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琵琶是中国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不仅具有愉悦身心的艺术审美功能，而且作为以乐会友的和平使者，自汉朝起便在丝绸之路上往返频繁，到了中唐时期一度成为巫女手中沟通天地、占卜吉凶、驱邪降魔的“法器”。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注意到“唐女巫皆能弹琵琶”的现象，但没有就此问题深入下去。本文在区分秦汉时期始创的本土琵琶和南北朝时期从西域传来的外来琵琶两种类别的基础上，考察汉唐琵琶的西传、东渐以及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日本的过程，分析琵琶超越固定器物的精神流动，借此探讨这一文化符号在国家交往和民族融合上所富含的重要象征意义。

【关键词】琵琶；巫女；丝绸之路；文化符号；精神流动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文化事业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技术研发与转化水平，促进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手段与效果的不断升级，“文化+科技”在文化创新各个环节呈现出勃勃生机。2019年8月，科技部、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文化大数据应用生态体系，加强文化大数据公共服务支撑，发展适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数字化技术和新材料、新工艺等重点任务①。2020年5月，中宣部文改办印发《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建设路径和主要思路。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②。

2017年10月22日，笔者乘坐名城线赶赴名古屋能乐堂，欣赏纪念八洲流旭如会始祖寺泽旭如师的第五十回琵琶演奏会，筑前琵琶①演奏者将弹奏日本著名的战记故事《平家物语》。演奏会在长达20分钟的琵琶齐奏《名古屋城怀古》中拉开序幕，观众席鸦雀无声，直到一位中国姑娘作为表演嘉宾上场弹奏中国名曲《十面埋伏》，大家的情绪瞬间被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琴声感染，一时间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第九个节目，中日琵琶演奏者一起登台即兴合奏，中国琵琶和日本琵琶珠联璧合、倾情对话，把演出的热烈氛围推向高潮。作为数千年来的文化使者，琵琶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群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可以借助琴音听懂对方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使得交流顺畅且深入，不得不说这件乐器身上承载的独特魅力和凝聚力历久弥新。

隋唐时期，中国琵琶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东渡日本②，由于音色优美，表现力丰富，受到广泛的欢迎。日本人按照日式习俗进行了一系列改造③。首先，学习中国自春秋时代始创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唐代时使用“合四乙尺工”）等琵琶记谱法，将1（do）、2（re）、3（mi）、5（sol）、6（la）与日本民乐惯用的4（fa）和7（si）结合，形成日本琵琶的低沉音色；形制上大体划分五弦、四弦、大弦（浑厚些，类似阮的声音）、小弦（特别小，横抱，犹如儿童演奏的小琵琶）④；类型上主要归为雅乐琵琶、平家琵琶、盲僧琵琶、萨摩琵琶和筑前琵琶五种类型⑤；表演形式通常为表演者跪坐在地，竖抱或横抱琵琶，左手用指尖按弦，右手用拨子拨弦⑥，依然保留着中国唐代琵琶演奏的遗风。

随着时代的更迭，日文对琵琶的命名也出现了不同的汉字标记——“毘婆”“微波”“三五”⑦“魮䰾”⑧“四緒”⑨，但都未能长久地通行，后来还是按照汉字书写和汉语发音⑩通称这件来自中国的乐器为“琵琶”（びわ，biwa）⑪。至今陈列在日本奈良宝库正仓院里的唐琵琶——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一面）、紫檀木画槽琵琶（一面）⑫、四弦曲项琵琶（二面）⑬，虽然沉睡千年，却展现了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如果琵琶会说话，她将如何回顾和描述东渡日本的情景？日本从中国琵琶身上学到了什么？形制、音律、技能还是人琴合一的表达方式？“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⑭，白居易《琵琶行》大概是对琵琶妙音最为精辟的概括了。作为一件乐器，声音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当它作为文化符号或者某种精神之物进行流动传播时，其文化历史意义超越了艺术审美，显得更为浓厚和深远。

