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18日，是中国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日子，当时是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第一次，可是在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应，相反稍晚四年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日本歌舞伎，在日本国内是举国欢庆，当时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比较了解这方面的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开创了局面，到今天整整十五年的时间。”这个场面一直在中国文化部非遗司巡视员马盛德的脑海中。

　　十五年之后，去到中国的任何一个旅游景点都有非遗元素的纪念品出售，甚至连路边摆摊的小贩都说自己卖的东西是非遗产品、自己是非遗传承人。尽管在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中，从国家顶层设计到民众意识普及，马盛德深知这十五年时间的不易，在如何保护、传承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和工作中，我们仍面对着各界不同的声音。但正如马盛德所言，在如履薄冰的探索与实践中，其主流方向仍是民族的凝聚与文化认同，十多年来非遗保护没有出现方向性的偏差，这当属不易。

　　“非遗传承人群保护”三部曲

　　正如中国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讲话中所提出的“非遗保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2001年到2016年，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分，前十年，政府完成了非遗保护相关的法律程序，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又集中力量来完成民众的普及意识，而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全新的命题。

　　早在200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聘请了‘民间艺术创作研究员’，当时是聘请了30个人，包括唐卡、年画等艺术门类，这在当时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是对于民间艺术家门的一个社会地位和技艺高超传承方面杰出贡献的认可，当时引起的媒体舆论的宣传，这也是重要的一步，证明了我们国家对于我们根脉传承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之后就有了国家对于传承人的认定。”马盛德对雅昌艺术网说道。

　　这就是后来的2005年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工作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颁布实施，全国已有22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保护条例。文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就国家级非遗保护与管理、专项资金管理、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生产性保护等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文件。

　　“在国家顶层设计的环节中，对于传承人的保护和支持首先有了法律上的保障，最重要的在财政方面，有了更加明显的体现，就是对于传承人的补贴，刚开始是8000元一年，后来很快上调到10000元，直到今年，我们对于传承人的补贴将提高到20000元，当然这个补贴是对于传承人传习方面的补贴，不是生活补贴。每一个省份的具体补贴的方式方法不同，有些省份在年终的时候还会有一个的考核，比如一年必须有创作、有展览宣传、参加社会性公益时间，比如每年的非遗日等。”

　　第二个同步进行的重要阶段就是对于民众意识的提高，尤其是在经历了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就是民间艺术，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代表，这禁锢了对于民间文化的传承。

　　“为了打消民众对于这些误区的传播，尤其是今天进入到了工业文化和信息化非常发达的时代，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人类的文化意识越来越自觉了，尤其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了转变，开始有了回归传统文化的迹象，但是另外一方面非遗保护是人的活态传承是带在身上的，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的非遗保护在今天进入到了一个深水区，这个深水区不能说有多么大的危险，就是挑战增多、难度加大，难点很多。因为前十年我们主要精力架构顶层设计，现在我们开始这一块完成以后再想每个门类传统美术、传统工艺怎么保护的时候直接碰到了遗产本身规律和特点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很多问题，难度就增加了”。

　　为了实现全面提高非遗传承水平，扩大传承人群的培训目的，传承人群的培训成为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新的历史阶段一个重要保护措施。为此文化部非遗司倡导各院校、企业在恪守“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原则下，积极开展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工作。

　　传统“非遗传承”的语境与变化

　　“传统工艺的传承，主要指上一代人掌握的造物技能和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总不过是师傅带徒弟、老师教学生，只不过有的师徒之间有血缘关系，有的没有血缘关系，有的在族群或家庭生活中耳濡目染无师自通，有的向师傅学习过却没有拜师，有的仅仅参加过集体培训，还有一些手艺人是专门替别人打工的，例如绣花的家庭妇女或按图样剪纸的残疾人。目前比较常见的工艺美术生产单位，是家族企业或原国营厂改制后形成的企业，小的企业以家庭或工作室为单位，大的企业员工成百上千。“传承人”或“大师”的子女，不一定只学手艺，不少还兼做设计或管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非遗研修研习计划清华美院项目负责人陈岸瑛对雅昌艺术网说道。

　　而传承人群对于非遗的传承方式，也正如陈岸瑛所讲的，“师傅带徒弟”是最为传统的方式。如果更加详细的去区分，则有三种方式。

　　“第一个是家庭式的传承，家庭里可能父亲是金银铜器的工匠，儿子就会在家庭的氛围中，和父亲学习相关的制作工艺，母亲是搞剪纸的民间艺人，那么女儿可能会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在这种家族式传承的关系里，一个是方便，一个是家族传承的自然性，这个是民间包括非遗传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形式。”马盛德对雅昌艺术网说道。

　　剪纸艺术大师高凤莲就是家族传承的代表案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高凤莲祖孙三代都是剪纸的民间艺术大师，她的小女儿刘洁琼从小就在母亲的熏陶下学习剪纸，其实这就是根存于高凤莲家族的文化基因。高凤莲祖孙三代的剪纸虽然是非常典型的个案研究，但这种母系的自然传承在民间其实非常脆弱，比如民间刺绣在中原地区已近消失了，目前只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

