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宽大如厂房的办公间让人豁然开朗。一个个作业台排列其间，毛刷、糨糊、书槌、放大镜、照明灯等工具摆放其上。

 

这里，就是古籍馆的修复室。10多位修复师正埋首于故纸堆中，在灯下如外科医生般细致地对古书进行着揭、拆、压、包、订……

 

    “枯灯独坐”“皓首穷经”，是记者最直接的观感。

 

    “如果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

 

    《永乐大典》修复计划早在2002年初就已经提出，因为是国宝级文物，修复计划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对10名参加修复工作的人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张平已经做了近30年的古籍修复工作，曾是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组长，现在已经退休。言谈间他始终不疾不徐，大概正是做这行磨砺出来的“慢性子”。“干这行要有匠人精神，要精益求精，总感觉这样才对得起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贝。如果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

 

    2002年的7月，北京正经历着桑拿高温天的考验。而时任国图善本修复组组长张平更是对那个7月记忆犹新，因为当时他正顶着高温满北京城寻找永乐大典修复时要用的生丝。

 

    骑车、找布店、挨个儿问，拿样品对比……就这么奔忙了一个月，在百年老字号瑞蚨祥布料店里，张平终于找到了与永乐大典封面材质接近的生丝。从瑞蚨祥出来，看看被日头照得晃得耀眼的街面，张平这才觉出浑身燥热，“我那时候才领教了什么叫桑拿天。”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书页修复材料的选取，《永乐大典》首开以文物作修复材料的先河。由于找不到满意的纸张，修复人员提出采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批清代早期的“高丽纸”作为修复材料。张平说，这种“高丽纸”本身就是文物，目前生产技术已经失传，用一点就少一点。

 

    永乐大典有一册是无天头书，也就是整册书的头行字以上书页缺损。这是国图库藏永乐大典里损坏最严重、修复难度最高的一册书。修复时，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杜伟生身上，他当时50多岁，是大典修复组里年龄最大、经验最丰富的组员。修复古籍善本，他干了近30年。

 

    掏补、咬合缝隙、粘贴……无天头书的修复是繁琐、细致的。杜伟生说，修复类似的善本，除了技术还要有心劲儿，“你只有从心底里珍爱它，才能不厌倦一干就是几个月的绣花活儿。”

 

    现任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永乐大典》修复工作中，第一次提出了古籍修复“数据库”概念并开始推行。所谓“数据库”，就是把此次《永乐大典》的整个修复工作，包括修复材料、修复方法、修复原则的选择以及古籍进行修复的位置、时间、操作人员等所有的详细资料，全部记录下来，变成资料库，随同修复完成的《永乐大典》一同保存，为后来人的再次修复提供参考。

 

    “有时修复师要戴上口罩，不能喘气”

 

    上世纪80年代，在张平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之前，馆内修复有著名的“三肖”——肖顺华、肖振棠、肖振邦。张平了解到“他们同为肖氏家族，不光会修书，还懂书。所以，如果像他们一样懂古籍，会修得更好。”古籍馆的另一位享有盛名的是与“三肖”同时期的“国手”张士达，他原先是琉璃厂的古籍修复师傅，鲁迅、郭沫若等诸多文化名人都曾慕名找他修古书，后来被古籍馆延请，培养了一众仍活跃在国内的古籍修复大师。

 

    张士达、“三肖”等师辈们的修复功力让张平叹服不已，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当属国宝古籍《赵城金藏》的修复。这是一套金代佛教大藏经，共计约7000卷。当它经历战火，被辗转运到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时，因为长期遭受水浸，近一半的经卷已是面目全非。许多经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无法打开。有的长满黑霉，还有的一碰即碎。

 

    面对这令人一筹莫展的局面，师傅们的解决方案却举重若轻：一个字——蒸。将这些粘连在一起的经卷用宣纸包好，再包上一层毛巾，放入柳木笼屉里，像蒸馒头一样地蒸。这样，表层的经卷纸张可以被蒸汽慢慢润松，但又不会被水滴浸泡。每蒸几分钟，就取出经卷，用针或镊子慢慢地将其表层松软的部分一点点挑开，直到挑不动了，再放入笼屉蒸。这样循环往复，直到经卷全部被揭开。

