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无形民俗文化财概貌及其保护经验

翁敏华

    一、东京无形民俗文化财概貌

    东京拥有国家级无形民俗文化财10项，差不多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日本的文化财，分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传统建造物群、保存技术六个类别，其中前三项特别重要，为人注目。民俗文化财里又有无形民俗文化财，专门用于保护民间的无形文化遗产。其中的民俗艺能共140项。日本学者非常注重民俗艺能的收集、整理、介绍、研究和保护，他们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文艺学、美学等角度，对它们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由西角井正大著作的《民俗艺能》一书，就是一本集大成的对民俗艺能进行介绍、鉴赏和论述的好书。其中存在于东京都和东京都周边地区的重要民俗无形文化财是：板桥田游、小河内鹿岛舞、鹫宫催马乐神乐、秩父祭的屋台行事与神乐，相模人形芝居，山北的峰入，恰子基拉可（音译），茨城纲火，日立风流物。 这里，就笔者18年前、11年前在日本考察所及的具体名目，举其代表再详作介绍。

    1、板桥田游。东京西北面的板桥区，是不那么富有的居民的集聚区，18年前的中国留学生大量居住此地。笔者夫妇就曾在此地居住过。板桥田游的保存者有两个团体，一个是德丸本町的田游保存会，一个是赤冢町的田游保存会。笔者考察过前者。虽地处日本首都，但德丸田?[和赤冢田?[，即使放在日本全国看都是相当朴素的。演出者都是当地百姓，约十来人，穿白麻大褂，有两人头戴“乌帽子”，扮演“大稻本”和“小稻本”（即大小两个稻神），队伍前面是两到四名长得活泼可爱的小男孩扮演的“早乙女”，穿茶色衣服，头戴三角形纸制的“宝冠”。他们把表演区域（祭庭）四角，用四杆带叶的竹竿（忌竹）围圈起来，用来围圈的细绳上挂着白币，中间放一只太鼓，参加者手里都拿有各种农具，其中叫做“爱布里”、“依皮里”的农具是作为唤起和镇定田神而使用的巫具。表演是按农活先后次序来排的，耕田、平田、下种、分秧、插秧、施肥、耘稻、驱鸟、收割、脱粒归仓等等，边歌边演，有歌词。其间有三演员戴假面，一个充当耕田的牛，两个扮演“翁媪”，与中国民间傩公傩母、田公田母十分相像。在翁媪表演前，有一个朴素而带幽默感的稻草人（叫做“米坊”，日语中“坊”指人，米坊是米店老板的意思）上场，有一根很大的男根（像极了中国湘西“毛古斯”）。翁是个喜剧角色，他与媪的表演带有色情动作，两人先是调戏，继而相拥，最后表演性交摹拟，等媪再度出场时已作“怀孕”状，三度上场时已领出一个小男孩，大家把他抱到大鼓上面“咚咚”地?H，一边唱歌，唱祈祷丰收的歌。以人类生产的过程启示自然界生产，为祈求稻谷孕穗而将人的孕育秘事展示给神看，田?[的交感巫术的意味很明显。使用巫具、以人充牛、色情表演，是田?[的三大特点，意为在田里迎接新神，把神的威力施加到村田里，预祝谷灵的诞生。类似的农耕演艺，笔者只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看到过。

    2、王子神社田乐。日本田乐发生得也不晚。古籍《荣花物语》（平安时代历史演义）中说，治安3年（1023），藤原道长举行“插秧御览”，有十个男人打腰鼓、吹笛、在ささら（?y）的节奏声中歌舞，召集年轻美貌的五、六十名“早乙女”表演舞蹈化的插秧动作。田乐标志的竹制乐器“?y”已经出现。《洛阳田乐记》记载的1096年夏天的“永长大田乐”，就成熟得多，已有离开田耕成为独立艺能的趋势，说当时勿论庶民，连公卿阶级也卷入里面。

    “高足、一足、腰鼓、振鼓、铜钹子、编木、殖（植）女、舂女之类，日夜无绝，喧哗之甚，能惊人耳。诸坊诸司诸卫，各为一部，或诣诸寺，或满街衢，一城之人皆如狂焉！”“或裸形腰卷红衣，或放髻顶戴田笠，六条二条往复几地，路起埃尘遮人车”。

    《太平记》记有“劝进田乐”，说当时出现了能容纳四千人、分三四层的半圆型野外剧场，贞和2年（1346），“田乐狂，栈敷崩”，以至把观众席都顿塌了，死伤多人。中国几乎同时的《南村辍耕录》，记载过类似事故。