“第二种传承就是师徒关系，师徒传承基本上打破家族和家庭的格局，因为有一些匠人的手艺不一定在这个家族里，有的是在外家里传承的，外家的人想要学习这门技艺，可以来找师傅学艺，这种师徒传承是民间文化和非遗传承中最为普遍的一种，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马盛德对雅昌艺术网记者说道。

　　“我在青海热贡地区工作了八年的时间，夏吾角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同时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很多藏区里的大型泥雕和泥塑都是他的作品，他同时还是热贡艺术传习院的院长，招收了很多的徒弟来学习和传承热贡艺术，这种方式就是师徒传承中的代表。”马盛德进一步说道。

　　但是在受到经济、场地等成本方面的影响下，师徒式的传承比较容易受到限制，以中国花丝镶嵌大师以及非遗传承代表人王树文工作室为例来看，受到精力等方面的影响，一个工作室能有3-5个左右的徒弟，但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创作的徒弟，在培养的成本上是不易的，能够独立的徒弟也是少数的。

　　那么第三种方式其实是非遗司在2015年度启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群的研修研习培训班，目前还处于试点状态，首先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需要解读，就是“非遗传承人群”。

　　“非遗传承人群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的人群其实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有的是个体手艺人，有的是企业主，有的是博物馆馆长，有的是大学教师，教育背景也多种多样，甚至还有研究生和海归。只要学习并掌握了一门列入非遗名录的传统技艺(而不单纯是经营者、研究者)，就可以被宽泛地称之为“传承人群”，如果能取得一定的成就、满足一定的条件，便有可能被认定为“传承人”或“代表性传承人”。陈岸瑛对雅昌艺术网说道。

　　而在这样的一个试点状态中，清华美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作为首批的试点单位都有参与。

　　当代非遗传承人群的“传承”与“挑战”

　　“从非遗传承的视角来看，我们往往只看到师徒、父子关系，但其实任何一个在现实中进行生产的工艺门类都是一个产业链，涉及从研发、选材、制作、包装、推广到销售的一系列环节，工艺制作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当然，在这个产业链中，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是最核心的资源。过去的老师傅或企业很注意保密，例如传男不传女等等，现在虽然要开放得多，但至少保持自身的工艺特色还是至关重要的。手工制造和机器制造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产品的质量和品质极大地依赖于个体的技能、经验和见识，而这些东西不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是很难传递到下一代的。老师傅找不到徒弟，年轻人不愿耐下心来学手艺，是目前制约传统工艺发展的瓶颈问题，也是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一大难题”。陈岸瑛对雅昌艺术网说道。

对于此，从高凤莲祖孙三代的剪纸传承中也能够看出其中的端倪，高凤莲在教导女儿刘洁琼剪纸中，最常用的话就是：剪纸任你摆来摆去，摆的劲越大越好，显得会动，有活气;不会动，死挺挺的，怎能活泛?剪纸是自己的事，心里有了才剪。从第二代刘洁琼和第三代樊蓉蓉的剪纸中，能看到高凤莲家族剪纸的传承和个性化的创造。这种依靠“剪纸基因”传承的方式显然不能够在家族以外的地方得以传承。

　　另外一组确实的数据更是让我们体会到了非遗保护的急切感，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1986人，到2015年8月份，有259人已经去世，目前在世的人员中，其中70岁以上的占据了50%以上，普遍出现年龄偏大的情况，这个自然规律也是迫使对于非遗传承人群培训出现的必要性。

　　“刚才说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对于我们非遗来讲，有一个自身的特点，就是大家普遍觉得容易出现土、不时髦的现象，尤其是现在我们对于和非遗相关的旅游产品，在管理上很松，品质相对比较差，更是让大家有了这样的印象，所谓非遗的东西就是土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情况，比如漆器我们也是可以在接受了现代审美后，融合传统的方式，做出很漂亮的漆器工艺品。”马盛德对雅昌艺术网说道。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断裂的情况下，加上后继无人，年轻人对于非遗产品本身认知上的缺乏，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传统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下的需求了，所以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把传承的培训放在好的院校里。“但是在好的院校里并不是教传承人群怎么样拿剪刀，怎么样一点点的画，而是从审美意识观念上进行研修。”马盛德进一步说道。

　　“比如在我们的试点中，中央美术学院本身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所在地，又有靳之林先生、乔晓光老师等这样的非遗与民间艺术研究与创作的专业人士在，所以我们才小心翼翼的进行尝试，开设了非遗保护与现代生活的课程。在课程的设置上，第一节课是关于非遗保护的一些通识，包括法律法规等等方面，第二节课是非遗典型案例赏析，第三节课上传承人讲坛，是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来央美给参加培训的传承人群上课，与大师近距离交流互动。”

　　但同时，家族式的传承以及师徒关系的传承等依然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

　　“文化部非遗司针对工艺美术行业、委托高校承办的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班，与以往的工艺美术培训班虽然在培训对象上有重叠之处，但在目标上却有所不同。非遗研修班的目标是提高传承人的传承水平，扩大传承人基数，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将培训对象扩大到传承人的子女、徒弟和其他从业人员。”陈岸瑛总结道。

　　结语：中国非遗保护十五年，从国家顶层设计到民众意识普及，到今天对于传承人群的保护，是伴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改变而进行的，非遗的当代传承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这种传承也是高超技艺的传承，也是对于传统文化在今天“再发展”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