 

    这项国内第一个大型文物修复工程开始于1950年，到1965年完成，前后用时16年。

 

    谈起古籍修复的过程、手法，张平如数家珍，“如同医生给病人建立病例档案，修复古籍首要的一步，就是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确定修复方案，如果修补方案不科学，会对文献造成二次破坏。”其中，制订方案的过程就像“会诊”，会聘请古籍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同为古籍诊断开方”。

 

    之后便是固定的修复套路，“遇到霉烂古籍，要先用同色纸将破损处补齐，然后用排笔在书页背后刷上糨糊，再粘上一层薄棉纸，拂拭平整，逐页依此进行。”“虫蛀书籍，先将要补的书页有字一面向下放在隔板上，在蛀洞周围抹上糨糊，用配好的同色纸对顺纸纹，按在蛀洞上，用左手按住，用右手依糨糊湿印把纸撕下。”

 

    受潮严重的书籍，极为脆弱，哪怕轻轻呼一口气都会让纸张碎开，“有时修复师要戴上口罩，不能喘气，旁边也不能有人走动。”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向来是书画修复行业的准则。经过世代总结，修复师为古籍修复立下了“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四大修复原则。

 

    修复古籍是个漫长的过程。“修复一本破损几十页的书，就需要一两个月。”古籍馆修复师胡泊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手头正在修复的是清代乾隆皇帝的藏书“天禄琳琅”，共有3500余册，需要修复的300余册，“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但完全修好，大概要用近5年时间。”

 

    “不敢买外面的淀粉，怕损坏古籍”

 

    在浩如烟海的存世古籍中，“天禄琳琅”的尊贵清朝皇家地位无可取代。

 

    据介绍，两年多前开始修复的“天禄琳琅”主要以线装书为主。这些典籍初到国图时有些无编目，部分还遭过水浸，保存状况不太好。目前有10%即300多册破损严重，达到一级破损程度，也是修复的重点。

 

    国图资深古籍修复专家、“天禄琳琅”修复组核心成员朱振彬解释称，当书叶的鼠啮、虫蛀、粘连面积达到40%以上，或者酸化的PH值在4以下，就可定为一级破损，“酸化严重的，一动就会掉渣儿”。

 

    配纸，是将这些纸面上的方案渗透到古籍修复中的第一步。要做到“修旧如旧”，补纸首先得用旧纸，薄厚、纹理、工艺越接近越好。如果纹理不一样，纸跟纸会“较劲”，补出来的书凹凸不平。

 

    所用修复材料必须讲究，确保“纯天然”。为此，修复师需要练就“十八般武艺”，最关键的是要有双巧手——他们会动手将橡碗子（橡树籽）或茶叶煮成泛黄的汁，将纸张浸入其内，然后挂起来晾晒，这样染制的补纸淡雅古朴，对古籍没有丁点儿坏处。“不敢随便在外买纸，不知道是否会添加其他成分。”朱振彬解释道。

 

    “小麦淀粉外面也有卖的，我们也不敢买。怕里面添加了其他东西，会对古籍有损害。”朱振彬说，每一道工序，修复师都要亲力亲为。

 

    传世数百年的古籍也碰不得半点化学制品及含酸原料。甚至连调糨糊的水，也都讲究到只用蒸馏水或纯净水。

 

    此外，作为清宫藏书，“天禄琳琅”上的函套锦缎都是纯真丝制成，不混有任何化纤成分。而国图最近准备在外采购时，发现好几个厂家出产的锦缎多少都含有化纤成分，这让负责筹备的工作人员颇为费神。

 

    关键靠手艺。“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若不是举书对着光亮，根本辨不出补过的痕迹，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早有提及古人修书的工艺境界。古籍修复林林总总近百道工序，每本书常用的有几十道。

 

