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性方式保护”的意义与前景
 

    主    持：中国文化报记者 徐  涟

　　特约嘉宾：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吕品田

 
　　日前，在中国传统技艺产品销售订货会上，与湘绣、苏绣齐名的羌绣，色彩艳丽、图案多样，备受瞩目。
 
 
　　手工技艺“生产性方式保护”是重要途径

　　徐涟：近年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最初唤起民众保护意识的宣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普查与国家名录的建立；从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的建立与整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推向深入。专家们认为，“生产性方式保护”概念的提出与具体实施，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那么，为什么要提出“生产性方式保护”这样一个概念？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吕品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非遗”保护工作进入到一个整体性全面保护的阶段。从这项工作一开始，实践和理论几乎是同步进行，或者可以说，在实践快速发展的时候，理论显得相对滞后。为此，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王文章组织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相关专家学者，迅速展开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在2006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的导论部分（由王文章撰写），提出了“生产性方式保护”。

　　2007年，我参加云锦保护论坛时，云锦的生产性保护这个议题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这与我个人对手工劳动方面的研究和认识非常一致。我在那次论坛上作了《呵护经典――从云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发言。我的这一发言与“重振手工，激活民俗”的观点得到许多专家的注意，以后又应邀在各种论坛上多次表述。

　　传统技艺，一般都有所针对的具体生产目标，如果将传统技艺仅仅放在表演台上进行比划，不去面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目标进行生产，这种技艺是保存不了的。为什么？手工劳动者对技能的把握，要有切身的体会，要有工作的目标，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劳动热情。除此之外，还要有智慧。因为所有的手工技艺都是依靠主体来发挥。在生产过程中，手工劳动者肯定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调动智慧和能力，以及在长期劳动中所掌握的某种操作规程和技巧来解决，包括体力、力气的恰当发挥，以及人和工具的某种默契感。所以，传统技艺能够流传下来，一定是历史中形成的优秀技艺，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由无数人的经验积累起来的，而且在传承人那儿得到了体现。因此，手工技艺这样一种以人为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在生产实践中进行保护。

　　手工艺要介入当代物质财富的创造中，而不能只是一种表演

　　徐涟：实际上，手工劳动者的产品应该是跟当代生产、生活有密切关联的，也就是说，他的产品被需要，他的价值被承认，简单说，就是他能够养家糊口，才会有生产的激情，否则这种技艺就无法进行下去。

　　吕品田：是的。历代都产生了很多技艺，其产品的功能、形态、旨趣，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每一代的优秀工匠适时地把它引入当代社会，才形成了这样漫长的技艺传承。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工匠，这些技艺早就失传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确实有一些传统技艺失去了现实价值与意义，从古到今，也不知道中断了多少手工技艺，又发展出多少适应当代要求的新的技艺！确定劳动目标，就是要根据今天人们的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来确定。手工技艺，要实际地引入到一种劳动情境当中，并且要真正唤起劳动者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的唤起，决定于其产品必须有出路，假如其产品不被社会所接受和消费，那么劳动者的热情很快会自动泯灭。劳动者的生产热情总是在这种社会情境中，在被别人的赞扬中，被快乐地消费着，才能够唤起他劳动的喜悦和成就感。所以，工匠在今天要重新获得自信，重新获得一种对于社会的成就感，就必须要考虑产品适销对路，也就是产品的适用性，在今天的现实针对性。龙泉宝剑在古代是战争的利器，但在和平年代，其武器的作用已经不被需要，于是它增加了大量的花纹，功能朝着装饰性转换，同时，利用中国人祈求平安、镇宅避邪的心理诉求，增加了它在今天的功能与作用。可以说，很多传统技艺于今面临困境，是因为很多工匠已经习惯了原有的目标，他不习惯从原有的工作目标中灵活地转换出来，才导致了一些传统技艺的功能在保护过程中与时代脱节。换一个例子来看，像宜家，大家都觉得很时尚，其实，宜家的很多产品都是手工技艺制作的，但是它将产品目标做了调整，既适合今天的生活需要，又满足了人们审美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提倡传统技艺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就是要使手工艺介入到当代物质财富的创造中，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艺表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保护的目的。

