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遗产、全球重要农业遗产正从不同方面助推生物多样性保护。许多非遗传承群体对生物多样性是友好的，如山西的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一些传统技艺的恢复性传承对农业传统品种的保存、生态环境的保护产生重要影响。生物多样性是非遗传承的生计基础，影响非遗的存续力。在非遗认定中应纳入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评定，将地方民众视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非遗的重要力量与受益群体。

【关键词】非遗；生物多样性；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

1992年，联合国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以下简称“CBD”），该公约是20世纪国际社会保护环境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迄今已有30年。它将生物多样性分为三个层次：生态环境系统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资源多样性。“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①，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差异性的另一种体现，地区与地区之间有生物差异性，同一地域间也有生物差异性。该公约致力于实现三大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致力于以公平合理的形式分享由生物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②。CBD围绕这三大目标展开的行动，成为世界各国讨论的重要议题。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于2021年10月在我国昆明召开，大会通过了《昆明宣言》，明确把保护生物多样性与自然、经济、社会等维度联系起来，强调采用系统性、综合性手段来推动和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常态化，最终指向地球生命共同体构建与人类可持续发展。

一、指向生物多样性的文化遗产保护

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地球生态的重要性，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1972年公约”）在评价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即“突出的普遍价值标准”中，纳入生物多样性要求③，在评估世界遗产完整性条件与文化景观定义中阐明世界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活动的关系④，特别提出生物多样性与生活在自然区域内的传统社会、地方社区和原住民的活动有密切关系。2021年7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我国福州举办，大会通过《福州宣言》，将世界遗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关联，指出要“进一步加强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的协同，采用综合性方法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地；并呼吁缔约国加强国际团结，通过促进形成人与自然新型关系来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这和COP15大会上通过的《昆明宣言》互相呼应，其最终指向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战略。

200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以下简称“GIAHS”）保护，迄今我国已有18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⑤。2022年7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我国浙江省青田县召开。在这一行动框架下，农业文化遗产的定义⑥与入选标准⑦之一，就是该遗产体现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多功能性，农民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决定性角色。

上述在我国召开的文化遗产相关的重要国际会议，都不约而同地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予以高度重视，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当下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非遗与生物多样性的关联。

回溯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在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2003年公约”）之初，就吸收了先期展开的保护自然环境系列国际文件⑧精神和国际行动有益经验，在2003年公约序言中提出非遗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之间是内在相互依存关系，这包括在地世代相传的非遗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是内在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多样性是两者互动的动态成果，这使非遗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2015年 9月，联合国大会第70届会议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⑨。UNESCO积极响应这一议程，于同年11月在其编写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工具包”中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报告⑩，其中关于非遗促进包容性社会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部分多处涉及生物多样性的表述。2016年6月，以该报告为基础，2003年公约缔约国大会通过在《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新增“在国家层面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一章的重要决议，推动各缔约国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为导向，展开非遗保护行动。

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与此生态环境相适应，也是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朱利安·斯图尔德讨论文化变迁时提出：以生计为中心的文化多样性，正是人类适应多样化自然环境的结果⑪。沿着这一研究方向，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是生态人类学的重点研究内容，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这些研究从少数民族的传统农林牧生产活动、生物资源传统可持续利用技艺、民族风俗和乡民规约（习惯法）、民族医药等方面肯定了传统文化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两者相辅相成⑫。很明显，基于传统性、世居地方性、民众集体共享的文化特征，这部分有利于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2003年公约中的非遗概念范畴衔接，获得较多关注。

但对我国更大地域范围内的非遗与生物多样性关联的研究还有不足，导致忽略了对生物多样性有相当重要性的传统文化形式，也对已被列入名录的非遗项目缺少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评价。对此，笔者以山西省非遗项目为案例，认为很多非遗的传承群体对生物多样性是友好的，地方生物多样性是非遗传承的生计基础，二者的长期友好互动，有助于推动包容性社会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包容性经济发展。