    田乐盛行于13世纪末到17世纪末，后来让位于能乐，转入民间。笔者在东京曾观赏过“王子神社田乐舞”，由八个戴着深深的斗笠的“早乙女”表演，所戴斗笠边沿的红白纸穗把她们的脸遮盖得面目不清，使这一田乐舞十分神秘。人手一条竹制的“ささら（?y）”，两手握两端，有节奏地抖弄，发出“唰――唰――”的声响，我导师后藤淑先生说，这一乐器是田乐的标志。他问我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乐器，我说与“快板书”所用左竹板有点像。和歌山县熊野的“那智田乐”，一称“田乐踊”（在日语里，“舞”和“踊”是有区别的，一者强调手的动作，一者强调脚的动作，“踊”相当于中文里的“蹈”）；静冈县“西浦田乐”，能看到一点“田乐能（剧）”的影子，其中“一足”、“高足”之类的中国传过去的唐代散乐形式，早已简化。福岛县的熊野神社有“御宝殿田乐”，有“役马”、“处女立”、“田乐”、“狮子舞”、“拟兽（鹭、龙、鹿）舞”、“神舆渡御”、“驱马”等演目，笛子太鼓由大人伴奏，编木（即?y）由儿童操弄，表演颇具古风。有的斗笠有古色古香的绘图，编成八角形，在顶上交叉一个花形，左右两边长长地垂两根锦带，四面遮住人脸的穗子，让人联想起中国皇帝的一种皇冠，还有贵池傩“舞伞”中“年首”舞弄的五色纸伞。

    3、狮子舞。日本的狮子舞可以分作两大体系，其一是“两人操纵狮子”，即两人钻进缝制的狮子身体进行的，多出演于神乐，故又称作“狮子神乐”，明显与中国大陆的有血缘关系，由中国流传过去的伎乐、舞乐、散乐中的狮子演艺继承发展而来，所以又被称为“唐狮子”，东京都浅草神社“田乐”里的狮子舞、千叶的“梯子狮子”就属于这一类。其二，是 “一人立”狮子舞，即一个人身上套件狮子装束、头戴狮子脸进行的。由于主要出演于风流舞，又称“风流狮子”。“一人立”狮子舞全部集中在东日本地区，从箱根以东到东北，其特点是比较小型，舞者多在腰间挂太鼓，边舞边打。三头狮子为一组，另一名称“三匹狮子”更为流行。“三匹狮子”分别是男狮子、女狮子、中狮子。男狮子有两柄卷角，中狮子有两柄像鬼角一样的直角，女狮子则头戴宝珠，据说分别代表日、月、星辰。东京西北面的?斡裣厥侨?匹狮子舞最为密集的区域，全县竟有三百多处拥有狮子舞团。浦山狮子舞堪称代表，一般在室外进行，除了“三匹狮子”，舞庭四角分别站四个戴花笠的少女，叫“花笠役”，另外还有两名逗弄狮子的丑角，手持巨大的芭蕉扇。用笛子伴奏，四个人吹一曲，二十个人交替吹奏。还有伴唱者，歌唱以颂扬为主旨的狮子歌，其中[女狮子隐]―曲，是全舞的关目。笔者曾在东京北区区民会馆观赏过。虽名“中狮子”，给人感觉却是头男性狮，两头男狮子追逐一头女狮，其中一头追到了，与女狮子一上一下两面相向地调戏，另一头必在一边急不可耐抢夺再三，直至把“情敌”挤搡到一边。那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场面，漾溢着浓重的人情味。最后唱道：“真是宿世的姻缘，神啊，让女狮子男狮子结为夫妻吧!”――真是名不虚传的“风流狮子”！

