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昆曲保护与发展

钱永平

    在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中，最热门的术语当属“保护性开发”了，这是一个极符合国民追求“珠联璧合”心理的术语。在传统文化日趋边缘的今天，“非遗”保护的展开，使传统文化旋即成为具有“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颇具“冰火两重天”的意味。形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文化表达形式被当代社会不同的权威力量选为遗产时，拥有了象征性资本，进而在社会文化活动中获得某种“优越”地位。

    一、昆曲“象征性资本”的确立

    清末时期，昆曲已呈没落的趋势，尤其在吸引观众方面无法与后起之秀地方戏相比。但昆曲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在剧本文学、音乐、表演艺术、舞台美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文化成就，是我国独有的高雅艺术，这已得到戏曲界的充分肯定。针对昆曲的衰微，不断有文化人士呼吁对其予以资助保护，但收效甚微。一个重要转机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这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机构所推动的“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评选以及相关保护行动，2001年，昆曲成为UNESCO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后的十年当中，昆曲从遭受冷遇、漠视的境地中逐渐解脱出来，通过“非遗”这一中介被确立为民族文化的象征标志，日益为大众所熟悉。

    “非遗”具有“资本”意义，具体而言，包括昆曲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实践经过被社会认可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标准评判，由UNESCO或各国政府等权威力量指定为“遗产”，赋予民族文化认同等象征标志，通常就具有了运用公共资源受到专门保护的正当性。按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这种象征性资本是“只有透过被承认的过程才能实行的一种权力。这种承认过程是借由人们看到和相信并视为理所当然的过程建立起来的。但更重要的是，是透过权力执行者与服从者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一种象征性体系所建构的权力关系。[[1]]”

    正是在“象征性资本”作用下，昆曲剧团受到从中央到所在地方政府的重视，得到财政专项经费扶持，这可以从着眼于全国的《文化部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方案》窥探一斑，而各个剧团、研究机构、职业学校、公共文化事业组织也都积极展开与昆曲相关的各类活动，这符合UNESCO非遗公约规定“‘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 ( 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 和振兴[[2]]”。同时，社会各界力量尤其是具有公众影响力和各种资源的社会成员（如国家领导人、地方官员、演艺明星、知名作家和学者等）对昆曲不同方式的关注和推广，在“羊群效应”作用下极大地促进了大众对昆曲的熟悉程度。因此，包括政治权力在内的各类社会资本以遗产的名义改变了昆曲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所处的边缘地位，实现了昆曲经济资本的升值。

    针对当下昆曲发展态势，笔者认为，需要思考“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原则如何与昆曲的具体保护实践相衔接，即政府专门调拨的以财政经费为主的公共资源如何切实推进昆曲的传承工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在商业竞争机制中如何促进昆曲的传承。

    二、昆曲的传承性保护

    毋庸讳言，对昆曲展开保护不是“为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传承而保护”，张紫晨先生指出传承是指代际之间的接续性活动，即一种文化现象在纵向的社会发展历程中被人们不断地延续，包括自在却无自觉意识地延续和积极有意而为之的延续。对上代而言，谓之传，对下代而言，谓之承。传是递，承是接。张紫晨先生曾对传承活动这样标示：传递→承接→再传递→再承接→多次传递（或传授）→多次承接（或接续），以至无穷。[[3]]将昆曲作为“非遗”进行保护的本质目的是通过当代人的努力，延续昆曲的传承，将其作为礼物送给未来。

    昆曲最有生命力的传承何在？昆曲表演艺术家、研究者、众多的爱好者都指出是昆曲的表演。如果没有昆曲演员在舞台上真实的表演，昆曲的生命力就只能凝固在影像、图像、文字等静态记录中，静态式记录并不是非遗保护的最终目的，只是保护过程中采用的手段之一，可以称为“保存”。对于包括昆曲在内的戏曲而言，活态生命力表现之一就在于仍有人能将其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其“非物质”的精妙如陆萼庭先生所说“一个手式、一个身段，都渗透了艺人们对于剧目意趣的深刻理解。一个好剧目，可能本子上不过如此，而表现在舞台上的积极倾向（思想、情感、趣味、细节）却异常突出。[[4]]”

    三、政府主导下的昆曲保护

    政府主导的昆曲保护实施关键在于把保护对象明确为以演员高水准表演为主的昆曲传承活动，即昆曲区别于其它剧种赖以存在的传统艺术样式的传承——传统剧目和表演程式。其详细标准应由公认的权威研究专家、杰出传承者、深谙昆曲的观众通力合作予以具体化，在实际的保护行为中把有限的行政资源专注于国家认定的杰出昆曲传承人、团体进行的传统剧目公开表演、后辈培养等传承活动。

