“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副院长刘丽教授将新文科理念下的高校‘非遗进校园’归纳为正向、逆向思路：一是学校专业领域对非遗传统舞蹈的文化整体认知和深度表达；二是反之，非遗传统舞蹈在学校专业建设中如何‘作为’，都为后续非遗传统舞蹈的传承研究提出了新的视野与研究维度。”⑤

因为疫情的阻隔，身体不在场如何实现身体表述？这就是疫情摆在传统舞蹈面前的一座大山，随着中国5G时代的到来，一切似乎迎刃而解了。疫情加速了技术的研发，某种程度推进了时代的进程，这也给传统舞蹈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指出了新方向。11月27日至29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艺术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山东艺术学院共同发起的首届“中国舞蹈发展论坛”，本届主题为“后疫情与5G时代的民族舞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视角集中于中国民族舞蹈本体和新技术媒体平台的互动交融、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浪潮中民族舞蹈传承发展的生存际遇，旨在探讨新技术手段和媒体平台为舞蹈赋能的困境与出路、寻求舞蹈艺术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与方法、整合各类资源践行舞蹈产业化发展理念，面向世界呈现中国舞蹈、用舞蹈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次论坛专家云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走进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民族舞蹈思考”“舞蹈与直播”“中国民族舞蹈进课堂的经验”以及“中国舞蹈的产业化探索”四大议题。与会学者纷纷分享了在各自领域的探索与实践。如王海英（华南师大音乐学院教授）《后疫情时代下5G+中国舞蹈艺术新生态圈的建构与发展》、马文静（国家一级编导）《在疫情期间我的舞蹈工作》、泽吉（西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后疫情5G时代下热巴舞教学体系建设述略》、吴露生（浙江传统舞蹈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员）《试论非常时期崛起的非常态舞蹈变革》、李开沛（湖南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授）《后疫情与5G时代高校在民族传统舞蹈发展中的责任与担当》、刘青（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副教授）《新舞台 新传播 新影响—疫情倒逼传统舞蹈从小舞台迈向大舞台》、伍彦谚（中南大学舞蹈表演专业学科带头人、教授）《后疫情时代湖南瑶族长鼓舞高校传承的新探索》、孟梦（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副教授）《记录·交互·连接——后疫情与5G时代的高等舞蹈教育》等⑥。

（二）理论成果：拓展视域跨学科成为亮点

本年度非遗传统舞蹈理论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研究视域也由点到面进一步拓展。其中，从传统舞蹈本体出发，对其表演程式、艺术特点、审美特征、文化内涵研究的文章已不多见，而以非遗视角这个“点”出发研究传统舞蹈的文章和专著趋多，主要涉及非遗保护、传承实践、田野调查、发展思考、非遗资源利用等各“面”。如论文方面：李酉媛《非遗视野下传统舞蹈的价值与传承思考——以蒙古舞呼图格沁为例》、梁莉莉《非遗语境中回族传统舞蹈的地方表述与传承实践——基于槐店文狮舞的田野观察》、贾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思考——以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为例》、王晔菁《“非遗”保护语境下黎族舞蹈资源在海南文化旅游中的探索》等。专著方面有《“非遗”保护语境下的中国民间舞蹈研究》（朱维青、邓钰莹著）该书从非遗语境下，对“非遗”传承保护的机制以及理论等展开探讨，再详细论述入选国家、省市级保护名录的民间舞内容与经验。最后，对新时期非遗保护呈现出来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保护对策。《集思·广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保护文集》（江东主编）是于2019年在昆明举办的“首届非遗传统舞蹈保护研讨会”论文集，作为舞蹈业界第一本关于非遗传统舞蹈保护书目的问世，填补了非遗传统舞蹈保护与发展的学术空白，也为传统舞蹈保护与发展的学术可持续发展跋涉出艰难的第一步。