一、会说话的琵琶：顺应天道与传播文化

“琵琶”⑮这一名称从何而来？目前至少存在两种说法：依照发音而定和根据手法命名。琵琶最初被称作“批把”，“批”与“把”两个汉字皆取手部，指代这件乐器弹奏时的基本指法——右手手指向前弹出为“批”，手指往后挑回曰“把”⑯。从“批把”到“枇杷”再到“琵琶”，这一乐器名称普遍被认作地道的汉语形声词⑰。琵琶的类型，按其源流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源于中原的琵琶，经历了“秦琵琶”（弦鼗⑱）、“汉琵琶”（秦汉子⑲）、“唐琵琶”（阮咸⑳）等发展阶段，以圆形、直项、四弦居多；另一大类是由西域传来的梨形、曲项、五弦琵琶，发祥地可能是伊朗，与近世阿拉伯的乌特琴同源㉑。

琵琶的早期创制与中国人古老的五行观念相关。应劭（约153—196）在《风俗通》里记载：“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㉒琵琶的长度为三尺五寸，“三”代表天地人，“五”对应金木水火土，四根弦从细到粗分别命名为“子、中、老、缠”弦，象征一年四季。高低起伏、变化多端、饱含激情的琵琶音色不同于中正祥和的琴和瑟，爱好者趋之若鹜，这才有“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㉓的描述。至于“琵琶”写法——头带四个“王”字，大致包含4个因素：其一，为了与水果“枇杷”相区别，魏晋时期仿照中国古代乐器“琴瑟”字体创造；其二，形容琵琶弹奏时发出的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金声玉振之音，而“王”和“玉”字相近；其三，琵琶的头花以及颈部后面的凤凰台可镶嵌玉石，彰显其尊贵，比如陈去疾（约835）《春宫曲》诗云“抱里琵琶最承宠，君王敕赐玉檀槽”㉔呈现出用玉作为制作琵琶材料的可能性；其四，北魏宣武帝时期，琵琶独领风骚，被誉为“弹拨乐首座”，成为名副其实的乐器之“王”。

琵琶的创造、发展以及繁荣使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尤其在汉朝和唐朝两代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汉朝和唐朝曾出现琵琶西传以及东渐的情况，体现了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这一乐器构成了汉唐时期对外关系的一种隐喻：一方面，琵琶充当着用音乐对话、进行心灵沟通的媒介；另一方面，音乐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良方㉕，五音六律顺应天时，于是琵琶被注入巫的功能，降神驱鬼、占卜吉凶，在精神领域受到推崇。

琵琶在丝绸之路的民族交流史上可谓功不可没。唐朝李颀（690—751）的七言律诗《古从军行》中一句“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㉖描绘了汉朝历史上的一次和亲事件。《史记·大宛列传》载：公元前105年，乌孙国国王昆莫㉗以千匹马来聘汉女。乌孙古道北衔准噶尔盆地，南控塔里木绿洲，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咽喉，是历史上诸多游牧民族必争之地。为了联合乌孙共同钳制匈奴，汉武帝将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册封为细君公主远嫁乌孙㉘。细君公主父亲刘建在淮南、衡山谋反之时被人怀疑是同谋，“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钱，事绝其狱。而又信巫祝，使人祷词妄言。……王服所犯，遂自杀”㉙。身为罪臣之女的刘细君被汉武帝一眼挑中，委以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㉚的重任。

