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青瓷造型文化探析

施祖青

    [摘要] 浙东宁绍地区的越窑青瓷这一传统民间造型设计走过了漫长的千余年岁月。作为浙东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地域风格、特殊的美质和魅力、独特的形式语言，创造了耐人寻味的审美意蕴。其蕴含的简约性、亲和性、神性、科学主义及现实主义等特性，至今仍独具魅力。
关键词：越窑青瓷　造型文化　特性

　　越窑青瓷是浙东地区具有千余年生产历史的既登大雅之堂又流行于大众的民间造物，它包含着区域内民间各阶层在千余年历史演变中所积淀的理想、愿望、民俗心理、审美情趣和艺术传统，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蕴涵着浙东传统造型文化的精髓。所谓造型文化精髓，不是指保留至今的大量越窑瓷器珍品，也不是指越瓷上的图案或某种风格式样，而是指越窑青瓷一种内在的思维定势和一脉相承的美学理念。对此进行发掘整理，并从中汲取养分，总结出一套可行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造型理念，为提高当代造型的设计能力和审美水平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是不无裨益的。

    一 越窑青瓷造型文化中的简约特色

　　越窑青瓷从创烧的那一刻起，在生产工艺和装饰风格上一直体现着鲜明的个性，它以生产素雅精美的青瓷为己任，始终贯穿着重己役物、以简为美的审美思想。绝大多数越瓷器物顺其自然，没有过多的雕凿和纹饰，风格典雅素净，设计繁简得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无庸俗美学的滞拙感觉。
　　在釉色上，越窑瓷器多是青釉素色，极少色彩装饰，以“清水出芙蓉”喻之相当贴切。越瓷在釉色上追求类冰似玉的艺术效果，展现出不施粉黛的自然素净之美。在装饰上，最常用的是细巧的刻划花纹饰，刻划纹自然流畅，手法娴熟，线条细密而无繁复之感，图样简洁清秀，与青翠澄澈的釉色十分和谐。特别是晚唐五代，越瓷以优美的造型和釉色获得人们的喜爱，花纹少见，说明越瓷匠师们已具有十分成熟的制瓷造型理念和较高的艺术造诣。在越瓷雕塑品上，许多瓷塑品遵循着质朴、自然和简约的思想，造型多写意、概括而富有稚趣。匠师们追求的往往不是形体的完整、全面、逼真和枝节的修饰，而是用形体最具特点的东西来塑造物象，在简约中体现出宏阔的境界，达到“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
　　可以说，越窑青瓷是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和艺术性的造型体系之一。其在制瓷技术上并非登峰造极，但它所蕴含的简约和清雅的自然审美理念却深得当时崇尚淡泊宁静、闲雅恬静的士大夫阶层的赏识。“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五代文人墨客中不少赞美越瓷的诗文，就是对越窑青瓷这种源于自然的清逸、简洁风格的肯定。越瓷造型文化中的简约特色是一种基于人格力量的审美理想，是提倡人在物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提倡物为人所用，物为人服务的积极世界观，其中蕴含着的以人为本、自尊自爱、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思想境界，直到现在仍具感染力，值得我们重视。

    二 越窑青瓷造型文化中的亲和性

　　越窑青瓷造型，不论其设计风格，还是其装饰图案，都带有一种自然亲和性，透露出温暖的人文主义关怀。它融和着地域的历史传统的人伦意识和文化心态，如许多越瓷器皿造型讲究圆和、对称、“天人合一”。在色彩上，越窑青瓷之釉用的并非是上色釉，而是天然的原始釉色，它凝聚着匠师们对大自然独到的观察和感悟，这融和着山水之色、大自然灵魂之色的青绿，无疑会给人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愉悦。在图案上，多采用常见的花草虫鱼，如鸡首、蛙蟾、龟蛇、莲瓣、荷叶、游鱼、飞鸟、水波、双蝶、缠枝牡丹、鹦鹉、鸳鸯、海棠、卧羊等，俗中有雅，亦庄亦谐。越窑青瓷造型虽然没有当代设计中严谨的体系、比例以及复杂的理论，却具有自然的灵动。无数制瓷匠师们巧运心思，独抒心机，将自己独具个性的审美情趣融会进越瓷造型之中，如同赋诗，如同作画，于是，越瓷造物透视出的是能工巧匠内心深处的精神灵气，传达出的是一种精神的追求与向往。
　　越瓷造型文化的亲和性还体现在“美善相乐”的功能与形式的融合。越窑匠师们在制作诸多青瓷器皿时，不仅重视其功能性，也注重其形式的美学意蕴，使两者相辅相成，美观与品质相得益彰，功能与形式和谐统一。他们擅长用各种动物、植物作为装饰，或者把整个器物做成动植物的样子，如蛙形水盂、鸡头罐、虎子、狮形烛台、熊形灯、羊形水注、猛兽尊、鸟形杯、坐狮镇纸、雏鸟盖罐、双虎脉枕、瓜棱执壶、蟾蜍水丞、兔形砚滴、鸳鸯注子、葫芦瓶、莲蓬形粉盒、仰覆莲盖罐、三联瓜形盒、荷花形盏托、海棠式碗等。这众多“美善相乐”的器皿体现了越窑青瓷造型文化中强调实用，同时又注重人性、尊重情感的精髓，至今看来仍具作用。“美善相乐”始于荀子，其中“美”是指物品的外观应该符合人类的审美需求，“善”是指设计应该满足人们的实用要求，“美善相乐”就是指产品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属性是本质相关、内在统一的。越窑青瓷造型器皿可以说是这一论述的成功范例。

