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墨是中国传统社会记录知识、创作书画作品的重要材料，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墨技艺历史悠久，集中体现了历代墨工精湛的手工技艺，蕴含着中华民族独具的科技智慧和人文情怀。墨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通过从侧重物质属性的材料和形制两个方面的分析，提出墨的本体结构的根本性。在着力探究了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兼具、主体与客体融合的制墨技艺之后，从价值层面讨论了墨的文化功能和文化构建两大非物质形态，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形之墨、制墨，用墨所承载的民族性格、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等核心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

【关键词】中国墨；文化遗产；物质形态；非物质形态；技艺

墨在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作为主要的书写、刷印、图绘材料，它承担着记录知识、创作艺术作品的重任。制墨技艺经过不断改良，集中体现出历代墨工的精湛技艺，凝聚着中华民族独具超卓的科技智慧、人文情怀和艺术品格。

如今，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墨，其存在形态包括物质形态的本体结构和非物质形态的精神结构两部分，二者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墨的本体结构，包含不同时代各种类型和风格的实物墨；墨的精神结构，主要体现在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墨对接融合而构建的文化创造与审美体验的关系之中。本文首先从物质性层面入手，对墨的材料和形制等物质形态进行梳理分析，然后对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结合的表现形态——制墨技艺进行探究，最后从更偏向于精神性的价值层面，就作为主体的人对墨的创造经验和文化体验进行探讨。

一、墨的材料与形制

（一）不断革新的制墨材料

中国的人工制墨历史悠久。根据文献中“刑夷制墨”之说①，可推断人工制墨在西周时期已经产生。传统制墨体系初成于汉代，早期制墨使用的烟料以松木燃烧而得的松烟为主。魏晋时期，制墨原料基本固定下来，主要包括烟料、胶和以发墨、防腐、增香为主要作用的辅料。三国时期“韦诞墨”（也称“仲将墨”）率先开始在制墨中添加辅料，因之得到了“一点如漆”的美誉。至晚在南朝时期，已出现使用油烟制墨的方法，最早见载《文房四谱》中南朝刘宋时将军张永的“麻子墨法”。

隋唐时期，出现了很多知名墨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易州奚氏家族。奚氏家族在奚廷圭时声名最盛，他因制墨技艺高超深受南唐后主李煜赏识，被赐李姓，在当时有“黄金易得，李墨难获”之誉。李廷圭制墨用料十分讲究，他在墨中加入麝香、珍珠、犀角、藤黄、巴豆、樟脑等药物，起到减烟气、除胶臭的作用，并提升了墨的硬度和润泽度。宋代以后，由于松木资源供不应求，松烟墨逐渐衰落，油烟墨的地位逐渐上升。制备油烟的油料种类有很多，如麻子油、桐油、菜子油、豆油等，其中：“桐油得烟最多，为墨色黑而光，久则日黑一日。余油得烟皆少，为墨色淡而昏，久则日淡一日。”②此时开始，制墨原料的选择愈加多元化。除了松烟与油烟两大种类外，还出现了漆烟墨、松油墨、松脂墨、混合烟墨等不同种类。

明代以后，制墨技艺更加考究，且十分注重装饰性。除了传统的黑色墨，还出现了将矿物质颜料碾碎后和胶入药而制成的彩色墨。这一时期，很多知名的墨工和墨号的用料配方不尽相同，其差别主要体现在添加的辅料上。目前已知制墨的辅料种类多达千种，功能也十分多样，包括防腐增香、助色增黑、解胶祛湿等。常用辅料，防腐增香者有冰片、麝香、檀香、丁香、藿香、零陵香、甘松等，助色增黑者有朱砂、绿矾、雌黄、硫酸铜、珍珠粉、银朱、青皮、紫草、黄芦、黑豆、牡丹皮、黄连、丹参、胡桃、草乌头、猪胆等，解胶祛湿者有梣皮、生漆、蛋白、紫矿、皂角、当归、木贼草、巴豆汁等。随着辅料种类越来越繁杂，一些辅料的使用越发疏离于对实用价值的追求，比如玉屑、金箔等贵重辅料，虽能使墨增加光泽，但其性价比过低，更多是追求一种噱头。因此，明清时期出现对墨中过度添加辅料不甚赞成的观点，如明代谢肇淛认为：“古人书之用墨，不过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可为也。后世欲其发光，欲其香，又欲其坚，故造作百端，淫巧还出，价侔金玉，所谓趍其末而忘其本者也。”③也有少数墨工不愿追随这种时风，比如蔡瑫，他制墨“自烟煤、胶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剂有法，甚黑而光”④。

