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受极为复杂的地形地貌、降水条件和水文、区位小气候环境等因素影响，形成了山地农耕高牧经济体育文化类型区，农耕体育文化类型区，稻作、热带农耕兼渔猎体育文化类型区等生态文化遗产空间，其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态观抚育了多样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生态观大多来自神话传说，强调人神同在、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念，反映了各种社会发展阶段并存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梯形形态，其体育生态意识尤以对自然的敬畏和保护为主，体现了体育文化的群族性和地域性、节庆性和民俗性、娱乐性和竞技性等特点。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生态文化空间；生态观

一、相关概念和范围界定

“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贲》中，有记载“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汉代刘向在《说苑》中指出：“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②。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文化”一词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其概念的内涵伴随着国家的文教礼制，在民族文化创造和外来文化吸纳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智慧和创造力，并形成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不同分层。易剑东等学者认为，体育文化是体育实践过程中那些遵循、遗传、创造的各种方式和途径③。人类从生物属性的人到社会属性的人必须依靠文化的教化，体育文化贯穿并促进了这个过程。体育文化的概念符合文化的概念与特征，无论是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民族性，还是文化的科学性方面，均融合于中国文化的体系之中，既形成了典型的物质文化遗产，又有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单纯的以物质、非物质文化形态划分民族体育文化现象有其欠缺的一面。

有学者提出，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其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④。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对生产和生活技能的操演，是人与生态的交互发展，是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云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形态丰富多彩，内容涉及各民族的历史、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产生活和民族情性等，既有横向的社会关系，又有纵向的历史深度，是其日常生活的写照。由于各民族生活的自然地域环境不同，生计方式不一，造成各民族体育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和文化空间内涵的交叉性，既是对生产和生活技能的操练，又是人与生态环境、社会群体的共同体，人与神和祖先互惠交往的体现。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其逐渐演变为传统体育、民俗、体现体育文化的传统舞蹈等多种形态，其中许多被列入我国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更多的是把握身体与社会关联性的脉络，属于身体认知，因此较为鲜明地满足了当今人类发展的内心需求和生活驱动。传统体育类，以及游艺类、杂技类注重通过身体运动和肢体语言表达人类对世俗社会的认知，尤为突出以健身、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为主要目的的身体动态语言和影像；民俗类多体现为生产劳动、生活起居、民族习惯、婚丧嫁娶；体现体育文化的传统舞蹈类既体现了民俗背景和原生舞蹈的形态，又具有体育健身的属性。从内容、形式、功能和特点上看，无论是传统体育类，还是民俗类、传统舞蹈类，都难以背离文化结构的整体框架，是民族身份、历史发展和文化根脉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内涵和真谛。从学术研究上来看，运用单学科的研究模式研究传统体育类文化遗产的文化现象，已经不能充分解释和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本研究所涉及的传统体育类非遗借鉴而未固化于非遗的四级名录体系，除了被列入名录的传统体育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外，也涉及一些体现体育元素的民俗和传统舞蹈等非遗项目，从广义的角度阐述云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现象，从而更宏观地揭示体育文化遗产的特色、保护与传承。

二、云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自然环境与类型

（一）体育文化所生发的自然环境

云南少数民族较多，包括白族、哈尼族、傣族、纳西族、景颇族、傈僳族、布朗族、普米族、佤族、拉祜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等，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数超千万人的3个省区（云南、贵州、广西）之一，民族自治地方的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2%，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区域之一。少数民族大都生活在相对偏僻的地区和边疆，分布区域相对分散，基本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从地貌特征来看，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高原、山地、盆地（云南俗称坝子）、河谷及交错区，基本分布在我国地理类型的第一到第二阶梯区域。其聚居区地形地貌种类复杂，自然地理景观形式多样。气候方面，主要位于低纬度高原，区域内气候条件多变，7种气候类型穿插其中。滇西北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影响形成的高原季风气候，属寒带型气候，长冬无夏，春秋较短；滇东和滇中地区多属于温带气候，四季如春，遇雨成冬；滇南和滇西南地区多属于低热河谷区，部分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范围，长夏无冬，一雨成秋。因此，云南呈现一省看四季的立体气候特点，年平均温差小、日温差大、干湿季节分明。在垂直分布上，受境内山多和河床侵蚀影响，山区山高谷深，从河谷到山顶小气候变化多样，因高度上升而产生显著性气候差异，盆地（坝子）、河谷炎热，山腰暖和、凉爽，山顶高寒，呈现“山里山外不同天”“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小气候”的特点。从降水情况和水文条件来看，总体降水和水资源充沛，干湿分明，但区域分布严重不均。全省年均降水量约1100毫米，但由于冬夏两季受不同大气环流的控制和影响，导致冬春少雨，为旱季，夏秋多雨，为湿季，区域降水极不均匀，呈现东南多、西北少的格局。在小范围内，随海拔高度的变化，降水分布也不均匀。

