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区“非遗”保护重在修复基础

　　汶川大地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触目惊心，使得本来就十分紧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雪上加霜。这同时极大地唤起人们对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特别是饱受大地震危害的羌族文化，更成为关注的热点。文化部和受灾省、市（州）、县各级职能部门以及相关机构都紧急行动起来，先后在北京和成都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会议，四川省文化厅迅速组织专家制定了《四川省汶川地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恢复重建规划纲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文化部也做出整体的《汶川地震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恢复重建规划纲要》，地震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恢复重建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要的是产生这种文化形态的特定自然和人文环境，其次是创造和使用文化的人，三是需要相应的物质和制度载体，四是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五是相关的受损文化设施要尽快恢复重建。这5个基础条件在大地震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要保护、恢复和重建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从这5个文化基础修复做起。

    先说最表层也是最直观的文化设施恢复重建。据有关部门截至5月底的统计，四川、甘肃、陕西、云南、重庆5个受灾省（市）文化设施倒塌341个，危房592处，受损需维修的设施1043个。其中地震重灾县的北川、汶川、茂县、理县及周边地区，文化设施几乎都需要重建。我们实地考察的绵竹市年画博物馆，底层开裂，四层、五层局部垮塌，已经成为严重的危房；而著名的年画村棚花村，则几乎被夷为平地。文化设施的恢复重建是长期和艰巨的任务，需要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

    其次是政府的支持和工作系统的恢复。笔者想重点强调一下基层文化系统工作的恢复问题。必须率先救助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尽快恢复基层文化系统的职能。如果基层文化部门不能正常开展工作，灾后文化重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没有相应的载体和前提。随着震后救急阶段的结束，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应从灾后统一调度的应急状态，回归灾后文化重建的本职工作中去。

    大地震不仅造成重灾区文化工作人员的直接伤亡，如北川县文化系统工作人员在地震中死伤过半，谢兴鹏、计学文、李红军等著名羌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研究精英去世，同时也造成各重灾区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传习所等巨大的损失，而且幸存的文化系统工作人员也丧失了基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北川文体局目前仍处于居住无定所、办公无场地、工作无设备、生活无着落的状态，工作上随时听从县委和县政府的统一调配，面对灾后文化抢救和重建工作忧心如焚却无能为力，这在汶川、茂县、理县等重灾区是普遍现象。周边的如都江堰等灾区虽然已经部分开始恢复工作，但具体困难还很多。面对灾后巨大的文化抢救、恢复和重建任务，基层文化系统的工作支持力度，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和加强。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依赖相应的物质形态才能得到保护和传承。大地震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博物馆、传习所受到很大的破坏，当前必须对濒临消失和遭受破坏的资料和文物进行抢救。在北川考察时，听说羌族民俗博物馆等大量文物资料被泥石流掩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领导立即与在当地救灾的二炮司令部取得联系，请他们给予援助。从最近的报道得知，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北川县的近万件档案文物资料得以抢救。此外，尽快恢复传习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保障。一些已经认定的传习所和技艺，容易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因而恢复和发展也相对快一些，但以前批准和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得到资助建设的传习所毕竟非常少，针对这次地震灾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以及相应的保护难度，应当对地震灾区，特别是重灾的汶川、北川、茂县、理县四县给予政策倾斜，紧急批准和援建一批传习场所。

    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传承人来保持和发展，特别是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本民族文字的羌族文化传承，主要依靠言传教身，传承人的作用就更加重要。本来经政府认定的各级传承人就数量有限，在这次地震中又遭受很大的损失。以四川省为例，全省有国家级传承人59人，市州级245人，县级792人，在地震灾难中有12人遇难，105人受伤，还有数人失踪。羌族文化传承人的数量更少，国家级仅有1人，省级6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只有7项，省级7项，州级66项，县级173项。针对大地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羌族文化的破坏，文化部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已经启动紧急申报程序，计划新增一批名录项目和各级传承人。

    第五，灾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是最基本的措施，但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是人创造的，同时也是服务于人的，文化是一定要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只有在与时俱进中发展，才是最好的保护。特别是这次大地震使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产生和生存的自然人文环境遭到空前的改变，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羌族传统文化进行紧急抢救和保护的同时，更要考虑到创造这些文化的人，如何在灾后迅速恢复生产生活，而且要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绵竹年画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生机，在于他们已经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当我们在孝德镇年画作坊考察时，就看到他们边生产边销售。

    同样，在彭州市桂花镇的土陶烧制场，虽然大地震造成了古窑倒塌，部分半成品也遭到毁坏，但工厂已经重新开工，生产已从过去的泡菜坛、水缸等传统产品，转向经现代工艺美术改造后的建筑装饰品、摆件等充满现代审美情趣的品种。都江堰市文化局，除了着力抢救和恢复已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外，也在将青城洞经音乐、青城武术等做进一步的整理和发掘，力求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笔者想特别强调一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受大地震破坏最严重的汶川、北川、茂县、理县，正好是羌族的集中居住区，羌族人民和羌族文化都遭到沉重的打击，不仅正常的发展中断了，而且未来的生存基础也严重动摇。羌族地区本来就自然环境严酷，发展任务艰巨，这次受地震灾难最重，羌族人民的生存和羌族文化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威胁。因而，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必然要和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灾后的整体重建规划结合起来，既要有效地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有效地保护和发展羌族文化，更要着眼于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就远远超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必须立足于羌族未来的发展和国家灾后重建的整体布局，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国家和社会投入更大的关心和帮助。（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徐平，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编辑：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