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曾经策划出版过一套丛书—“大家小书”。正如其名，选的都是在某一领域内成就卓著的“大家”所写的普及性著作，每本书篇幅不长，多的不过十几万字，少的只有五六万字，最初的版本就像口袋书一样，小巧玲珑，装订设计质朴典雅，书的内容专业但不晦涩，通俗但不浅薄，读起来轻松愉悦，见微知著，回味无穷。必得是浸透了学问的“大家”，融进了自己大半生的治学经历和人生沉淀，方能写得出来这样的著作。田青所著《中国人的音乐》就应该属于这一类“大家小书”吧！他自己也说：“用大家都懂的语言讲清一个专业问题，比把浅显的道理用深奥冷僻、唬人的‘新名词’堆砌成一部‘学术著作’要困难得多。”①他是想把中国音乐史“大题小做”，抛弃了音乐学家惯用的“学术范式”（窠臼），“随心所欲”地把他“心中的中国音乐”②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

一、用中国音乐谱写了中华文明

音乐在中国从来就不仅仅是艺术，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它承载着大量社会教化功能。《周礼》规定了“乐”是官学生必须掌握的“六艺”之一；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③，把音乐当成人格修养的最高阶段。“礼乐合一”制度一直是古代中国维护社会稳定、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田青研究音乐，但并不局限于音乐，他更关注音乐所呈现出的人文精神。在《中国人的音乐》这本书里，他的意图也不仅仅在谈乐，他把音乐作为解读中国文化的窗口，“因乐可知心，因乐可知人，你懂得了中国人的音乐，也就懂得了中国人，懂得了中国。”④本书结构新颖，文笔清新隽永。作者从中国浩如烟海的音乐素材中精心选取了26个主题内容和36首音乐，以此为主线，把整本书的结构设置成一部完整的乐曲形式：前有引子，后有尾声，中间正文则分为3个乐章，每个“乐章”有序曲和若干主题，串起了中国音乐8000年的历史，勾勒出了中国音乐的大体轮廓，引导人们穿越古今，驰骋华夏。作者是写音乐，但又不纯粹是写音乐，本书更像是带给读者一次跨越千年、纵横万里的文化之旅，透过音乐来反观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和理想追求。

作者笔下的音乐是鲜活的、生动的，他通过讲述一个个音乐背后的故事，把干枯的音乐史变得灵动起来，带动读者了解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人的理想与人格追求，中国音乐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它还塑造了中华文明。可以说，作者把自己对中国音乐的思考都凝结在这本书中了。同时，在现代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下，书中提到的大部分乐曲和歌曲，都可以扫码后聆听，真正做到了“立体化”呈现。

文明的起源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什么是文明开始的标志？关于这个问题，国际学术界众说纷纭，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各自都有其判断标准，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以及金属工具的使用等都被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作者则独辟蹊径，本书开篇，他就亮出了自己的观点：音乐是文明的开端。“当人类创造了音阶并用它构成无限丰富的音乐时，应该就是文明的开始，因为创造这些‘无中生有’的音阶比创造‘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字更不容易。”⑤他认为，人类创造了自然界所不存在的7个音阶，并用它们创作出无穷无尽、千变万化的音乐来抒发情感，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这就证明已经有了文明。中国的音乐文化不但开始很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世界前列——不仅在音乐实践方面有存世8000年的骨笛和可以演奏多声部乐曲的曾侯乙编钟，而且还有先进的音律学，以及“礼”“乐”结合、“和而不同”的音乐美学理论。在古代中国，音乐在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个人人格修养的体现，更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中国音乐最本质的特点概括为“和”，它“不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最高体现，也是中国人和中国音乐的最终追求”⑥。接下来的3个乐章，作者在讲述音乐的同时，还解决以下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中外文明的关系？怎样实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而贯穿始终的则是“身土不二”的家国情怀。尾声中，他用凤凰之鸣来形容中国音乐，用龙凤呈祥预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尾呼应，指出音乐乃文明的象征。