　　徐涟：这实际上涉及到传统技艺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一方面，手工技艺是在漫长的文明创造过程中，由我们的祖先一代代积淀传承下来的，它依然代表着我们今天创造与技术的精华，需要我们继续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手工技艺需要根据当代的现实需要，寻找它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否则，完全脱离现实需要，就不可能继续生产，也就无从保护，这也正是“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内在含义吧。

　　手工技艺与机器生产：两种生产形态的互补

　　徐涟：传统手工技艺从大工业生产时期开始不可避免地衰退，以至于现在许多手工技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需要保护的对象。冷静思考，我们发现，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劳动，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机器所代表的大工业生产成为生产力进步的象征；但另一方面，大工业生产也很快显现出它的负面效应，产品单一、趋同，缺乏个性，没有特色，人们的生活品质其实极大地下降。那么，在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手工技艺，如何看待手工技艺和大工业生产各自的优长，我以为是一个关键。

　　吕品田：如果我们能把这类问题界定清楚的话，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对于如何提出“生产性方式保护”的指导性意见就会更加清晰。首先要有一个认识前提：工业技术和手工业技艺各有自己的优缺点，两者相互不可替代，一种理想的格局就是它们共同并存、互补互益。大工业生产的确在很多方面，例如在生产对人具有危险性和伤害性的地方，在对人的体力过度消耗的工艺环节，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资源等方面都有优势。更现实地说，面对世界人口的增长压力，为大工业生产的快速性、规模化提供了可能。而手工业生产的优势，显然跟大工业生产的优势正相互补。比如说，大工业生产所有的优点在于它削弱了差异性，是一种封闭的劳动，把动力从自然中抽取出来，没有地域的差异性，更没有生产者个体的差异性。将技术抽象化，变得没有文化内涵，和人、自然、社会、历史性，都没有关系了。而手工劳动的最大优点在于技术和主体不能分割，它使得这个技艺必然带有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地域性、历史性。这就是手工劳动和工业生产最本质的区别。所以说，有的地方可以搞旅游经济，因为它的手工技艺守住了这些东西，有个性、有审美趣味、有唯一性。还有，手工劳动必须与当地特殊的空间、时间相结合，所以，它必须在当地干活，才能出现有品质的东西。这样，劳动者都在当地上班，可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可以安民于本土。现在农村空巢化现象很严重，下一代教育失衡，乡村教育缺乏生机和活力。之所以产生像“民工潮”这种社会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是因为大工业生产是集约化的，而手工劳动是全面生态化的。

　　徐涟：手工技艺往往要运用工具，随着技术的进步，工具的运用也应该越来越先进。在一些手工技艺中有意强调“纯手工”，那么工具与手工技艺的关系又是什么？

　　吕品田：手工技艺并不排斥工具，也不需要强调百分之百“纯手工”。自古以来，手工技艺也都要借助工具，比如像制作玉器。所以，我们强调守住手工技艺核心技艺。所谓核心技艺，是最能够体现劳动者的创造力、智慧、能力，以及它的文化历史积淀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产品的“赋形”阶段。在产品的原材料准备上，其实可以借助工具生产，减轻对劳动者肉体的伤害，减轻体能的消耗。像日本的陶艺，在泥料的置备过程中就采用了一定机械的介入。当然在泥料置备的关键环节，如制陶当中的“成腐”工序，在决定其内在品质的关键环节，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手工。

　　徐涟：实际上，一些纯体力性质的工作可以交给机器去做，但是在一些跟人的情感紧密结合，在造成其差异性的部分，在人的智慧可以有所伸展的部分，应该高度保持它的手工性。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不去手工操作的话，手工的优点、人的智慧、能力都得不到体现，那么它本身也就丧失了作为手工劳动的价值。

　　吕品田：是的。比如像金饰和银饰的打造就必须要依靠手工。因为首饰本身就是一个展现个性的东西，旺盛的市场需求也使其保持了手工操作。陶瓷现在有注浆成型，可以批量生产，这种注浆成型和拉胚成型是有区别的，行家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觉得手工的好，是因为它将传统精华的东西都聚积在那儿了，而不是简单地说只要是手工的，就好。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内涵，使得手工技艺制作凝聚感情，可以与人交流勾通。

