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刺绣具有多重的文化遗产价值。首先是“工绣”，手工融进人的智慧和因境而变的技能，其中的个性或人的痕迹，是规整划一、机械复制的机绣不能比拟的；其次是“画绣”，以绣为画，绣娘兼为画工，汉地几大名绣主要继承或模仿文人画和西画传统，少数民族的画绣立足于乡土，在形式构成等方面属自创民间画传统，与现代艺术灵犀相通；再次是“意绣”，即以刺绣表述和传达意义，或为叙事，或为象征，或为祈祝，或为禳祛，或为族群认同的符号，或为社会分层的标识。刺绣，是一种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书写”文化的视觉文本。

关键词：刺绣；工绣；画绣；意绣

作者简介：邓启耀(1952—)，男，广东顺德人，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俗学、视觉人类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艺术遗产调查与数字化保存整理研究”(11&ZD185)阶段性成果。

中国各民族远古时代即“好五色”“重文绣”，在上古神话和古代文献里早有记述。商周时，衣服的“文章”“絺绣”已不足为奇；缝缀等工艺，更是制服之必需。在《书经》《周礼》《考工记》等文献中，都有以文章絺绣装饰衣服的记录。服饰成为生活必需和人文标志之后，各民族以绣饰衣，亦为风尚。百夷“衣绮丽”，爨人“衣文绣”“贵者饰锦绣”，金齿百夷男“蹑绣履”，女“衣文锦衣”，侬人妇女“著绣花履”“惯挑棉锦”，有的“精刺绣者所绣之花鞋花袖，时样翻新”，有的“与苏湘绣相仿佛”，藏人男以“红绿十字文罽为衣”，女“俱彩罽为之。裙或文罽，或彩色布罽”，苗族“以丝线织文于布为衣”，仡兜“女子短衣偏髻，绣五彩于胸袖间”，瑶人“冠红巾，衣花绣”……古代图像文献，让人直观看到不同族群不同角色人物的服装，看到服装上精美的饰品或绣纹。在青铜器、绘画、雕刻上，不少人物形象的衣着极多图纹，这些纹饰，应当多是绣品。它们印证了“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绛紫锦罽”的服饰特征(图1~2)。考古发掘也出土了一些工艺精湛的锦绣织品，如北京老山汉墓出土的刺绣棺罩、湖北江陵马砖一号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期绢罗锁绣工艺、荆州马山楚墓出土的刺绣丝织物等。无论是古朴素淡，还是绚烂精致；无论是挑花、缀连，还是刺绣、镶缝，重文采，勤缝绣，几乎是中国所有民族古今一致的俗尚。

我国号称“四大名绣”的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在国际上久负盛名；上海绒绣和顾绣、北京京绣、温州瓯绣、宁波甬绣(金银线绣)、河南汴绣、杭州杭绣、陕西秦绣、山西晋绣、江苏锡绣(无锡精微绣)、辽宁辽绣、江西夏布绣、湖北汉绣及江浙粤等地的发绣等名声遐迩；少数民族亦多纹绣彩锦，其中，苗绣、瑶绣、彝绣、羌绣、壮绣、侗绣、满绣、土家绣和维吾尔、达斡尔、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刺绣，都达到出神入化的水平。

目前，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美术遗产被国务院批准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共有27个。它们分别归属于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4个民族的40个保护单位。

中国刺绣多重的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1“二人盘舞鎏金铜饰”人物短衣长裤服式衣裤均有纹绣。云南省博物馆展品。

图2大理国梵画长卷《张胜温画卷》大理国利真皇帝、皇后及侍者服饰

　　一、工绣：刺绣的手工艺价值

　　我们先比较一下图3：

图3民间绣片图案与电脑绘制图案比较。之物民艺与设计中心藏品并制作

左边菱形图案及周边纹样是从民间采集的绣片上直接拍摄的，右边的菱形图案是电脑绘制的矢量图。左边的图案生动活泛，有细微变化，有手味或“笔”味；右边图案规矩，整齐划一，却死板生硬，了无生气。这类重复构成的抽象图案尚且如此，如果是花鸟鱼虫、人物故事，机绣更无法和手工比。手工作品比机制产品更有价值就在于它有“人味”，可以感受到绣娘在刺绣过程中的情绪起伏、技艺变化，看到绣娘个性、族群文化特征等痕迹。以这些独特的刺绣技艺装点的服饰、挎包、头巾、背被等工艺作品，蕴含浓郁的乡土气息，一旦被机械性工具“规整”，就只剩下“图案”了。