清道光年以后，易产易得的工业炭黑等原料对传统制墨烟料产生冲击，市场上制墨材料良莠不齐，制墨开始由盛转衰。近现代以后，制墨行业进入了“工业化”时期。传统材料的短缺、现代工业原料和香精的批量化应用等问题出现，使传统制墨面临一定挑战。

（二）墨的形制

除材料外，墨的物质形态还表现在形制方面。历史上液体形态的墨难以考证其存在和规模，实物、图像和文献所见、所记则主要为固体形态。

西汉以前的墨需碾压后用水研磨使用，其硬度和密度都较低。就考古实物来看，现存最早的人工制墨实物发现于1975年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为圆柱形。

另外，从1953年发掘的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上可见，“主计史”座前所放三足砚上有一墨锭，为圆锥形⑤。1983年，广州象冈山西汉代南越王墓出土墨数粒，为圆饼形。由此可知，西汉时期的墨形态简单朴实且质感粗糙，应是由软质墨胚捏制而成。

东汉时期，墨模的出现提升了墨的质量和密度，规整了墨的形状，也改变了墨的使用方法和研磨器的形制。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5枚残墨，学者根据其表面纹理鉴定其为东汉时期由墨模压制而成的墨锭。197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郊出土一枚墨锭，形似松塔，表面有鳞状纹理，十分坚实，明显由墨模压制而成（图1）。但是，此时由于墨锭的制作成本还比较高，因而并未得到普及。在民间，丸墨仍然被广泛使用。

▲图1 东汉松塔形墨（高6.5厘米、直径3厘米，宁夏博物馆藏）

魏晋时期，墨模的使用更加普及，墨锭质坚细腻，形状较之前规整，但还不规范。根据考古实物可见，除了圆柱形、圆锥形等形制外，还有圆台形，这种墨形是为了配合南朝普遍流行的一种砚心突出的青瓷砚使用的。

唐宋时期，墨模形制更趋于规范而多元，墨锭以长条形或棱柱形为主，此外还有细长笏状、舟状、牛舌状和圆团、圆饼状等形式。此时的墨锭尺寸更大，长度可超过20厘米。墨面普遍模印图案，较之前更为细致、精美。同时，还首次出现模印文字，文字内容包括墨工或使用者的名号，以及对墨锭特征的描述等。这意味着此时墨工已开始注重宣扬自己产品的特色，打造自己的品牌。而且，墨锭开始兼重形质，逐渐由实用品向艺术品转变。至元代，国运祚短，制墨的发展也出现停滞，仍然延续宋代的形制和工艺。

明代以后，墨工制墨更加注重墨的造型及风格。墨锭形状也极大丰富，大、小、方、圆、平、扁等各式兼有，还发展出诸多复杂且不规则的形状。墨模雕刻刀法也十分多样，有线雕、平面雕、阴文雕、浅浮雕等。此时墨面上装饰图案和书法的表现主题更是包罗万象，墨的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都发展到巅峰。

清代，湖南文人谢崧岱发明了液体墨汁，并于1865年在北京琉璃厂开办墨汁店，这也是之后“一得阁”墨汁店的前身。

二、墨的制作技艺

制墨技艺是墨文化主客体交融互动的最直接体现，了解制墨技艺有利于我们明确传统墨文化在新时代的精神内涵。

古代的制墨行业一般以家庭作坊的形式运营，不同作坊的制墨配方往往各有家法，较难流传，现今只能看到数量极少的配方。综合文献记载，传统制墨工艺可以归纳为烧烟取煤、掺胶加药、和制成型等主要环节。

