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演出市场的现状及对振兴戏曲的思考

刘 文 峰 

    戏曲艺术曾是我国城乡人民主要的娱乐形式，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落景象。其主要标志是城市中的剧场因观众越来越少，票房收入难以维系而关闭或改作他用；与此相应，有相当多的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剧团因没有戏演或因演出赔钱而面临解体的危机。近年来尽管各地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采取了各种措施，如中国剧协进行的一年一度的梅花奖演员评奖，文化部举办的文华奖评奖、文化部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选，以及各种戏剧节、艺术节等来激励戏剧的繁荣，但并没有扭转戏曲在城市中的衰落。中国戏曲果真像有人断言的那样走到了尽头，不可挽救，必然灭亡？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在2002年至2004年承担了国家艺术学科重点项目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笔者作为课题负责人之一，到福建、山西、河南、陕西、青海等地作过调查，并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全国的其他一些城乡作过考查，现将了解的情况和我的感受向关心我国戏曲发展的读者做一汇报。
                        一、 农村戏曲演出市场的现状
    中国的戏曲艺术产生于民间，是一种活在舞台上、艺术形式不断新陈代谢的艺术。一种新的戏曲形态在民间形成后，流入城市，受到都市文化和市民审美意识的影响后向雅的方向发展，步入上层社会的艺术殿堂后在形式上逐步凝固以至僵化，最后走向衰落。在我国戏曲发展历史上，宋元杂剧、明清传奇都经历过这样的道路。以梆子、皮簧为代表的地方戏在明末清初形成后，经过３００多年的发展历史，虽然在城市出现了衰落的景象，但在广阔的农村并没有出现能取代旧的戏曲形式的新戏曲。农民对传统的地方戏依然一往情深。笔者在海南省儋州一个农村观看过民间剧团演出的儋州山歌剧《睡错床》，这是一出反映民国年间婚姻问题的悲喜剧。能容纳三四千观众的露天剧场水泄不通。戏演到悲伤处，全场观众唏嘘叹惜，演到滑稽处，男女老少开怀大笑。笔者询问坐在周围的农民观众，发现他们对剧团的演员、演出的剧目、所唱的曲调如数家珍。原来这个村每年都要请此剧团来演出。这一次我们到山西、陕西考察民间戏曲，所到山西的长治、长子、晋城、临汾、离石、临县，陕西的宜川、延安等地，无论是地市级剧团，还是县剧团，都在农村演出，而且无一不是在露天剧场演出。在长子县常村，我们看了山西上党梆子剧院二团演出的《秦香连》、《雁门关》、《狸猫换太子》，见常村四周的农民赶来看戏，有骑自行车的，有骑摩托车的，还有赶着毛驴车来的，另有集体坐拖拉机或农用大卡车来的。观众中有年过花甲的小脚老太太，也有少年儿童，更多的是中年人。在临汾市西北郊的乔李村，我们看了临汾蒲剧院演出的《薛刚反唐》，又在宜川看了宜川县蒲剧团演出的同一剧目，在临县佛堂峪村看了临县晋剧团演出的《小宴》、《八珍汤》，在临县雷家碛乡看了临县道情剧团演出的《卖菜》等，来看演出的农民观众无不携老带幼、比肩继踵而至，戏场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据佛堂峪村的观众介绍，该村在过去每年要唱四台戏，因这两年经济状况不好，每年只唱两台。临县有一千多个自然村，即使有500个自然村每村每年唱两台戏，每台以4天唱7场计算，全县至少要演出1000台、7000场戏。山西有118个县（市），498个镇，1412个乡，32298个村。全国有多少个乡镇，多少个村？每年需要演多少台戏？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演出市场。还以临县为例，该县有县晋剧团和县道情剧团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民观众的看戏需要，还又出现了18个私营职业剧团。走进农村露天剧场，你绝对感受不到戏曲危机。所以，有人断言中国戏曲要灭亡，肯定是不了解中国戏曲发展历史和它赖以生存的条件、及当前农村演出市场的实际。