二、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与魂

田青在民族音乐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着多年的理论研究经历和实践经验，这本著作充分体现了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艺术观。在当代，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一直是他在思考的问题，他痛心疾首于这些产生于农业社会，“土得掉渣儿”的民间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被逐渐遗忘。他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这源于他早年的田野考察经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田青在10年内考察了全国200多所寺院，发现佛教唱诵音乐的定调方式与他原来在音乐学院学习的西方声乐的定调方式完全不同，这使他充分认识到：“在深广浩瀚的中国文化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⑦因此，无论是他早期研究宗教音乐、撰写音乐评论、主持音乐会，还是后来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始终把尊重传统，向民间学习摆在首位。本书虽然对中国传统音乐的4种类型——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民间音乐全都进行了介绍，但民间音乐所占比重最大，在3个乐章中，第二乐章“民歌与声乐”整篇都与民间音乐相关，不仅如此，实际上整部书都脱不开民间音乐：第一乐章“乐器与器乐”，除却古琴等少数文人乐器，多数是民间乐器和器乐；第三乐章“新音乐”所介绍的虽然是近代以来西方音乐进入中国后本土音乐家所创作的各类音乐作品，但这些创作都是“向群众中去”的成果，其背后都有民间音乐的影子，都是从民间音乐中获取灵感、汲取养分。

共同的人文精神是促使一个民族前进的动力，民歌的诞生也与此相关，无论其旋律、节奏还是内容，都能彰显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对民歌，作者之前已经有过很多论述，而且从来不吝惜任何赞美之词，在他看来，“每一首民歌，都是一颗钻石”⑧。本书中，他也用大量篇幅来讲述民歌，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汉民族的，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在他看来，首先，民歌的鲜活、生动、真实与质朴，都是文人诗词无法比拟的。他非常欣赏冯梦龙的话：“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⑨民歌是歌唱者的真情流露，他把“自己一生的苦痛、一世的恩怨、一生一世难以割舍的情和难以抚平的伤”⑩都化成了歌词，“天真自然，无斧凿之痕”⑪。其次，民歌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优秀音乐家的作品都是从民间音乐素材中汲取营养。再次，民歌是多元文化的反映，因地而异，各有其风，“同是民歌，由于地域不同，各地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水平不同，存在着性格、风貌，甚至性质的相当大的区别”⑫。民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宝库。“千百年来，民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发展、传布，和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积淀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我们民族的基因、我们民族精神的根与魂，也成为我们民族、地域的一个标识。”⑬

此外，他还呼吁正确对待宗教和宗教音乐，他曾经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与艺术不但都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推动了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前进，而且对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宗教的影响下，艺术家在追求生命永恒的过程中，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在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婚礼与葬礼中，传统的佛道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法事中，音乐不仅是沟通上界与下界的通路，在千百年的时间里，也是缺少文化生活的下层民众欣赏音乐的唯一机会与场合。”⑭此外，宗教音乐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既保存了历代古乐，又与民间音乐双向影响，把民间音乐引入寺庙的同时，也深刻、广泛地影响了民间乐种的形成，是“中国文化之瑰宝，传统音乐之精粹”⑮。他批评一些人对于宗教的偏见与误解：“由于以往长期忽略宗教文化和宗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大量与宗教仪式有关的音乐当成迷信而忽略、批判、抛弃。”⑯并且指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打破一些人对‘迷信’的迷信”⑰，重新认识宗教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实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作者看来，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势衰落，在文化输出上也一直受制于西方国家。他们对中国存在着文化隔膜和种族偏见，西方人塑造的中国形象严重地偏离了中国人的民俗、民风、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中有关中国公主的荒诞不合理的剧情就是例证，即使一些在主观上对中国和东方友善的作家和作品，也常常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和东方存有误解和偏见。他担心“人们在感性的艺术欣赏中忘掉了对荒诞情节的理性思考，而许许多多中国人在‘西方人演奏中国音乐’所引起的浅薄‘自豪’中，接受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改造”⑱。

