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西贺州瑶族服饰主要有过山瑶（盘瑶）、平地瑶、土瑶三种类型。贺州瑶族服饰受壮族文化、客家文化、土著文化等因素影响，在长期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呈现出近壮似壮、近汉似汉的多元风格，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纹饰符号，以“五色”体系为主的服饰色彩，均衡的纹样构图以及丰富的头饰和辅助配饰。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瑶族服饰经历着从家庭、师徒到课堂并行的传承方式的变化，从义务、生计到文化使命的传承观念的变化以及从线下实体到网络平台的传承媒介的发展。在文化传承中，瑶族服饰结合现代设计，不但形成与时俱进的实用理念、身份识别的视觉规范，而且通过对传统纹样的寓意内涵、传统文化生态意识的进一步认识和挖掘，将更合理地促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贺州；瑶族服饰；活态传承；形态；设计价值

贺州地处广西东部，属于南岭民族走廊的枢纽地带，其北邻三湘大地，东毗粤港澳，南近梧州，西靠桂林，素有“三省通衢”之美称。据《贺州市志》记载，汉元鼎六年（前111），置临贺县；三国吴黄武五年（226），置临贺郡；隋开皇九年（589），置贺州①。《宋史·蛮夷列传》卷四九五记载，“建议以为广西所部二十五郡，三方邻溪峒，与蛮瑶、黎、蜑杂处”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记载，庆历三年（1043），“甲午，录贺州巡检……先是荆湖南溪峒蛮瑶侵扰连、贺、衡、永数州……与贼格斗而死，故恤及之”③。由此表明，宋代瑶族先民已在贺州地区活动。不仅如此，贺州自古至今都是多元文化交汇的地带，有着瑶族文化、壮族文化、客家文化、土著文化融合共生的风土人情。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西贺州市的瑶族总人口数达到25.87万人④，约占全国瑶族总人口数的8%，其中，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中国著名瑶乡，瑶族人口数约14.95万人⑤。

2006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申报的“瑶族服饰”项目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8年5月，又纳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瑶族服饰集防护保健的实用功能、身份识别的社会功能、装饰记录等文化功能于一体，是该地区瑶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审美趣味、生产技术的集中反映、记录、积淀和总结。一般来说，学界从历史出发，分析瑶族迁徙路线，将贺州的瑶族及其服饰划分为过山瑶（盘瑶）、平地瑶、土瑶三大支系。不过当地瑶族人民还会以各自居住的山头、平地，操持的语言，特别是头饰、配饰等明显的“族群符号”来细分族群身份。

一、三种主要的瑶族服饰类型

（一）过山瑶（盘瑶）服饰

过山瑶自称“优棉”“勉”“匾优”，因生产生活多位于山地，从事林业生产为主而得名，又因信仰和尊崇“盘王”而得名“盘瑶”，它是贺州瑶族人口数较多的支系。贺州的过山瑶人口主要分布于八步区的贺街镇、步头镇、仁义镇、大平瑶族乡和黄洞瑶族乡，昭平县的富罗镇、仙回瑶族乡以及平桂区的沙田镇等地。过山瑶服饰绚烂多姿，头饰总体上分为尖头（图1）、平头、包头帕三大类型，其中，尖头又可以细分为塔式尖头、斜型尖头、小尖头样式。据《贺州市志》记载，过山瑶（盘瑶）定居的历史不长，最长十七八代，而且分别由广东、湖南和广西桂北、苍梧等地迁入⑥。过山瑶中有一支系不信仰盘王，自称“戈带勉”，因该支系妇女惯用一块宽0.3米、长10米至25米的方格花土布折叠3次成10厘米宽的布面，螺圈盘缠于头上并包到耳顶，缠成直径约0.5米的盆状，然后盖上一条绣花巾⑦，此盘缠形式亦可作为“盘瑶”称谓来源的一种解释。

