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火，原指节日民间迎神赛会所扮演的杂戏、杂耍，后用以统称节日（或庙会、集会）里民间举办的各种游乐演艺活动。“社伙”“社会”“香会”“赛会”“秧歌会”等名谓，以及农人“闹玩意儿”“闹社火”“闹红火”，或“摆故事”等俗称，一般都是指的社火。作为民间流行的游艺习俗，社火是融美术、舞蹈、戏曲、音乐、文学、武术、杂技以至体育等形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其属性涉及诸多艺术门类，兼有造型性和表演性。社火之所以构成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在于大众的审美意匠不仅造就了灯彩以及龙灯旱船、云锣建鼓等美妙的造型器具，还通过人物妆扮的亮相式造型以及讲究步法、图阵的行游表演，统揽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整合为灯舞交辉、百戏并呈、杂技尽显的节日之“社会”。

▲图1 《隐喻的身体——血社火民俗考察手记》（张西昌著）

游行展示表现一定故事的妆扮人物造型或布景道具、彩幡旌旗等实物造型的抬阁（也称“妆扮故事”），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一种社火活动类型。它融化妆、彩装及亮相式造型、舞步游行和伴奏音乐于一体，自成一种充满乡土气息的游行展示艺术。这一类型所包括的抬阁、芯子、彩舫、擎标旗、挑花担等样式，都尽情耀示以妆扮人物为主体的活性道具的空间造型效果。抬举行游的展示方式包含着一定的舞蹈性，而相对静态的亮相式人物妆扮造型和布景道具则具有明显的雕塑性。因此，作为类型概念的抬阁，主要是一种略带舞蹈、戏曲属性的动态造型艺术，可谓“行游的亮相”或“活态的塑作”。抬阁在民间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一般多以桌、板为台，其上布景装饰或坐立由扮演者妆扮的各种故事角色，由众人扛抬、挚举着巡游于街巷。借舟车、牛马负载妆扮人物或器物造型，也是抬阁巡游的常见方式。在陕西关中地区，抬阁用车称“车社火”，用牛称“牛社火”，用马则称“马社火”。芯子是一种具有高度技巧、颇为惊险的抬阁形式，通常由儿童按剧情妆扮彩饰，缚固于被衣装彩披掩饰的金属支架上，构成一幕腾空险峻的亮相式造型，再由成人背抬着（俗称“背芯子”“背社火”或“高芯社火”），或以车马负载着游行展示。

▲图2 华阴市玉泉社区西王堡村的血芯子社火（杨甫勋拍摄，1986年）

所谓“血社火”（也称“血故事”“快活”“武彩”等），是流传于关中地区和晋南地区某些村落的一种独特抬阁表演。其独特性在于妆扮表演的都是一些颇为“血腥”的惩罚性“诛戮”场景或情节，譬如，“头上扎刀”“鬓上插剪”“弯镰砍头”“锥刺眼睛”“口中插剑”“钢刀穿胸”“抽肠换肚”“扯锯分身”，等等。这些妆扮表演多以话本小说、戏曲、宗教或民间故事为依据，表现除暴安良、驱邪扶正、惩恶扬善等思想主题。因为乡俗禁忌、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因素，“血社火”并非每年都表演，有的村落甚至十几年才演一次，因此，这种游艺习俗比较幽僻，学界极少有人关注。

2015年，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教师张西昌带着自己的“血社火”研究计划，进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作为合作导师，我这才通过他的调研知道了存续于三秦三晋大地的这份珍贵民俗遗存。开题时，专家们都十分惊讶，觉得“血社火”能够躲过当年的“破四旧”实在是一种奇迹，同时，也感慨于乡民对本土文化传统的执拗和虔敬。这真是一份极具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美学研究价值的鲜活案例，大家对西昌的研究计划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西昌也就此一边教学一边做着博士后的课题，历尽跋涉阡陌、秉烛夜读的艰辛。

西昌告诉我，他最早关注“血社火”这一民俗事象缘起于2010年秋。当时，他打算写作《宝鸡社火》一书，对于文献中零星提及却未曾见过的“血社火”颇感兴趣，决定亲赴实地，一见虚实。2011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四），在与甘肃接壤的宝鸡西山地区，他第一次看到了这一“骇人”的游艺表演。身处熙攘喧闹、气氛热烈的现场，他深为震撼，随即产生了深入研究的意愿。