墨中最重要的成分便是烟料，松烟和油烟在古代制墨中使用最多。制备松烟，首先要选取向阳生长、松龄长、松脂多的松材，以烧出更黑更多的烟，然后要进行烧烟取煤（图2）。烧烟需要先造窑，窑从形制上分为立窑和卧窑两种。古代建窑一般让烟自然飘散而便于将烟粒分级，越远离窑头的墨颗粒越小，质量越轻，称作“清烟”或“顶烟”，其渗透力强、覆盖性好、色黑而润，最为上乘（图3）。制备油烟，首先需要以药浸油和煎染灯草（图4），之后使用油灯进行点烟，以灯草点燃油料，上覆容器收烟。古人的取烟（或称搜烟）方法不一，比如有《墨史》记载的南宋墨工叶茂实的“纸帐收烟法”、张永麻子墨法所采用的“瓦钵取烟法”，《墨法集要》记载的“瓦盆法”“水槽法”（图5），《墨谱法式》记载的“地穴取烟法”和“瓦罐法”，等等。无论松烟墨还是油烟墨，在取烟后都需用生绢筛去杂质，而且以陈放的烟料制墨，性能更稳定、品质更佳。

▲图2 传统松烟墨制作之取煤

▲图3 传统油烟墨制作之烧烟

▲图4 传统油烟墨制作之浸油

▲图5 传统油烟墨制作之搜烟

▲图6 传统油烟墨制作之杵捣（图2出自李孝美的《墨谱法式》，图3—图6均出自沈继孙的《墨法集要》）

“制墨之妙，正在和胶。”⑥胶是使墨坚硬润泽、性能稳定、层次丰富的重要物质，用胶是制墨工艺的核心环节。不同的制墨流派都有各自秘而不宣的用胶技术，在文献中往往少有详细记载，古人一般以使用牛皮胶、鹿胶、鱼胶这3种为主，其中牛皮胶尤多。“加药”是传统制墨业的一大特色。纵观制墨历史，“加药”即添加辅料，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繁杂的发展过程。从三国时期的韦诞制墨法起，之后的辅料运用越来越多样，也更加普及。总的来说，加药有利于墨质改善和保存、收藏，但需要注意把握好尺度。如果加药过多，非但对墨无益，反而有损墨色，因此对其不能过分依赖。

准备好制墨原料后，要进一步加工以和制成型，步骤有搜烟、蒸剂、杵捣、压模成型、整形装饰、描金填彩等。搜烟是合料的重要环节，将烟料与加热熔化的胶液放入干净容器中混合，抓匀成团后包在布料里。蒸剂即隔水蒸煮墨团，将其蒸软以便杵捣（图6）。杵捣可使胶的颗粒逐渐变细且更加分散，与烟料充分混合均匀，所得之墨坚硬润泽，可长久保存。杵捣环节十分重要，古人以“捣必十万杵”为标准。压模成型就是将墨团装入墨模中，加压放置一段时间，使墨团充满整个墨模内部空间，待定型后再打磨墨块、擦霜打蜡。之后的描金填彩用以提升墨锭的艺术效果。最后需将墨锭包装，一般先用油纸密封以防潮，再根据档次和墨锭大小选择材料进行包装，材料可选用实木、丝锦、漆器等，以此凸显墨的审美价值。

明清以后，制墨以油烟墨为主。现代油烟制备的基本原理与古代相同，但方法与设备却完全不同。现代墨厂一般使用“滚筒取烟法”，以桐油取烟，其生产具有机械化、连续化、高效化的特征。现代制墨方式有几点优势：一是生产力大大提高，桐油得烟率约为松木的3倍至4倍，现代墨厂的桐油得烟率约为古时桐油的1.7倍⑦。二是操作便捷度提高，现代机械操作不仅省去了很多麻烦，而且对油量、火苗的控制力都有所加强。三是制得的烟料质量更加均匀。操控机械可保证油料燃烧均匀，并及时快速地收集烟料。除了油烟的制备，现代墨厂中和料和杵捣等工序也使用电动机械装置进行操作。

尽管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演进，以往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认同受到了现代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化带来的影响与挑战，但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理念犹存。近年来，传统制墨技艺面对新的挑战，各级政府、企业和传承人共同发力，在制墨工具和技艺的抢救保护与记录保存、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生产条件的改善等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心力。21世纪以来，安徽省绩溪县、歙县，黄山市屯溪区，以及上海市黄浦区等地，先后申报的“徽墨制作技艺”陆续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安徽省绩溪胡开文墨业有限公司、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有限公司被确定为“徽墨制作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这都标志着传统制墨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经过多年努力，目前人们对于制墨技艺的法律保护意识也有所增强，人才队伍建设受到重视，科学合理的传承体系初步建立，产学研模式下的新品研发取得了较大进展，诸多举措扭转了传统制墨技艺传承的困局，使之逐步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三、墨的文化建构