中国各民族采用挑花刺绣作装饰很普遍，种类也颇复杂。服装、鞋帽、围腰、背带、挎包、荷包、枕头等等，都是挑花刺绣的装饰对象。刺绣的工艺也比较多样，或单色，或彩色；有的绣于素底，有的绣在花底上。绣法更多，有平绣、络绣、辫绣、网绣、疙瘩绣、缠绣、架绣、游绣、梭绣、挑绣、包筋绣、堆绣、乱针绣、素绣、彩绣、贴布绣、连物绣、缘边挑绣、金银丝缝盘、错针杂线绣、剪空内贴布绣、叠绣、绉绣、镂绣、锑绣、纳棉绣、锁丝绣、破丝绣、数纱绣、打籽绣、板丝绣及连物编、染绣缀结合等，每一种绣法都有不同的技法。“用五色碎布簇成四方锦”的贴布绣，“以丝线织文于布”的素绣，以红黑线或黑白线间缝的条纹双色叉针绣，在布褐上刺绒花的立体“疙瘩绣”等，都独具民族特色。绣娘如何用针布线，呈现出不同的构图方式和肌理效果。

不同绣娘和民族，文化传统不同，审美喜好有异，习惯采用的刺绣技法亦不尽一致。每一种或几种技法，在不同绣者的手下，都会以具有个性特征或民族特色的风韵呈现出来。较著名的有彝族堆绣，土族的盘线绣(即以两根色彩不同的丝线相互盘绕刺绣)，白族的素绣、金银丝缝盘，布依族的缠绣，仡佬族的架绣、游绣、梭绣，傈僳族的海贝缝绣，傣、布依等族的香包绣袋，苗、壮等族的打籽绣、蜡染花布挑边加绣，塔塔尔族的丝线平绣、丝线结绣、“十”字花绣、“米”字花绣、钩花刺绣、挑花刺绣(含单面挑、双面挑、素色挑、彩色挑等)、串珠片绣，海南黎族的人形挑花，云南路南彝族的十字挑花，纳西族的挑花飘带，基诺族的挑花图案，瑶族的挑花裤，四川羌族的串花、钩花、纤花(双面)、纳花(扎花)、链子扣等，具有浓厚的区域和民族特色，行家可以一眼看出它们的差异。

比如在许多民族中都很常用的挑花，从技艺类型上看，有单面挑、双面挑、素色挑、彩色挑、回复挑花等等，大多以十字挑法为主，故又叫“十字”绣花，即以斜“十字”针脉循布底的纹理构成各种图案花形。其针脉着法，有顺针和翻针两种。顺针法是依图案色彩的搭配，斜针挑成一段相等的明针，当同一色彩的部位挑完时，再回针盖第二道明针，使之与第一道针脉交叉，而呈“十字”状，直至挑完同色的部位之后，再换色挑补；翻针法，也依据布面的经纬组织，挑一针即回一针，使针脉交叉呈“十字”状。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善挑绣者皆能兼用两法。海南黎族的人形挑花，云南路南彝族的十字挑花，纳西族的挑花飘带，基诺族的挑花图案，瑶族的挑花裤，羌族的串花、钩花、纤花(双面)、纳花(扎花)、链子扣等，都各有特色。

各族刺绣中最常见的绣法是平绣，主要在平面底料上平行布线，针法简洁，绣面细致平滑。但平铺的走向如何，原线平铺还是破线平铺，都会产生不同的手感和纹理(图4~6)。

图4苗族绣片纸样和成品。贵州省

图5侗族平绣。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

图6苗族平绣。贵州省凯里

贴布绣主要以不同颜色的布料剪出大型，然后用线缝缀固定。贴布绣在处理大面积色块构成方面，效果显著。如云南麻栗坡县彝族用三角色布拼缀的“龙婆衣”，青海热贡地区的藏族堆绣和珍珠海贝缝绣唐卡、西藏巨型贴布绣布画等(图7~8)。

图7青海省藏族堆绣唐卡局部

图8苗族贴布绣贵州省西江

图9苗族打籽绣细部贵州省西江

打籽绣为苗族所喜用。先用打籽机将金线等缠结为较粗的造型线，盘成图案，再用线固定在布料上，华贵而耐磨。固定时，绣娘根据图案构成的走势，随心盘结，在大的色块中呈现手工特有的微妙变化和细籽肌理(图9)。