    4、纲火人形。日本东京东北部的茨城县筑波郡伊奈村有个地方叫“小张之地”，传承着一种人形剧“纲火人形”，又叫“小张纲火”。日语“纲”是绳索钢丝之意，“火”在这里指烟火。笔者曾在东京马事公园观赏过，剧目是《桃太郎打鬼岛》。桃太郎是日本传说广泛的民间故事人物，说一对老夫妻在河里捡了个顺流而下的大桃子，带回家来一段时间后，桃子开裂，里面蹦出个小人来，老夫妻给他起名“桃太郎”，养了多年才开口说话，后来当了武士，打仗非常勇敢。有学者认为这个传说人物身上体现了武士道精神。那晚先看俄罗斯歌舞，结束后主持人让大家转过身去，往前走十步，好像是个草坪，漆黑一片，左上远方有一个微亮处，空中楼阁一般，隐约可见坐有数个乐队人员。奏乐起来后，忽见一束烟火飞也似地从人们的头上窜过，在远处空中停留片刻后，又快速地返了回来。人们这才辨出，火光始发和停留之处有三根柱子，形成一个三角型，柱子间系了三根粗钢丝绳，“纲”，刚才那火花，正是在“纲”上窜来窜去的。“纲火”，就是烟火走钢丝之意。许多烟火特技后便入正剧。先见右侧夜空中升起一只由烟火构成的桃子，桃子在音乐声中慢慢长大，最后叭地裂开，里面步出个小小的人儿来，他就是桃太郎。长大后，桃太郎决定去打鬼岛，这时，对面驶来一辆车，车身灯火通明，车轮直是两只火圈，前后有几个小卒子推拉，做各种各样的滑稽动作。桃太郎神气地坐上车，颇有大将风度。一会儿，前面出现个小岛，越走，岛越显大，可以看见岛上有小屋，一小鬼正在那里探头探脑。桃太郎举手一挥，车前的炮筒连连发炮，一炮轰掉了屋顶，又一炮燃着了房墙，小屋周身起火，在熊熊燃烧中慢慢倒塌，小鬼们四处乱窜，被桃太郎一一抓获，大获全胜。像是为了庆贺，桃太郎四处指点，他指到哪里哪里就有一串烟火升起，直到每个灯笼下都洒下银白色的火星，直到织成一挂硕大的火星的瀑布……

    在表演过程中，几个人手里拎桶水拿把水勺，哪里有火星飞下来烧着了铺在下面的毡布，他们就去浇灭火苗，让观众看清那是真火，平添了许多惊险的感觉。

    后来笔者阅读参考资料，得知每个“人形”身上都背有一个烟火筒，把它点着“嘭”地一声傀儡就窜出去了，然后艺人们再抽动系在傀儡身上的钢丝来表演。如此看来，“纲火”二字正概括了操纵傀儡的两种手段。除了《桃太郎》他们还能演《舟游》、《道成寺》、《出世景清》等，《道成寺》是能乐中的重要曲目，《出世景清》是近松门左卫门的代表作。

    小张之地的这一人形剧属于“松下流”，根据说明书上说，这一流派的“纲火人形”，产生于战国时代（1467──1568），是当今日本国土上的唯一传承，故这一传承就显得格外宝贵。说明书还引了些学者的考证，说这种人形可能来自中国大陆，与中国宋代的“药发傀儡”有渊源关系云。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药发傀儡”一直停留在“恐怕与火药有关系”的程度，至于如何演出、戏剧化的程度等方面，一无所知。如今有这形象的“纲火人形”作参照，至少眼前不会再那么一片漆黑。越南水上木偶戏第一出有傀儡放烟火表演，也可看作“与火药有关系”之一例。近年在浙南发现一本民间制作药发傀儡的书，又将研究稍稍推进了一步。

    东京都，世界有名的国际大都市，却藏有如此许多的民俗演艺。一边是繁华的街市时尚的生活，一边是民俗文化的宝库。

    二、东京无形民俗文化财保护的经验

    日本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也曾经遭遇过三次危机：明治维新、二战、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大发展。明治维新初年，日本有“排佛毁寺”风潮，古籍文物纷纷流向海外；二战期间，由于战争，战火烧毁了不少古迹，文物又一次大量流向海外，美国占领时期造成进一步毁坏，如将3000个“当用汉字”减少了一半左右；1964年日本举行奥运会，此前后经济大发展，人们纷纷把注意力看向金钱看向实业，忽略和轻视传统民俗文化。但此间，一批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发掘、呼吁、保护工作，一些人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至今保留着中国唐代流传过去的“兰陵王”（陵王）舞以及许多面具道具，从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为我们后人展示了唐代艺能的面貌，保持者是一个家族，代代相承，在商品经济时代依旧能够坚守使命，继续清贫的生活，这是应该得到全世界敬重的。