                        二、 农村戏曲演出市场的特点
     中国戏曲是在民间产生的，同时又是在民俗活动的氛围中逐步成熟和发展的，农村始终是它的主要市场，农民始终是它的主要观众群体。在自然地理、经济文化、观众审美意识诸因素的制约下，各地农村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演出习俗。这些演出习俗又影响到演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不同于城市戏曲演出的特点和规律。
    一、季节性。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要受农时的制约，演戏一般集中在春耕之前农历的正月、二月，麦收之后的六月、七月，秋收之后的九月、十月。北方农村由于冬天寒冷，十一月、十二月很少有戏曲演出。南方天气炎热，七、八月份也很少有戏曲演出。
    二、与传统节日有密切的关系。春节到元宵节，是我国各地戏曲演出的旺季。其他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等许多地方亦有演戏的习俗。藏族的雪顿节，是藏戏演出最集中的节日。
    三、与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酬神赛会、春祈秋报、红白喜事，各地农村都有演戏的习惯。农民信奉的神灵有山神、土地、财神、灶君、龙王、观音等。农民的宗教信仰，佛、道、儒的观念都兼而有之，但没有象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那样强烈，既无完整的思想体系，有无严密的组织，更无政治目的，只是一种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精神寄托。农村中的庙会戏，最初是出于“酬神”的愿望，但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宗教迷信的色彩越来越淡化，而成为以“娱人”为主的演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农村的庙会戏普遍得到了恢复。我们在临县佛堂峪村看的演出，就有村民“酬神”的意思在内。在戏场的后面，即舞台的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用红布临时搭起来的神棚，里面有龙王、关圣、二郎神、观音菩萨、达摩、天地神、风神、虫蛾神、文昌、魁星、河神、财神、土地神、山神共14个牌位。牌位前供有果品、香烛。有一个记帐先生经管捐戏资的帐目。半天见有一老者走来，在神棚供桌前磕了一个头，但并未捐钱物。听记帐人说，村民不用现交钱，记一个数，年终结算。我们就此问村里干部的看法，村干部无奈地说，不搞这个形式，村里一但有个天灾人祸不好交待。再问看戏的村民信不信神圣？大家笑笑，没有一个人肯回答。由此看来，酬神演戏只是农村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一种习俗，不能简单地看作迷信活动。如果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把它作为“四旧”破除，就等于剥夺了农民看戏娱乐的权利。故我们在研究民间戏曲的时候，要尊重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民风民俗，不可再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此外，在山西农村，还有给逝世的老人送殡和为儿女成亲时请民间鼓乐班作场奏乐的习俗。有请一班的，也有请两班或数班的，根据家庭的经济实力而定。鼓乐班除吹奏民间曲调外，还吹奏戏曲唱腔，有时还有离退的戏曲演员参加清唱，这也是戏曲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次我们虽然没有机会看到这种演唱形式，但据当地戏剧界同行介绍，这种形式是普遍存在的。上党地区称之为“扮代嚎”、“钻丧棚”，晋西吕梁地区称之为“赶事宴”，参加清唱的人一天可有20至30元的收入。笔者的老家也在吕梁地区，这两年回老家探亲，曾看到过这种演唱形式。参加演唱的一般都是剧团有演唱功底的主要演员，一生一旦，在有胡琴、唢呐、鼓板、电子琴等混合乐队的伴奏下清唱戏曲传统剧目，如《打金枝》等。