锡片绣多见于苗族中。要将细锡片按需要构成图案，用线缝缀在深色布料上，是一个细致的活，需要极好的耐心和精巧的手工。锡片绣的金属质感和布料形成柔和对比，素雅而华贵(图10)。

图10锡片绣。贵州省凯里

（注：图4~10均为邓启耀2006年摄）

绣品的质地，主要看绣线的材质和绣工的手艺。麻线的粗犷、棉线的温柔、丝线的华贵、金属线的炫耀、化纤的艳丽轻浮，一目了然。如果细察，则又有很多层面的感受。涉及触觉的，有绣品的弹性、精粗、冷暖、软硬、平滑、细润、毛糙、粗放以及许多只可意会的细微“手感”，等等；涉及视觉的，有绣品的肌理(包括材料肌理和织艺肌理等)、色彩、光泽、明暗，等等。还有一些特殊的技艺，非巧手而不能为，比如在苏绣、苗绣里，绣娘凭手把一根丝线剖为数十根丝，再以如此细微的丝线绣塑形象，那种精致，让人叹为观止。

　　二、画绣：刺绣的艺术价值

　　以绣为画，称为“画绣”。画绣传统，在神话时代的蚩尤部落已有叙述。传说他们在大迁徙中，为了带走故土那些带不走的家园城邦，把它们绣在了身上。而在历代诸朝，上至皇家，下及庶民，绣个龙凤绣朵花，业已成制度成习俗。目前所见中国刺绣中最大的画绣作品是大英博物馆一件高241厘米、宽159厘米，来自敦煌藏经洞的巨幅刺绣画“凉州瑞像图”(图11)，被认定制作于8世纪左右，约在唐代。大英博物馆的官方介绍中提到，这件绣品主要使用了北朝至盛唐期间十分流行的劈针法、锁绣法等，大多数针脚较长，约0.8~1.0 cm，绣线依绣工理解的人体结构走向排列。

　　存活于汉文化核心区域江南水乡的苏绣，因其精良的刺绣技艺而为传统主流社会接纳，其绣品多为贵族豪门所用，精品进贡朝廷，绣工精湛的绣娘亦服侍于宫廷。以绣为画，在广东、湖南、四川等地上层社会中也很流行，或许与这些地方崇尚科举、诗书传家的社会风尚有关。苏绣、广绣、湘绣和蜀绣的艺术趣味，由此而易受精英文化影响，较早与文人艺术结合，使市井乡俗之作融进了些许华贵雅致意态。如工笔重彩花鸟画风格的绣品，即是苏绣、广绣、湘绣和蜀绣等得心应手的看家样式，迄今依然畅销。

图11大英博物馆藏敦煌藏经洞巨幅刺绣画“凉州瑞像图”局部。图像来自微信公众号“展玩”

当代苏绣、广绣、湘绣和蜀绣，秉承了这种画意传统，兼收西画的某些造型特色，自成一种以针线造型的艺术类型——绣画。近年，模仿油画、照片的绣法开始流行，主要是为名人政要绣像，作为馈赠的高雅礼品。更为名贵的作品，是对古代名画的临摹。2013年举办的“中国传统刺绣艺术精品展”里，广州独秀庄刺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几卷临摹古代名画的苏绣长卷《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永乐宫壁画《朝元图》《百骏图》《百鸟图》《富春山居图》等，以针为笔，线做墨色，巧夺天工的精湛绣技让人惊叹。绣作不仅仅是对画作的原样临摹，更是一种异质化的提升。比如《百骏图》(图12)中的马，绣线不仅再现了传统工笔重彩之形神，而且，在塑造骏马皮毛的时候，绣线依体质结构排列走向，肌理纤毫毕现，呈现出绘画所不具有的鬃毛光泽，平面造型具有了立体质感。《百鸟图》中的鸟羽及《朝元图》中人物毛发的描绘，把绣线发挥到极致，其表现功能略胜于笔。

图12苏绣《百骏图》局部。广州独秀庄刺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

少数民族的画绣属于另外一种造型体系。如果说，汉地的画绣主要继承或模仿的是文人画传统，少数民族的画绣则完全立足于乡土，在形式构成等方面属于自创的民间画传统。在形式上，汉地画绣擅长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尤擅古典工笔长卷和花鸟重彩，近年甚至引入了照相写实主义绣风；少数民族画绣(图13~15)的形式构成是一种原始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奇妙混搭，如果把某个绣片的局部放大，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基本就是马蒂斯、毕加索绘画的原型。少数民族画绣可以写实，但更长于写意或象征，有自己特殊的平面构成方式。其描绘可知而非描绘可见的“透明透视”法，立体主义构成方式等，与古代绘画和民间剪纸等一脉相承，而精神气质又与现代派艺术灵犀相通。荆州马山楚墓出土的刺绣丝织物，刺绣图案有14种，没有相同的。看了这些图案，国外学者说，这是2 000多年前的中国毕加索设计的。