公元前101年，细君公主病逝后，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汉武帝又将罪臣之后刘解忧封为公主，下嫁给乌孙昆莫之孙岑陬。这位解忧公主的祖父刘戊，曾参与吴楚七国之乱，企图谋反未成后自杀。随着两位公主的和亲巩固了汉朝边疆的稳定，汉对乌孙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乌孙逐步成为西域最强大的国家。而琵琶与乌孙联系紧密。作为和亲公主的随行嫁妆，琵琶除了具有西行路上消遣娱乐、慰藉乡愁的功能，似乎还有着输出器乐技术、琴学要义和传播汉文化的重要功用。《太平御览》卷五八三乐部二十一琵琶条引西晋时期傅玄的《琵琶赋》序曰：“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盘圆柄直，阴阳序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批把也。取易传于外国也。杜挚以为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㉛傅玄将琵琶的始创与汉公主远嫁乌孙的史实联系起来，认为琵琶最初由汉朝的乐师创制，以解和亲公主的思乡之苦，琵琶由东往西传出，汉琵琶西渐，传到了乌孙。对此，日本学者田边尚雄持相反意见，其所著《中国音乐史》分析了汉武帝时期琵琶与乌孙国的关系：“今日所谓琵琶，其传入中国，早在汉武帝之时……盖琵琶者，在当时西域为马上常用之乐器，乌孙地方盛行之。以其发声之音呼之，向弦弹时其音为瓶，以手骚之其鸣为旁，故呼为瓶旁，由音顺之变化，成为批把；终则变而为琵琶。”㉜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详细地考证了乌孙的历史㉝，似乎将琵琶与乌孙的密切关联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直以来，乌孙在西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隋唐时期西突厥控制天山统治塔里木盆地，而大唐西征突厥、重新掌握主导权都是通过乌孙古道实现的㉞。琵琶在西汉时期究竟是由东向西输出还是由西向东输入，是西行还是东渐？说到底是后人统一称呼为“琵琶”的器乐在往返路途中的碰撞、发展、演变以及最终合流的问题。琵琶从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乐器，它对应五行的形制、沟通天地的寓意以及充当和平使者的角色和功能都使得琵琶变得复杂且多元。顺应天时地利人和的琵琶诞生于东西古道的交汇点上，从这点上看，它并非只是一个物件，而是具有多个民族的血肉和风骨，可以表达喜怒哀乐的文化使者。

二、作为“法器”的琵琶：胡风与汉化

从汉到唐属于琵琶重要的发展期，其历程是怎样的呢？钱钟书《管锥编》提出唐朝的女巫都能弹奏琵琶。借琵琶降神的观点，他认为女巫与琵琶是一对常见组合，两者具有相伴相生、活跃于民间的特点：

《阿来》（出《朝野佥载》）。按此“邪俗师婆”与同卷《来婆》（出《朝野佥载》）“弹琵琶卜”之“阿来婆”，正是一人，且同出《朝野佥载》卷三，《广记》收入同一卷；分为两则，大可不必。同卷《何婆》（出《朝野佥载》）记其“善琵琶卜”，卷三八四《王勋》（出《广异记》）记巫“弹琵琶”降神；段安节《琵琶录》记康昆仑告段师：“少年初学艺时，偶于邻家女巫处授一品弦调”；王建《华岳庙》诗第一首：“女巫遮客买神盘，争取琵琶庙里弹”：盖唐女巫皆能弹琵琶，亦如后世江南道士皆能吹笙笛，余少时常见之。㉟

虽然钱钟书没有就此继续深入研究㊱，但是短短一段文字已指明琵琶不单单是一件具有表演功能、发出悦耳之音的乐器，更是女巫们手中沟通天地、占卜吉凶、驱邪降魔的有力“法器”。早在汉朝末期，荆州和广州都曾有关于琵琶的记载——军队在出兵之前，往往需要占卜吉凶，而占卜天运的主要工具就是琵琶。到了唐代，琵琶在音乐和非音乐的精神文化领域相互渗透，逐渐形成巫卜风俗㊲。1975年邗江杨庙乡蔡庄发现浔阳公主的墓葬，其中出土一件陪葬品木雕曲项琵琶㊳。其颈部向后呈90度弯曲，上面没有装弦的痕迹，被确定为一件冥器。琴身出现弹奏琵琶的鸟兽状人的形象，这可能就是早期琵琶通灵并被用来作为占卜工具的例证。