为此，他曾深感忧虑地指出：“妨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与落实的‘瓶颈’，本质是我国社会‘文化自觉’的程度不够，还远远没有成为整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没有产生一种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民族文化就会消亡的危机感。”⑲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各种民间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都是应该保护和弘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底层也是最基础的层面才为未来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死回生保留了生命的基因与血脉，守住了中华文明的根与魂”⑳。

20世纪以来，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西方音乐文化的话语体系几乎垄断了中国音乐理论的话语权，使得中国音乐理论曾经不得不大量照搬、模仿、参考、借鉴西方音乐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流传已久的传统音乐理论的“话语体系”则被视为“落后”而被边缘化或被扭曲改造，致使中国音乐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比如20世纪后半叶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乐器改革，不顾中国民族乐器自身的特点，盲目模仿西方乐器的构造来进行改造，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某些现代派作曲家以“创新”为名，一味地乱搬西方模式，甚至违背音乐的基本规律，创作出一批无调性、无旋律，以噪音代替乐音的“作品”。作者认为，产生这一切的根源皆在于文化不自信，音乐不但要和国际接轨还要立足于民族传统，传统是根本，只有立足传统才能更好地学习、吸纳外来音乐文化，从而突破西方音乐文化霸权的话语体系，重树中国音乐文化自身的话语体系。

作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觉，并最终实现文化自强，这样就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自觉、主动地讲好自己的故事，消除民族间、国家间的文化误解和偏见。而保护传统文化、承认文化多样性，正是实现文化自觉后的具体行动。他曾经把实现“文化自觉”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形态，认知文化的“我”，建立“我”文化的基本结构；第二阶段，明了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特异性并能够在人类整体文化中定位；第三阶段，在有这样一个“立脚点”的情况下虚心学习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建立一个开放的、有独特性的大文化。先认识自己的美，经过“各美其美”阶段，达到“美人之美”，最终实现“美美与共，世界大同”㉑。在这本书中，他以佛曲《行道章》为例，认为该曲“结构完整、规模庞大”“在规模与容量上与西方的交响曲相近，且完全符合唐大曲由三大部分‘散序’‘中序’‘破’组成的结构原则”㉒“只要有这一首《行道章》在，那些认为中国民族器乐浅薄的看法就是浅薄的了”㉓。这其实就是认知文化中的“我”，是文化自觉的第一阶段。

文化自觉的第二阶段，是各个民族、国家、群体之间的文化相互尊重，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文化更应该得到尊重。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元化与个性化，不同民族、国家、群体的人所产生的文化，最能体现这些民族、国家和群体个性特征的要素，因此，都应该受到尊重与保护。为此，他批评学院派民族声乐“千人一声”的所谓“科学”教学法抹杀了民间歌手的地方风格和个性特色，不符合艺术发展多元化的规律，指出“一个好的艺术教育机制不应该用同一把锉刀把所有学生的棱角锉掉，锉成同一种规格的方圆，而应该想办法让学生方的更方、圆的更圆”㉔。56个民族应该各有各的唱法，可以在音乐学院跟着教授学习唱歌，也可以在大草原上从小跟着放羊的妈妈学唱，二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为此，他批评了文化“二元论”的观点，认为在审美领域、艺术领域不能用“先进”与“落后”这样的概念进行评判。

当然，尊重传统并不等于排斥外来文明，琵琶、二胡、筚篥等很多中国传统乐器都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产物，佛教音乐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传来的，隋唐燕乐更是吸纳了周边多个民族与国家音乐的精华，而本书的第三乐章“新音乐”，也是前辈音乐家们学习西方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改良、改革的成果。他对这些新音乐充满敬畏和爱怜。早在20世纪末，他就出版了一本诗集《老歌》㉕，这是他为20世纪的一些知名歌曲和杰出音乐家所写的赞歌。在《中国人的音乐》一书中，他也引用了一首当年写给贺绿汀的“老歌”——《致贺绿汀》。如果说《老歌》是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与致敬，那么20多年后他重新来阐释中国新音乐，则是从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理论高度来解读新音乐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作用与意义。在作者看来，20世纪中国的新音乐成就正是文化自觉第三阶段的产物。“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新音乐从单纯照搬、引进、学习、模仿，到逐渐成熟、创新发展，中间经过排斥、抵制、崇拜、全盘西化等不同观念的斗争，终于在大量实践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新音乐健康发展的道路，那就是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敞开大门，拥抱未来。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虚心学习世界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充分实现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创造不愧于新时代的新音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贡献音乐和音乐人的力量”㉖。这其实是他对中国音乐发展路径的理想展望。