（一）墨的文化功能

中国制墨的历史，也是墨文化建构的历史。从单纯地为使用而制作，到汇集书法、绘画、雕刻、拓印等多种艺术要素；从实用到鉴藏，墨不断突破单一实用功能和物质形式局限，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价值和精神内涵。墨的文化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文化活动中的实用功能，这是墨自身文化属性的体现；二是宋代以后开始兴起的品鉴收藏功能，这是墨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并参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体现。

首先，墨在文化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实用性。

墨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的书写材料。古代文化之所以千古遗存，不曾泯灭，主要依靠以墨书于简帛的文字记载，墨之贡献无可比拟。传统社会的正常运行，无论是朝廷和官府的公文往还，还是士人日常的赋诗书笺；无论是士子的科举策论，还是寺院内外的抄经，都离不开墨的使用。随着制墨技艺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的发展，墨在文化活动中的使用范围和功能愈加广泛，不仅用于在各类媒材上书写和绘画，也用于印刷书籍和碑刻拓印等方面。唐代，雕版印刷术兴起，朝廷“邸报”和图籍刊印都使用墨来刷印。随着宋代雕版印刷术的进一步普及，书籍的刊印既有官刻、私刻，也有带商业性质的坊刻，此后一直到明清，印刷用墨在墨的消费中一直占很大的比重。

墨是书画创作所使用的材料。古代制墨业与传统书画的发展相辅相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从“古质”到“今妍”的转向、绘画技法由粗犷朴拙到精细规范的变化，以及士族文人参与书画创作热情的提高，都推动了制墨技艺的发展。唐宋时期，中国绘画发生大变革，此前以色彩为主要绘画语言，此后转向以水墨为主要表征。宋代以后，油烟墨的地位上升，与松烟墨分庭抗礼，二者的使用效果存在差异，也影响了文人的使用选择。松烟墨和油烟墨各有特色，松烟墨烟料颗粒大而无光，耐水性和稳定性差，不易保存；油烟墨颗粒小，细腻均匀，光泽度、层次性、稳定性俱佳，且能呈现出更黑的色度和更多的色度层次，也易于保存。二者相比，油烟墨更适用于绘画。具体而言，在画人物画，尤其是工笔人物画时，用松烟墨渲染效果更自然；在画山水画、花鸟画，尤其是用于文人写意山水画时，则油烟墨墨色层次丰富，变化细腻。宋代以后的文人画家普遍偏爱山水题材和写意形式，对于油烟墨的需求有大幅度提高。近代以来，很多画家也都倾向于使用油烟墨来作画。

其次，墨在由实用品逐渐转向艺术品的过程中，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品鉴和收藏功能。

从宋代开始，墨与文人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墨的艺术价值也有所提高。这源自宋代文人对高雅趣味的追求和对雅俗之辨的自觉。欧阳修曾说：“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谓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为害者，愚惑之人也。”⑧言下之意，“不寓心于物”不可实现，“寓于伐性汩情而为害”不可取，唯独寓心于有益之物是君子所应追求之所在。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自带丰富的精神内涵，不同于其他俗物，正是适合君子寄寓其精神的妙物。因此，宋代的制墨业带有浓厚的文人色彩。据文献所记，宋徽宗、苏轼、黄庭坚、司马光、沈括、陆游等名家都曾参与制墨之事。文人不仅热衷于制墨、用墨，还开启了藏墨、赏墨的风气。据记载，苏轼曾收藏“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觅不已”⑨。与明清时期不同，宋代文人藏墨兼重外形和品质，他们以使用为目的而藏墨，对待鉴藏的态度冷静而客观，少了一些对收藏物占有的狂热和渴望。

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制墨业达到了鼎盛时期。随着制墨技艺的成熟，制墨业出现重形胜于重质的现象。明代文人中，嗅墨者、贾墨者、相墨者、听墨者、痴墨者在在有之，他们眼中的墨是可供欣赏把玩的艺术品，其外观是重中之重。可见，明代对墨的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的关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万历年间是制墨业走向鼎盛的转折点。万历以前，墨块表面的装饰较为单一，此后，表面的装饰种类丰富性大大提高，包括历史故事、佛道圣贤、神话传说、祥瑞吉兆、山川河流、琴棋书画、诗文佳句等，包罗万象。明代《方氏墨谱》《程氏墨苑》《墨海》三大墨谱共收录古墨造型上千式，其丰富程度可见一斑。