二、非遗与生物多样性的互契互生

民众不断摸索人与自然相互生存之道，加之世居之地现代化程度不高，但生物多样性状态良好，使得多样性、纯种生物遗传资源保留在生活领域内。非遗恰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和见证。因此，在当代继续传承这些非遗，保存和传承与之相关的技艺与知识，某种程度上是民众从生活习惯上推动着生物多样性保护。这方面，山西饮食文化中的各种传统制作技艺、传统中药制作技艺非常典型。透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到山西民众为解决温饱、提高膳食营养、增强医疗健康而传承共享的传统技艺的丰富程度，这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程度是对应的，这些传统技艺在当下传承活力越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推动作用就越强。

（一）传承、保护饮食类非遗项目有助于保护农业生态多样性，推动包容性社会发展

1. 粗粮细作，杂粮精作

山西杂粮种植历史悠久，是杂粮品种——谷子的种植起源地和主产区之一。在山西，小杂粮主要有粟类、豆类、薯类、麦类4大类30多个品种⑬。粟类有谷子、糜子等；豆类有黄豆、绿豆、蚕豆、红芸豆、红小豆、小豆、豌豆、芸豆、豇豆、扁豆、黑豆等；麦类有大麦、荞麦、莜麦（苦荞和甜荞）等；薯类有马铃薯、木薯、甘薯等十几个大种，上百种小种⑭。山西小杂粮种植面积稳定在1270万亩，2020年单产、总产均翻一番，在全国品类最全、品质最好，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山西特色方案⑮。

长期以来，山西民众以杂粮为三餐主食，以小米、黄豆、红薯为主，粟、豆、麦、薯四大类杂粮熬成的稀粥，迄今仍是山西地方民众最常见的早餐。用纯杂粮磨成的面口感粗糙，为使杂粮面好吃，山西民众有“粗粮细作、杂粮精作”的烹饪传统，并发展出花样繁多的山西面食制作技艺。截至目前，山西有4项传统面食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⑯，其中抿尖和猫耳朵面食就是用杂粮面来做的。通常山西人都喜欢混用各类杂粮面制作面食，以高粱面、豌豆面、玉米面、莜麦面、荞麦面、糜子面为主，借助各种面食工具，运用擀、压、推、剔、拨、捏、抿、剥、切、剪、转、摊、搓、擦、揪、流等方法将面条做成各种样子，再用煮、蒸、烤焙、烙等烹调方式做熟，形成面条、粉、团（托）、馍等面食。其中，煮制面食有高粱面剔尖、抿尖，豆面剔尖、抿尖，饸饹面（亦称河捞面）、高粱白面组合或玉米面白面组合做成的双层“包皮手擀面”；蒸制面食有玉米窝头、拨烂子、莜面栲栳栳、莜面鱼鱼、莜面切条凉面、莜面菜饺，荞面碗托。这些杂粮面食，配以不同的蔬菜以及用西红柿、醋、酱、咸菜、辣椒、蒜等各种调味做成的浇头，便成了山西民众感到非常满足的一碗面。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山西民众还把小米稀饭、杂粮面条、醋调和混合烹调，发展出耐饥又耐渴的“和子饭”，深受人们喜爱，成为当下山西很多餐馆菜单上的备选主食。

除此而外，杂粮还为山西人提供了独具特色的“甜点”食品，糜子黄糯米又被称为“黄馏米”，它既能平时食用，又是山西地区端午节、腊八节的传统食品，以“馏”的传统做法制成，搭配红枣、红糖，风味独特。晋中地区民众把吃剩的“黄馏米”用油炒热，又是一种风味。将糜子磨成面后，搭配红豆或红枣做成的黄米油糕，是山西一些地方，如晋中榆次的婚俗食品之一。

随着我国民众温饱问题的解决，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白面、大米为主的细粮取代杂粮成为主食，杂粮退居成为辅食，加之日益普及的煤气天然气灶具不适于做一些杂粮面食⑰，杂粮面食一度退出大众生活。随着“三高”成为常见的慢性疾病，社会提倡饮食种类的多样性，五谷杂粮药食同源的保健功效得到凸显，民众将其作为优化膳食结构的重要选择，近年来消费需求日趋旺盛。为适应民众这一膳食需求，山西城市中出现了很多专门的杂粮餐馆，其他餐馆也都有杂粮类菜品和面食，做法主要沿用杂粮传统制作技艺。特别是用荞面制作的地方小吃——碗托（有的地方称“灌长”），冬天可热炒煎，夏天各种凉拌，遍及大街小巷。