▲图1 左/东山尖头瑶服饰 右/西山尖头瑶服饰（供图：作者）

（二）平地瑶服饰

平地瑶自称“爷尼”“爷贺尼”，是从盘瑶分化出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在贺州的丘陵和平坝地区，因地势平坦故而得名。贺州的平地瑶人口主要分布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的富阳镇、葛坡镇、朝东镇、麦岭镇以及钟山县的两安瑶族乡等地。在传统社会时期，贺州平地瑶多靠近或杂居于汉族生活区域，自此生活习惯就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与过山瑶的盛装相比，平地瑶服饰整体风格比较简单，而且有的服饰造型上吸收了汉族服饰的特点。比如男装，就有一些唐装式样，不过，冬季的男装还会用两丈长的黑土布盘缠在头上。女性则根据年龄和身份的差异，服饰也存在差别（图2）：妇人一般身着较长、较宽松式大边衣；年长的女性还会穿花边衣裤，配搭一双绣花尖头鞋，上身佩戴简单的银首饰；相比之下，青年女性则梳一个球形髻，用发网套上后，再用一条“白”字手巾（花帕）顺缠三摺，以示未婚，而已婚的女性往往会摺平。此外，男女老幼都有扎绑腿习惯，这也是贺州平地瑶民族装束保留的一大特点⑧。

▲图2 富川瑶族自治县平地瑶服饰（供图：富川瑶族自治县文化馆2022）

（三）土瑶服饰

土瑶自称“阴地棉”，意为本地的瑶族，主要居住在大桂山主峰四周的山地中。土瑶是贺州独有的瑶族支系，人口分布于平桂区鹅塘镇、沙田镇两镇交界之处的明梅、大明、槽碓、金竹、新民和狮东等村⑨，目前约有8000多人。由于长居深山茂林之中，少与外界来往，所以贺州土瑶服饰与过山瑶（盘瑶）、平地瑶的服饰均无明显联系，自成一派，用色鲜艳，风格原始，样式古朴、单一（图3）。旧时土瑶女子多剃光头，常穿着长袍三件套，由里装的高叉长衫和蓝色外衣构成，无腰身和纽扣，下身配长约20厘米的短裤，裤脚边绣有瑶族典型的几何纹样。每逢节日和婚庆，服饰搭配较为绚丽：头上穿戴桐树皮制成的罗斗状圆帽和十余斤重的彩色流苏，手臂缠刺绣巾帕。

▲图3 贺州土瑶服饰（拍摄：作者/贺州市平桂区沙田镇2022）

二、贺州瑶族服饰的代表性形态

贺州瑶族服饰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技艺精湛，体现着瑶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的智慧和创造，通过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相适应的独特的服饰形态、色彩、构图、材质，反映出当地瑶族灿烂丰富的纺织文化。针对瑶族服饰的代表性形态，探寻其中的艺术规律，能够更好地传承文化传统并把握和利用好优秀的文化资源。

（一）独特的纹饰符号

贺州瑶族擅长织、绣、染，其传统服饰图案形态丰富、夸张，富有几何美感。图案内容大多取材自日常生活中事物形象，但表现的形态又超越直观具象的形象，更具艺术美感和理想化。纹饰符号形态总体上可以归纳为：抽象形、半具象形、意象形，涉及动物类、植物类、人物类、几何类、复合类这五大类纹样，其中以过山瑶（盘瑶）最为典型（表1）。这些纹饰符号不仅是对现实物象的抽象，还将瑶族更深层次的图腾崇拜、族群起源、历史故事、审美观念等物化，并以特定的形态传达、传承。例如“盘王印”纹样，就是以图像形式记载的有关瑶族祖先盘王的故事。

从服饰的历史时期来看，瑶族服饰中较为久远的刺绣纹样，形态多为抽象的几何形、半具象形；年代新近的刺绣纹样，则多为具象形或意象形，比如贺州瑶族文化体验馆收藏的“福”字组合纹饰，就是兼收汉族文化元素的典型作品。这些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贺州瑶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审美理想的物化，表达了瑶族文化中对美好生活向往和祝福的寄寓。

（二）服饰色彩的“五色”观

瑶族“好五色衣服”⑩，贺州的瑶族在服饰用色方面也遵循“五色”观，即以青、白、红、黑、黄为主的服饰色彩体系。通常情况下，这五色的自由搭配所形成的效果对比强烈、鲜艳浓重。不过，在特定的场合和习惯中也有约定俗成的用色禁忌，比如孝服的颜色，就只能用黑、蓝、白等素色搭配，以示对先人追思的沉重情感和悼念时庄重肃穆的氛围。