这些演员，既能唱戏曲，又能唱流行歌曲，而且演唱水平很高。笔者所见临县晋剧团的两个演员参加“赶事宴”清唱，一个晚上4、5个小时，时而唱戏曲，时而唱流行歌曲；时而独唱，时而对唱，声音洪亮，吸引来周围数村的观众。无论是办丧事请鼓乐，还是办喜事请鼓乐，主家都图得个吉利热闹。年龄大的人死了，当地人认为是一件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故又称之为喜丧。儿女请鼓乐一方面是为死去的老人送行，让其快快乐乐地升入天堂，另一方面也是代死去的亲人向亲朋、好友、邻居表示酬谢，为大家提供一次观赏民间艺术的机会，这也是长期形成的民间习俗。这几年，民间的演戏习俗有了新的发展，商店开张，在门前搭一个戏台，歌舞庆贺，常常请当地的戏曲名演员唱一段，我们在晋城市就看到了这种场面。
　　四、与集市贸易的关系。我国各地的农村乡镇都有在固定的时间举办商品贸易活动的习俗，农民到市场上买自己需要的生活和生产物资，或出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北方称“赶集”，南方称“赶墟”。在赶集的日子，是民间戏班和各种民间艺人行艺的好时机，商家亦常常组织演戏来吸引顾客，繁荣市场。新中国成立前，集市贸易中的戏曲演出，一般由当地的商会出面组织，常常将集市贸易与当地大的庙会结合起来，如关帝庙会、财神庙会、城隍庙会、奶奶庙会等。农民既来烧香许愿或还愿，又来作买卖，还来看戏，一举多得。故这种庙会演戏的规模都比较大，常常是几个班社同时演出，唱对台戏。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庙会因带有迷信色彩大部分被取缔了。八十年代中叶以后，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又有所恢复。各地政府为了活跃市场经济，促进商品贸易，增加财政收入，每年都要举办一到两次商品交易会，组织各种民间艺术演出，地方戏是其中的主要节目。我们这次到山陕考查民间戏曲，在陕西的宜川，正赶上当地举办这样的商品交易会。在县体育场，既有戏曲，又有电影；既有歌舞，又有魔术杂技，还有各种游戏，四周还有许多卖小吃的商贩，商摊货铺集中在体育场前的一条大街上，游客和观众有数万人，热闹非凡。我们在每个演出点上看了看，还是戏场上的观众最多。当晚演出的是蒲剧《薛刚反唐》，由该县蒲剧团演出。尽管天气已经冷了，但台下的观众还是被唱了几百年的薛家将不畏权奸，赤胆报国的悲壮故事所吸引。而在歌舞场，尽管有高音喇叭作宣传，还有三个穿着“三点式”泳装的女演员在迪斯科的音乐伴奏下扭捏作态，观众还是在门外裹足不前。由此可见，古老的戏曲艺术在农村还有很大的魅力。
    为演戏，各地农村都建起了钢筋水泥新式舞台或仿古式舞台，我们在长子县下霍村参观了该村建的三座戏台。有一座建在村民委员会大楼前的广场上，有两座建在村外白云山庙前的广场上。平时演戏在村里的戏台上，白云山庙会时，要请两个剧团唱对台戏。由此可见，此地演戏之兴盛，农民好戏之强烈。
                        三、 农村戏曲演出市场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农村戏曲演出市场是不是没有问题可谈了呢？非也。
    第一，农村戏曲演出市场虽然很大，但管理不善。演出市场放开后，农村出现了许多私人办的职业剧团。这些私人剧团人员少，负担轻，同时采取高价挖角，底价演出或给村干部回扣的办法与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剧团竞争。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剧团人员多，负担重，演出的开销大，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许多台口被私人剧团占去。为了争夺演出市场，只有压低戏价。戏价低了，演出收入下降，不仅没有财力投入艺术的再生产（如购置更新戏装、道具），而且因工资低，导致主要演员外流，演出质量下降。如此恶性循环，使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剧团的生存越来越艰难，不少县级剧团因此而解体。以山西吕梁地区为例，全区15个县市，大部分县级剧团或解体，或让私人承包，目前还能坚持演出的只有交城、文水、孝义、临县几个少数剧团。据开封市豫剧团、山西忻州市北路梆子剧团、山西临县晋剧团负责人介绍，因这些地区戏价底，剧团一年要演出10个月，近400场，但仍然不能全额发放演员的档案工资，更无力补充和更换演出服装道具和音响设备，戏装破旧，无竞争力。在这种局面下，有的主演调到省级剧团，有的主要演员亦有被私人剧团挖走的危险，剧团的处境岌岌可危。我们看了临县晋剧团的演出，演员阵容可观，唱念做打上乘，但服装确实破旧不堪，蟒、靠有破损后拿针线相连的，褶子、袄裙有打补丁的。