较之于通过食品工业加工制成的杂粮米糊、薯片、锅巴、杂粮面包饼干、苦荞茶等，用传统技艺做出来的杂粮面食、仪式民俗食品仍是山西民众的首选。因为长期以来粗粮细作、杂粮精作的生活习惯，早已养成了一代代山西人的风味口感。与当下民众饮食保健、膳食多样化需求相结合，经常食用杂粮的饮食生活习惯已融入山西民众的养生保健观，无论是日常饮食还是宴席，杂粮必不可少。

2. 杂粮传统酿造发酵技艺

在山西，人们用当地大麦、豌豆或小豆做成酒曲，以高粱为主原料，用当地优质水源，通过传统发酵技艺很早就酿造出了汾酒⑱、竹叶青等谷物酒。汾酒是我国清香型大曲高度酒的典范，《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汾酒酿制工艺流程。在此基础上，汾酒发展出多种配制酒暨配以各类中草药、糖加以发酵酿制而成，保健功效明显。相应地，山西各地民众用优质高粱酿出恒山老白干、祁县六曲香、应县梨花春酒、长治潞酒等⑲。除此而外，将黄黍米浸泡煮熟加曲、酒后发酵酿造的黄酒，由于山西代县所种黄黍米最好，配上优质水源，代县黄酒很早就成为当地特产，味美且营养丰富。人们既可日常饮用，又能广泛用于中药治疗和食物烹调⑳。

山西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老陈醋也是用高粱，加红心大曲、水，经发酵酿造而成，有着独特的绵、酸、香、柔口感。在继承老陈醋传统酿造技艺的基础上，山西人还用小米、谷子、柿子结合酿造出小米醋、合柿醋㉑。

在山西，民众还将大麦发芽磨碎，与蒸熟的黄黍米搅在一起发酵做成麦芽糖（许多地方称“粞糖”或“麻糖”）。其中，介休贯馅糖㉒比较有名，它在粞糖中间裹上坚果或玫瑰花、桂花等，外沾上芝麻，酥脆焦甜，是山西晋中地区腊月最有名的冬令传统食品。更重要的是，这种用大麦和黄黍米做成的粞糖还是山西晋中地区太谷饼、寿阳油柿子等点心中不可或缺的配料，没有这一配料，最能打动人的风味便不复存在。

综上，山西对杂粮传统制作技艺的有意保护和传承，为当代民众继续利用杂粮提供了更多选择，这正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对山西粮食安全、营养安全方面的重要性不可替代。将相关传统技艺认定为非遗，不断弘扬其文化遗产价值，获得了很多大厨关注，在他们的参与下，杂粮饮食注重搭配，口味更好。民众选择杂粮作为日常食物，消费量的不断上升，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农民种植杂粮作物的积极性，再由小杂粮种植助推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构建起了有利于山西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山西农业生态系统保护的民众生活方式。

山西位于华北黄土高原区，是全国“十年九旱”的严重缺水省份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为全国的20%，农耕地平均水资源量为全国水资源量的9.3%。70%土地是丘陵和山地，旱地耕地占到总耕地的76%㉓，山地、丘陵、瘠薄地占较大比重，且多是中低产田，大宗作物在这类耕地种植产量低、效益差。缺水干旱的整体生态环境条件不适合种高耗水的农作物。基于长期的农业实践和对地方自然生态环境的熟悉，山西各地的农民经过自然或人工选择，很早就选择了稳定且适应当地生态的小杂粮种质资源种植，他们发现，种植小杂粮对农业生态系统有如下好处。

耐旱节水。我国北方一些地区严重缺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种情况愈加严重。在缺少农业用水时，种植旱作物是理想选择，其中高粱是荒地开拓的先锋作物和盐碱地的主栽作物。藜麦种植单位需水量约是玉米的1/3、小麦的1/5，因此即使是在年降雨量300毫米以下的高海拔山区，藜麦仍能获得较高的产量；谷子年均需水量较冬小麦节约39.99%、较玉米节约30.58%，非常适合旱地种植㉔。