从色彩意象来看，导致瑶族“五色”观形成的因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源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作用，因为贺州盛产玉米、稻谷、红薯、脐橙等经济作物，其所对应的黄、白、红等颜色就自然而然地为瑶族人民所接受和偏好，并以此作为丰收、富足、吉庆的象征；二是民族文化心理因素，由于瑶族属于迁徙民族，其祖源地多为古代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⑪，所以瑶族文化将黄色、红色认同为祖先的颜色，而且在瑶族的信俗活动中，常伴随着撒红血、雄黄的传统，也是因为红色、黄色具有驱邪、避晦功能之意。

（三）均衡的纹样构图

贺州瑶族服饰上的纹样，根据服装结构和相关功能需要，主要通过纹样的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组织方式，形成对称式、中心式、围合式、套嵌式的构图式样，由此使得构图达到和谐、饱满的效果。当然，在实际的设计中也存在一些变化，比如贺州过山瑶中的尖头瑶，其服饰纹样的构图还有位置上的区别：东山尖头瑶，头饰帽垂直向上，帽前镶银制花牌，纹样多为围合式构图；西山尖头瑶，头饰帽则向后倾斜，帽前不镶银饰，纹样又涉及套嵌式构图。织绣类纹样中，在几十厘米到几米不等的布面空间上走针穿花，既是对织工、绣娘长年累月技艺熟练程度的检验，也是她们胸有成竹和自信生活的表达。

从布局方式上看，纹饰构图的主体部分都是最为醒目的地方，而且占比重也最大，通常都以成双成对或多对的动物、人物为主进行装饰，互为相对是常见的方向。辅饰部分则多采用二方连续的纹样，有规律地填补在主体四周空白处，起到衬托主体的作用，达到主次分明、构图饱满的效果。纹饰的图底、大小、主次、疏密关系都经过精心构思设计和细心的织绣，有的再加上十字针法的工艺和材质肌理特点，共同成就了贺州瑶族服饰纹样的秩序感和均衡美感。

（四）丰富的头饰和辅助配饰

贺州瑶族服饰的配饰一般由头饰和辅助配饰组成（表2）。从造型上，头饰可大致分为尖头、平头、包头帕；在材质的使用上，一般根据所属支系的喜好会有所差别，比如常用的就有土布、棉线、丝线、金属、桐木、动物皮毛等材质，其中，土布类和棉线类的使用最多。在贺州土瑶服饰中，女子的衣服就使用青色土布制成，男子的则用蓝色竹布制成，女子的头饰流苏用棉线缠成。在过山瑶（盘瑶）的服饰中，还会使用一些金属材料制作头饰，同时还能起到稳固装饰的作用，例如过山瑶的师公头饰，就属于棉布与金属组成的饰物。辅助配饰的式样和材质更加丰富，比如耳饰、项饰、手饰、腰饰、腿饰、脚饰等，其材质又涉及金、银、铜、铁、木、陶、塑料等。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各种材质和饰物造型的多样组合和搭配，使得贺州瑶族服饰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

三、社会变迁中的活态传承

截至2021年11月，经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及贺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认定的广西贺州瑶族服饰（含织锦、刺绣类）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有8位，其中自治区级传承人4位，市级传承人4位（表3）。

（一）从家庭、师徒到课堂并行的传承方式变化

通过实地调查可以发现，当下的贺州瑶族服饰不止能“存活”下来，还得益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利好形势，使其生命力有新的延续且不断地增强。中央和广西地方政府先后积极出台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与规划，主要有2021年8月两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以及2016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均为依托项目和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化传承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即“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从方式及变化上来说，目前贺州瑶族服饰主要的技艺传承存在三类途径。

第一类，家庭技艺传承。过去瑶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中，但凡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场合，每家每户都需要穿搭民族传统服饰。闭塞的环境和历史因素，造就了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服饰传习系统。例如，富川瑶族织锦技艺的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冬梅，她所掌握的平地瑶织锦、刺绣技艺承袭于母亲和祖母，近年来她的儿子也参与到家族事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中，共同传承织锦技艺，研发了不少新的织锦产品。又如瑶族服饰的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李素芳，她的瑶族服饰技艺承袭于她的母亲，也就是瑶族服饰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小莲，如今，李素芳连同丈夫、弟弟、弟媳一起创立家族公司，在瑶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和推动中亲力亲为。

第二类，师徒技艺传承。以瑶族服饰的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盘红珍为例，2016年7月，她通过成立贺州市八步区黄洞瑶族乡岭南瑶族挑花刺绣传习基地，面向社会群体收徒授艺，将毕生所学的瑶族挑花、刺绣技艺更广范围地传播开来。