    传承视野下的昆曲保护还须注意，昆曲艺术透过人的身体动作得以外在具象化，传承者要从一个身段、姿式中表达出角色的情感和神韵，难度颇大。传承者在耗费巨大精力和时间不断观察、体悟前辈表演的基础上，将前辈的表演技艺习得、转化为自己的身体记忆，最后以自己的唱念做打等身体动作高水准地再现出前辈曾经表演过的经典剧目。这就是传承者表演成功的见证之一，也是“相传”、“相守”的珍贵所在，更是昆曲作为一门艺术得以存在、发展、积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掌握艺术评论话语权、文化资助支配权的不同权威不应强迫传承者在传承的基础上一定要“超越”和“创新”前辈，因为这会误导传承者将重心放在排演全新的剧目上，导致相传环节的缺失，达不到前辈的表演水平，造成新一代传承者表演水准的大幅下降。概言之，政府主导下的昆曲保护应该尊重并资助传承者对昆曲前辈经典表演的高水准“再现”式的相守。这并不会阻碍当代昆曲传承者结合自身天赋、进行尝试和创新，即传承者可以展开对昆曲的自由发挥。如果这种发挥能够经历时间的淘炼流传下去，那便丰富了昆曲艺术，具有在未来受到保护的可能性。

    四、市场机制中的昆曲发展

    传承至今天的昆曲离不开市场经济这个外在环境，尤其是在昆曲成为非遗之后，随着知名度的上升，其利用价值也大大增加，吸引着商业资本等来自市场的因素对昆曲的关注。当讨论文化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时，应以积极态度看待市场在促进文化艺术活力方面所发挥的效力，这是展开下文阐述的前提。

    （一）与不同表演形式相结合的昆曲多元化发展

    当代昆曲表演依据当下审美观念改进各个角色的戏服、道具，在舞台演出中运用新技术增强视觉效果，引入体现传统文化的元素，利用古建筑、园林实景烘托演员的优秀表演，这些不同形式的制作使同一个昆曲剧目有了诸多版本，如苏昆的《长生殿》和上昆的全本《长生殿》，“临川四梦”：《南柯记》印象版，《邯郸梦》经典版，《牡丹亭》菁萃版，《紫钗记》偶像版，江昆的《桃花扇》有青春版、传承版、精制版、音乐会版，北昆精华版《牡丹亭》、园林实景版《牡丹亭》。在中外结合上，有苏昆与日本歌舞伎演员坂东玉山郎合作的中日版《牡丹亭》，张军和比利时钢琴家尚·马龙合作的“当爵士遇上昆曲”表演，2010年5月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江昆表演的《1699·桃花扇》清唱剧版中加入了西洋唱法。把昆曲与各种文化表达形式混搭起来进行表演，在保证表演水准的前提下，有利于消除大众对昆曲畅想“老套”、“哼哼唧唧”的刻板印象，用不同的理念培育大众对昆曲的欣赏能力，也显示出昆曲多元化的发展现状。

    （二）与其它商业形式相结合的昆曲多元化发展

    这种情况与上述有所区别的地方是，把昆曲视为资源与其它商业经营组合在一起以获得商业利润，最为常见的是在古镇、园林、古建筑、仿古建筑等经营性质场所搭配昆曲表演，如南京“廿一会所”；北京“皇家粮仓”、梁祝茶馆；杭州胡雪岩故居、江南古镇周庄等均以昆曲表演为主兼顾参观、收藏品展览、工艺品、餐饮消费等形式。与此同时，商业资本从昆曲中获得灵感，投资开发与昆曲有关的衍生品，如将停留在观念想象层面的“良辰美景奈何天”作为文化创意转为实景，以昆曲文学剧本为原型，筹备拍摄电影《牡丹亭》等。应当看到，由商业资本主导的昆曲遗产资源开发有助于促进昆曲艺术市场结构上的多元化发展，但政府主导下的昆曲的传承与保护并不以此作为标杆。

    上述对昆曲展开各种探索性的商业经营并无不妥，也是演员谋生途径之一，尤其是对年轻演员而言，提供了更多的表演实习机会，起到推广昆曲的积极作用。但市场从来不是万能的，商业经营不能因迁就短期的收益而误导昆曲表演者的传承方向。上述形式中，有的并不以演员表演功力来吸引观众，而是以演员的俊美扮相、戏服的面料与绣工、头饰的制作及舞台装饰美术等虽有影响但并不是昆曲核心因素上注入资本精心打造。从消费者方面来说，一些观众花大钱走进古建筑、园林、豪华剧场等场所欣赏昆曲，是只为猎奇或借昆曲风雅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不是真正欣赏昆曲的表演之美。因此，昆曲的商业性探索应该以昆曲表演者的艺术水准和观众的反应为标准进行甄别。