    东京的民俗无形文化财保护首先倚仗法律的力量。

    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是1949年出台、1950年执行的，为日本法律214号。其第一章有五条组成，第一条“文化财保护法的目的”云：“本法律的目的是保护文化财，而且试图通过它，提高国民文化水准，并为世界文化的进步作出贡献。”第二条为“无形文化财的定义”，第三条为“民俗文化财的定义”，第四条是“文化财的扶助金制度”，具体到“重要文化财保存特别助成金”是每个人一年200万日元。第五条是“无形文化财保持者总数：总计291人（实际288人），”指定人是“文部科学大臣”，咨询机关为“文化审议会”，2001年为19人，与上世纪90年代一样 。我导师后藤淑先生曾长期担任这一职务。

    据笔者不成熟不完善的总结，东京都民俗文化保护至少有三点值得发扬。

    1、神社寺院，是东京民俗无形文化财保护的空间保证。

    在东京，处处可以看到神社。少数神社规模不小，如浅草神社，一般都是小神社，躲在宽广大道的角落里，繁华商业街的背后。神社的地块是代代相传的，不会被占作他用。神社和寺庙不同，神社是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祭祀地，供奉着天神地祗祖先神等等，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英雄崇拜，面很广。日本人的“万物有灵论”至今很盛行，所以“淫祀”很多，有时在神社社域内，有时甚至在居民区小巷的拐角，会看见一个小小的神龛，供奉着刀剪神或是针线神，在一定的日子里接受人们的感恩。与神社相关的艺能是神乐，但也保存民俗演艺。上述的“板桥田游”就是保存在德丸本町的北野神社里，赤冢田游保存在赤冢诹访神社里，“王子神社田乐”的名称上已明标神社名，浅草神社田乐的特点是内有“唐狮子”系统的狮子舞。笔者还曾在鹤见神社看过舞乐（内有唐代乐舞【还城乐】），稻荷神社看过神乐（内有表现中国传说人物的“钟馗”），寒川神社看过“追傩”（与中国傩一脉相承）。日本传承自宫廷的除夕大傩，后为一些神社寺宇保存，如金钻、梨木、长田、住吉、太宰府神社等，寒川神社亦是其中之一。

    佛教寺庙也承担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民俗文艺的任务，但不如神社多。如奈良的东大寺，就保护和传承着“陵王”等中国古老演艺。

    当这些神社举行祭祀的时候，总会表演相关的艺能，附近的居民纷纷参与，形成一个热闹的甚至全民狂欢式的场景。很明白，这些相关的艺能的表演，主要为了取悦于神祗，同时让人观赏，人神同乐，娱神同时娱人。人们在这里感恩，比如感谢稻荷神给予人类稻米，同时获得一种认同感，即所谓的“我们感”。把平时让金钱、让竞争弄“脏”、弄浮躁了的心灵，得到清洗和“复归”。

    2、传统节日，是东京民俗无形文化财保护的时间保证。

    日本的传统节日多由中国传入，多数进行过日本化改造，至今还“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中。日本的“正月”有大小之分，正月初一叫“大正月”，正月十五叫“小正月”，正月初七，中国传统叫“人日”，现在已经不太被人重视了，可在日本还很被重视，叫“七日正月”，一定要喝“七草粥” ，它是大小“正月”间的中介。

    日本人管除夕叫“大晦日”，要行“追傩”，追傩的仪式即有神秘性，又有观赏性，但还是以神秘性为主。正月初头，东京的国家能乐堂要进行正式的能乐公演，五段能夹四段狂言，每每会演整整一天。能乐如同中国昆曲一样，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又如中国京剧一样，是日本的“国剧”之一，让它在正月初头公演，可见其地位之崇高。日本人正月里的“门付艺”，是艺人们到各家各户门口去表演的祝福艺，表演“万岁”、春驹、狮子舞、人形剧、还有能乐的片段“翁艺”。

    “小正月”前后是各种各样民俗艺能展演的集中时间。人们用糯米粉插在枝条上，做成“稻花”和“茧玉”，有祈祷稻作和蚕茧丰收的意味，最后放到火里烤熟分食。中国南通地区有把糯米粉做成棉花状，祈祷棉花丰收的，最后也用火烤熟了吃，应该是同源。

    与中国、韩国的元宵节俗一样，日本小正月活动的农耕祭祀意味浓重。许多地方行田植、田游、田乐，把一年的农耕过程模拟一遍。很多地方行“鸟追祭”，各路花车集聚一处，敲锣打鼓，比拼艺能，有的地方在小正月前夜行“雪祭”，和中国的“大秧歌”、“闹花灯”很像，同样是全民狂欢、热闹纷呈、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个节日活动。这些活动中狮子的形象很是活跃，狮子舞的舞姿既壮又美，既有瑞兽崇拜、驱恶纳吉的信仰意味，又有观赏审美上的功能。日本正月实在是保存传承传统民俗演艺的一个重要时点。