四、身土不二的家国情怀

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曾说过，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在人文学科领域，这句话尤为重要，人文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的人文属性，必定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判断和取向是与研究者、创作者本人的国家、民族、群体直接相关的，也是其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因此，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的人，会把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取向都投射到研究对象中去，面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自然而然会生出敬畏感和热爱之情，从而会产生出浓浓的家国情怀。作者曾不止一次借用佛教的“身土不二”来解释这种家国情怀：“身”是此身，是自己；“土”就是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所谓“不二”则是“无彼此之别，谓之不二”㉗。“身土不二”就是自己与脚下这片热土永远无法分离。这四个字充分阐释了爱国主义的根源与不言而明的理由，生在这片土地上，就理应热爱这片热土。他把这四个字当成座右铭，身体力行。他说：“古往今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无论是屈原的行吟泽畔，还是杜甫的漫卷诗书，无论是辛稼轩的‘栏杆拍遍’，还是李叔同的‘披发佯狂走’，这种爱国主义情感如熔岩一般炽热，也如熔岩一般平日深藏心中，但在某一个节点会突然喷发，像基因一样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里。”㉘

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㉙礼、乐的根本与核心是“仁德”这一人们内心的道德规范。作者也曾多次谈论到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与气节：“做学问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宋儒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话说得太大，一般人都做不到。但是毕竟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把民族看得比家庭重，家庭比自己重。这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任何时候，面对民族大业，面对关系到许多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命运的时候，哪个才更重要？这一点，是一个音乐学家始终应该记住的一个道德标准。”㉚本书中，他精心挑选的这些乐器、乐曲、乐人和他们的故事无不体现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琵琶曲《霸王卸甲》刻画出项羽英雄末路的慷慨悲壮；古琴曲《广陵散》是嵇康不畏权贵、舍生赴义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写照；古筝曲《崖山哀》则描绘了十万南宋军民蹈海殉国的忠烈；《祖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我的祖国》等爱国主义颂歌是特殊年代民族精神、不屈意志、豪迈气概的完美展现。宁死不为叛贼演奏的乐工雷海青、蓄须明志的梅兰芳、遭受迫害而绝不低头“认罪”的硬骨头音乐家贺绿汀、“堂吉诃德”式的非遗保护先行者田丰，以及李叔同、刘天华、田汉、聂耳、光未然、冼星海、刘炽、陈钢、杨荫浏、乔羽、周吉、左权盲宣队等无数音乐家们，他们身上都闪耀着这种光辉。“真正的艺术家，会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历史的大潮里，尤其在关键时刻，艺术家常常会表现出一种超乎常人的单纯和坚守……在面临考验的历史关头……这些人……始终坚持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坚持着一个艺术家的气节和操守。”㉛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单单要研究其物化的载体、技艺本身及活态传承过程，更要关注其承载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非遗价值的重要体现。

在这本书中，作者一如既往地把他多年的文化保护理念贯彻始终，如他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对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阐释，对知识分子、艺术家家国情怀的礼赞，归根结底是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讴歌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殷殷期待。他“努力打通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壁垒，把琴学、昆曲、原生态民歌及古老乐种重新扶至国家殿堂”（田青语），也是在提醒人们要把文化遗产保护提高到国家战略和民族前途的高度，充分发挥传统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优势作用，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发展大格局中坚守自己，不被其他强势文化裹挟与兼并，进而维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读这本书，我们要领会作者的这种良苦用心，在感受音乐文化的过程中，担负起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重任。

作者简介：翟风俭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类非遗保护、宗教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