第三类，依托学校开展的技艺传承。例如以瑶族生源为主的贺州市八步区黄洞瑶族乡民族学校，专门开设了小学瑶绣课程，由瑶族服饰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赵桂珍任教指导。再如贺州市两安瑶族乡中心小学，从2016年8月起就研发和开设了有关瑶族优秀文化的校本教材与课程（图4），还建设了校级瑶族文化展厅，公益性地为瑶族儿童和感兴趣的广泛群体提供学习场地，促进优秀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播。

▲图4 两安瑶族乡中心小学校本教材（拍摄：作者/两安瑶族乡中心小学2021）

（二）从义务、生计到文化使命的传承观念变化

在传统社会时期，瑶族女性是否会纺纱、织布、挑花、刺绣，是女性获得家庭地位、社会道德评价和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所以，掌握本民族服饰相关的技艺和知识是瑶族女性从小要求必备的素质和能力，也是责任和义务，这些手艺同时具有伦理教化和情感寄托的重要作用。在传统瑶族家庭中，家里女性长辈经常得背裹3岁以下的婴童从事纺织劳动，7岁至10岁的女童则跟随长辈正式学习服饰制作技艺，一是为了准备自己成年后的嫁妆，二是掌握生产生活的相关知识，也作为副业谋生的手段。传统封闭的小农经济环境中，瑶族服饰基本作为自给自足的供需，栽桑、养蚕、种棉、纺纱、染布、织锦，需要习得优良的种植、加工、染色、织造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艺。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瑶族女性清楚地认识到服饰制作就是自己应当承担的家庭义务，而且得益于从小耳濡目染的技艺训练以及代代相传的技艺经验，才使瑶族服饰的文化传统承续至今。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再到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其近几十年，瑶族人民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也享受到更多的便利和红利。当前文旅融合的趋势下，瑶族服饰文化和艺术亦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名片。据传承人李素芳介绍：“现在能组织起来的绣娘有600多位，我们提供并派发刺绣材料，阿婆们便可以居家完成刺绣。手绣工钱按单件的幅面计算，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绣娘都是用闲置时间刺绣，她们的人均年收入大约在4000元到10000多元之间。”

不过，在对贺州瑶族服饰传承人群的深入调研中依然发现：创办企业与合作社的传承人面临诸多市场压力，尽管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帮扶政策，但是资金保障方面仍然缺乏。另外，由于单件手绣服饰的造价高达万余元，普通消费者难以承受，故而市场销路受限。面对这种困境，许多传承人积极思考对策并进行改革，例如传承人李素芳，她尝试将传统绣片用到包袋、首饰上，开发出一些物美价廉的刺绣产品，还通过中小学开办刺绣体验班、在贺州的旅游景点租场馆开设瑶绣体验区等方式推广传统的和创新的产品形式。即使科技进步，社会变迁，人们的观念变化，但是传承人仍把瑶族服饰文化的传承视作她们在当代的文化责任和使命，而且不断在坚守与调适中积极寻求传承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社会各界的力量和资源也将更多地参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瑶族服饰作为瑶族文化的载体形式和典型代表，也必然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线下实体到网络平台的传承媒介发展

21世纪初以来，广西逐渐形成了关于传承基地、展示中心、生产性保护基地、示范户、传承示范户等保护平台的申报、认定办法和运行管理的体系，很大程度上鼓励着传承人群结合文旅发展政策和支持，通过线下实体发挥自身技艺优势和特色积极就业、创业。从2006年5月，“瑶族服饰”项目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开始，到2007年至2021年之间，广西先后组织了八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七批自治区级传承人群的申报、认定工作。2016年3月，贺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贺州学院共建瑶族服饰传承基地，近几年又借数字科技之力，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等网络信息媒介宣传、推广瑶族服饰文化，尤其是疫情期间，实体店面市场销售不畅的情况下，一些传承人利用抖音号促进宣传和销售，像李素芳的“素芳瑶绣”抖音号，截至2021年11月已有1.8万名粉丝关注，发布的578件作品累计获赞量达18.1万次，拓宽了瑶族服饰文化的传播媒介和渠道，同时还增加了社会知名度和关注度。

