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私家园林：昆曲兴盛的文化空间

　　“私家园林”在古代指官宦仕家、文人雅士或商贾大户等为满足生活需要而兴建的园林，民间通常冠以姓氏称为“某家花园”或“某园”。它有别于皇家园林而存在，集中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明清时期，私家园林与住宅紧紧相连，成为士大夫举行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古典私家园林大多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

　　以往的研究，一般将明清私家园林作为“园林建造技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然而，其作为“文化空间”而与“非遗”产生的联系却被人们忽视了。明清私家园林既是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景观，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昆曲的文化空间。由于明清时期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纷纷在家里蓄养家班，每当宴饮会客、娱乐休闲时，他们通常在自家园林中搬演昆曲。这种情况在当时已形成风气，昆曲成为园林里士大夫寄托性情、展现才华的重要生活方式。在长达600年的历史中，昆曲和私家园林一直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明清两代既是园林营造艺术的巅峰，也是昆曲艺术的巅峰。两个高峰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有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原因。

　　昆曲诞生的重要场所

　　昆曲的前身“昆山腔”的产生离不开元末明初著名私家园林——“玉山草堂”。“玉山草堂”位于今江苏省昆山市绰墩山一带，是著名文人顾阿瑛的私家园林。顾阿瑛和顾坚、杨维桢、倪元镇等常在园内举行音乐聚会，直接推动了民间小曲蜕变成“昆山腔”。

　　顾阿瑛常聚集大量文人在自家园林里欣赏声伎表演。昆山腔的创始人顾坚“善发南曲之奥”，园林里良好的音乐艺术氛围使顾坚和顾阿瑛等人交往甚笃。在“玉山草堂”这样一个汇集南曲的艺术场所，具备较高艺术修养的文人一起听曲、赏曲、评曲，对顾坚的发声探索有极大帮助。顾坚的音乐才能一方面源自他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他与杨维桢、顾阿瑛、倪元镇等几位“曲友”的交往、切磋。因此，昆山腔更像是这个艺术群体的集体智慧结晶，而“玉山草堂”正是汇集这个集体智慧的场所。

　　私家园林理想的人文环境为昆曲第一部剧本《浣纱记》和不朽名作《桃花扇》的诞生起到了一定作用。《浣纱记》作者梁辰鱼出身名门望族，有条件营“华屋”、造“楼船”、筑“庭”院，汇聚“四方奇节之彦”。梁家的园林群英荟萃，盛况远近闻名，甚至可与顾阿瑛的“玉山草堂”相匹敌。社会贤达、骚人墨客常伴梁辰鱼“度曲”为乐，欣赏他“转喉发音”，并点评其“声出金石”的演唱效果。有了这种长期的群体性艺术实践，梁辰鱼熟谙了当时流行的“水磨调”技巧，很快就“得魏良辅之传”，从而能把“水磨调”运用到《浣纱记》曲词的创作中。和梁辰鱼一样，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的过程中也在“文化沙龙”——园林中受益匪浅。他曾居住在江苏泰兴李清枣园里修改剧本草稿。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听说孔尚任住在李清枣园，便专程来此与孔尚任相聚，畅谈他的亲身经历，《桃花扇》的文章架构和许多故事情节因他的到来被重新修改。

　　昆曲作为综合表演艺术，它的诞生必须经历从“案头之曲”走向“场上之曲”的阶段，即从文字剧本变成舞台表演的过程。昆曲之所以也被称为“昆剧”，本质的提升就在于此。明清时期，昆曲从“案头”走向“场上”有两个重要途径：一是职业戏班的商业演出，主要集中在庙台和专业戏场里；二是家班的自娱性演出，主要集中在厅堂和私家园林里。而私家园林为更多的文人剧本走向舞台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私家园林见证昆曲的发展变化

　　昆曲诞生后，明清私家园林一直作为其表演、传播、革新的场所。昆曲的每一步发展都在这个空间里得到了见证。

　　其一，明清私家园林见证了昆曲的流布传播。昆曲在全盛时期流传到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厅堂、庙台、职业戏场等几乎所有的娱乐表演场所。仅从私家园林来看，昆曲的传播存在着这样一条轨迹：以昆山、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文人园林”为发端，分别北进和南下，北进流布到以扬州、泰州、南京为代表的“富商园林”和北京的“权贵园林”、“文人园林”里，南下流布到浙江杭州、嘉兴等地的私家园林里。传播遍及明清时期南北主要发达城市。

　　其二，明清私家园林见证了昆曲雅化和俗化的历程。由于昆曲在明清私家园林里充分汲取着文人给予的养分，从诞生伊始就呈现出典雅、精致、清丽、梦幻的风格，发展到明末清初，这种风格更强烈地表现在园林舞台上。阮大铖家班的昆剧表演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阮大铖是明末著名戏曲作家，他的戏剧文风辞情华赡、文采飞扬，力追汤显祖典雅一派。据《陶庵梦忆》记载，他的家班表演“与他班孟浪不同”、“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他严格要求家班在表演他的剧本时要细腻到位，尽力使演出的语言、演唱风格更加典雅。再如客居金陵的徽商吴琨，也要求家班表演尽可能一字不漏地遵循汤显祖的剧本。

　　昆曲在园林里雅化的同时，也没有停止融入民间的脚步。生活在园林里的士大夫敏锐地注意到昆曲在市民阶层中产生的细微变化。他们并没有以文人的清高排斥和贬低昆曲“市民化”、“俗化”的倾向。以沈?Z为代表的戏剧理论家，甚至通过自己家班的表演实践和与曲友观摩表演的体会，提出了具有市民化立场的戏剧理论。他在“属玉堂”中提出“本色”、“合律依腔”等戏剧理论，并创作了《义侠记》、《博笑记》等剧作，体现出通俗化、市民化的气息。在他的带动下，“吴江派”、“苏州派”等昆曲剧作家纷纷创作迎合市民审美趣味的剧本，从而使昆曲的观众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开创了深宅大院、粉墙黛瓦之外的另一片新天地。

　　“艺术是相通的”，园林的营造活动也为昆曲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思路。通晓造园、昆曲、饮食、养生、小说等多门艺术的奇人李渔，曾先后建造了伊园、芥子园、层园，还为朋友贾汉复、龚鼎孳建园出谋划策。他受造园思路的启发提出了戏剧创作的“结构说”，填补了中国传统戏剧理论的一大空白。受他的影响，王骥德在《曲律·论章法》中明确提出“作曲，犹造宫室者然”。

　　综上而观之，笔者认为保护昆曲可以适当发挥园林的文化空间作用。曲、园不分家才能展现较为原生态的文化面貌、传达更真实的历史信息，才能帮助现代人更好地解读“文人戏”——昆曲和园林的文化特征及精神实质，对可持续地保护、发展昆曲发挥积极作用。若将现存明清私家园林和昆曲联系起来，进行统筹保护，将是既有文化意义又有经济效益的举措。（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网 作者：王美诗）

编辑：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