中唐以降，尚巫之风日盛。李贺（790—816）《神弦》㊴一诗描绘了女巫在祭神时弹奏琵琶的姿态㊵，女巫弹奏一把用相思木制作的、绘有金色鸾凤飞舞图案的琵琶，紧皱眉头，念词唱曲，每唱一次就弹一次琵琶。虽然李贺对装神弄鬼、呼风唤雨的巫觋之术抱持怀疑态度，不过诗中还是如实地记录了女巫边弹边唱的祭神仪式和围观人群焚烧纸人纸马的虔敬之心。尤其是女巫手里的琵琶，在李贺看来，属于“跳脱看年命，琵琶道吉凶”㊶的法器。女巫占卜凶吉之前，先索要琵琶，边弹边言，事事有验。琵琶在唐朝的祭祀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王睿《祠渔山神女歌二首》“枨枨山响答琵琶，酒湿青莎肉饲鸦”㊷，王建《赛神曲》“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听神语”㊸，《华岳庙二首》“女巫遮客买神盘，争取琵琶庙里弹”㊹，张籍《蛮中》“玉镮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㊺皆描述了琵琶作为通灵、降神、占卜法器的功用。琵琶与卜筮的关联在唐以前就有文字记载。《水经注》卷四○《渐江水》：“（浦阳）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云]吉，龟[云]凶，八百年，落江中。’”㊻《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舆地志》亦称，琵琶（折）[圻]古冢“半在水中”，甓字云：“琵琶，筮云吉，龟云凶，八百年，堕水中。”㊼意思是，南朝宋浦阳江有一个叫琵琶圻的地方，圻上有一座古墓，被江水冲毁，砖上隐约印刻着占卜的文字，谢灵运取下那块砖带到京城传看。琵琶圻亦名琵琶洲，因形似琵琶而得名，曹娥庙坐落其中。有关琵琶占卜的更早资料可追溯到东晋年间。《太平广记》卷三二二《鬼七》记载：东晋安帝年间，姑苏闹鬼，“若占吉凶，辄先索琵琶，随弹而言”㊽。琵琶成为占卜吉凶的法器。唐贞元年间，长安大旱，琵琶圣手康昆仑与庄严寺和尚善本在朱雀大街上斗琴以求雨。善本听出昆仑的琴声中带有“邪声”，询问对方师出何人。昆仑回答：“段师神人也。臣少年，初学艺，偶于邻舍女巫授一品弦调，后乃易数师。”㊾来自西域康国的康昆仑是唐德宗、唐宪宗时期的宫廷乐师，号称“长安第一琵琶手”，作为当时颇有影响力的音乐家，其琵琶学习的领路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巫。

女巫手中的琵琶是她降神的必备工具，之所以选用琵琶，除了来自西域、与西方极乐、神佛世界具有很深的渊源之外，还因为琵琶这件乐器的音响效果——独特的音色令人深陷其中、情难自已。隋唐之际的薛收（591—624）在其《琵琶赋》中不仅描述了琵琶法天象地的形状，而且融入了听琵琶者的感受：“惟兹器之为宗，总群乐而居妙；应清角之高节，发号钟之雅调。处躁静之中权，执疏密之机要；遏浮云而散彩，扬白日以垂耀。尔其状也，龟腹凤颈，熊据龙旋；戴曲履直，破觚成圆。虚心内受，劲质外宣；磅礴象地，穹崇法天。候八风而运轴，感四气而鸣弦；金华徘徊而月照，玉柱的历以星悬。”㊿与中国古老的本土乐器古琴所主张的“禁”51——将情感向内收敛的特征不同，琵琶音域宽广、感染力强，可以将情感向外抒发、恣意挥洒，弹琴者和听琴者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一个由琵琶之音构建的奇特场域。史学家杜佑（735—812）在《通典》卷一四二中表达了对当时外来乐器逐渐取代传统乐器的无奈：“自宣武已后，始爱胡声……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皆初声颇复闲缓，度曲转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诸天佛韵调……情发其中，不能自止。”52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琵琶不是秦汉时期传统的乐器琵琶，而是来自西域的胡琴——琵琶。命名相似，但是外形和内容已有很大的区别。杜佑分析琵琶受欢迎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汉族对外来胡文化的好奇和关注，二是西域的极乐世界和神佛信仰深入人心，三是琵琶独特的音色令人情绪波动53。尤其是第二条原因，不仅赋予这件神奇的乐器以愉悦身心的艺术审美功能，还令其在晚唐巫术兴盛之时具备特殊用途。到了唐代，怀抱琵琶的女巫形象多了起来。正如杜佑所感叹的“情发其中，不能自止”54，足见琵琶音效对听众身心的影响力。由于乐器本身的优势以及东西融通的文化背景使得唐代女巫和琵琶的搭配应运而生。