    在日本，与正月一样重要的节日是七月十五上元节，所以形成并称“御盆与御正月”。七月十五也是日本全民狂欢性的节日，主要活动是男女老少齐跳“盆舞”。东京东南的月岛，是表演和观赏盆舞的代表地。另外三月三“雏祭”的少女演艺、五月五端午的少年剑艺，六月六祈祷渔业丰收的“巫女舞”，都是节日与艺能携手、节日成了艺能传承载体的具体例子。延年，是从平安时代到室町时代在寺院里举行的法会艺能，里面有舞乐、猿乐、田乐、风流等成分，所以有明显的大陆文化成分，宫城县金成町小迫祭的延年，就是在每年旧历三月三那天演出的，很值得我们将它与大陆现今还存在的民间三月三演艺作一番比较。

    神奈川县大矶七夕节，是当地最为古老、最为传统的，可谓日本的“小人节”。节日活动从初五就开始，当地4、5岁到16、7岁的男孩，十几个人为一组，分好组后，大家到组内年龄稍稍大一点的少年家里投宿。初五晚上，男孩们在五色的短册上用毛笔书写星辰的名字、河川的名字，一边祈祷自己写字进步，希望自己漂亮的字能够被天上的牛郎织女喜欢，成为赠给他们这对星神的节日礼物。男孩们还在一起做七夕屉竹。初六早晨，少年们穿浴衣、披挂着绾衣袖的长带，集体到部落的道阻神和井台那里去拜访，用屉竹把那两个地方祓禊干净。傍晚，这些屉竹被束成为“竹神舆”，晚上，少年们便抬着神舆到街上巡街，如同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抬阁”一样，只是，日本式崇拜里是不出偶像的，竹神舆中一如既往空空如也。初七清晨，少年们则抬着神舆往海边走去，年龄大一些的男孩下到海里，紧紧抓着神舆，顺着海浪冲击的方向，游过去，让浪涛把神舆冲走。日本学界认为，大矶七夕至少有这么三个地方非常古老：1、全部由男小孩子参加；2、到井台祓禊，表达一种秋季祓除的思想；3、以屉竹代替神舆，放流于大海，是古老送神的方式。故此，大矶七夕是日本罕见的古老而朴素的七夕节，与同县非常现代豪华的、商业气息浓重的“平冢七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浙江温岭有小镇名石塘，流行着一种罕见的七月七“小人节”，数年前被民俗学家发现，陈勤建先生为此专门写作调查报告类论文加以披露，并与台南、高雄七夕祭的比较。 其实，若与日本大矶七夕作比较，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3、大学研究所，东京传统民俗文艺保护的学术保证。

    日本大学是很重视民俗学和民俗艺能研究的，东京是日本大学最为集中的地方，大学和博物馆、研究所，是东京及日本全国民俗文艺保护的学术保证。日本大学并不仅仅重视典籍研究，更重视田野调查，各地的民间文艺，几乎没有不在他们调查之列的，几无遗漏。大学还与邻近的神社联手，或大学生参与民俗艺能表演，或神职人员进大学开讲座介绍民俗艺能，对于日本无形文化财的保护和传承，两者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日本早稻田大学戏剧研究所专门有学者研究传统艺能或民俗艺能，本田安次先生是这方面的学术权威。我导师后藤淑先生是他的学生，学术上的后继者。1988年，中国贵州有傩戏方面的学术考察活动，本田先生以90岁的高龄说什么也要亲自来，后来只好哄他说：中国政府不给他签证，因为年龄太大了。而后藤先生那年也已六七十岁，险象环生地上了一次云贵高原。后藤先生的学生广田律子，做到了她太老师没做到、老师只做到一次的事：几十年一如既往地来中国偏远地区考察，并把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拿回研究室做细致研究，还尝试用现代化手段分解动作，作中日间的比较研究，成果轰动中国学界。她现在是神奈川大学教授，领衔一个国家研究项目，是神奈川大学“常民研究所”的骨干。常民，就是民俗学里的一个核心概念。他们不但重视日本本国的调查研究，而且非常重视中国的考古发现、民俗发掘，追根溯源，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学习院大学的陬访春雄先生，也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

    另外，东京都每年都举行民俗艺能的展演大会，便于各地民间艺人的交流、竞赛，便于学者们的集中考察，也是一个极为有效的做法。

    无形文化财研究不下民间作田野调查是行不通的。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日本学者的精神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三、关于上海民俗演艺的保护与研究的一点思考