    第二、演出剧目少，排演新戏难。从这次我们调查的几个剧团看，不仅演出剧目少，而且大部分是你演、我演、他演，大家都在演，演了几百年的十几出传统剧目，仅在宜川县蒲剧团的演出剧目单上发现有《继母情》、《农家新事》、《合同夫妻》、《感谢信》４出现代戏。谈到演出剧目少，排演新戏难的原因，剧团的同志反映：首先是经费缺乏。地、县级剧团经费的主要来源靠演出收入。因城市剧场卖不出票，主要在农村演出。农村经济比较好的地方，如晋城市所属农村，山西上党梆子剧院所属剧团一个台口四天演７场戏（下同）的戏价在21000元左右，县级剧团在7000元左右；农村经济较差的地区，如吕梁地区和忻州地区，地区剧团一个台口7000元左右，县级剧团仅3000元左右。地市级剧团演职员在70人左右，县剧团在50人左右。扣除演出费用，地市级剧团每月的平均工资在500元左右，县级剧团只有300元左右。为了维持这个水平，剧团就必须多演出。就我们所调查的剧团看，演出最少的300多场，多的在400场以上。演出旺季，4天换1个台口，两三个月不休息。剧团在平时没有排演新戏的时间，演员没有练功的时间。即使在农历11月、12月休整时间，因排演新戏要添置新的服装道具，剧团拿不出这笔钱，无法排。加之现在演员流动性大，每年都有调出或调入的，需要大家一起对戏，为下一年演出做准备。其二是很少有适合在农村露天剧场演出、符合农民观众欣赏要求的剧本。他们称农民观众的文化修养有限，人物性格复杂、思想内容深奥的戏看不懂。农民喜欢故事生动、有头有尾，人物性格鲜明、大悲大喜的传统戏和反映农村现实和农民疾苦的现代戏，而这两方面的剧本很少。这不禁使我想到这些年调演、会演和为评奖入京演出的一些剧目。我们的剧作家和导演似乎忘记了农民观众，排演的剧目不仅不是为广大的农民观众看的，而且连我们研究戏剧的都有时看不明白。剧团不在戏曲表演上下功夫，而是在舞台灯光和布景上耍花样。花大钱、大制作的戏，只能在大剧场演，演出成本高，得奖后就收场。这样的得奖剧目如何能保留下来，又如何在农村演出市场推广？这不能不说是戏曲危机、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脱离生活、脱离８亿农民观众，戏曲不可能真正振兴。这是我们考查民间戏曲后的最大感受。
                         四、 关于戏曲振兴的一点思考
    谈戏曲的振兴必须先弄清戏曲衰落的原因。戏曲的衰落固然有外部的原因，如影视的发展和传播媒体的多样化，但也有我们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过多地强调了戏曲的高台教化作用，忽视了它的娱乐功能，造成演出剧目越来越少。对农村演出市场的特点认识不足，把与戏曲演出有关的民间习俗不加分析，一概当作封建迷信加以取缔和限制，致使农村的演出市场越来越小，不能满足农民的看戏要求；对戏曲来源于民间，需要民间艺术的不断滋养，才能生存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把戏曲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创作思想脱离广大农民观众，使戏曲艺术生产与观众消费脱节；演出市场放开后，对地区以下的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剧团缺少必要的经费投入和业务指导，对私营剧团的发展缺乏统一规划，造成演出市场的无序竞争。
    找准戏曲衰落的根源后，笔者认为振兴戏曲首先要解决两个认识问题。