　　重振手工，激活民俗

　　徐涟：在手工技艺当中其实有不同种类，有的技艺含金量高，有的相对低一些。如何来区别对待？我记得你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重振手工，激活民俗”，能具体讲讲吗？

　　吕品田：人的技艺有很多不同形态，从传统技艺来看，有一种是经典型的，有一种是满足物质使用需要的生产技术。比如陶瓷、酿酒、织布，它们是满足人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这些生产实践中，发展出了实用技术，或者说是手工艺的主体技术、经典技术。在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人的精神需要相关的，如审美需求，就又把技艺往前推进了一步，精致化了。比如从陶瓷技术中发展出专门用于欣赏的陶瓷，从织造中发展出了刺绣。

　　徐涟：实际上，我们现在探讨的就是给它们分类，寻找其能与现实结合的生存立足点。

　　吕品田：对。还有一部分其实是与人们的纯粹精神需要相关联的。广大民众普遍参与的民俗活动，也有一些表现为手工创造的技术形态，例如：面塑、泥塑、彩扎、泥咕咕、首饰龙、葬礼用的花圈等，这类形态的手工技艺的价值并不在于充分凸显其技术性，而是凸显这种技术形态在民俗活动中的功能。泥塑并不是强调要多么逼真，百姓对此说得很清楚，“取个意思就行”。民间艺人都很清楚这类作品的价值取决于由作品形成的观念在民间社会约定俗成的意义。比如说布老虎，制作可能有点粗糙，但关键是老虎避邪的观念在民间得到认同，发挥了作用。所以布老虎的制作质朴、生动。如果你想要把这种技术抽离出来发展成为精致化的工艺，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所以，从传统技艺角度来谈论这一部分技艺的话，这部分技艺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一定要活在民众当中，不是简单地走产业化道路。对它们提产业化道路没有实质性意义，也不可能有很广阔的市场。

　　对这部分技艺进行保护，并不在于某个传承人掌握了这个技艺，而在于使所有的民间大众参与进来。如果我们把它项目化、传承人化，这个技艺形态就失去了我们保护它的意义。保护的目的是期望通过我们的保护，使传承人起带头作用，使这项技艺还原于民间，使大家自然热衷于这些活动，并从这些项目、活动中传达出这个技艺活动的理念和文化。同时，人们在传递这些面花、泥虎的时候，增进情感交流、人际交往，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重振手工”，是指它与产业发展结合的部分，而“激活民俗”，则是指这一部分。

　　“生产性方式保护”不等于 商品化、产业化、旅游化

　　徐涟：“生产性方式保护”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有很好的启示，但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技艺都可以发展产业。

　　吕品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要让“非遗”回到原有的生态中。这个生态本身也是不断处于变化当中，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体系。我们要努力恢复这样的循环体系，而不是将它从这个循环体系中剥离出来，将其偏执化、片面化地进行发展。所以，今天，我们要避免将生产性保护单纯地往市场经济追求商品化上发展，不考虑其社会内涵、社会生态环境，使之旅游化、表演化、商品化。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学的概念和立场已经扭曲了一些人类文明的概念，比如生产性，它不只是物质生产，还包括精神性生产，它不只是客观的、外部世界的改造，还有自我的创造和改造，它不只是属于经济学的，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的。所有的人类文化、文明的价值，都应该包含在这个体系中。所以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强调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物质。这是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理论中的一个完整概念。但是现代经济学把所有这些生产性、生产概念、劳动概念，都转换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现在一提生产性就指商品生产，这是错误的。今天在“非遗”保护过程中，要努力恢复人文内涵，要充分地把握生产性保护中的人文内涵，而不仅仅是经济内涵。本次“非遗”生产性保护论坛上，有些专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将来还要继续展开理论的思考和探讨，将生产性概念的人文内涵，充分地揭示出来，以此来避免“生产性方式保护”实践过程中的片面化、偏执化。

　　徐涟：你说的这些方面很重要。科技的发展，人们说是双刃剑，其实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一样。当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又开始不满足这种工业生产产生的趋同，希望能够重视个体的差异性，体现个体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谋生。人们之所以普遍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原因也正在此。归根到底，我们的生产不能只是物质生产，还有人自身的生产，特别是人自身的完满。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最高目的，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吕品田：当然还是包含物质利益的。比如说，要解决人口就业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让百姓掌握切实的谋生手段。手工技艺者都是技艺在身的，可以自己把握命运的，而大工业生产中，人是不能把握自己的，大工业生产是集约化生产。

