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百姓“看得起”的艺术

――天津曲艺的启示

项  阳

    十多年以前我去天津音乐学院参会，主人安排大家观看天津曲艺团的演出，时调、大鼓韵味十足，演员们精湛的技艺让我回味无穷。然而使我受感动的不仅仅是演唱的内容和舞台上的表演者，还有在场的观演者。只见他们有的是全神贯注，而有的却是双目微闭，轻轻地“摇头晃脑”，一只手还在那里点着板眼，随着台上演员抑扬顿挫、字润腔圆的而呈现起伏变化，每当唱到起劲处，多数观众竟然一起拍掌击节相和，这并非是一曲结束后的礼貌，而是与演员的呼应、甚至说是一种参与表演的过程，成为天津观曲艺的一景。如果观众对演员表演的段子不够熟悉，断然不会有这样情景的出现。作为一个初次到场之人很难真正融入这个群体陶醉其中。由于当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感动之余没有刻意关注，但去年的感受却使我似有重新认识天津曲艺之感。

    这次是在繁华之地、天津劝业场八楼的天露茶社。当天的演出由“雅盛曲艺团”担当，据称该团都是天津曲艺界业余高手。所谓业余，绝无贬义，其实是不在领国家薪水的专业团体供职，但演出水准相当不错，其中还有骆玉笙先生的亲传弟子。

    舞台设在茶楼酒肆中，至少在宋元时期已经成为城市中的“传统”。人们到茶社中品茗、休闲、欣赏、娱乐。当下的一些茶楼成为朋友聚会、谈生意、休息的场所，而天露茶社则侧重于曲艺，每天都有演出，可以说很好地承继了传统。茶社面向大众，走低价路线：一场近三小时的演出，靠近舞台前三排票价为十元，后面的十多排为五元。据工作人员讲，茶社的演出一般下午开始，但许多人傍中午就来了，自带饭食、小吃，还有免费茶水伺候，一些老年观众可以一直消磨到傍晚。

    我们了解到，在天津城的多处地方都有这种价位不高、又有演出的茶社，因此也“养活”了多个曲艺团体，这些团体要么定于一点，要么轮流执事，总之，“角儿”们几乎每天都有事做。许多人就是冲着这听曲来的。一位坐在前排老人手中的一个小本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老人名叫霍宝柱，82岁，到天露茶社和谦祥益茶社等地喝茶听曲儿成为他退休后生活方式中的不可或缺，这种爱好可不是一天养成的。他每个月总有接近一半以上的时间要在这些地方度过，若不坐前排，还真花不了几个钱，毕竟天露茶社三排之后的座位只需5元。当然，哪位角儿唱得好，老人高兴，偶尔也会请工作人员喊一声某先生送花篮一个，然后就在舞台的花篮上挂一个彩条，这要20元。这个周边被茶水浸湿过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08年7月27日到9月25日间老人喝茶听曲儿的过程。每次在哪个地点，都听了哪些角儿的演唱及其曲目一应俱全，时有不断，时有间隔。两个月的时间光顾茶楼29次，其中16场在天露，其余在谦祥益。从记录上可以看出，老人偏爱曲艺，有26场之多，偶听京剧清唱。来此休闲者大致都是这种状况，彼此相熟。据说每个场地都是满满的，一批爱好者聚集真是一种享受。当然，这一定要在观众经济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方有如此表现。

    从现场来看，60岁以上的观众至少三分之二，另有三分之一也多在40到60之间，再年轻的观众也有，可就数的过来了。毋庸讳言，观众群体的确有“老化”之嫌，但这一群体也需要自己的精神世界，能够有这样一批铁杆观众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我们完全不必担忧这一群人的老去而使得观众群消失，据讲这几十年来都是这种状况，相信会有“新人”填充进来。

    我在劝业场六楼和八楼的多个演出场所门口转了一圈，海报上一般排定一周内的演出场次，天天都有，而且有的还是下午与晚上两场的情形。劝业场这“八大天”是为天津文化设施的标志性场所，又身处天津人最爱、外地人来津非要光顾、休闲购物的重要地点，当年马三立、骆玉笙等艺术泰斗在这里常年演出，侯宝林大师来天津也是必献艺的“码头”，名气声誉斐然。真不曾想这里的票价除了相声专场价位定在20、25、30元外，大多数团体都是在10元左右，这大概就是演出总是观众云集，能够培养出角儿的道理了。

    回到北京，我多次对研究生们讲，应该去天津看一场曲艺，它能引发你诸多思考：艺术的存在方式，服务对象的多层次性，艺术怎样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对城市里传统艺术形式生存空间的认知等等。城市中之所以能够承载多种音声技艺形式，还是因为市民这个有闲阶层的存在，虽说市民也具有多层次性，但人数最多的还是大众。低价位的茶楼剧场，实际上就是更多角儿锻炼成长的温床。舞台经验的积累造就一代名角儿。