在几无文献载录可资援据的情况下，一切工作都得从田野考察、搜集资料的基础做起。西昌是个严谨实诚之人，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还有“血社火”遗存的地区和村落，并抱定“每地必去，眼见为实”的想法，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漫漫调研之旅。民间的社火表演多在农历正月间举行，那些年每逢寒假，他便背上行囊独自上路，走村串户地考察寻访。他的足迹遍及关中、陕北、陕南地区和山西运城、临汾地区的十九个村落，有的村落甚至反复造访三四次。调研时，他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融入感的生活者，不加预设也不惊扰原生状态地悉心观察和了解对象，并用民族志的方法加以客观而详细的记录。这些年来，他着重搜集了“血社火”的化妆物料、化妆手段、脸谱服饰、游演形式、故事内容以及民俗禁忌等方面的资料，也留意于当地社火会的组织及分工、村落结构与宗族关系、乡社历史文脉等生态环境条件以及该习俗的传播路径。同时，对于“血社火”遗存的远姻近缘，如古代血祭和人殉风俗以及流行当地的傩仪、戏曲、皮影戏、庙宇彩塑和绘画等民间艺术中的近似表现形式，他也做了深入的追溯和全面的考察。通过经年的田野考察，他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五千余幅纪实照片、四百余小时现场采录音频和视频以及二十余万字的考察笔记。全域考察“血社火”遗存的这些成果，为西昌的系统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调研基础。

这部《隐喻的身体：血社火民俗田野考察手记》，是西昌十年田野考察历程的一种选择性记述。在自己的研究还未能得出一个较为明确的学术答案之前，他“不忍这些带着泥土气息和人间烟火的材料被过滤或丢弃，想尽可能完整地将这些资料和感受与更多人分享”；同时，他希望连缀起一些相关的视点，邀读者共同参与这一问题的探讨，抑或也为社会公众认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由于各地的“血社火”在语言形式、叙事内容、生态环境方面各有不同，为了避免思维方式的简单化，他力求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探究该民俗事象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写作上，他采取亦庄亦谐的轻松笔法，是想让本书具有更强的阅读性，增强读者的代入感，也想让民间文化传承者们不被作者的“一己之见”所遮蔽而有“出镜”表达的机会。相对于业已比较规范的民俗学田野考察写作，西昌希望做些方法上的尝试，这也符合他自己的一贯写作风格。

在我看来，这些详实记录作者实地考察所获所感的生动笔记，为持续关注和研究这一富有社会历史信息和地域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和丰富的基础素材，具有显而易见的学术文献价值。作者的考察记述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清醒的学术意识，其在个案调研与查考基础上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和学术分析，以及立足中国教化传统所进行的意义解读和价值判断，不仅具有学术性，也对社会公众正面且理性地看待这一民间艺术有着积极的现实作用。

还应该意识到的是，在当代社会文化特别关注“身体”问题的背景下，西昌的这项田野考察尤有其学术价值。

在以工业化为发展方式、以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增长为发展诉求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生活世界和价值体系不断瓦解，出现了因根基性破坏而带来的全球性自然和社会危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持续呈现的“身体转向”，即如从尼采的“权力意志”到福柯的“被动的身体”和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到梅洛—庞蒂的“知觉世界”，从“生态学”到开出“身体美学”“身体社会学”“身体文化学”诸多新领域的“身体学”，都根本地体现了一种修复根基、重建世界整体性的努力。在此努力中，“身体”成为重新审视既往概念、方法、价值和信念的根本出发点，被现代人视为可以依赖的自我感觉的基础或自主意义生成的“主体”。从当代社会现实来看，工业制造、现代科技和资本运作的合力，一方面不断削弱身体的生产价值，一方面则日益抬举身体的消费价值，身体因此成为消费文化和消费经济所关注的中心。在消费社会情境中，身体日益摆脱信仰、政治或伦理道德的约束而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审美化，同时，也在化妆、整容、健身、保养等现代“身体技术”的调理下变得既渐失天禀“血性”又日敛人文“教养”。

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和社会文化动向来看，西昌的这项调研成果有着切合时宜的学术针对性。可以说，他的“血社火民俗田野考察手记”，为当下的“身体热”和“身体学”提供了一份审视传统中国身体观的活态乡土文本。在这份文本中，审美化的身体以它虚拟的“血腥”和“诛戮”表演，一方面作为惩罚的象征而晓谕着控制、调适身体的社会教化要求，一方面作为物欲宣泄的替身而保持、磨砺着身体的方刚血性，可谓寓“建设”于“破坏”，着力塑造一个葆有强健体魄、不失生产价值的“身心一如”的社会化身体。通过这份凸显“身体”问题的活态文本，或者说践行于民俗活动的身体社会化实践案例，我们进而有可能具体考察中华传统文化上下层之间所存续的“俗而礼、礼而俗”的互动与转化，以及其内部所保持的基于社会分层的文化形态差异。由此呈现的教化传统或修身实践，没有造成绝决的身心二分和雅俗对立。这或许是民间文化总能保持其原发性的本原生态和基本性质，以至成为上层文化或文化整体性之源头活水的原因。

西昌之作付梓在即，愿其所记述的鲜活本土案例能为当代“身体学”研究带来中国视角，也期望读者不以“现代眼光”一味猎奇或是排斥。中华文化积蕴深厚，风流千古，民俗生活层面的活态传承可见文脉未央。解读其间的精微与大义，是今日尤当奋力的工作。

作者简介：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美术、传统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