　　田青先生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再提手工，是一种认识的进步。人在大工业生产以前是不得不采用体力的手工劳动，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不能不用手工劳动。因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工业化本身既给人带来了好处，同时也对人构成了巨大的剥夺。人的完满性、丰富性被剥夺了，不完整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又凸显了它时代的光辉，具有预见性。“人的全面发展”是具有哲学高度的一个认识，但是“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停留在一个空的口号上，而是需要现实的手段，这个现实手段，在中国的特定语境当中，就是要保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要重提手工生产方式，发展手工生产方式。因为只有手工生产方式才能守护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丰富性、多样性。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不就是丰富性和多样性吗？也就是承认人及人性的丰富性、多样性、差异性。人的丰富性来自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非遗”的差异性、多样性又来自于手工生产方式这个社会基础层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重提手工生产。重提手工生产不是没有理由的，而是已经有现实的问题和压力，是时代的需要。

　　手工技艺实验区：学者的“乌托邦”？

　　徐涟：以前咱们聊起过一个构想，就是建一个手工技艺的实验区，有这种可能吗？

　　吕品田：我曾经特别想在将来有机会找个地方搞一个社会实践，即把手工引入到当下的生产生活体系里。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作，所以最好能够有一个县或者一个地区的规模，通过发展手工业，通过和工业生产方式并存共举，以及与旅游、展示等各种方式结合起来，发展当地的地方经济。如果能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来做这件事会更有意义。就我所知，现在很多地方已经自发地在往这方面去走了。陕西凤翔已经出现了像“公司加农户”这样一种经济模式。这种方式是公司出面订货，但公司不组织自己的工厂，而是找当地的手工专业户，有一点像原来外贸加工、家庭作坊那种方式。其实，这种方式依然适合手工业。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宜家家居中看到很多手工技艺的体现。宜家的产品很适合城市使用，但是，宜家不必自己组织开工厂。我想可以通过设计者设计出来的东西，然后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宜家。这种组织形式可以作为一个产业链的基础。一方面我们要注意这个产业链的上游，即创意设计领域，也就是说，产业链中的创意和设计者，能否根据中国的现状（劳动资源、人文优势等），依照各地的人民需求，设计出一些恰当的产品。另一方面，产业链的下游，即生产环节，要交给当地手工技艺劳动者。也就是说，在当地生产，在城市销售，这个产业链做圆了，才能循环，真正活起来。

　　徐涟：第一个想法我觉得更有可行性，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宜家，除了资金问题，主要还是创意和设计者的设计是否跟得上。

　　吕品田：要改变现在的设计教育理念。现在的设计教育根本不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所有设计师都用西方工业设计的那一套。我们应该转化理念，运用中国的特有材料、技术工艺等各方面资源，来展开自己的设计理念和手工产业链，使设计者的设计与工厂的制造相迎合。同时，使当地的一切资源也能够直接利用，得到百姓的欢迎，生态的生产。这就构成了一个文化产业链。

　　从宏观来看，建手工技艺实验区，有两个基本的模式可以尝试。一种是沿用原来的手工模式，设计与制作是一体的模式。我既是开发者也是制作者。这种情况可以在当地跟旅游相结合，开发旅游产品，开发当地百姓的需要。另一种，是根据现代设计理念来设计，即设计与制作是分开的模式。可以由设计者或者设计公司去设计，而商业公司去农村订货，然后在市场销售。生产和制作是分开的。两种模式，都值得尝试。

　　徐涟：但愿你的想法不只是学者的“乌托邦”。我想，在创意的年代里，这样的想法完全可以尝试。

　　编者按持续半个月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系列活动”2月23日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圆满落幕。挤满广场排队参观的观众，展览大厅里摩肩接踵的人流，争相抢购各类展品的收藏爱好者，显示出观众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技艺的极大热情与价值认同。而媒体的广泛关注，专家的学术研讨，使得“生产性方式保护”成为本次展览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为此，本报理论部特别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本次展览撰稿人之一吕品田，探讨有关“生产性方式保护”的概念、意义、操作性与发展前景。
（来源： www.ccdy.cn）

（编辑：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