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川，一个羌族自治县的期冀

    为县名进行的“争取”

　　5·12大地震，让北川羌族自治县一夜知名，然而，就在地震发生后的最初几天，绵阳市民宗局副局长李彬曾就这个名字对媒体有过一番“争取”。

　　“当时，媒体报道的时候几乎都说是北川县，我们听了很不舒服，毕竟北川成为羌族自治县经历了一段很曲折的过程，还有一些北川的同志找到我，问我是不是北川遇难的羌族同胞太多，自治县被撤销掉了？”李彬说。他将这一情况紧急向上反映。很快，从绵阳市的媒体开始，在有关报道中都用了自治县的全称。

　　2003年，北川羌族自治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从提出申请到最终批准经过了17年。

　　北川与周边的茂县、理县、汶川构成了羌族核心区，全国90%以上的羌族居住在这4个县。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川的一些乡就曾被划为民族乡，但是由于民族识别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些羌族聚居区被划成了藏族乡。改革开放后，随着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很多人都恢复了羌族身份。1986年，北川的羌族人口比例达到了总人口的30%以上，于是县里提出申请成立羌族自治县。1987年，四川省人民政府下文，北川县在政策上比照少数民族自治县。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民委在北川成立自治县的报告上批示，按遗留问题对待。又经过无数次的争取和论证，终于在2003年国家批准成立北川羌族自治县。

　　经历了这一全过程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羌族文化保护专家赵兴武说：“北川成为自治县，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从政策上讲，享受到了很多优惠；从文化上讲，有了更好的保护空间和条件；从感情上讲，振奋了羌族这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的精神。”

　　“用四川话说北川是‘幺儿子"，是最受疼爱的。就在地震之前，省里和市里的有关部门还在筹划如何办好北川羌族自治县成立5周年的庆典。”谈到这件事时，李彬毫不掩饰地露出了悲伤之情。

　　6月17日，北川成立了重建工作党工委和管委会，在当天的北川政务网上，同时挂出来的网页还有2003年国务院同意成立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批复的复印件。

　　不可回避的是，自治县和羌族这两个因素已经为新北川的建设划定好了轨道，北川重建不仅是一个经济行为，还应该利用好其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

　　重建，能否带来更大的制度空间？

　　相对于同一级的政府，少数民族自治县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自治5年，北川也充分享受了这种权利。

　　2006年，北川出台了自治条例；2007年，开始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两个方面的单行条例。今年5月21日，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治条例获得批准，并于今年9月1日开始实施，而由于地震的影响，原始资料丢失殆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单行条例已杳无音信。

　　同时，在财政方面，北川仅去年就新增财政转移支付4000多万元，相当于该县当年财政收入的1/3。

　　但是，也有人说北川的自治是喜忧参半，其实更确切地说不是“忧”而是一种失落。

　　由于是最年轻的自治县，北川并没有享受到一些先期成立的自治县获得的优惠政策，而且很多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项目往往有较长的实施期，这个想半路插进去的“小兄弟”通常是被告知等待下一期。

　　一位从事地方立法多年的工作人员甚至很无奈地说：“和发达地区不一样，对于北川这样一个自然条件较差、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有时候政策的优惠远不如一个大项目来得实惠。”

　　地震过后，如何在重建的过程中重视和强化北川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政治优势又一次被摆到了决策者的台面上。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利用重建的机会，为北川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争取更大的制度空间。”一位官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例如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能否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在金融政策上能否对民族地区在保险、贷款等方面适当放开，在土地政策上是否可以试行土地开发和整理指标在全国流动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川羌族自治县可以作为中国县域改革的试验田，其意义可能比重建一个北川要深远得多。”

　　文化保护，不是为了制造现代古董

　　在擂鼓镇猫儿石村，永久性农房的建设已经展开。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原来住的都是分散、单独的房子，根据重建规划，这里正在建设的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羌寨，并作为发展羌族文化旅游的样板。