小杂粮多为秋收作物，用肥量低，在干旱薄瘠地种植仍能获得稳定产量。小杂粮的生长期主要在夏季，生长期短，能充分利用旱区夏季光、热、水等自然资源，在夏季突发灾害时，它们往往是补种作物。相关研究显示：在土地贫瘠、干旱少雨的条件下，种植同样面积的杂粮比种植小麦、玉米投入少50%，收入要高出24%㉕。因此，在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农药、化肥等现代农业物资的贫困地区，农民多选择种植投入低、病害少的小杂粮，这反而使其成为当代重要的无公害、有机和绿色食品。如山西右玉县在小杂粮种植方面采用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低投入传统耕种方式和农户自留种（非转基因）的轮作模式，使杂粮原料的品质、安全得到保证。这使右玉成为公认的杂粮种植品种最多、品质最好的区域之一。

小杂粮种植有助于水土保持，改善土壤。小杂粮生长旺季是夏季，雨水多，而小杂粮根系发达，能有效降低雨水冲刷，增强土壤抗侵蚀力和地力。同时，豆类作物能与根瘤菌共生，可分泌有机氮到土壤中，脱落后能大大提高土壤的肥力，改善土壤结构，达到用地和养地生态循环的目的。

据长期的种植经验，农民将小杂粮与大宗作物进行间作和套种，精耕细作，不仅可增加土地利用率，更能减少水土流失、增强地力，有效实现对耕地的保护功能。

小杂粮茎、杆、叶饱含粗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价值高且天然无公害，质地易消化，是牛羊最喜欢吃的饲料，使牛羊肉质优良，形成有机肥料又可用于增加地力。

因此，以小杂粮传统技艺为核心可形成由种植、收获、饮食制作、民众消费、杂粮牲畜饲养等环节构成的绿色农业循环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㉖。让农业领域关注的小杂粮绿色生态价值在非遗保护领域得到彰显，实际上是在绿色经济的饮食消费环节中培养人们绿色生态意识的过程，引导普通公众注意到小杂粮是环境友好型作物，意识到经由传统技艺做出来的杂粮食物不仅美味保健，也是经由消费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

（二）传统饮食制作技艺有助于保护农业物种多样性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民众依赖于当地传统农业提供的资源保障生存。在山西各地，冬季新鲜蔬菜供应虽已很普遍，但秋冬存储食物的各种传统技艺和知识仍在民众中广泛传承。每到秋天，各地民众往往把收获的蔬菜水果制作成干果、酸菜、腌菜、腌果、果酱、果酒等，作为调剂食物。山西盛产大枣，不少品种非常有名，其中稷山板枣生产系统是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晒干是最传统和最普遍的大枣保存方法，晒干的大枣与黑豆、核桃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花馍㉗不可缺少的物料。山西民众还腌制酒枣，在中秋节前后将鲜红枣与白酒混合起来，放置罐中密封，冬天时取出食用，酒香绵甜。秋冬时，他们还将芥菜疙瘩与芥末、黄豆搭配，做成芥菜丝、芥菜块，同样不易坏。在晋中，人们会把生西红柿切碎煮熟，装在煮过的罐头饼中密封，便可长久保存西红柿的原有风味。很多人家利用发酵方法将辣椒、芥菜加工成口味独特的辣酱、芥菜酸菜、芥菜腌菜，放在瓮缸中长期保存，再做成各种美食。简单的发酵、腌制方法，实际上是民众不知不觉中利用了当地光照、气候温度和当地微生物群的结果，这同样是生物多样性的地方表征。

这些蔬菜水果作为副食，往往被种在庭院、田间的边缘地带，农民经常在这些地带种下各式蔬菜种子，以便观察其生长情况。如果生长情况好，以后便会将其作为优选农作物种植。正是这一不功利的举动，使很多农业品种由此得到了保存和种植。