由于自然条件所形成的天然阻隔，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突出，文化特征差异性极为显著，小区域文化浓缩、积淀，发展相对稳定。例如，同属一个民族的西双版纳傣族和哀牢山下河谷坝区的花腰傣，因生活的生态自然环境不同，所展现的文化差异性显著⑤。花腰傣居于哀牢山腹心地带，环境封闭，未受到南传佛教和其他文化的影响，完整地保留了傣族先民的原生文化特质。他们有语言无文字，敬畏万物生灵，尊重自然，保留了祭山、祭石、祭树、祭水、祭龙、祭寨门的自然崇拜，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打陀螺、打磨秋、射弩、打火药枪（吹枪），体现山区生活的特点；西双版纳傣族被称为雨林中的民族，世居有江河流淌的坝区，敬水爱水，受南传佛教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叠加影响，其传统体育文化更加细腻、柔韧、传情，如跳竹竿、磨盘（打陀螺）、赛龙舟、丢包、藤球、傣族武术等。

云南的历史，实际上是文化、文明适应自然生态环境变化而演变的历史。多民族世代居住，繁衍至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民族迁徙过程中，这些少数民族各自适应环境而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展现出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丰富多彩的鲜明特征，蕴含了人类在与自然和谐共生过程中积累的生态伦理和智慧。由于地处边疆，群山阻隔，过去交通相对不便、信息闭塞，非遗所生发的文化环境总体保存完好，云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得以活态留存下来，但是当下经济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文化空间和环境受到挤压。

（二）三种主要的体育文化类型

在长期的民族迁徙和历史发展中，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圈层结构以及多元一体的特殊文化结构现象。刘亚萍、李银昌等学者在《生态文化新论》中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类型分为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⑥。本研究结合了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育社会学等前期研究，把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类型分为3类，即高寒层——山地农耕、高牧经济体育文化区；中暖层——农耕体育文化区；低热层——稻作、热带农耕兼渔猎体育文化区。

第一，高寒层——山地农耕、高牧经济体育文化区。总体而言，云南农耕空间分布结构差异较大，全省实际常用耕地面积约458.85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约0.1公顷（1.5亩）⑦。受云南特殊地形地貌特征影响，山地农耕、高牧经济文化类型组穿插分布于滇西北，如洱海区域、横断山脉区域等，立体特征显著，主要生活的民族有白族、哈尼族、独龙族、纳西族、拉祜族、怒族、傈僳族、普米族等。该生态文化类型区中与体育文化有关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主要有赛马会、藏族射箭习俗、纳西族打跳等，另有巴楼木哇、滑草、踢脚（脚斗）、溜索等活动。

第二，中暖层——农耕体育文化区。中暖层地区主要生活着以种植水稻、小麦、玉米为主的农耕民族，主要集中在滇中和滇东北、滇西北的部分地区，地形以山区为主，主要世居少数民族有彝族、白族、哈尼族、瑶族、苗族等。该生态文化类型区中与体育文化有关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主要有彝族摔跤、吹枪、打陀螺、苗族射弩等。

第三，低热层——稻作、热带农耕兼渔猎体育文化区。低热文化区主要生活着以水稻、热带作物和渔猎为主的农耕民族，主要集中在滇东南、滇南和滇西的长江（金沙江及支流、滇池）、伊洛瓦底江（大盈江、独龙江、瑞丽江）、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元江（红河）和珠江（南盘江）等六大水系河谷地带和雨林区域，主要世居少数民族有傣、哈尼、基诺、拉祜等。该生态文化类型区中与体育文化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有傣族武术、傣族泼水节（节日上举行赛龙舟）、目瑙纵歌、景颇族刀舞等，另有板鞋竞速、藤球等活动。

