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20年来，作为非遗的重要类别，表演艺术类非遗因为其多样性与跨学科性，一直都有着丰富的研究样态。但是，这些研究多数还是在“原/本真性”与“活态传承”这两种规矩的范式下展开的。大量出谋划策的理论构想与保护实际同样脱节。在实质上，本真性、原生态论的持有者，以温和的保守主义和频频回望的复古主义为毂，将非遗视为亘古不变的、静态的，定格为经国大业的擎天柱，而将之博物馆化、标准化，并需要高级别安保，终止沦为小众把持的博物馆、展览馆、演艺馆等“馆舍”之产业。“活态论”者关注到非遗动态与变的一面，却又易沦为发展幻象的囚徒，将非遗视为天然的文化资源，为文化产业、旅游经济以及扶贫事业助阵。在这一构型的主导下，以服务于人、（古）村落、社区为口号，舞台化、表演化的非遗被进一步婉饰，最终还是为小众的“馆舍”事业添砖加瓦。如此，“非遗舞台是谁的中央”就成了一个问题。

关键词：非遗；表演艺术；传承；舞台；馆舍

一、“暖”的乡野表演艺术

21世纪之初，原本与乡土、民族、民间关联更紧，且更多指向情感表达与消费的传统戏剧、音乐、舞蹈、说唱等“表演艺术”，因其乡音、乡情、乡韵，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各自独特的表演性、艺术性，大致定格在了优秀传统文化之列。这既与现代民族国家对传统文化一贯有效征用的策略有关，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人类文化遗产理念及实践的冲击有关。因为涉及人类文化多样性（共有、共享，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主权（独占、专属，各美其美）等对抗式合作或者说竞争式合作的博弈与纠结，在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运动背景下，昆曲、古琴、维吾尔族木卡姆、蒙古族长调等纷纷跻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就在情理之中。受此影响，对于符合标准的民间文学、民俗、民艺等冠以“非遗”名号，将之“非遗化”，建构出肩负道义和正能量的知识社会学——持续的历史、传承谱系、精美技艺、巨大影响和效益、对于家国民族不容置疑的重要性却又后继乏人等，进而保护、传承以及相关的研究，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十多年来，自上而下、全面动员且几乎见者有份、全员参与的非遗保护成效卓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因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表演艺术类非遗保护、传承的研究与探索，则出现了民俗学、文学、戏剧学、音乐学、舞蹈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齐头并进、齐抓共管的势头。长期在特定时空，对某个有着非遗名头或正试图申报非遗的表演艺术深入观察，对基于分类学和行政治理逻辑而“脱域”的表演艺术类非遗构成了严肃的挑战。诸如：湘南瑶族“坐歌堂”（冈介）实乃当地瑶人生活状态的“缺乏”的艺术性呈现和镜像。也即，当下被视为“非遗”的冈介的发明与传衍，实际上是当地瑶民对其生活世界众多“缺乏”的一种饱含情感的创造性与美学化应变。这种在部分意义上因匮乏而生的研究者等他者眼中、笔下的浪漫的“艺术”，不但解决了客人光临时家中床铺不足的物质窘境，还在亲戚之间、邻里之间、村寨之间、男女之间、老少之间营造出一种艺术性交际的文化模式、生活态度，培养了个体解忧愁的乐观主义和村寨热闹的氛围，并赋予流动迁徙的生活和生命以“暖”意。同样，广西德靖一带壮族的“吟诗”这个被他者命名的“歌圩”“非遗”，原本同样是壮族民众用来“暖屋”“暖地”与“暖村”的，是让心暖而使生活与生命充实，并非他者想象的而标签化的“男欢女爱”。

与原本偏“雅”的昆曲、古琴等在精英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而高大上的非遗项目不同，诸如冈介和吟诗这样，绝大多数乡野的表演艺术类非遗，是前工业文明的产物。作为生产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态链上的一环，这些表演艺术类非遗与特定地域的自然生态、气候、物产和特定人群的历史演进、生产方式、日常生活、内外交际、人生仪礼、岁时节庆、宗教实践、生命观、宇宙观等密不可分，并与特定社会形态的实在“匮乏”紧密相关，因而指向才智的创造性，指向情感的审美性、宗教性（至少是神圣性）和指向闲暇的娱乐性、游戏性兼具。随着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冲击，都市生活方式的强力浸染，当这种匮乏状态得以消减甚或祛除，表演艺术类非遗生存的土壤不在，尤其是与人们的生命感、生存意识、日常生产生活、交际、价值认同关联不紧时，哪怕将其精致化为满足他者想象而观赏的“舞台艺术”、旅游项目、馆舍展品，或是助长为“大戏”，非遗化后的保护与传承必然面临着无法逾越的困境。

二、脱域：“非遗化”之弊

表演艺术依托演者、观者、表演场域（文化空间）以及诸多技术设备、传播介质等共同完成。显然，演—观者是表演艺术的核心，传承人与传承机制在非遗保护中尤为重要。在相当意义上，传承人的存在有效保证了表演艺术类非遗作为表演艺术的生命。对于戏剧而言，非遗实践为一些陷入困境的艺人带来发展的契机，但也“改造”着传统艺人的表演，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表演艺术变成“表演的表演”。这样，不断抽离生活、化为文化传统的符号象征的戏剧，展演的是人们型构出的甚或是臆想的地方传统文化。对于西北多地盛行的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解密花儿传承的内在机制、明了各地花儿的个性价值，是学界承担其“学术责任”的先决条件。柯杨格外强调在关注花儿传承人演唱与表演之外，更需要用麦克风、摄像机记录下他们的生活、艺术创作和传授技艺的过程。以此，展现其生活史、成长史和传习史，叙说传统的脉络，以延续精神的传承。也即，要将脱域的花儿传承人还归到生活现场。