　　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以羌族文化作为自己的“封面”具有一种名正言顺的优势。利用民族文化的优势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来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这也是北川重建的一个重要思路。

　　但是，在保护哪些羌族文化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上，一时仁智互见，有专家指出，应原封不动地保护物质遗存，也有的人认为只要在建筑装饰上体现羌族特色就可以了。

　　针对这些观点，赵兴武认为，保护羌族文化，首先是对人的保护，而对建筑这些“死”的东西不应该追求千篇一律。

　　“现在很多人以为只有碉楼才是真正的羌族建筑，其实这是片面的。”赵兴武解释说，碉楼的出现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在阿坝州的羌区，视野比较开阔，人站在碉楼上能看到20里远的地方，但是这对于北川就不适合，由于北川山高林密，碉楼根本就起不了作用。因此，从清朝开始，北川的羌族就开始建类似于吊脚楼的木头房子。“当时的知县还为第一户盖木头房子的人家题了‘修名之立"的匾额，就是说，这是一件扬名后世，有楷模意义的事。同样的，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待今天的羌族文化保护，就是要保护活的文化，而不是要一个现代的古董。”

 　　谈到设想，赵兴武说，要打好“羌族牌”，必须得有一个羌族民俗博物馆、资料中心、一个艺术团，“最重要的是要在保存有羌族文化的地方建立一个民族文化保护区，这个保护区不是封闭的，政府应提供基础设施，通过旅游开发，使保护区能自身产生效益，从而达到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目的。”

　　记者看到，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局提供的一份重建规划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教育中心、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被列为羌文化抢救和保护的重要内容，同时，该县正在加紧规划建设10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民族干部，新北川的基石

　　在北川，很多干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当记者问起其中的缘由时，一位干部说道：“没办法啊，压力太大了！”

　　这位干部口中的“压力”，既有心理压力，也有工作压力，还有经济压力。

　　记者在采访一位乡党委书记时了解到他自身的一些情况：他的妻子在地震中遇难了，家里只剩下一个读初一的女儿和岳父、岳母，由于平时要在乡里工作，他经常一连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女儿。如今，女儿开学了，他们一家就在学校附近租了套住房，每月400元的房租占去了他工资的1/3，而家庭的重担完全落在了他一人身上。不久前，他去银行取他的所有积蓄――4500元，结果被告知，他还有房贷未还清，账户被冻结了。

　　北川的干部中，有很多像他一样，有人做过粗略的统计，在这次大地震中，至少有1/3的干部失去了配偶或者孩子，全县20个乡的40多名科级干部中，有16个和他情况相似。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事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北川是自治县，干部的工资水平一般要高于绵阳市的一些县，但是和同为民族地区的阿坝州的茂县、理县等地相比，由于在工资类别上北川是二类，阿坝州的为四类，一个科级干部每月工资要比阿坝州的干部少四五百元。因此，以前经常有干部流出北川。但是，这次地震以来，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至于县里专门发了个文，强制要求干部休息。

　　“说实话，现在就是在靠党性和良心撑着。”这可能是大多数北川干部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可以想象，当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后，待遇会成为这些几乎一无所有的公务员们的本能追求。

　　待遇之外，干部培训，尤其是对民族干部的培训，对于北川这样一个自治县来说尤为重要。

　　去年，北川县成立了一所民族干部学校，培训了200多名各级民族干部，效果很好。这次地震中，北川共有423名干部遇难，占干部总数的26%，其中大多数是羌族干部，虽然绵阳市抽调了大量干部到北川挂职，但是由于一来这些干部没有在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二来他们一年之后就要回去，“因此，北川要发展，还是要培养一支稳定的民族干部队伍，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民族干部学校与兴建医院、学校等民生设施同等重要。”副县长赵克彬说。

（来源：中国民族报 记者 李喆） 

（编辑：望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