    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把戏曲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以繁荣农村戏曲演出市场作为振兴戏曲的目标，以推动城市戏曲的发展。脱离农村演出市场谈戏曲振兴，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把财力、人力、精力主要用于培养艺术人才、剧目创作、改善剧团的演出条件上，减少过多过滥的调演、会演、评奖，不能将评奖作为振兴戏曲、促进戏曲繁荣的主要手段。目前，由于各种各样的评奖给各地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有的地方把能否评上奖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拿到“梅花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就能升官提职，评不上就有丢官免职的危险。一些剧团为了晋京拿奖，不仅中断正常的营业演出，而且要赔进公共积累，有的甚至卖掉了家当。地方政府为了支持剧团角逐得奖名额，不得不拨出巨款。如经济贫困的山西忻州地区为评三个梅花奖演员，每一次拨专款少者十几万元，多者数十万元。笔者在调查民间戏曲时，走访了山西吕梁行署文化局的副局长梁镇川同志。当时他正在灯下修改剧本，据称是为剧团晋京夺取梅花奖做准备。谈到评奖，他感到压力很大。吕梁地区是目前山西唯一没有梅花奖演员的地区。本来吕梁是一个出艺术人才的地方，许多著名的晋剧演员都出自这里，如老一辈的郭兰英，中年一代的田桂兰，年轻一代的宋转转等。但因该地区贫困，无经济实力送演员入京角逐梅花奖，致使优秀演员流失严重。作为主管地区文化工作的副局长，他觉着再不争取得奖，难以见江东父老，但要筹集几十万的活动经费，在吕梁这样一个许多单位连工作都不能按时发放的贫困地区谈何容易！
     除了经济负担外，地方文化部门和剧团还要千方百计打通各种关节，了解获奖剧目评奖的内幕，按评委们的胃口选择剧目，高价请得过奖的编剧和导演加工剧目。然而，用重金包装出来的剧目除给领导和专家、评委们审查演两三场外，一般观众难得一看。一但得奖，便束之高阁。因为这样的戏，不是观众不爱看，就是普通观众看不懂，根本无法普及。剧团不演便罢，一演总赔钱。由此形成了专家评委们看好的戏观众不喜欢、剧场不买座的怪现象，并引发出评奖中的不正之风和行贿受贿的丑闻。
    过去，我们常讲“观众是上帝”，而现在似乎观众不是“上帝”了。在一些地方文化部门和剧团及演员心目中，“上帝”是带着各种光环的专家和评委，他们的一票决定着演员、剧团及地方文化主管领导的命运。如果得奖，演员立刻就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工资、职称、房子等有关个人的名利问题迎刃而解；剧团也因此而提高身价，无论是写台口定戏价，还是向上级申请经费，都理直气壮；地方文化部门的主管领导更会因此“政绩”而得到提拨重用。文化部门忙于组织举办各种各样到“节”，少数专家评委们忙于各种评奖，不是被邀请到各地看戏，就是参加各种座谈会，的确感到了戏剧的“繁荣”；而真正的“上帝”?D?D观众却被遗忘了、架空了，他们无戏可看，也感受不到戏剧的繁荣。由此造成了振兴戏曲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国家也为振兴戏曲花了不少钱，但是却出现了戏曲的演出剧目越来越少，戏曲的观众也越来越少的尴尬局面。
    调演与评奖有如此弊端，是不是以后不要搞调演和评奖了呢？非也。其一，调演和评奖要在数量和周期上加以限制，不能年年搞、月月搞，你搞、他搞，我搞。四、五年搞一次足矣，而且要宣传、文化、剧协联合搞，专家评委与观众共同参与。其二，调演与评奖的剧目一定是经过广大观众（专家和评委只是观众的一部分）和演出市场的检验，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剧目。这样的得奖剧目才有权威性，才能在各地推广、普及。文化主管部门要在推广和普及优秀剧目上下功夫，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形成剧团演新戏、演好戏的氛围，国营剧团要真正起到试验、示范、推广优秀剧目的作用。
    其次，要加强农村演出市场的规范管理，限制私人职业剧团的盲目发展，禁止不正当的竞争。作为戏曲演出团体，要把自己的力足点放在农村，创作和排演适合农民欣赏口味的戏曲剧目，掌握农村戏曲演出市场的特点，尊重农民看戏的风俗习惯，发挥戏曲擅长营造节日气氛、形式多样、适应性强的特点，扩大自己的演出市场。如果我们的戏曲艺术家真正创作出既反映时代的精神，又有深厚艺术底蕴的戏曲精品，不仅会繁荣农村的演出市场，而且会带动城市戏曲演出市场的振兴。笔者凭自己对中国戏曲发展史的认识和这次对农村戏曲市场考查的结果坚信，具有深厚文化艺术底蕴的中国戏曲，只要不脱离生它养它的民间土壤，就一定能根深叶茂、繁荣发展。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