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呈现新特点 “重申报”转向“重保护”

    国务院日前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江苏省兴化市的茅山号子、如东县的跳马伕、苏州国画颜料制作技艺、扬州毛笔制作技艺等24个项目成为国家级“非遗”。和前两批国家级“非遗”相比，入选项目总数大幅下降，对此，专家表示，随着全国非遗普查的结束，重大项目早已在前两批审查通过，非遗获批数量减少是必然趋势，同时这也标志着非遗保护从前几年的重申报阶段过渡到重保护阶段。

　　非遗特色：

　　传统表演多、传统技艺强

　　“先生不来我就来，山伯思想祝英台，山伯家住浮桥口，祝家庄上等英台……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梁山伯唱段，不过不是越剧，是茅山号子，我们兴化的国家级非遗。”电话那端，70后茅山号子非遗传承人陆爱琴兴奋地给记者哼唱。

　　在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茅山号子成为新当选的国家级非遗，和它同时入选国家级非遗的还包括我省传统舞蹈跳马伕、滑稽戏、国画颜料制作共5项，而丹阳董永传说、徐福传说、泗州戏、杖头木偶戏、盆景制作、扬州评话、小热昏等19项入选拓展名录。

　　说起茅山号子，陆爱琴的语速顿时变快了——“从小就跟着妈妈唱，长大了在地里插秧，一天总要唱上七八段，越唱干活儿越有劲儿。”

　　“像茅山号子这样的表演型非遗是江苏一贯特色。”省文化厅非遗保护处冯锦文处长以茅山号子为例说，“茅山号子音调旋律舒缓平实，音乐节奏明快有力，演唱速度快慢自由，演唱形式分合有致，形成高低曲调咏叹自如的民歌特色。”

　　和茅山号子类似，流传于如东地区的传统舞蹈跳马伕是迎神赛会中的祭神舞。跳马伕是男子群舞，无音乐伴奏，主要靠马伕身上佩戴的马铃声伴舞，舞蹈机动多变。每逢祭祀日，舞者少则三五百人，多则三千余人，他们头戴黄色纸帽，身着马伕服装，脚蹬草鞋，腿裹素布，腰系铜铃，手执铁钎，口衔银针，在祭祀的庄严而神圣的气氛中，跳着刚健质朴的舞步，渲染出古代将士们纵马厮杀的悲壮。

　　除表演艺术外，传统技艺是江苏另一个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类型。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对记者说，江苏此次入选第三批非遗的新批项目只有5个，传统技艺中的国画颜料制作、毛笔制作就占两项。

　　苏州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因原料不同，制造方法各有讲究：有的要椎磨，有的要浸泡，有的要取其实质，有的只需上提浮膘。即使同一原料也有优劣品位之分，以花青颜料为例，其制作工序就有粉碎、水漂、研磨、下胶、沉淀、革脚、煎煮、摊膏、剪膏、冷干、称量、包装等十多道工序，制成的颜料有颜色鲜明、纯净光润、轻细若尘、入水即化、与墨相融、着纸能和、经久不变的特点，是中国民族传统手工艺品中的一件瑰宝。

　　贺云翱教授认为，江苏在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方面人才辈出，精英众多，在长达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精英文化不断影响着大众文化，进而影响到老百姓生活中的审美，由此也促进了民间美术、民间技艺的发展，可以说江苏非遗体现出了强烈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融合的特点，这与江苏历史上的文化地位崇高有着紧密的联系。

　　数量减少，

　　“重申报”转向“重保护”

　　今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遗，无论从全国还是全省角度来看，数量都大幅减少。

　　对此，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教授徐艺乙认为，“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有历史传承的文化遗产，非遗不可能越申报越多，特别是通过普查以后，基本上公认的非遗项目都已申报审批通过了，因而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是合情理的。”

　　据了解，2005年起我国启动国家级非遗申报，每两年申报一次，前两批国家级非遗项目每批均超过500项，而第三批只有355项， 属于历次最低。

　　“除了非遗申报的自然减少”，贺云翱教授认为，“从国家层面减少通过数量，其实也暗示着非遗已从重申报向重保护转向。”

　　他说，这就是项目减少的积极意义。
据了解，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以及工业化替代手工业生产的转变，对许多非遗造成了巨大冲击，不少非遗在转型中消亡、淹没了。冯锦文处长举例说，在1967年之前，全国经常能演出的剧种有370多项，到了2009年非遗普查结束后，只有240多个剧种能整场演出，40多年时间100多个剧种消失了，非遗保护压力可见一斑。

　　“此外，眼下很多非遗不按照非遗规律去保护，使得遗产脱离所依托的环境、空间，造成非遗保护表象化、表演化。”冯锦文深感忧虑。陆爱琴也对记者说，“茅山号子就是在水田插秧时唱的，眼下虽然也有不少孩子在学，但都是在课堂上，已经脱离了茅山号子真实的情景。”

　　“与无当保护相比，过度的商业化对非遗伤害最大，部分地方将非遗当做一张名片，希望递出去一张文化名片，收回来一打经济名片。简单地将非遗作为赚钱工具，不仅让非遗失去了应有的保护机会，更让文化失去了尊严。”贺云翱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

　　依法保护，

　　让非遗走近普通人更重要

　　就在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公示前几天，《非遗法》正式实施。作为我国非遗领域首部国家大法，《非遗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把非遗保护上升为国家责任。特别是退出机制的引入，为各地申报非遗敲响了警钟。

　　徐艺乙教授告诉记者，许多地方对非遗保护存在功利思想，认为非遗保护级别越高越好，弄到最后大家都挤破头去申请国家级非遗，其实我国在审批非遗过程中早已形成了四级保护体系。特别是《非遗法》出台后，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都属于国家非遗保护范畴。对相应的政策、资金扶持都有了明确规定。

　　贺云翱教授介绍说，许多体制内的非遗项目如昆曲，有学校的人才培养机制，有昆剧院这样的演出机构，演员也是传承人有生活保障，有各种剧场、小剧场的演出平台，用市场化的角度促进非遗发展，其实对于非遗的保护更多的是靠市场引导。但是像茅山号子这样体制外的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来说，走市场不现实，只有先靠资金养起来，而有了《非遗法》的政策、资金扶持，原先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冯锦文说，“加强保护并不是把非遗供起来，更主要的是加大对非遗的社会宣传力度，通过宣传非遗，来张扬、传播非遗身上所附着的传统文化。”

　　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对非遗认知率不到20%。而去年南京举行的一次选美比赛中，一位参赛选手竟不知中山陵是国家级文化遗产。

　　贺云翱教授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说白了，就是把历史上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保护使其变成优秀的文化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年轻人对非遗感到陌生是因为宣传还不够，应该让非遗成为大中小学的课程，更要通过遗产日、民族节日让非遗定期复活，走进公共视线，这样非遗才能从保护中走向传承。（来源：《新华日报》记者：徐 宁）

编辑：飞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