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流行背后的再解读

    今年6月，历时3年的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结束，物质文化遗产大省陕西开始全面了解自己的“另一半”。
　　从中央到地方，“非遗”近年来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04年这个新名词被引进到中国后，短短5年间风靡大江南北。

    这究竟有着怎样的奥秘?我们对“非遗”还存在着哪些误解和问题?其成为流行语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驱动力?

　　2009年6月11日，陕西省政府公布了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名录，中医再次失利，与两年前申报第一批省级“非遗”名录时一个命运。

　　“中医”失利的背后

　　此次共有225个申报项目角逐陕西省第二批“非遗”项目，其中有孙思邈养生文化、华县杏林许氏正骨、马明仁膏药等6个项目申报传统医药类别。除孙思邈养生文化外，其余5项在最后评审会中被拿掉。

　　据了解，目前公布的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北京、重庆、河南、山西，广东、山东乃至内蒙、西藏等诸多省区都有中医项目。

　　孙思邈养生文化，严格讲是保健，归到中医类似乎有些勉强。有专家就质疑：“难道陕西没有中医?”

　　现在的每一次“申遗”，不管省级、国家级还是世界级，都竞争激烈，这里面有太多的比较、情感和荣誉，在某种意义上，其形式上的价值甚至比它本身更具有象征意义。

　　湖南炎帝陵祭典入选国家“非遗”名录时，宝鸡懊悔万分，好像丢了什么;安塞腰鼓入选国家“非遗”名录时，横山老腰鼓也有不少怨言：“我们才是你的源头呢!”

　　可也有人说，安塞腰鼓在中国的大地上红火了70多年了，你横山早干什么去了!

　　质疑、争吵、不屑、羡慕、雀跃、失望、委屈……种种情感在“非遗”申报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这几年“申遗”迅速吃香?一方面是一些政府部门的热衷，因为这是获得政绩的又一种很好的途径。另一方面，“申遗”的项目如能成功，也会给当地和入选的项目本身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流行”只是表象，效益才是幕后更大的驱动力之一。

　　“非遗”根本不是“东西”

　　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申遗”的结果，对背后原因一般较少涉及。

　　据了解，中医在陕西两次失利，都是被同一块石头绊倒，这块石头就是对中医作为“非遗”项目的误解。

　　有人认为，如果这些项目申报成功，那些药膏自然会大卖，可现在还没有科学的方法对这些药膏的科学性进行证明，万一患者使用后出现问题怎么办?

　　“这是把‘遗产"和‘行医"没有分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其实，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非遗”是指传统的技艺，比如制作膏药的技艺，而不是膏药本身。

　　比如我们去买剪纸、买泥塑、买皮影，我们去吃泡馍、吃金线油塔……它们虽然也在“非遗”保护名录之中，但是你要以为它们本身就是“非遗”，这就错了，因为“非遗”根本不是“东西”。

　　中国“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辽宁大学教授乌丙安曾表达过一个观点，“要区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简单：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东西"”。

　　我们保护的是剪纸的技艺，而不是剪纸这个作品本身。再比如已被列为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古琴项目，保护的也只是指演奏古琴的这种绝活，而不是古琴本身。

　　根据国家官方的解释，“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剪纸就是这种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还有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文化空间则指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

　　从保护具体的项目到保护文化空间，这是我国“非遗”保护的一个巨大进步，比如庙会、传统节日庆典等已开始纳入“非遗”保护范围。端午、清明、中秋就在去年被国家确定为法定假日。

    从懵懂到警醒

　　然而在5年前，很多国人对“非遗”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2004年初，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江陵端午祭”项目，国人一时义愤填膺，当地政府更是扛出了“捍卫端午”的大旗。

　　次年11月，“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有媒体说，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申遗”之“争”，以韩国胜利而告终。

　　其实，这还谈不上争与不争的问题，因为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热闹了一阵后，大家才知道了此端午非彼端午也，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可对学界和政府而言，韩国的这次“行动”，却让我们多了几分警醒。

　　早在1967年，端午祭就被韩国列为国家级“第13号重要文化遗产”。它不仅有名，而且有实，很有文化内涵，内容很丰富，而我们的传统节日现在几乎只剩下了“吃”，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

　　除了韩国，日本以及许多西方国家早就开始对“非遗”进行保护。

　　早在1950年，日本就重新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其中“非遗”被称为“无形文化财”予以保护。“非遗”的传承人，政府将其命名为“人间国宝”，尊贵有加。

　　20世纪60年代，法国开始了一场“大到教堂，小到汤匙”的文化遗产普查运动，摸清家底，全面保护。法国的很多保护理念和做法已成典范。我国实行的“文化遗产日”就源自法国。

　　相比之下，中国的“非遗”保护则相对起步较晚。

　　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遗”在中国成了统一的称呼，此前我国叫“民族民间文化”，其内涵比“非遗”窄了很多。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12月以国务院名义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这份文件还将文化遗产保护提高到了“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并决定成立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再次强化了政府的责任。

　　自此，我国终于有了以国家行政手段对“非遗”进行保护的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也已列入了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

　　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到“非遗”保护，仅仅四五年时间，国家就公布了两批共1000多个国家级名录，命名了两批共777名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一大批“非遗”专题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出现，使我国的“非遗”保护大有井喷之势。

　　从忽视到重视，从懵懂到警醒，如此，一定是我们缺少了什么?

　　探索，是因为我们迷惘

　　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没有神圣感，这个民族就完了。

　　“非遗”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可在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中，“非遗”特别容易受到冲击和伤害。

　　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国家角度，重视和保护“非遗”是文化安全的需要，是维护民族血脉烙印的需要，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非遗”流行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有人说，“非遗”是真正的“根”的文化，可以让人找到快乐的文化，可以让人回归本真的文化。

　　回顾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曾经风行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风行过萨特主义……但各种主义最后都没有真正的扎根，最近几年，社会上又开始兴起国学热、“非遗”热，我们在不停地探索，探索的过程实际表明我们面临一定的迷惘。

（来源：华商网）

（编辑：王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