这些多为本地普通民众尤其是妇女所长期传承并熟悉掌握的秋冬食物传统制作技艺和经验知识，简单、方便、实用、投入低，食物风味独具地方性、家常性，在我国各地数不胜数，汇集成为一个地方独特的食物利用和保存系统，为人们获得多样化的食物营养提供了方法和途径。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更从生活需求上为持续种植、培育小众、廉价的农业蔬菜提供了主要动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对农业传统品种的保护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山西清徐县是我国有名的葡萄产区，当地农民长期栽种的传统葡萄品种有十几种，以零蛋葡萄、龙眼葡萄、黑鸡心葡萄、瓶儿葡萄最为有名㉘。葡农们总结出龙眼等老葡萄品种有良好的抗旱性，将其移植到平原、山区甚至土石混合和含微碱的土壤上也能长好。他们还观察到，龙眼葡萄的根系能深深地与土壤盘结在一起，有助于改善土壤结构，因此，在山上种植龙眼葡萄，不用经常浇水，还能防风固土、保持水土不流失。

尽管有其生态优势，但随着外来葡萄品种的增多以及当下人们口味的变化，清徐县龙眼等传统葡萄品种不再受消费者喜欢，葡农们逐渐弃种传统葡萄品种。但清徐仍有两项葡萄传统技艺必须用本地传统葡萄品种，一种是熏葡萄技艺。利用山西丰富的煤资源，建熏房把黑鸡心、零蛋、破黄、籽儿等葡萄吊挂在熏房中，用无烟煤熏烤成葡萄干，酸甜可口，近年来将葡萄放入空气能炉熏烤，口感依旧。另一种是炼白葡萄酒酿造技艺。这是清徐县最具本地特色的酿酒技艺，葡萄原料必须用清徐葡萄老品种——龙眼葡萄，在破碎压榨后取自流汁用嚭锅㉙熬煮浓缩，去掉水分，再加大曲发酵过滤而成，酿出的酒口感醇厚、甜酸可口。但该酒酿造时费人工、费原料、烧煤量非常大，出酒率却较低，响应国家号召于1952年停产。2010年，清徐葡萄酒有限公司恢复性酿出100千克炼白葡萄酒，平均0. 5千克炼白葡萄酒需要1.5千克至2千克的龙眼葡萄；2015年，该技艺基本定型㉚。

2011年，上述两项葡萄传统技艺被列入山西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经过不断地弘扬推广，清徐熏葡萄与炼白葡萄酒的消费需求日益扩大，继而生产规模也在扩大，葡萄酒公司向农民收购的黑鸡心、龙眼葡萄日益增加，这使近年来逐渐减产的龙眼等老葡萄品种又被农民种植，由此促进了当代葡萄老品种和自然环境的双重保护，也使传统葡萄品种在清徐葡萄传统山地棚架农业文化景观中保留了一席之地。所以，保护传承与农业密切相关的非遗项目，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业景观和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

三、生物多样性存续状态影响非遗传承活力

非遗在与周围自然和社会环境互动中形成，地域环境的差异与生物多样性决定了非遗地方性特征的多样化，甚至一个非遗类别、一个非遗项目的多样性。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中医药。中医药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我国野生药材的多样性。有研究者指出，人参在全球有近十个种和亚种，大部分都分布在中国；大黄属植物全球有几十种，中国占60%以上；淫羊藿属全球约有50余种，中国约有40余种㉛。银杏、杜仲、大血藤等则是中国特有物种。尽管现在中药材人工种植已很普遍，但传统意义上中药材主要指野生药材㉜。野生药材生物资源的多样性，造就了传统中药炮制技艺、中药知识和中药传统制剂工艺上的多样性，进而形成了我国传统医药辨证施治所用方剂的无穷变化，即“药有限，方无穷”的中医诊疗的多样性特征。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出非常丰富的与医疗保健相关的传统知识和实践，迄今仍对我国民众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山西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与中药材利用有关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有4项㉝，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有13项㉞，当地人还把中药材用于做调料、熏肉、药膳、药酒和燃香，现都已是地方名产。其中，晋中市太谷区一区就拥有3项国家级传统医药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即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龟龄集传统制作技艺、定坤丹制作技艺、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都为我国传统中药名药，久负盛名，有“千方易得，一效难求”之美誉。这些药在地道药材、药材采摘、药材炮制与保存、药材配伍上特别讲究，离开与药材有关的生物多样性，这都无从谈起。如龟龄集传统制作技艺，由28味药材构成，包括动植物（飞禽、陆地水下动物）、矿物如化石等名贵药材；其以道家生命观为指导，配药有三才、五行、九宫、八卦、二十八宿、三十六天罡之讲究，如天冬、地黄、人参暗应天、地、人三才合一；选料讲究“五方”“五味”“五季”“五行”等；从地域上讲究“五方”，即东南西北中，选用东北人参、四川天雄、中原生地、西夏枸杞、内蒙古肉苁蓉等来自天地五个方位的药材；从季节上讲究“五季”采药，五季指“春、夏、长夏、秋、冬”，春挖锁阳、夏采淫羊藿、冬取雀脑等。炮制药材的辅料还有老陈醋、花椒、黄酒、人乳、蜂蜜、姜汁等，都有相应的品质要求，如老陈醋一定是选用山西老陈醋。各类药材相佐相辅，成为有奇效的百年名贵滋补药方。