唐代琵琶与巫术的结合呈现出“唐女巫皆能弹琵琶”现象，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它是唐代胡风兴盛的外在表征，是中西文化交流下的特殊产物”55。西域琵琶东渐，各民族交流和互动空前繁荣。唐朝的文字、文化、典籍和制度传播到中亚腹地的深处，北逾大漠，南达交趾56，东至日本，范围之大、影响之广，显示出极盛之世的大国风范。“唐女巫皆能弹琵琶”揭示了唐人对琵琶的空前喜好以及宗教音乐的流行。盛唐乐舞将琵琶这件具有非凡艺术表现力的乐器推上了更高的舞台，从宫廷到民间、从城市到边塞、从大殿到庙宇，琵琶在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全唐诗》收录的诗词，谈及琵琶的就有一百七十余首，大有“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57之状，可见琵琶艺术在唐代的繁盛。另外，这一现象也与汉唐两代对丝绸之路的重视以及背后的玉石信仰密不可分。通往中亚和西方的丝绸之路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首先，丝绸之路上的各条线路是通商要道，中国通过它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品类繁多的外国货物；其次，它们是文化交流的主要环节，中国的思想和技术传向西方，相应地也从西方输入思想和音乐、舞蹈、绘画、金属制作等新技艺。隋唐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发挥主导地位，为诸绿洲王国的发展提供动力58。作为敦煌壁画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种乐器，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琵琶荣登盛世大唐的民乐之首。

琵琶得益于此时政策开放与文化流动，大约在北魏时起源于波斯的曲项琵琶开始经龟兹传入，北朝后期得以广泛流行，“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59。降至隋唐，隋文帝和唐高祖都是擅弹琵琶的能手。杨坚“龙潜时，颇好音乐，故尝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讬言夫妻之义”60。李渊在唐王朝大破突厥的庆功宴上弹奏琵琶，“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61。《唐会要》卷三三“燕乐”条记载：“贞观末，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62来自疏勒的演奏家裴洛儿为何被称为裴神符？或许因为他的琵琶技艺出神入化，被视作“神”；也可能琵琶与他合为一体，可以通神。没有文献可考，只能推测。唐明皇时期，精通音律的玄宗越发重视西域音乐。据《明皇杂录》描述：“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以逻逤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辉可鉴，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洎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授曲毕，广有进奉。”63逐渐地，来自西域的琵琶在中国古老文化的浸润下荣登中国民乐之首，获得极高的地位。琵琶艺术逐渐汉化并成为弹拨乐之首，一方面表明“琵琶是一件格律诗体和骚体诗兼容兼优的弹拨乐器”64“与唐宋元以来琵琶长期为诗词伴奏，饱受华夏诗词一书的浸润关系颇深”65，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唐人对待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态度，他们具有开放的世界观念和时代精神，积极吸纳外来文化。从这一角度上看，怀抱琵琶的女巫在街头弹琴、公开占卜亦不稀奇。

三、唐物入日：琵琶东渡之路

隋唐时，琵琶逐渐东传至朝鲜和日本。《隋书》卷八一《东夷·倭国传》已有“乐有五弦、琴、笛”66的记载，可以推测：早在飞鸟时代（约593—710），中国大陆音乐已经漂洋过海输入到了日本。不过，乐器的传入并不代表技术和艺术输入的同步，所以遣隋使、遣唐使会不惧惊涛骇浪、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大唐求取琵琶“真经”。据日本平安时代的史书《三代实录》（901）第十四卷记载，第14次遣唐使准判官藤原贞敏曾师从唐朝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刘二郎，“拜师后学习数月，曲法极为精妙”67，学成之后于唐开成四年（839）八月带着恩师赠送的紫檀琵琶和乐谱数十卷返回日本68。因为受唐文化的影响，日本琵琶在接受之初也具有巫的功能。琵琶法师弹唱的《平家物语》有详细的描述，每当琵琶登场都具有为死者超度、镇魂之功效，而弹奏者亦与妙音天、妙音菩萨合为一体69。比如，平安时代治承三年（1179）的太政大臣藤原师长（1138—1192）被流放到尾张国（今日本爱知县的西部），他擅长弹奏琵琶，只要琴声响起，宫路山的水神都会出现70。据《青山琵琶流泉啄木事》记载，藤原师长在热田神宫弹奏了一曲《流泉》，感天动地，神宫大殿开始摇晃，师长把自己最爱的一把琵琶——“白菊”敬奉给热田神宫，至今存放在宝物馆中71。