数字化媒介是记录瑶族服饰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手段，也是瑶族服饰文化在当代教育、传播和社会化传承的新形式。若能持续地完善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融合数字化技术的科普创作，不仅能引导青年群体深入了解民族优秀文化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还能增强文化认同，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瑶族服饰文化所蕴含的真、善、美的情感价值以及生活经验、传统智慧，在新时代的发展中，离不开线下实体机构形式与线上媒介的融合。

四、传承中的创造性设计转化

“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设计价值是体现在设计成果里的社会劳动。”⑫贺州瑶族服饰反映了瑶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成就和文化积淀，不仅在过去，而且能够为当下和未来的设计、艺术、文化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瑶族文化元素的设计方案还能丰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文化风格。贺州瑶族服饰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性发展中进行了创造性设计转化，其中的设计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与时俱进的实用理念

贺州瑶族服饰产生之初就是为了防护、保健的实用目的，服饰上的刺绣纹样也可能是从最初缝衣补裤中发展而来。服饰制作集合了瑶族对材料物性、加工工艺、色彩搭配、造型样式等知识经验，当然，无论如何变化，仍然以实用为首要。在富川瑶族自治县的富阳镇、朝东镇等地的平地瑶中，因深谙棉、麻、丝、竹、蓝靛等植物材料物性和功能，从而形成了本土优良的棉麻种植、加工处理技术。这里至今保留着“赶圩”的风俗，每家每户会将自家物产、山货、竹木器具，还有纺织好的土布、被单、帐子等，拿到圩市上买卖，这些物产大都是满足瑶族日常生活所用的必需品。此外，在富阳镇大围村的平地瑶生活区，纺纱、织布、染布活动十分兴旺：不但家家种植棉花，每家产量有10斤至30斤左右不等，而且户户有纺织机，专门用来纺纱、织布，还有用于染布的材料和设备等，自家服装的用料完全自给自足，制作出来的布料以经久耐用而闻名乡里。在八步区的贺州瑶族文化体验馆，传承人李素芳特意引进现代高速绣花机进行生产织造（图5），既控制了服饰商品的成本和效率，又增加了瑶族服饰的适用范围和量产的可能性。

▲图5 杭州千盛（QIANSHENG）牌高速绣花机（拍摄：作者/贺州瑶族文化体验馆2022）

在日常生活中，瑶族姑娘除了会制作大件的盛装，也会根据实际需要制作一些小的文创产品和实用品，像在贺州瑶族文化体验馆销售的按摩锤（图6），就利用了香包的造型和传统的草药治疗功能，上面的设计出自瑶族传统盘王印纹样，按摩锤内部填充中草药，既能达到保健效果又具有视觉美感，还带有辟邪保佑安康的吉祥寓意。当然，实用理念还与美学意识、文化寓意密切相关，结合当下的文创产品设计不但能够丰富瑶族服饰文化的衍生品，而且从文化宣传与推广的角度看，设计活动有助于更广范围的社会群体了解和关注瑶族文化中的造物智慧与工艺思想，是很好的社会传承手段。

▲图6 “盘王印”按摩锤（供图：作者）

（二）身份识别的视觉规范

服饰具有符号和识别功能，瑶族服饰在款式、形制、配色、纹样以及配饰组合方面，都有自成体系的视觉规范，以更加具体地标识穿着者的相关信息，从而用于区别不同支系的身份差异、同一支系内部的身份识别。以最有特色和识别性的头饰为例，在贺州土瑶生活的地区，有着“戴木帽”的风俗：土瑶姑娘幼年必须戴绣花绒帽，到十四五岁时，就需要改戴木帽以示成年，而且父母要为她举行戴木帽的仪式。女子一旦戴上木帽，便取得族群公认的成年和婚嫁资格⑬。在贺州过山瑶生活的地区，流行一种叫“包头帕”的仪式，属于族群内部的一种视觉规范：当过山瑶女孩十五六岁时，父母便要宴请亲朋好友见证自家女儿的“包头帕”仪式，而且一旦举行过包头帕仪式，便意味着女孩到了可以婚恋的年龄，以示成年。此外，像定情筷、三代喜、送迎亲等仪式活动所穿戴的服饰以及用物，也都有相应的视觉规范。