图13苗族刺绣。牛和龙的造型，具有浓厚的立体主义风格。贵州，2006，邓启耀

图14苗族绣片“透明”地显现了孕育于龙肚中的人物。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施洞式，黄英峰摄

图15苗族绣片中鸟兽的造型。贵州，2006，邓启耀摄

各民族挑花刺绣的纹样图案取材十分丰富。植物中的各种花卉、果实、树木、藤葛、作物，动物中的各种兽、畜、禽、鱼、虫，自然现象中的日月星辰、天地云虹、山河水石，人物的立、坐、卧、行各种姿态，以及乘象、骑马、放牧、逐兽、饲禽、歌舞、竞渡、劳作等等场面，以及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器物皆可“入绣”。绣者十分自然地与本民族的生活、劳动、信仰和习俗联系起来，展现了民族风貌。比如流传于彝族、白族和纳西族中的众人连袂踏歌纹挑绣、侗族在包头一侧所绣的数人携手跳舞的彩图，本身就是一幅幅经过高度提炼概括的民族风俗画。

　　各种各样题材的民族刺绣图案与通常的艺术分类相同，大致划分为具象性和抽象性两类表现方法。具象性的刺绣图案一般是将自然界的多个物象有机组合在一起，或再现全貌，或描录局部，或写实，或略作变形，将自然物的外廓形象作为造型构图要素从而把握住刺绣图案形貌和动态规律。图案内容将自然对象巧妙变形的可列为抽象性纹样图案，此类图案有的保持了浓郁的物态情趣，变幻无穷，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有的则更进一步演化积淀成一些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点、线、几何图形和符号。景颇、傣、阿昌、德昂、基诺等民族就常以直纹、弯纹、连接纹、勾角纹、结扣纹、压脚纹、转边纹作饰，而彝族、白族等素有挑绣传统的民族使用的构形“语言”更为丰富。云南少数民族挑绣纹样中最常见的符号花纹有万字、十字、人字、寿字等等，皆含有除邪纳吉的含义，有的还表达了特定的宗教观念和情感。

　　各族各支的审美趣味各异，喜爱的色调不同，例如彝、苗等民族的鲜丽，景颇族的浓艳，白族、壮族的素雅，哈尼族、纳西族的庄重等等。一般来说彩色多于素色，各民族非常重视色彩的选用和搭配，挑花刺绣无不依照传各民族统的审美习惯来使用彩线、选取绣底。

　　三、意绣：刺绣的文化价值

　　刺绣在衣服上属于非实用的附加物，主要功能不在御寒蔽体而在艺术欣赏和传达意义。艺术欣赏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活动，超越一般实用物象而建构审美意象；意义的传达会在更复杂的层面展开，或为叙事，或为象征，或为祈祝，或为禳祛，或为族群认同的符号，或为社会分层的标识。正是绣中所含之意，成就了意绣，使意绣具有了多重的文化价值。

　　早在神话时代，黄帝即把冠服制度的制定，作为“天下治”的政策之一。到后来，皇袍或官服绣什么图形纹章，更有严格规定，不得僭越。在各民族中，服饰不仅是御寒护体的衣物，还是被赋予了丰富文化意义的“文物”。通过各种成文不成文的着衣规则和刺绣图纹，我们可以窥见社会的投影。

　　在苗、瑶、彝、景颇等民族中，绣在衣裙上的图纹就像穿在身上的《史记》和象形的百科全书。他们族群的人和万物来源的创世神话以某种图案呈现，前辈迁徙的故事会以某种花纹记录，不同族群关系和村社传统会用某种衣装表述，某种穿着体现了人伦辈份和冠服制度，哪种针法来源于谁的发明，哪种染料和质地对人的健康有益，哪种式样颜色与人的信仰、属相和命运联系。

　　苗、瑶等族服饰上的绣片图案，基本都是历史事件或民间信仰的形象表达，可以据此说出很多故事。这些故事，远至神话时代逐鹿中原的古史，近至起义抗争的事件，都可成绣；无论是创世始祖，还是天地诸神，亦绣在祭服神袍上，依时敬奉。他们没有文字叙事，但服饰上的这些绣片图案(图16~18)就像他们的“史书”和“神典”，随身携带，世代相传。