将琵琶作为圣物进行供奉的历史可追溯到开启“正仓院宝物”的光明皇后时代。光明皇后是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圣武天皇的妻子，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非皇族出生的“平民皇后”72。当时日本瘟疫肆虐，灾难频仍，为了安抚人心，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将佛教作为统御国家的工具，为宣传宗教力量和实施社会救济广建佛寺。闻名遐迩的东大寺大佛和附近一带的寺庙群都兴建于此时期。圣武天皇去世以后，光明皇后代理执政，借着为先皇祈福的名义数次将大量皇室宝物珍玩寄存在东大寺，供奉佛前73。琵琶之所以在日本如此盛行也缘于佛教的传入。在日本的佛像中，妙音天（辩才天女）通常以怀抱琵琶的形象出现74。《东大寺献物帐》罗列的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进献的650件珍宝清单中，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赫然在列75。这把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唐代的一种镶嵌质地乐器，具有典型的唐代审美风格，现属于御物等级文物，收藏于宫内厅正仓院北院。琵琶上镶嵌的贝壳出自南海，是遣唐使从大唐获得，带回本土，进献天皇，深受精通音律的光明皇后的喜爱。光明皇后所处的年代正对应着唐朝中期，当时日本与中国互动频繁，制度、思想、文化深受大唐文化的影响，虽然唐代琵琶与今日中国流行的6相24品的琵琶不同，却与日本雅乐使用的琵琶同制。日本雅乐所演奏的琵琶曲，也多出自中国唐代。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不折不扣的神品，琵琶一般都是四根弦，而这把琵琶是目前传世的唯一一把五根弦琵琶。四弦琵琶是“曲项”，五弦琵琶是“直项”，即琴轸、相和琴面处在同一平面上。波斯琵琶和印度琵琶就有直项和曲项之别。日本林谦三认为，“五弦琵琶发源于远古时代的中亚地区，发育完成在印度地区”76。岸边成雄依据伊东忠太编辑的《世界美术全集》中的一幅《托胎画雕像》，也提出了五弦琵琶起源与印度的关系。这幅浮雕的下半部分一组歌舞乐人横抱着的直项乐器即为五弦琵琶。此外，在南印度阿玛拉瓦蒂石雕中还有一幅描绘五弦琵琶的图，与《托胎画雕像》中的琵琶属于同一类型77。此种五弦琵琶在敦煌壁画飞天弹奏中经常可以看到，但现已失传。五弦琵琶较四弦琵琶多了一根低音弦，这根弦大有讲究，不仅弦身最粗，余音也最长，它是在原四弦曲项琵琶的弦槽上方增加的一个金属旋钮式弦轴，定弦D或E，将四弦琵琶的ADEA定音为EADEA或DADEA。五弦琵琶的音色和演奏效果也提升了，即从原来单一的纯八度音程，又多增加了纯四度和纯五度，不仅扩展了琵琶的低音区，也增强了音区之间的对比，而且音程的运用也得以增加，音乐的层次感随之也就多了78。不断改良的琵琶，音域越发宽广，能高能低、能粗能细、能文能武，融入了多民族的智慧，是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的集合体。

琵琶在中国大陆的传播贯穿的是广阔的东西线，传入日本后，受限于列岛狭长的南北线移动，所以总体变化不大。《大日本史·礼乐志》记载：“本朝所传乐制，五声六声轻重之法，不可得而详也。盖其始受之隋唐。”79中国五声音阶与日本五声音阶有着“同名大小调关系”，以“黄钟宫”为例，若调号增加3个降号就成了日本五声音阶，足见唐朝音乐对日本音乐产生的决定性影响80。在表演日本的传统能乐剧目时，来自大唐的乐器琵琶也作为重要成员加入乐队之中，作为弦乐器的当家花旦，“琵琶声一起，惊动天与地”81。由于对繁盛的唐文化无比憧憬，琵琶在日本境内获得广泛的推广和欢迎，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热衷于识谱和弹奏。