传统中医在药材类型、药材生长地域、采集药材时间上的多样化，表明中医制药对生物品种、生态环境等不同层面生物多样性的遵循。另一方面，以龟龄集为代表的名中药都“固执”地坚持好药精做，虽药材众多，但不滥用，只用特定产地的药材，只采特定季节长成的植物药材，只收集特定成长阶段的动物药材㉟。这些做法，正是以“知止不殆”的道家思想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多藏必厚亡”的节制态度利用自然万物，从而维护了自然多样性，反过来也长久地守护了人类自身的健康，体现了我国对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辩证关系深刻理解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思想。

反之，无论处在哪个时代，当人们将采药当成发财的手段时，掠夺式采摘会使野生药材很快断绝。当今，在资本和利益的驱动下，掠夺式和毁灭式的滥伐、滥捕、滥采、滥牧等屡禁不绝，存在于自然界的原生、野生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导致很多野生遗传资源正在枯竭，濒临灭绝。据不完全统计，当下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近3000种植物中，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约占60%—70%㊱。野生中药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减弱与丧失，与之相关的中药组方和药效势必发生变化，导致药材炮制技艺与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也变化，如安宫牛黄丸中的犀牛角改为水牛角、牛黄从天然牛黄变为人工牛黄、麝香从天然麝香改用人工麝香后，出现了所谓的安宫牛黄丸“老药”炒作现象㊲。

另一个案例是葫芦种植与葫芦制作技艺。葫芦制作技艺在很多地方被认定为非遗。我国有20多个葫芦品种㊳，可食用、入药、做用具、做工艺摆件。不同品种的葫芦有不同的用途，瓢类葫芦常用于做酒壶、药葫芦、虫具、水瓢、乐器，传承人最喜欢加工中瓢葫芦，手捻葫芦则适用于把玩。不同品种的葫芦也对应不同的工艺，传统工艺多用亚腰葫芦，长柄葫芦和苹果葫芦则适于用勒扎、范制工艺，鸡蛋葫芦则适于用手工微雕工艺㊴。山西太谷区闫飞的范制葫芦品种是用苹果葫芦和小瓢葫芦杂交出来的；祁县刘大庆的彩绘堆塑葫芦则必须用大亚腰葫芦。由于葫芦工艺品在民间的消费需求较大，我国很多地方都发展葫芦种植特色产业，吕梁市文水县吴村种植葫芦1000余亩，品种多、工艺手法也多种多样，将葫芦做成了文化产业㊵。反之，如果某种葫芦工艺品在市场上不受欢迎，手艺人或农民往往选择弃种，很多种子放的时间长后就不再发芽了，这成为葫芦原种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生物多样性角度看，原种的消失意味着一种遗传资源的消失，意味着生物遗传资源多样性变弱。

而据祁县彩塑葫芦传承人刘大庆讲，原本在晋中地区种出的亚腰葫芦是最好的，后因人们种植其他葫芦品种，但又不注重种子的保存与培育，导致“串种”㊶现象日益严重，品种不断退化，结出的葫芦品相越来越差，这使他们想要的葫芦成品越来越难找，收购价格也越来越高，直接影响着葫芦工艺品的制作。由此可看出，生物多样性减弱和丧失，负面代价的承担者往往是包括非遗传承者在内的地方民众。