    中国民俗学之先驱者和启蒙者黄尊宪、梁启超、蒋观云、鲁迅、周作人等，他们的学习和兴趣的培养、从事民俗学的理念、视野、方法、手段，多与日本特别是东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今天，中国的许多民俗学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甚至从日本归国者也不在少数。

    在最近的两会上，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一致呼吁加快文化立法，保护传统文化，他们指出：“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标识和文化记忆，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背景下，独特的、多样性的传统文化是国家立于世界的重心。”他们着急地说：“莫让我们的‘根"日渐枯萎”，提出“发掘、发挥、发扬、发展”的思路 。联想到上海，由于都市化与国际化的进程，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保护更是急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大事。

    学习东京的保护传承经验，我觉得上海应当而且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我们没有像日本那样的神社组织，但我们可以以社区为单位来传承保护，有此民俗演艺传统的地方，当仁不让应该是传承的主体，别的社区也可以有所“移植”。比如说手狮子，理所当然以闵行区的马桥镇为主体，但过去曾经有过类似演艺的地方，应当重新发掘、恢复，趁着老一代还活在世上，要赶快抢救。

    二、大学应当并且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大学除了研究而外，应当身体力行也来做点传承的工作。大学生理当了解传统文化、参与保护传统文化，理当到民间去，到社会底层去，与民众一道保护祖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文化建设。大学应当“走出去”，与社区联手做点事，发挥点作用，又要“请进来”，可以认领一两项民俗演艺，“养育”在大学校园里，作为培育大学生国家意识和民族感情的必不可少的教育环节。

    三、上海已经有“文化节”了，上海文化节上我们也是看见过民俗文艺节目的，但，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不和传统节日挂起钩来？我们有这么多传统节日，在今天，传统节日一般都不太兴旺，我们要重振传统节日文化，为什么不把两者结合起来、一举两得？另外，我们在上海文化节上看到的，有少数民族的民俗演艺，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本土的？像手狮子、滚灯，是置于世界民俗演艺之林都毫无愧色的东西，怎么反而我们上海人没有机会看？我们现在的文化节好像没什么主题，请到什么就演什么似的。是不是每年可以有不同的主题，比如弄一个“民俗演艺”年？是不是也可以像东京那样，每年有一个民俗演艺汇演？是不是可以像韩国那样，把中日韩三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狮子舞，汇集到一起来表演？是不是应当走出国门，向世人展示我们民间的文化宝物？

    四、加强都市民俗学研究，加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民俗学者的队伍建设。

    都市民俗学（Urban folklore，又称城市民俗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从英美两国兴起的。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是由两个民俗学博士生开创的。他们一个研究街巷里黑人的民间叙事文学，一个撰写工业区民俗研究的论文，获得著名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 多尔逊的好评。从此，越来越多的民俗学者不再死盯着农村和农民，而把眼光投向城市。都市民俗学最初是从历史里为“城市民俗”寻找依据，1968年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召开“城市经验与民间传承”的学术研讨会，1973年在布鲁明顿印第安大学的会议上，正式确立都市民俗学的概念，学者们认为大城市与乡村一样，积聚着深厚的民间文化。日本东京的传统文化表现，早已为西方学者关注，如P.R.多尔1958年就出版了有关书籍《日本的城市生活》。日本的都市民俗学也开展得比较早。宫田登有专著《都市民俗学》传世。

    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界也开始关注都市民俗的研究。上海民俗学家徐华龙，提出“泛民俗主义”理念和“泛民俗学”的理论，呼吁重视泛化了的洒落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民俗现象，“这样的民俗只有一个囫囵的外壳，其实质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不能将它称之为原来意义上的民俗，而只能称之为泛民俗。”它们既有“根”的稳定又有“泛”的变化，既是乡村的又是都市的。他还提出了“泛民俗研究”的四个“基本目的”：“为了切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为了抢救新的泛民俗文化，为了探索新的理论问题，为了发展传统的民俗学理论。” 徐著作出的实例研究，多是关于都市民俗的，所以“泛民俗学”是一个很有新意的理论开拓，将会对未来的都市民俗学研究发生影响。

    上海的都市民俗学怎么进行？上海已经拥有九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正在号召申报区县级和市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围绕着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都市民俗学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

    学术研究从来都是实践工作的理论支撑，保护实践，一定又会极大地促进学术理论研究的发展。

（来源：中国民俗网）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