    角儿是捧出来的，段子是磨练积累起来的。角儿需要有人来捧，如果实施高价位，一年演不了几场，不会有人来捧角，角儿也得不到应有的历练，显然也无所谓角儿。

    天津曲艺这种上下呼应式的“在场”方式，可以说是演员与观众共同培养起来的。当然，这种培养应该是交互式的，没有演员、没有团体、没有剧目曲目也就不会有剧场效应；然而有了剧场，有了以上这些条件，没有观众，也就没有了演员的饭碗。这个道理大家都是明白。我们看到，观众越是参与，花篮上的条儿挂得越多，演员越是卖力，常常欲罢不能，一场演出几个小时完不了是常有的事。曲艺在天津这个水路码头上一代代的传承积累，当下存留下如此这般的多个曲种，诸如天津时调、梅花大鼓、梨花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单弦岔曲等等，应该说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才能培养起这样一片沃土。曲艺的土壤最为重要的恰恰是有这种文化认同的观众群体，能够坚持低价位票房的茶社剧场使观众在场。

    学界有一种认知，即天津时调与临清时调两者千丝万缕，但我们看到天津能够使时调这个曲种传承下来，而临清时调却面临失传的严重危机。临清由于运河文化的败落已经失去了明清时期那种有闲阶层云集的文化空间，而天津这码头同样经历社会变迁曲艺却如此顽强，城市文化中演员与观众能够有这样好的依附关系是其能够生存并发展的道理。天津曲艺究竟定位在哪一个观众群呢？不是说曲艺就不能够进入大剧场、就不能有高票价，天津曲艺要走好，必须要把握为谁服务、把握主导观众群，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也就会有持续性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在寸土寸金的劝业场能够保存多个低价位的剧场，说明这是真正在关注和保护传统文化。如果我们只盯着舞台上的演员及其唱段，不去注意观众和演员、剧场、票价这种互动关系，看不到低价位使得观众能够走进剧场的“向心力”作用，也就无从把握何以形成互动（至少是为了听曲儿而经常光顾茶社的群体）的深层道理。艺术为人服务，没有人欣赏又何谈艺术？

    我徜徉于北京的街道上，想找到诸如天津劝业场那样在繁华街区中真正供百姓休闲、能够使民众与艺术取得互动的低价位场地听听北京曲艺，我找遍《北京晚报》、《新京报》，映入眼帘的信息：说在某小剧场上演的昆曲，票价竟然要千元；有演出曲艺的茶馆也不是百姓花上十元就能够找到位置的；还有报道，春节期间去某剧场听某大腕说相声票价数百元乃至千元一张，也向贵族化靠拢，不是大家都能够消受得起的，如果像霍宝柱老人那样两个月看29场，如此，有多少退休金才能消费得起？百姓很难走进茶社、剧场去观赏，最多也就是借助媒体在家中看看电视（很少播）、或买张DVD盘在家中欣赏了，本来定位就不是给一般百姓的吗。要想看道地的、传统的、低价位的、能让百姓承受的剧场曲艺演出，也只好去天津了。好在天津并不远。

    我在想，天津何以能够保持这种低价位的演出呢？难道他们是怕钱多吗？劝业场寸土寸金之地，其茶楼剧场的租金不应该提高吗？天津人没有“经济头脑”？可话说回来，曲艺要是贴上“贵族”、“高雅”的标签，可能也就离必须保护不远了。我想，这恰恰是天津人的“精明”之处――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有钱贴给剧场、贴给团体，比制造艺术垃圾和泡沫要好得多。政府投入文化艺术的钱该怎样用还真值得考量。其实，许多艺术样式本来就是特别大众化的，如此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当下一些传统艺术形式，一方面在埋怨受外来艺术样式的冲击，日子不好过，一方面又在努力抬高身价，越来越呈现“曲高和寡”与老百姓拉开距离的样态，这无疑是在作茧自缚者。艺术在民间不一定就是低下的代名词，这些段子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承传到当下，可谓精品，民众能够有受享精品的福分不是真的很好吗？天津曲艺这朵花，一定要把招牌竖好了，这是天津人的福分，也是城市的名片，其他地方的老百姓眼馋，想饱耳福就去一次天津吧，好就好在消受得起、看得起。

    天津曲艺无疑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的非遗代表作其实应该这样存在。的确，观众的爱好具有多层次性，但曲艺并非就是不上层次，低价位、高层次的享受有什么不好？并非一张票动辄数百上千元的才是艺术！我们也想跻身“高雅”，观交响乐、看大腕儿演的戏，可这工资不够一家人看两回的，还是远离为好。哪天有机会去了天津，还是要去听曲儿，超值享受！花钱少并不跌份儿。这才是百姓的艺术，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融入这个群体之中。顺便说一句，蜚声全国的狗不理包子铺就在劝业场旁边，听完了、吃罢了回京时别忘了带上两盒十八街的大麻花。

    还有一点需要讲的就是，能够像天露茶社在场的观众一样了解曲艺，把握传统的内涵、魅力，而不是像一个文化旅游者只是在一曲结束时礼貌性地鼓掌，学者的研究才能够真正深入，这种启示应该适用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传统音乐研究者，传统应该是这样承继，只有这样，传统才能够更好地承继，一句话，别把自己当外人。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