三、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态观

自古以来，文化、文明的繁荣与发展受到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在农耕时代表现尤为突出，不同文化随生态变迁不断碰撞，逐渐融合⑧。自秦汉以来，云南所形成的多民族聚居格局在适应区域环境和生态条件的过程中，使各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了相对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并形成了极具生态环境烙印的区域和民族文化特质，更因云南相对偏远，当地生态观念更加侧重于生产和生活技能的操演，体现人与生态环境，与神明和祖先互惠交往的本真。在面对人类生态危机和经济社会危机的现实发展中，产生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策略⑨。

（一）神话传说中的生态意识

云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其上古先民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基础与经济模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文化生态上看，云南地区深受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影响，并吸收了南亚、东南亚的部分特色，经历了氐羌系、百越系和百濮系等族群的分化和同质，在共存的生态环境中，对自然的敬畏成为其价值审美的重要组成。通过对云南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起源的文献和口述史调研，发现其文化起源很多来自于敬畏与保护大自然的神话传说。例如，彝族史诗《梅葛》，通过叙述民族同源神话和洪水神话，深层次体现了其敬畏自然的生存伦理；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把编织活动作为创世过程；彝族神话《三女找太阳》、傈僳族的《木布帕捏大地》讲述了捏制泥巴的劳动创世，布朗族《顾米亚》中的狩猎活动即创世过程，哈尼族的《天、地、人》讲述了犁耙创世，彝族的《阿细的先基》、纳西族的《创世纪》、傣族的《巴塔麻嘎捧尚罗》、拉祜族的《牡帕密帕》、佤族的《司岗里》、哈尼族的《奥色密色》、白族的《古干古络创世纪》，诸如此类⑩，均通过神话传说描述了云南少数民族对人与大自然和谐生存方式的认同，由此也影响着体育文化，例如与体育文化相关的佤族木鼓舞、布朗族蜂桶鼓舞源自人类遇到洪水泛滥，被“木鼓”“木桶”所救，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神话故事。这类传说通过舞蹈形式教育人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表达了各少数民族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畏。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

第一，火文化。火文化普遍存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彝族、白族、景颇族等均对火赋予不同的意义，以火为阳、以火为神、以火为天，长期把火作为宗教信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毋庸置疑，火的使用加快了人类发展进程，也正因如此，人类早就认识到了火的重要性和对自身的利害关系，从而产生了很多以敬火为目的的表征，与传统体育相关的习俗和活动。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火把节（彝族火把节）就是火文化的代表，作为彝族最盛大的节日，每逢火把节都会举办打磨秋、抱腰（摔跤）等传统体育项目，以及体现体育元素的传统舞蹈等。彝族人持火拜天，以各种形式的传统活动禳灾祈福，表达着彝族人刚毅、粗犷的民族性格，承载着彝族民族文化的底蕴。洱海地区世居的白族也有敬火畏火的文化习俗，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都要在村寨本主庙前竖起多个火把，期间固有的抢升斗、跑马等传统体育活动、体现体育元素的传统舞蹈等是白族火文化和本主崇拜的体现。

第二，水文化。云南六大水系和九大高原湖泊均蕴含了大量水资源，但是由于特殊的地质结构和水资源分布不均，云南大多数地区仍然较为缺水或遭遇季节性干旱。云南少数民族大多傍水而居、临水而耕，既离不开水的灌溉滋润，又恐惧水可能带来的灾难，因而水成了他们的敬畏对象。其水文化思维主要体现在对水的人格化和神灵化，表现为对水体的直接保护，内涵上体现爱水、敬水、保护水源、保护河道沟渠、祈求风调雨顺等生态意识和生态观。世居于澜沧江流域的傣、景颇、佤、布朗、阿昌、德昂等少数民族尤为典型，他们敬水、惜水、护水、节水，始终对水抱有像对待生命一样的敬畏，傣族传统文化“泼水节”作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期间的龙舟竞渡、跳象脚鼓舞、傣族武术、丢包等传统体育活动寓意了他们爱水敬佛、感悟自然的民族特性。哀牢山区域红河南岸哈尼族的水文化、水信仰围绕水井、泉谭、田间水沟展开，并将其文化意识植根于群族生存之中，红河哈尼梯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其水文化智慧的代表，磨秋、哈尼武术等传统体育活动也多在其文化活动中举行。