四、纳入生物多样性考虑的非遗保护

（一）非遗项目价值评价中凸显生物多样性内涵

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小手册的“环境可持续性”部分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农民、牧民、渔民和传统治疗师以及其他地方知识持有者是生物多样性的守护人。”㊷上文以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类非遗案例阐述了非遗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联，可以看到，以自然资源获取、利用及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知识、传统技艺和实践的表现形态又往往是非系统性、口传的、极为在地化的，它零散地保存在当地民众的头脑中，直接呈现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难以理论化阐述。在非遗保护视野中，对此类非遗项目的评价主要聚焦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工艺水平，我们很少从生物多样性角度去评价，在行动目标层面也就棋差一招。

晋中市太谷区文旅局将用高粱面、豆面、黍米、黍面、小米等小杂粮做成的一系列饮食制作技艺㊸认定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我们如果认可其是当地民众农民杂粮种植经验、育种选种经验、生态认识经验和杂粮利用经验合成的文化表现，就应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角度肯定其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尤其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互为重叠的整体性特征日趋明晰的背景下，在非遗的认定与识别中加入生物多样性保护导向性评价，彰显二者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战略重要性，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此基础上，对与生物多样性有密切关系的非遗项目展开保护和弘扬，提升其在国家绿色经济体系建构和发展中的作用，是非遗系统性保护的重要组成。

（二）在保护中凸显社区民众的主体力量

必须看到，非遗传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力量之一是社区民众，因为那些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细微而生动的传统知识、技艺经验和实践只能为世代生活在当地的民众所掌握。“沁州黄”小米是山西最有名的杂粮品种，“沁州黄”小米好吃的秘密只有当地农民熟悉、了解㊹：当地气候土壤特征、轮作方式、间苗方式、上肥、传统品种杂交培育、锄地次数与谷子生长都有密切的关系，哪个环节上差了，都会影响到小米饭的口感㊺。

笔者曾经梳理过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国际文件，指出这些文件从保护维度都对传统知识持有者与其他团体予以承认和尊重，确保传统知识与实践的持有群体参与到相关保护行动和做到惠益分享。

反之，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脱离当地民众生活实际，效果只能是一时的。如近一百年来，因意大利蜂、欧洲黑蜂、高加索蜂等西蜂的引入使中华蜜蜂种群大量消亡，这又导致了我国各区域植物多样性的丧失，因为中华蜜蜂授粉等生态功能是外来蜂种无法替代的。但西蜂采蜜产量高，蜂农更喜欢养西蜂，若要有效保护中华蜜蜂种群，维护自然生物多样性，相关解决方案必须考虑蜂农的生计利益与生态效应的关系㊻。因此，2003年公约吸收自然生态保护领域有益经验，从非遗概念界定到保护实践，更为彻底、全面地肯定了社区、群体的重要性，将社区群体置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核心位置，这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中得到进一步细化。

让熟悉、掌握和传承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非遗社区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被边缘化，把他们掌握的生物多样性传统智慧整合到生物多样性和非遗保护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断提高其影响力，让社区群体成为这些政策的受益者，正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中得到体现。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该意见关于“创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机制”中提出“规范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经营活动”，发展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绿色产业，鼓励原住民参与自然保护地控制区经营性项目特许经营活动㊼。2022年，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关于2022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征集活动获选名单》中，笔者注意到如下案例与当地非遗有密切关系（表1）。

这些案例在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非遗保护方面取得了双赢，发展起农业特色产业、生态旅游和康养休闲项目，当地民众参与其中，成为受益群体，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典范。这也表明，保护生物多样性，利用好与之相关的地方传统技艺、知识和实践，将之作为绿色经济产业体系的一环进行传承和弘扬，有助于社会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从对立关系走向和谐互动，最终，使人类能够生活在由自己守护的生物多样性提供的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资源、健康安全的生态环境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遗项目代表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改进设计研究”（项目编号：17ZDA168）、山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非遗助推山西资源型县区转型发展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0139）、晋中学院“1331”工程非遗保护研究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jzxyxscxtd202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钱永平 晋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