山东胡集书会与河南马街书会齐名。对于胡集书会说书艺人两难的生存处境，非遗实践或只是片刻地让胡集书会“回光返照”，因为技艺承传与精神延续完全无法仅靠政策扶持完成。而土家族跳丧歌舞“撒叶儿嗬”在列入非遗、进行商演后，跳丧中重情重义的古朴民风遭到严重破坏。随着“撒叶儿嗬”表演内容、形式的改变，过往表演中形成的庄重仪式感与构建的乡亲社会关系，日渐消弭。

因为衍生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渔猎文明并存的乡土中国这一基本事实，在艺术性之外，大多表演艺术类非遗通常都有明确的精神指向，尤其是仪式性和神圣性，并在人们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中、在社群认同和地方社会的整合与有序运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除已经提及的湘南盘瑶的冈介、广西德靖壮族的吟诗之外，云南峨山彝族花鼓舞、大理巍山彝族“打歌”、浙江温州鼓词、浙南畲族的《高皇哥》、上海松江叶榭舞草龙和安徽池州傩戏等，莫不如此。但是，在列入非遗名目——被非遗化，而得到政府、商业的双重垂青后，这些表演艺术所具有的震慑人心的宗教性仪式内涵被不断剥离，而更趋世俗化、娱乐化，尤其是空洞的泛感官化。在相当意义上，热闹、好看、不伦不类的“狂欢”、上央视、出国、获奖以及领导喜欢等，成了表演艺术类非遗的代名词。或敞阔或逼仄，或华丽或简陋的舞台，闪光灯，大小麦克风、音箱、五颜六色的镜头画面，官媒精英的赞许，成为表演艺术类非遗不得不时时注目的指挥棒，进而进一步都市化、艺术化、精致化，当然也不同程度地标准化、空壳化与异化。

脱域而去信仰化或者说世俗化的表演艺术类非遗，在相当程度上都受传衍场域、异质时空、观者口味与期待的影响。或迁移，或缩小，不断演化的文化空间与生态，深刻影响着表演艺术类非遗的发展。很明显，如今层出不穷的新式剧场，尤其是被声光色电等技术渲染、控制和驾驭的舞台，新生且快速传播、弥漫的流行艺术，传承人对外在世界与观者的理解、妥协甚至迎合，内在提升的欲望等，都影响、规整着表演艺术类非遗的面貌与性质，终致在民众的需求和舞台审美之间形成堕距。

作为湘西土家族在传统年节期间表演的一种仪式歌舞，毛古斯古拙的表演风格与内容早就吸引了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舞蹈学、戏剧学等学科的学者反复考证。作为一种威权话语，这些学界成果又反向成为地方非遗申报、生态文化保护和旅游民俗开发的助推器。王杰文尖锐地指出，“毛古斯”被他者对象化、瞎子摸象式固守一隅的认知与理解过程，同时也是当地民众被疏离于自身传统的过程。这样，被表演和观看的文化传统成为一种异化的复兴与发明的“传统文化”，并使得地方社区的经济模式、社会关系、心理世界经历着一系列重组。简言之，非遗化的毛古斯是对土家族民众毛古斯扬弃、“婉饰”（euphemism)之果，与之有关又无关。

与毛古斯相类，名列非遗目录之后的广西壮族“末伦”（moedlaenz）表演，经历了由家屋至社区再至舞台的三级跳。非遗的介入，使得“末婆/末公”仪式吟唱中的宗教性与仪式性传统被逐步剥离，取而代之的是当下喜闻乐见的“节庆”“文化”标签。这一变化也就整体呈现出了“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的过程。在非遗化进程中，在强化池州傩戏的艺术、文化和商品属性的同时，原先“敬菩萨”内涵的禁忌与神圣意义被不断消解和边缘化。正如2016年吴天明导演的电影《百鸟朝凤》展现的残酷事实那样，鲁西南鼓吹乐的艺人们不得不直面年轻人喜欢的流行音乐连环式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挑战，无力回天。同样的困局也是河北昌黎皮影戏不得不面对的：年轻观众缺失，演出市场萎缩，后继乏人。

在相当意义上，非遗运动使表演艺术类非遗的文化宣传——言语建构——与地方民众的认知、生活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裂缝。在地保护实践中，表演艺术类非遗原本有的民众基础、与特定人群日常生活的亲密性、有机性都不同程度地削弱。叶榭舞草龙的表演说明，信仰内容的丢失、娱乐性的增强，都在使其偏离过去的意涵。因此，赵李娜认为有必要恢复舞草龙仪式存在的文化生态场，并对其草龙制作、祭祀仪式等实行生产性的活态保护。也即，非遗工作的推进需以地方为中心，展开具体的观察、实践与反思。20世纪后半叶，温州鼓词遭遇发展与传承危机。政策之下“社区词场”的设立、“温州曲艺场”的运作，将传统鼓词表演重新带入了当代的社会生活中。这一民俗“植入”，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人们对温州鼓词传承的自觉。

当异化、过分的舞台化和小众化被视为问题，并强调表演艺术类非遗保护应该回归民众生活时，研究者显然意识到了民众生活、地方环境与表演艺术类非遗之间的一体性。但是，在都市文明无孔不入、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使源自前工业文明的表演艺术类非遗回归生活？在众多策略中，将非遗“植入”校园的呼召和实践格外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