第三，山（石）、树（林）文化。云南是典型的以山地、丘陵为主的省份，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4%，森林覆盖率高，原始森林及热带雨林保存较为完整。乌蒙山、哀牢山、高黎贡山、无量山、怒山和横断山脉贯穿全省，大小山脉数不胜数，其间山川纵横交错、高山峡谷相间，是典型的伴山而居的区域。得天独厚的树木资源是树（林）文化产生的客观条件，山地传统文化中，云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树（林）文化形态，将树木神话与人的生活、生存紧密联系，神树（林）多为常青树，其中以榕树（大叶榕）、松柏、桑树、栗树、万年青、白泡树等树种为主，他们敬畏高山，也敬畏高山林地之中的动植物，体现了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伦理和思维。傣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傈僳族、普米族、独龙族、怒族等都有神树（林）文化，很多村寨中央或村口都有百年参天大树，将神树（林）视为村寨的保护神，对之倍加保护，予以祭祀，逢播种、薅秧、收割等大型农事活动先隆重祭祀神树（林），祈求风调雨顺、庆祝庄稼丰收、人畜兴旺、灾病消除，侍奉祭祀用品并举办斗牛、摔跤和各种体育文化相关的舞蹈活动，使保护森林、保护自然的思维成为全体村寨成员共同恪守的戒律。

第四，动物文化。动物文化是稻作、热带农耕兼渔猎体育文化区少数民族在特殊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中生计方式的体现，在人类长期的生存延续中，人们既需要依赖动物以获取必要的生存物质，又恐惧动物伤及自身，于是对动物加以神化并保护。其中典型的代表如藏族对牦牛的爱护，傣族对孔雀和大象的喜爱，哈尼族是保护蜂猴，佤族对于狗的喜爱，独龙族和纳西族保护燕子，新平县山区的彝族敬畏斑鸠，纳西族、拉祜族、普米族、傈僳族、藏族等民族恐惧虎，等等。如在傣族观念中认为大象、孔雀是象征吉祥的动物，任何人不准伤害它们，在寺庙和村寨大都养着孔雀，大象则被饲养在靠近森林的少数村寨中，同时在庭院围墙等处都雕刻有或画有大象、孔雀的形象，这种观念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其动物文化的保护方式多为以祭祀为主的各种群体活动，并演变成各种体育文化相关的舞蹈和民俗体育活动。如傣族孔雀舞、白象舞是对孔雀、大象的模仿，傣拳中也有很多动作来源于模仿飞禽走兽。布朗族蜂桶鼓舞、佤族木鼓舞、哈尼族武术等技术线路、套路组合和招式中，也多有对动物形象的模仿。

（三）破坏生态会遭惩罚的生态观念

长久以来，云南少数民族虽然长期实行定点农耕、刀耕火种或射猎采集，但自古遵循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对乱砍伐树木、动物杀戮和环境污染等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云南石林县的彝族支系撒尼人，对石头、花草、树木、水等自然资源传统信仰，花草树木等也是该群族长期生存的依赖，其传统“密枝节”、祭山神等文化活动倡导保护森林，违背则要受到“密枝神”的严厉惩罚，活动期间举行歌舞、摔跤、斗牛比赛等，以祈求全家人畜平安、五谷丰登。哈尼族、纳西族、布朗族、德昂族、佤族、拉祜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等聚居区也大量存在以树木、山林或动物作为生命之神的现象，进而衍变为保护生态的体育文化活动。

四、云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生态价值

（一）自然性和族群性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中，大自然是群族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万物有灵论”深深地刻画在他们的生存之道中。与自然和谐发展，对自然的敬畏，无论从心理还是行动层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民族的生态伦理发展源泉，也是维系人与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的智慧结晶。敬畏自然、热爱土地、保护动植物都是他们顺从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体现。对自然的敬畏，不过多掠取自然，是维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先决保障，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从古至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和主观愿望。顺从自然，甚至以取悦自然为目的举行的各种体育活动，体现了以群族观念、群族发展延续为核心的生态伦理传统。

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环境协调的发展过程中，运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独特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环境导致的民族布局“大分散、小聚居”使得不同族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育文化，民族体育文化的圈层特点又导致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性和独特性。同时，云南多民族相互渗透、交融，其体育文化也具有共享性。