制墨行业重装饰造型的特点还体现在墨锭精美的包装上。明代以前，墨锭的包装较为少见且单一。古人一般用锦囊装墨，有记载秦少游曾得李廷圭墨，即藏之锦囊之中⑩；潘谷鉴墨，亦“隔锦囊揣之”即知⑪。明清时期，墨的包装越来越受到重视，亦有不同档次，从纸盒包装到绫套和织锦盒双层包装，再到绫套、织锦盒和木函或漆匣的3层包装，种类丰富，不一而足。制墨重装饰的背后，有文人进一步参与制墨业的影响，同时也有墨向艺术品、礼品转变的因素。明代文人藏墨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为了使用，而是将墨视为鉴赏把玩之物。这极大地推动了制墨业的繁荣，使墨的观赏性和艺术性有所提升。不过事有两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制墨业形成舍本逐末的风气，对之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二）墨的文化建构

除了文化功能的多样化发展，墨文化的建构还着重表现在墨工身份的变化、墨工与文人间的互动交往等方面。

与画家之于画史一样，在制墨史上，墨工群体也经历了从默默无闻到名留青史，甚至从工匠到艺术家的身份转变。墨模出现初期，尽管墨块表面开始模印图案与文字，但其中并不涉及墨工信息。到唐代，墨工开始有名号留下，但尚少见，多是因作为墨务官担负监制责任而为，如祖敏、李阳冰等。唐末，李廷圭之父李超开始在墨上增加籍贯等信息，这种做法此后也被其他墨工延续。自宋代，墨工留名成为普遍现象，制墨行业出现流派，其中最有名的是徽州李氏。

墨工因为工艺改良和提升身价的需求，主动接近文人士夫，同时文人出于对制墨的热情也乐于与墨工来往。此时墨工的文化修养普遍较高，二者的交往互动也以较为平等的姿态进行。宋代，文人为墨工题诗、赠序以表示对其赞赏和推荐等行为十分常见，比如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等人，都曾在文中赞赏墨工潘谷，苏轼的《赠潘谷》一诗曰：“潘郎晓踏河阳春，明珠白璧惊市人。那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斛泥与尘。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饼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世人重耳轻目前，区区张李争媸妍。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⑫尽管潘谷作为墨工与苏轼等文人士子的社会地位有着云泥之别，但是从诗句中传递出一种温度，投射出宋代文人的平易温和，这也许源自他们内心的一种庶民意识和质朴情感。

宋代以后，文人对墨的记述与研究越来越多，出现了如《墨谱法式》《墨经》《墨记》《文房四谱》等记载制墨技术、观赏品类等相关内容的文献。在诗词、文集、笔记中也有不少关于文人赏墨、赞墨、试墨、赠墨的内容，以及对墨法和墨工等内容的评述。明代，制墨行业愈加壮大，一些知名墨工手握独家配方和品牌，经营着自家墨坊，无论是知名度、影响力还是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都要超过此前。他们有的亦工亦商，一些引领行业潮流的“制墨家”本身就是文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艺术品位广泛的交游圈，而且积极地与优秀的雕刻工和画家合作。例如明代的方于鲁、程君房和方瑞生，他们分别与丁云鹏、吴廷羽、俞仲康、郑重、魏之璜等画家合作设计墨样，并请徽州黄氏一族的优秀雕刻工参与墨的制作。同时，这些制墨家还将自家墨坊的图样刊印成墨谱出版，以为宣传，其中《方氏墨谱》《程氏墨苑》和《墨海》便由此而来。

结语

墨在文化建构的过程中，凝聚了中华民族独具的科技智慧和人文情怀，承载了我们的民族性格、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今天，我们有责任保护好、传承好传统制墨文化遗产，全面而客观地挖掘“物质之墨”背后的思想、意趣、观念、理想等“非物质之墨”的内容和意涵，让传统智慧的精妙和优秀文化的品格在新的时代得以发扬和广播。

作者简介：孔德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美术史、文化遗产保护。蔡可 北京林业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美术史、园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