　  三 越窑青瓷造型文化中的“神性”

　　越窑青瓷有些类型的器物设计在具备使用功能、审美功能的同时，还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神性”之美。这一特性在熏炉、灯具及脉枕等器具中尤其明显，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地域文化根源。早在战国时期，越先民就设计出了具有“神性”意味的原始瓷熏炉，如1992年余姚明伟老虎山就出土了一件造型别致、优美的战国原始瓷熏炉。此熏炉直口，边缘起子口承托炉盖，深腹，喇叭形圈足，腹部饰一条凸棱和二圈水波纹，炉盖面饰人字形篦点纹，盖面中心立一塔形钮，各层塔面上均塑有鸟饰，钮顶上立一飞鸟，盖和塔形钮上都有圆形或三角形镂孔，整体造型给人以庄严、肃穆、神圣之感。钮顶上的鸟形象与本地域原始社会的神秘祭祀崇拜相联系，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数量不少的鸟饰件，其中用石、木、象牙等各种质料制成的鸟形器，是河姆渡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特殊器物。在同属河姆渡文化类型的傅家山遗址出土器物的装饰中，出现最多的是鸟的形象，其中象牙雕鸟头特别精致，有件象牙蝶形器上的鸟头周围还刻划了繁复的曲形线条，极具神秘感。奉化名山后遗址出土器物中也有神秘的鸟蛇组合图案。绍兴出土的战国伎乐铜屋，其屋顶上的鸟也与图腾崇拜有关。综合这些资料来看，鸟在古代宁绍地域中，是常常被赋予神性加以膜拜的动物。此熏炉器具应具有某种与天相通的作用或寓意，可能用于祭天等重要场合。而象征性的飞鸟，不仅丰富了熏炉的整体形态，还使人产生无尽的联想。从熏炉中冒出的烟雾成为凡人、神鸟、上天之间沟通的媒介。这说明，熏炉在宁绍地域古人们的心目中具有特殊和神圣的意义。越窑自东汉创烧至北宋千余年的生产历史中，历代都在生产着这既实用又“神性”的熏炉器皿。各时代的青瓷熏炉受社会文化氛围、时代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影响，也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质和艺术魅力。它不仅仅是满足于熏衣剃面与净化环境的无生命的卫生器具，还是思维的象征，是精神寓于实用，现实与幻想的结合体。其手工制作的过程，融入了制作者的观念、情感以及审美理念。这其中，情感本身构成了一种巨大的、神秘的力量，从而使熏炉器具有了特殊的“神性”。如慈溪、上虞等地出土的东晋越窑青瓷熏炉式样之一的博山炉，秦汉时盛传东海有蓬莱等三座仙山，是神仙居住活动之地，根据这一神话传说，将炉盖设计成山形，上有羽人、走兽、云纹等，象征蓬莱仙境。博山炉的炉腹为半球形，高足外撇，下承以宽沿敞口盆，盆内可以注水，象征海水，而炉盖作三层重叠山峰状，每层五峰交错并列，所不同的是盖顶上塑造的羽人、走兽、云纹等改为地域神圣之物――飞鸟，点出了地域性。祭祀时通过鸟来与神沟通，呼唤神灵到来，向神灵倾吐心声，祷告祈福。唐宋时的青瓷熏炉逐渐脱离了原始崇物鸟的塑造，但其“神性”依然。如临安明堂山唐水邱氏墓出土的青瓷熏炉，形体硕大，造型别致，加上五只虎首纹兽足和整器均绘上褐彩如意云纹，更给人以一种肃穆、神秘之感，引人遐想。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北宋越窑青瓷熏炉与上例不同，此熏炉近球形，炉盖?M饰镂空的缠枝三叶花，既有装饰又有实际出烟功能。炉身浮雕重瓣莲花纹，整体设计玲珑优美，造型上也较前者亲切、自由，是重实用而少“神性”的熏炉器具。汉代人刘向的《熏炉铭》云：“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化景物为神思，变心态为形象，使其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意象含蓄，情致深蕴。越窑青瓷具“神性”之美的器皿还有灯具和医药用具等，如青瓷狮形烛台、出土于上虞的塑有鸟、熊、神人组合的东汉青瓷灯具、南京清凉山出土的三国青瓷熊灯、江苏江宁出土的熊形烛台、宁波和义路遗址出土的唐青瓷瑞兽灵芝脉枕等。这些造型的青瓷烛台、灯具器皿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它的实用功能，在满足照明需求的同时，它还放射出迷人的“神性”之光、“平安”之光。古人以为生病是鬼神作怪，因此，治病首先必须驱邪除魔，在解除病人的恐惧心理后，用药才会有效。瑞兽用来逐邪，灵芝古代视作神药，两者组合，可谓“巫医并治，神药两解”。