　　云南大姚、永仁两县是彝族聚居区，当地每年都要举行彝族传统的“赛装节”。节日形成了民族刺绣工艺的大展示、大汇集，各地的彝族妇女云集于此，身着亲人绣制的花衣裳前来祭扫传说中变为锦鸡的绣花女神。“赛装节”(图19)如同一个活态的绣品美术馆，绣花衣、绣花帽、绣花裤、绣花鞋、绣花包、绣花围腰，五彩缤纷、千姿百态，凡绣艺高超者，皆会得到人们的敬重和赞扬。一位身上绣满马缨花的老太太告诉我：“插花，人喜欢，老祖喜欢，鬼害怕，用花撵鬼。撵家里的鬼，撵所有的鬼。”她的裤角绣有三条腿的小人，手拉手排成一圈，她说这是“打跳”图样，老古辈时就兴这样了。腰带上也有这样的“打跳人”，我问：“人为什么会有三条腿呢?”她们说：“没有三条腿，不稳，不好看。”有人在旁玄秘地笑，说那是男人的那东西。

图16苗族古歌里化生万物的蝴蝶妈妈。龙和飞鸟是苗族古歌中的重要角色。2006，贵州，邓启耀摄

图17瑶族道公服上刺绣的诸神。云南民族博物馆展品，2015，邓启耀摄

图18苗族刺绣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图像。贵州，2006，邓启耀摄

图19云南大姚县昙华区卡拉底乡和昙华山乡彝族自称“依颇”，女子衣服、挎包和头帕上绣满鲜红的马缨花。这种花样与当地流传的“咪尾鲁”(又译“咪依鲁”)传说及每年春季的“插花节”有关。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要将马缨花插在家堂供老祖，并给人畜屋厩插花。云南大姚县，1991，邓启耀摄

民族服饰的图案，是对自然之相的拟形，也是对造化之幻的写意。她们为孩子缝绣虎形帽、虎形肚兜，是为了证实孩子的血脉出自虎裔(彝族)；她们在祭司的头帕上用不同颜色绣以树状纹样，象征性地将民族迁徙繁衍的历史浓缩为具象的密语(哈尼族)；她们头戴鸡冠帽或背披绣有双眼图案的团毡(图20)，据说雄鸡的盛阳和背后的眼睛可以照见并驱除隐匿的阴邪恶灵。这些图案，就像美丽的“巫符”，或为祈福，或为驱邪，经妙手织绣绘染的“点化”，附“灵”在七色斑衣之上。民族服饰艺术的灵魂，不仅体现在“与身相随”的美的形式上，更体现在“与心相映”的悟的神韵上。

图20彝族系在腰后的毡垫“白团毡”，两个圆形绣纹象征眼睛，可防来自身后的鬼邪。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2012，邓启耀摄

这是流徙的民族记录历史表达信仰的一种方式。从现在仍在沿袭的传统习俗看，人类的许多文化现象与远古知识体系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人类是否可能具有超越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共同心理结构上学者们看法不一，但从那些无法用“文化传播”理论解释的相似性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同一心理水平面上大致相似的表象类化过程。不管是用手指头涂抹，用笔描画，还是用针线缝绣，用电脑制作，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用形象、视觉图像的形式完成一种表述。这种表述由于它的具象性习惯被归入艺术类。不错，它可以是艺术，但它同时也是巫术、技术和科学，也是宗教、信仰、教育和语言符号。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它跟文字不一样，文字必须识字才能看得懂。在某种程度上，图像不用翻译的特征更加突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图像基本能看出一个大概。当然在不同的语境里，它也有一些特殊的词汇和释义。同样一个纹样，比如蝙蝠，在某些文化里是邪恶的象征，在另外一些文化里，它又象征着福气，绣在身上表示吉祥。

　　服饰是各民族特别是无文字民族表达自己文化的一种书写方式，通过这种书写，他们建构了自己特有的文化符号。

四、遗产与资产：传统刺绣的危机和经济价值

　　在消费快餐化、产品批发化的当代社会，慢工细活的传统刺绣手工艺面临危机。

　　首先是工业化产品对手工艺产品的冲击。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价值在手工，问题也出在手工。一件手工绣品，需要投入大量人工。在乡村，一件绣衣，制作时间常以年计；一幅苏绣长卷，更需要数十位绣娘数年合作方可完成。在使用电脑设计、机械复制的时代，成批生产的工业化产品，显然对“效率”低下的手工艺品形成巨大冲击。许多传统手工艺作坊因之倒闭，以绣品见长的古村古镇旅游点，充满了粗制滥造的机绣赝品。传统手工艺产品，因时间成本投入居高不下，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