贺州瑶族服饰通过一系列视觉规范和符号化组合，传达出不同着装者、着装场合相关的身份信息，这些信息涵括着民族支系、图腾信仰、社会地位、个人偏好、文化水平、性别角色、审美趣味等内容。这些用于设计的视觉规范，在联系与区别中突出了瑶族不同支系、族群服饰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也使瑶族服饰与其他民族服饰相比较而言更有独特性，其中的一些仪式特色、视觉规范都可成为当下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创意来源。

（三）内涵丰富的纹样寓意

贺州瑶族服饰纹样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力。例如瑶族挑花刺绣，瑶族妇女通过对自然和生活细致地观察，通过想象和巧妙构思，以简化、变形、转化的手法将认识理解和情感情绪寄寓于形，创作出种类丰富、形式新颖的图案纹样。

吉祥、祈福、辟邪之类的寓意在贺州瑶族服饰纹样中比较常见，具体的纹样有过山瑶的泡桐花纹、盘王印、“万”字纹、神犬纹等。据传承人李素芳介绍：“泡桐花纹是源于瑶山附近常见的泡桐树的花形状，由于看上去又有点像一对鱼的形状，所以又赋予它新的内涵，即年年有余之意，这个纹饰还应用到笔记本封面的装饰品中，以国际文化交流的特色赠礼推广开来。”

诸如此类的纹样，以物质形态反映出瑶族世代相传的非物质属性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在塑造品格、丰富情感、强化信念、引导价值判断、培育民族创造力、传播文化影响力等方面起到作用。从这些可见的各式纹样中，可以深挖关于真、善、美的情感价值内容，在设计实践层面上为当代设计创意和设计体验提供血溶于水的文化滋养。无可否认，服饰的材料、工艺、形式、种类以及着装的活动空间、使用场景、风俗仪礼等，对于瑶族文化艺术、社会历史风貌、民族民俗之类的研究以及民族文化艺术在当代的再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

贺州瑶族服饰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自然观，很早就带有物尽其用、化整为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生态意识。例如瑶族日常生活里染布用到的天然蓝靛染料，这种染料是用生长在瑶山附近的蓝草（一般有蓼蓝、菘蓝、板蓝等含蓝汁植物）的叶片、根茎与石灰、米泔水、酒糟等发酵反应制成，织品、衣物经染后呈现天然的淡蓝色泽，并弥漫着草药清香，当地人民熟谙这种染料可以驱避蚊虫、预防感冒且不污染环境，尤其在一些文化保护较好的瑶族村寨，人们仍旧乐于用传统物料和原料以传统的纺、染、织、绣方式进行生产制作，而且制衣所剩的天然染织布料还用来做成拼布铺设、手帕等物品。

此外，贺州的过山瑶（盘瑶）、平地瑶、土瑶因有万物有灵的信仰传统，所以利用自然资源时十分敬畏自然并感恩自然的惠泽。从瑶族的节日仪式活动中也能管窥到一些生产劳动的习俗禁忌，例如：五月夏至的“分龙节”，忌挑粪水，否则天将大旱；四月初八的“牛生日”，要给牛洗澡，不得用牛，让其饱食和休息；避忌逢三、逢八的日子上山砍伐竹木，等等。这些禁忌无不包含朴素的科学道理，像“分龙节”之所以忌挑粪水，是因为农历五月气候湿热、雨水充沛，此时如果随便挑倒粪水，势必会污染水源，滋生大量蚊蝇和细菌而影响到居民的健康安全和生存质量。在今天的生态保护语境下，瑶族先辈积累的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经验智慧，亦与国家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观念不谋而合。落实到设计实践中，更需要有这样传统又合理的生态保护觉悟。

结语与展望

贺州瑶族服饰有着内涵丰富的造型式样、五彩缤纷的色彩组合、神秘吉祥的图案纹样、样式独特的头饰配件、趣味盎然的艺术想象和道德伦理的文化功能，这些都是现代设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宝库。

在技艺传承方面，尽管瑶族服饰也面临着社会发展所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但是得益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利好政策与切实支持，加之现代生活对优秀传统文化需求和文化复兴的愿望激励着手艺精湛的传承人群体坚守并持续传承技艺文化，瑶族服饰也在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的融合与共生中焕发生机。

本文为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桂东地区瑶族服饰艺术的谱系整理及文创产品设计研究”（项目编号：2021KY0689）、广西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基于广西非遗资源的‘美育+思政’设计教育融合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C36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袁兴 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师，陕西科技大学与乌克兰基辅国立工艺设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与数字化创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