    四  越窑青瓷造型文化中的科学主义精神

　　作为实用品和工艺美术品的越窑青瓷虽然融入了相当的艺术成分，但其本质是科学的。越瓷产品要具有精良的外观品质和优良的使用效能，就必须严格把握工艺流程，掌握较高的科学技术。就烧制一环来说，在烧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就必须严格地控制温度和通风量，使窑中的空气比维持正常燃烧要少一些，这样就会生成一氧化碳，它能把釉中少量的铁还原为氧化亚铁，从而得到“千峰翠色”般的青色釉。如果操作稍有不慎，就可能制成黄色、甚至黑色的釉。所以，越窑青瓷反映了当时制瓷匠师们对技术水平的掌握已达到了精确入微的程度。浙东地区龙窑的广泛采用，更是实事求是科学主义精神的体现。先辈们注意并充分利用地方性的生态环境，因地制宜，科学地设置窑炉，以达到瓷窑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根据考古发掘，越窑的这种长条形窑炉，一般都是利用自然山坡修筑，所以窑身的前后有一个相当大的高度差，从而形成一定的自然抽力，不必另筑烟囱，窑基的修筑也十分省事。而且它对于建筑材料的要求较宽，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所需工本不多，因此特别适宜浙东宁绍地区多山多水的自然条件。龙窑窑炉比较低矮，它的扩展方向在于延伸窑室的长度，借此增加坯件的装烧量，而窑体的加长则有利于余热的充分利用，从而降低了燃料的消耗。根据需要，加长龙窑窑身，不仅增加了坯件的装烧量，使产品数量显著增加；同时使流动着的火焰延长了在窑内停留的时间，有利于窑温的提高和分布的均匀，把窑温提高到1300℃左右，为瓷器的烧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此外，这种长条形的窑炉结构，具有升温快的特点，而它较薄的窑体又能比较迅速地冷却。这恰好符合青釉瓷烧成工艺的要求，因为青釉瓷的釉料中含有较高的铁分子，宜于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并要求快速冷却，以减少铁的二次氧化，保持青釉纯正的色调。由此可见，越窑青瓷造型文化早已注意到了科学规律在生产中的应用，认识到应按地理环境来进行越窑的设置和生产，因材施工，因地建窑，以发挥出材料的最大效能，这无疑是客观和唯物的，至今亦不无启迪作用。