日本平安时代对于琵琶的喜爱和尊崇不仅体现在器乐弹奏、宗教崇拜上，文学作品中也多有体现。比如琵琶在《宇津保物语》出现了45次，在《源氏物语》中出现了41次82，在《松浦宫物语》中出现了两次。《松浦宫物语》中弹奏琵琶的神奈备皇女是主人公橘氏忠志同道合的恋人，但是随着神奈备皇女被选入宫，两人的情缘遗憾终结。书中将琵琶明确标记为“びわ”。《源氏物语》中紫式部描绘的琵琶弹奏场景优美如画83，不论白天黑夜都令听琴的人如入仙境、流连忘返，琵琶成为男女主人公琴（情）意相通的媒介。《源氏物语》第七回“红叶贺”中有一段对琵琶的描写优美动人：

有一天，傍晚下了一阵雨，雨后新凉宜人。源氏欲消遣这良宵，在内侍所居的温明殿近旁徘徊闲步。内侍正在弹琵琶，声音非常悦耳。原来这内侍每逢御前管弦演奏等机会，常常参与男人队伍内弹琵琶，故于此道十分擅长，人莫能及。加之此时满怀离情别绪，无处发泄，所以弹得更加动听。她在唱催马乐《山城》之歌：“……好个种瓜郎，要我做妻房。……想来又想去，嫁与也何妨……”嗓音非常美妙，然而略觉不大相称。源氏公子倾耳朵而听，想道：“从前白居易在鄂州听到那个人的歌声，想必也有这般美妙吧。”

内侍的琵琶忽然停声，想见她正悲伤哀叹84

这一段与唐诗《琵琶行》比较，赞叹琵琶音色的优美和弹琴者的雅致，可以看出对于琵琶依然是以唐代音乐的视角加以欣赏和评价的。

第四十九回“寄生”里描述匂亲王弹奏琵琶的场景，重点交代了琵琶秘曲的来历，是由神灵赐予，弹奏琵琶本身就属于神圣行为：

他身穿平日惯穿的衣服，上面只加一件便袍，此时拿起琵琶来弹奏。他把琵琶合着黄钟调，弹出非常哀愁的曲子。……对二女公子说道：“从前有一位亲王，傍晚时吟着此诗而观赏菊花，忽然一位古代天人从空中翱翔而来，把琵琶秘曲教给他。但今世万事都浅薄了，实甚可叹。”便停止弹奏，放下了琵琶。85

黄钟调是乐律十二律中的第一律，属于燕乐羽声七调的第五运，“他把琵琶合着黄钟调，弹出非常哀愁的曲子。”这一句表面上是为了凸显琵琶荡气回肠的声音，实则影射了《源氏物语》中男女主人公命运多舛的遭际和百转千回的心境。富有灵性的琵琶与弹奏者的命运相连，琵琶琴弦一旦崩断，则预示着家族的衰退和人物的灾难86。随后日本琵琶按照地方风格又分土佐琵琶（とさびわ）、越前琵琶（えちぜんびわ）、萨摩琵琶（さまびわ）、筑前琵琶（ちくぜんびわ）、肥后琵琶（ひごびわ），右手使用拨子，弹完一曲会将拨子插进覆手和最后一个品之间的空隙处，边弹边唱，围绕的主题都是琵琶法师《平家物语》87。曲项、五根弦（第一根、第二根外弦并在一起）声音响亮，弹唱古代战争的故事震撼人心，道尽中世文学“世事无常”的核心。琵琶从巫师手中的法器逐渐成为僧人、平民讲述故事、抒发情感的工具。这时的琵琶愈发亲民，它从朝堂走向大众，中国琵琶艺术逐渐同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并最终酝酿出和风浓郁、悲情哀婉的琵琶说唱艺术，一直流传至今。

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背景下，琵琶经历千难万险来到异国他乡，作为综合性的文化符号全力传播盛唐文化。它所承载的角色早已超越了固定器物和音乐维度，在文学、宗教、文化等精神领域生根发芽开花，并不断地孕育出新的故事，开启新的篇章。名古屋能乐堂上演的中日琵琶合奏是对千年历史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和展望。

作者简介：唐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和古希腊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