    “伤重”的古籍，着实考验修复师的耐心。朱振彬修补过虫蛀严重的一部书，书叶被蛀出几百个洞，跟筛子眼儿似的。“麻约约的，见了都会起鸡皮疙瘩。”这样的书叶，普通托裱几分钟就能搞定，但国图的修复师，需要一个洞一个洞地补，还要扯出纤维，与补洞边缘微搭。即使资深专家也得大半天才能补一页。

 

    遇到粘连严重的，修复师会把古籍包裹好，放在竹笼屉里熏蒸，用腾腾热气将粘连在一起的胶质物或老墨软化。这时的修复师，又成了站在笼屉前的“大厨”，他得控制好火候。据称，光这一道工序，就在国图这个环境，也得三五年后才能上手。

 

    此外，有些古籍修复前已经发霉，打开后霉菌飘在屋里，这种工作环境也让“过敏”成了古籍修复师的职业病，老爱打喷嚏。“有的书打开，那土呼一下扑过来；还有絮化的纸屑，毛儿特多，钻到鼻腔里特别痒。”朱振彬回忆，上世纪90年代修明刻本《阙里志》时，因书絮化严重，组里几名同事都因过敏而面部红肿了好几天。

 

    朱振彬说，“天禄琳琅”修复中强调“保真”，如有残缺部分，修复师也不会给它加字、补栏，而以往，划栏补字是前人修复时的“常态”。

 

    “做古籍修复工作，不能大喜大悲”

 

    国图馆藏珍贵古籍《天禄琳琅》的修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两年多。这是国图建馆以来继修复《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之后，又一项大型古籍修复工程。《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国图文献修复组的19位古籍修复师计划用3到5年，修复国图馆藏的270多部、3500多册中的1/10。

 

    据国家图书馆最新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而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全国博物馆、图书馆内部的专业古籍修复人员已从不到100人增长为现在的近700人，却仍无法填补人才缺口，修补的速度远赶不上书籍折损的速度。

 

    朱振彬的工作台上摆着刚刚修补好的《天禄琳琅》中的一卷，当记者感叹整部书像没修过一样时，他显得特别高兴：“修补古籍，如果听到别人夸赞，‘像新的一样’，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讽刺。最好的赞扬，就是‘像没修过一样’。”

 

    年过六旬的杜伟生，头发花白，目光却犀利明亮，带着常年修书磨砺出的老练精准。大英博物馆处理馆藏敦煌遗书，曾使用过塑封、丝网加固等方法，甚至为了上墙考虑，将原本图卷并不规整的遗书拉平装裱上墙，对遗书本身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提起这些杜伟生连连摇头。杜伟生回国后全面展开《敦煌遗书》修复工作时，不破坏古籍原貌的“最少干预原则”贯穿了修复全程。

 

    朱振彬屡被问及修复人才最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当然首先要坐得住。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记者，会以为搞修复只需要坐得住。”朱振彬略显无奈，“我们招收的人才中，有学化学的，有学印刷的，也有学美术的……需要各方面知识的融合，更要爱古籍。”

 

    “我们现在最看重心理素质，最重要的是，不把生活中的情绪带进工作。”朱振彬和杜伟生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点。

 

    “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必要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杜伟生曾修复过一件破碎成300块残片的手卷，正屏息凝神拼补得头晕眼花，身边一位同事撂下一摞古籍，掀起的气流直接将残片翻转乱了……

 

    这样重头来过的瞬间，对修复师来说是古籍修复工作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很多人就觉得做这个有一些传奇的经历，其实做这个工作恰恰很平凡，做古籍修复工作不允许心情有大喜大悲，这都对书不好。要求修复古籍的人要平和。‘心静如水、心细如发’。”朱振彬总结道。

 

    虽然人员数量翻倍，但“古籍修复还得要口传心授。古籍修复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必须要坐在师父旁边，靠师父传、帮、带，潜移默化得到提高，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培训就能够达到的，培训的只是入行必需的基础概念、基本操作规程。”

 

    2012年，杜伟生被选为第4批国家非遗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年过60的他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在图书馆作为返聘人员带徒弟。每天下班后，他喜欢上上网，查查有关的资料。对这份全国从业人员不足700人、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工作，他依然热爱如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