    五 越窑青瓷造型文化中的现实主义

　　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越窑青瓷造型文化中的现实主义讨论尚不多见，但是这一点却是客观存在着的。越窑青瓷造型文化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宁绍地区广大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企盼和祝福中，如吉祥造型和图案、祈福辟邪文化等，它折射出了真诚质朴、热情欢愉、热爱生活、积极入世、乐观向上的思想情感。这一文化精神在汉至宋代的各个时期越瓷造型器皿中都有体现。
　　在汉代，越窑瓷器中有一个屡屡出现的造型器皿――五联罐，其主体状如葫芦形，罐上部署有五个小罐，如鄞县宝幢乡沙堰村东汉墓出土的五联罐，1978年在浙江奉化白杜发现一座标有“熹平四年（175）”的东汉墓中出土一件残五联罐，其上还堆塑着人物、鸟兽等。据考证，这一造型是当时人们祈求吉祥的器皿。“五”在汉晋时期既表示多，也是一个吉祥的数字，祈求五谷丰登、多生多育及长寿富贵。这是越窑青瓷造型文化中现实主义思想的最早例证。三国两晋时期的越瓷堆塑罐，更是现实主义思想的生动显示。1939年浙江绍兴出土一件东吴越瓷堆塑罐，碑上刻有：“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央）。”1976年江苏吴县狮子山一座西晋墓出土的堆塑罐，其碑上题：“出始宁，用此罂；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不少越瓷堆塑罐上堆塑了大量饰物，如江苏金坛出土的两个东吴越窑青瓷人物楼阁堆塑罐，其上有人物、舞乐、百戏、佛像、神仙、祥鸟、瑞兽等150多个塑制品，画面热烈生动，热闹非凡，反映出时人热爱生活、赞美生命、期盼美好未来的造型理念。之后，越窑青瓷工艺设计的现实主义风格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涌现了大量的吉祥器皿、吉祥图案和象征纹样，带来了一股热切的现实主义期望。蟾形水盂是越瓷屡见不鲜的造型器物之一，虽然蟾蜍其貌不扬，但却备受古人青睐。这一方面是古人认为它可以超度亡灵，羽化成仙；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文人）应试中榜常被誉为“蟾宫折桂”。水盂是文房用品之一，盛水以备磨墨之用，是古人读书写字不可缺少的用具。用蟾蜍作水盂造型，隐含“蟾宫折桂”的现实主义美好情结，祝愿那些使用它的文人秀才都能金榜题名、登科及第。海棠花作碗、洗、杯、盂等器物造型是越窑的独创，如上海博物馆藏的唐越窑青瓷海棠式碗、宁波和义路遗址出土的唐大中二年（860）越瓷海棠式杯等，因“棠”与“堂”谐音，故海棠寓意“富贵满堂”、“金玉满堂”，体现出时人对富贵与财富的向往，是现实主义思想的一个折射。越窑青瓷多角罂的器皿则被注入了一丝温馨的现实主义乡土气息，因在越窑分布的宁绍一带及邻近地区的方言中，“角”与“谷”同音或谐音，故“多角”即寓意“多谷”，它是农业丰收的象征。羊，自古以来是人类豢养的六畜之一，古人以为羊性情驯良，形容清俏，“群而不党，跪乳有家”，是一种祥瑞动物，受人崇尚。越窑青瓷器中有羊形烛台、羊尊、羊舍、羊瓷塑等，这些羊形器均精致可爱，形象生动，意趣深远，象征人们的良好祝愿――愿世人团圆吉祥！越瓷熊形烛台，熊形灯具中的熊雕塑生动，造型活泼，十分动人。熊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凶猛的野兽，常用以喻勇士，作为力量的象征；同时又是一种吉祥兽，像《诗经?小雅》中就有“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的诗句。把熊作成灯具，寓有光明、美好和吉祥之意。在越窑青瓷的象征纹样中有祈福长寿的“云鹤纹”、“龟荷纹”、“鹤寿纹”，祝福和睦的“荷花纹”，企盼幸福的“牡丹纹”、“牡丹鹦鹉纹”，祝贺喜庆的“喜鹊花卉纹”，歌颂爱情的“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鸳鸯缠枝”、“蝶恋花”纹，盼望丰足的“双鱼纹”；祈求多子多福的“莲子纹”……不一而足。这些吉祥图案约定俗成，长期流传，洋溢着强烈的生活气息和乐观精神，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隽永的艺术魅力，是越窑青瓷造型文化现实主义精神的有力佐证。
　　历史是永恒不尽的长河，浙东宁绍地区的越窑瓷器这一传统民间造型设计走过了漫长的千余年历史。作为浙东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地域风格、特殊的美质和魅力、独特的形式语言创造了耐人寻味的审美意蕴。它所包含的简约性、亲和性、神性、科学主义精神及现实主义特性，至今魅力依然。我们不能将越窑瓷器中许多珍贵的工艺思想和造型智慧贬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从而将其埋没、遗忘、抹杀乃至流失在历史长河中。

（来源：浙江博物馆网站）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