跨学科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跨学科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跨学科研究本身也体现了当代科学探索的一种新范式。非遗舞蹈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体现了民俗学、艺术学、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因此，跨学科研究也必然成为今后研究非遗舞蹈的重要走向。本年度非遗舞蹈的相关研究也体现着这一趋势，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论文方面：以符号学视角研究的有《从符号学视角探析岭南传统舞蹈教育的“教”与“学”》（赵洁）、《象征符号视角下的“九品莲花灯”仪式舞蹈探赜》（陈育燕）等；从社会学视阈研究的有《现代性理论视阈下的山东鼓子秧歌现当代变迁》（李卿）、《论朝鲜族传统农乐舞多样化表述的语境》（朴永光）等；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有《土家族土司傩舞的象征意义与传统表述：一种文化人类学解读》（熊晓辉）；还有从历史学角度出发的《传统重构与族群身份认同——兼及中缅佤族木鼓乐舞历史变迁的逻辑叙事》（申波）等。专著方面：《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与历史建构》（于平著），从历史中深入探究，挖掘并梳理出中国舞蹈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选取中国舞蹈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关键的文化现象，以点带面展开具体的研究与论述，并按照时间的逻辑顺序予以排列，从而对我们今天的中国非遗传统舞蹈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形成深入的理解与认知。《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研究》（李野著），通过对彝族舞蹈的研究，以受众体验为宗旨，综合运用认知文化学、艺术学、民族学、跨文化传播、翻译学等相关理论，探索彝族舞蹈艺术的系统策略，真正实现了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乡舞乡愁——重庆非遗舞蹈口述史研究》（王海涛著）对重庆地区的优秀传统舞蹈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对十三个区县的三十四名非遗舞蹈传承人进行口述史研究，“在静态描写之余让非遗传统舞蹈项目本身呈现出活态的现实感”（江东语）。《裳舞之南：云南傈僳族舞蹈与服饰文化研究》（徐晓彤、白靖毅著），将云南傈僳族的舞蹈和服饰这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的文化体系放置到一个整体性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下进行探讨。进一步思考那些融铸于翩翩舞姿和盛装华服中的密码及其由来、变化与发展的方向，去发现傈僳族人的舞姿动作和服饰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驱动力，去探究他们是如何在传承下来的秩序中去构建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

本年度非遗传统舞蹈理论成果跨学科研究是亮点，但在跟进社会“热点”方面却显得较为滞后，仅有几篇关注到“5G时代”“新媒体技术”“非遗+”方面的文章，如杨梅《新媒体环境下新疆民间传统舞蹈的数字化保护思考》、朱亭豫《从新媒体舞蹈传播途径看文化自信》、蒋媛媛《基于建立VR技术于舞蹈传播的应用研究》，另外，宏观视域与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也较为缺乏。

四、忧思与展望：道阻且长、未来已来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回顾2020年非遗传统舞蹈，虽经历着全面停止到缓慢复苏，但在国家政策层面有保障，在传承传播方面有途径，在理论研究方面有亮点，可谓“逆风起舞亦翩然”。同时，我们也深刻意识到阻隔对传统舞蹈的传承与发展还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由“面对面”到“屏对屏”的转变，线上直播、短视频平台中以及影像中的舞蹈展演虽然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但作为人类活动的舞蹈缺乏现场的观摩与互动，缺乏在地场域的氛围，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传统舞蹈作为一种文化事象的整体性、情感的投入与交互性、整体氛围的渲染性等。其次，依托特定时间（特别是春节）的非遗舞蹈活动被取消，意味着这一年将没有活动。舞蹈是肢体的运动，缺乏训练和展演将不利于舞蹈形态的有效传承。此外，传统舞蹈的“非遗+”还尚处于较为简单的业态叠加，并且“+”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如“非遗进校园”整体良莠不齐，区域发展不平衡，“进校园”如何能“在校园”还有待各方努力和践行。总之，2020年非遗传统舞蹈的保护与传承之路在忧思中前行，在前行中蓄势，并聚焦当下，着眼未来，不断探索非遗舞蹈保护的“中国经验”。

”非遗传统舞蹈如何破除圈层壁垒，跳出被保护的藩篱；如何在葆有“本真”性的同时实现更多“+”的可能；如何在“活态”传承中把控“度”的创新；如何用非遗舞蹈更好讲述“中国故事”……都值得我们不断去思考、去践行。未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之路道阻且长，但未来并不遥远，新科技革命的滔天巨浪正朝我们席卷而来，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一脚踏在现在，一脚已然跨进未来。未来已来，唯有坚守保护传统文化的初心不变。

作者简介：林荣珍，三明学院教育与音乐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舞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