    （三）昆曲的市场推广和营销

    目前，市场上符合本文阐述的昆曲传承要义的商业表演正不断涌现，市场在联系、调整表演者表演方向和观众需求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正日益显现。在市场化运营中，昆曲表演团体需要运用现代市场商业手段，最大程度地培育大众对昆曲艺术的接受能力和消费意愿。实践证明，在现代市场机制中针对不同的文化形式，采取恰当的营销手段是可行的。因此剧团中需要既懂昆曲，也懂市场营销的双料人物，在清晰界定昆曲核心表演的基础上展开营销活动。在这方面，上海昆剧团全本《长生殿》的演出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剧团在正式公开演出前动用市场体制中有效吸引观众的各种手段推广营销剧目，如在上海闹市区大型电子屏反复滚动播出《长生殿》演出信息，在人流量大的地铁站张贴宣传海报，在电话充值卡上印制演出信息，在网络媒体中传播演出信息等，最大程度地吸引上海观众。而在北京公演时，为了形成宣传效应，制作方无论是新闻发布会地点（北京皇家粮仓，故宫）还是新闻发布形式都颇费一番心思（蔡正仁祭拜“老?O神”和请明星助阵）。显然，今天戏曲表演早已没有了“老郎神”的演出习俗，但利用这一独特话题吸引镁光灯，进而吸引大众眼球，营销效果无疑十分成功。尽管市场营销有“自吹自擂”之嫌，但对于具有极高艺术水平的昆曲表演，采用营销手段的推波助澜也未尝不可。因为经典剧目不会让走进剧场的大众失望，这一点在全本《长生殿》的演出中已经得到证明[[5]]。

    然而，开展市场营销的阻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恰恰来自习惯于文化事业体制下的行政思维模式的昆曲相关利益者。他们并不擅长运用商业手段对昆曲展开营销。偶然为之也是以无计划或不协调的方式进行，并由此带来各种不可预料的负面影响。因此，昆曲相关利益者需要建立面向市场的，具有弹性、竞争性的营销观念和行为习惯。

    （四）昆曲与商业资本赞助

    高水平的昆曲传承和表演需要雄厚的资本作为后盾，如果没有来自政府和社会的财力补助，昆曲院团是无法运作的，因此昆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脱离来自不同阶层的赞助。但目前而言，由于我国政府干预文化事业较多，商业捐助性质的民间文化组织并不发达。幸而昆曲因成为遗产所具有象征资本得到了商业团体的赞助。如江苏盛世宝玉公司对江苏昆剧团的商业赞助，正大集团则赞助学生免费观看在北京演出的全本《长生殿》，苏州“爱慕·苏州昆剧院昆曲传承促进（奖励）基金”以基金形式为昆曲传承和教育推广提供资金支持，上海昆剧团全本《长生殿》得到传媒公司赞助演出信息传播，我国首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公益银行卡——“中国工商银行张军昆曲艺术基金灵通卡”2011年7月19日在上海首发。这种赞助机制如果运用得当，通常会达到三个效果，一是有助于确立商业团体在公众中的良好印象；二是有资金作为后盾，表演者可以专注于表演艺术水准的提高，免去生活的后顾之忧；三是实现昆曲艺术的教育和推广。但昆曲院团必须注意的是，商业资金赞助方是否对昆曲本身的表演形成干扰。

    四、昆曲的大众遗产意识的培养

    我们无法忽略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政府主导下对昆曲的保护，还是面向市场的昆曲商业化探索，昆曲的传承都离不开真心欣赏它的大众。成为非遗后的昆曲经过不同方式的推广，日益为大众所熟悉，如何处理昆曲表演与当代大众的关系成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昆曲作为遗产展开保护的关键因素之一。

    昆曲作为古典艺术，高于“娱乐”概念，体现古典意蕴的昆曲表演需要观众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斟酌消化并反复体会。通过市场手段的推广提高公众遗产意识，效果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当代昆曲的保护需要社会各类公共文化机构为大众提供机会和有意识的因势利导，展开更为细致、耐心和长期、全面的教育工作，使大众有充分的时间来接触和体验昆曲，提高大众的昆曲鉴赏能力，培养起真正喜欢昆曲的消费群体。

    从长远而言，今天昆曲传播与推广的重点对象应该是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是未来社会支配社会资源、主导文化发展甚至决定文化品味的群体，昆曲能否以遗产之礼物传递给未来，未来的主导权在他们手中。因此，昆曲保护需要使青少年像理解和感受诗经、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化那样，系统和深入地理解昆曲之美。这才是昆曲遗产保护和传承不落入制度化、程序化表面形式的根本所在。

    五、结语

    从2001年至今，昆曲成为UNESCO非遗代表作已经十年。与昆曲昔日艰难发展相比，各大昆曲剧团演出次数明显增加，优秀的昆曲表演家因其精湛的表演艺术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大众真诚尊敬和喜欢。尤其是由于报名学习昆曲的青少年人数有较大突破，昆曲传承人才的选拔在素质方面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6]]。

    作为我国古典文化代表的昆曲，历经六百年仍能以演员唱念做打的身体动作呈现在舞台上，依然被光荣所包围，仅就这一事实，便值得我们尊敬。比起一个时期或一个流派的众多平凡之作，作为民族文化经典的昆曲能教给我们的更多。“似水流年，如花美眷”的意境可以有很多表现形式，当下的流行音乐，影视表演等都能以自己的独特手法来呈现这种意境，但唯有昆曲传承者高超精湛的表演能让人获得这种难于言说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的普及将会大大有助于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这就是昆曲作为遗产的价值所在，非遗保护追求文化认同的真正意义也应是如此。

 （来源：文化产业研究网）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