（二）节庆性和民俗性

生态环境的多样化造就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尽管其活动形式、技术路线不尽相同，但内容和用途颇有相似之处，即通过依靠大自然、敬畏大自然以生存繁衍。其各种形式的节庆活动，通过祭拜祖先和崇拜自然，祈祷年年风调雨顺、村寨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使群族能够长久生存。由于受风俗习惯、自然环境、地域特征和民族迁徙等因素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形成了风格各异、各有特色的文化形态和民俗活动，丰富了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内容形式和结构体系。而诸多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都在节日、民俗活动中展示。如傣族孔雀舞、象脚鼓舞，基诺族大鼓舞，佤族木鼓舞，哈尼族乐作舞，彝族羊皮鼓舞，景颇族目瑙纵歌等活动，大都是在本民族各种大型节庆活动中压轴出场的群体活动，与本民族的文化习俗、信仰和生态环境等相依相生。

（三）娱乐性和竞技性

在众多的节庆中，云南少数民族的各种体育文化活动大都是在农闲时间、祭奠祖先、婚丧嫁娶、新屋落成等重要场合举办，适时杀猪宰羊、载歌载舞，亲朋好友或群族聚集一堂，在犒劳一年辛苦、庆祝收获和节庆的同时，塑造群族内部以及族群间和谐友好的关系，强化认同。白族三月街的节庆活动，彝族、白族的火把节，傣族、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的泼水庆祝活动，哈尼族昂玛突等所展示的吹、弹、跳、唱、攀、爬、登等，都是集娱乐性和族群性为一体的重要生态文化形式。

云南很多传统体育活动和民俗文化都是由民族集体创造和演艺的，如傣族的赛龙舟、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等，同时，不同的村寨都有自己的队伍，逢重大节日，相互派出年轻力壮的成员组成队伍进行团体比赛，获得最终胜利的村寨队伍（群族）欢呼雀跃，寓意一年的美好顺利，是吉祥的象征；未能夺魁的队伍则摩拳擦掌，暗蓄力量，力图在下一年的比赛中再争先锋，让观者在欣赏少数民族独具韵味的传统文化魅力之时感受到了体育的竞争性和竞技性。

结语

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建设的推进，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经济发展的背后也导致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和生态环境呈现衰微和缺失的状态，以“口传身授”为主要传承方式的体育文化所生发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大批非遗传承所需的生态链条和生存土壤正在中断⑪。同时，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核心是人的保护，但云南各少数民族体育传承人均不同程度出现后继乏人的现象。调研发现，受城市化和经济需求推动，云南少数民族区域青壮年外出务工的现象逐年上升，村寨“空心化”极为严重；原有群族的宗法、地缘、血缘等结构逐渐演化，文化核心圈层也在发生质变⑫。一方面人们忙于到城市打工，无暇学艺；另一方由于面对本地文化发展缺乏自信等原因，导致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现有传承人老龄化，后继无人，众多非遗项目面临流失的危险。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对民族民间文化生存环境和语境产生了空前的冲击和影响，如何保证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存续的协调发展成为紧迫的课题。

在文旅和教育部门的联动下，部分体现体育文化的傣族舞蹈，如景颇族目瑙纵歌、纳西族打跳等民族韵律操、民族舞在部分学校体育活动、大课间操和学校文艺展演中出现，但在体育课堂教学活动和运动会上并未得到应用，传统体育文化与学校教育耦合机制不健全。如何实现学校教育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培训和传承，需要从机制上实现资源互补和联动，通过青少年意识形态培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从传承途径上解决“传承什么，怎么传承”，进而培养青少年民族情怀，以保持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自然环境是体育文化存续的生态空间，把自然环境和特色文化资源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去保护与发展，将原初的、分散的文化在现代生态下进行提炼与加工，构建其完整的科学体系，将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与人们的体育健康结合，谋求长远的人类健康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既是当前云南加强生态化建设和民族文化大省，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工作的反映，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实践，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

本文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编号：2018TYZD03）、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YYB2020096）、西南林业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XL216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刘芳为本文通讯作者，特此说明。

作者简介：刁国炎 西南林业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学。刘芳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化学。左智凯 西南林业大学体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学与民族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