　　其次是传承人后继无人。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城市和广大农村，男耕女织的格局被打破，大批年轻人涌入城市打工，老人和儿童困守空巢。在效益第一的形势下，能够静心刺绣已经成为奢想。主要以口传身授方式传承的传统民俗文化，一旦传承行为断裂，其文化不易留存。

　　再次是社会认知度低。中国刺绣工艺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元素，它是多方面文化和精神提炼的产物，既是物质文化，也是非物质文化；既有实用价值，也包含了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附丽于服装上的刺绣工艺，往往被实用性功能遮蔽了它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尽管手工艺品在西方价格很高，但在中国社会对其的认知度较低，需要通过媒介推广凸显它的独特价值。

　　还有保护、传承与开发脱节。尽管国家近年大力鼓励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扶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但往往保护者与传承者脱节，保护、传承和开发脱节。所以，尽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如果保护、传承和良性开发不能有机整合，这一切都将可能是不可持续发展的。

　　事实上，传统刺绣如果养护得当，开发适度，除了具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也有可能转化为具有可持续性和不可替代性“资产”的经济价值。传统刺绣的经济价值，首先在于“手工”，即手工艺的价值。手工“工绣”融进的是人的智慧和因境而变的技能，针针线线可以看到绣娘的机巧、情感或人生境遇，上面留下了人的痕迹、个性甚至人性的痕迹。那是规整划一、机械复制的机绣所不能比拟无法替代的。这些刺绣工艺依附在棉麻丝绸等物料上，兼容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双重价值。在市场上，手工刺绣与机绣的价格差异巨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

　　作为一种具有深厚传统的艺术形式，“画绣”在几个方面具有相当的开发潜力和市场价值。一是收藏，包括博物馆收藏和私人收藏，目标为绣工精湛的长卷巨作，开价可达数百万。二是馈赠，以名人或政要肖像为题材的画绣，因其既名贵高雅又无钱财珠宝类俗套犯忌的特色，一度成为上流阶层社交甚至国家外交馈赠的高档礼品，也成为刺绣体现经济价值的双刃剑。三是家居装饰或旅游纪念。在几大名绣产地和云南贵州等人文旅游景区，以花鸟、吉像、宠物等为主题的双面绣和少数民族绣片，已经成为旅游纪念的热销产品。这些绣片被配以精致画框座架，成为城里人客厅里很有格调的装饰物。

　　“意绣”，表面上看不到直接的经济价值，但是，一旦它们蕴含的文化价值被发掘出来，它们作为非文字书写文化史的活态“文物”的功能被确认，其多重的“价值”很难估量。它们可能是某个象征图形的深度发现，可能是某种审美意象的创意彰显，也可能是整体文化精神的升华弘扬。所谓“意”，不仅是形式的元素，即美学家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还是更深层的精神元素。在时装界，以民族刺绣图形为“中国元素”的创意时装，开始在业界初露头角。笔者1999年在世界园艺博览会主创的《创意民族服饰展演》和协助杨丽萍完成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印象》，民族服饰的原型意象作为艺术创意的一个重要元素，实践证明是具有创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可能性的。至于服饰及刺绣的精神元素，那更是一个需要在文化层面探讨的问题，它们包含着关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文化本元与文化多样性等基本价值的考量，比如怎样把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具有现代感的时尚意象，那绝不是靠拼贴拷贝几个图案所能实现的。

　　中国传统刺绣具有多重的文化遗产价值，其工艺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它们的核心，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体现在刺绣工艺上，不是简单形式符号的拼贴展示，而是一种古今贯通的神韵与气质的综合呈现。尽管在工业化城市化影响下，刺绣这样的传统手工艺受到各种现代“浪潮”的冲击，数度面临危机，但随着人们对传统工艺的认知和对异文化宽容度的提高，民族文化遗产重新受到重视，文化自信和文化精神正在重建，对传统手工艺的价值，也有了新的认识。什么是中国品牌?我们文化精神的象征是什么?如何把文化资源变成文化资本，把遗产变成资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思考和实践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刺绣工艺，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蕴含着不可估量的机会。

　　（原文刊发于《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