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谱（局部） 孙过庭

何如帖（局部） 王羲之

李邕画像

按语：理论是体系的重要构成且须臾难离，书法体系也一样。宏观层面，书法绝非只是单纯的艺术，其作为中华文化基座的重要部分传承演绎了几千年，作为非遗的重要门类早在2009年即入选了人类非遗名录；个体层面，如若缺少了书法基础理论的滋养与涵化，只埋头于碑帖、线条与点画等技法，时间越长难免匠气越重。

本文作者曾在2019年发表《谁拨转了盛唐书法》，将书法作为艺术以李邕为蓝本论及书法主体的人格、气质与品德，也触及书法的生态、特质与内在精神等本体内容。本文再论谁成就了盛唐书法气象，将书法作为综合艺术从理论建构而非局限于点画、线条、结体等技法层面，尝试书法史话语摆脱不得要领、不得真髓的“镶边”窘境，进而发掘唐代书法繁盛的“内美”，找寻书体变革的真正动力源，以厘清书史演进的脉落。

谁成就了盛唐书法气象

兼议孙过庭、张怀瓘的理论贡献

王福州

辉煌的时代必有理论的筋骨，希望的民族一刻也不能停止理性的思维。书法成就了盛唐气象，孙过庭、张怀瓘的理论贡献功不可没。纵览为正统史观所笼罩的唐代书史，二者均够不上人物，即使技法层面也难觅踪影。但他们的理论造诣颇高，成就盛唐气象导引宋元明清书法走向，勿说唐代，纵使整个中国书法史也鲜有匹俦者。孙过庭英年早逝令人唏嘘，张怀瓘也无太多书法作品存世，二人的理论建树却令时人与后辈心悦诚服而倾心推戴。前者的《书谱》融汇了初唐前五百年理论观点与成果，张怀瓘以《书断》名世，其倡导的“自然感化说”承应孙过庭的“书德论”，并为后世演绎成“书教理论”，融入思维、进入血液成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许有人置疑，孙过庭去世22年后张怀瓘才来到这个世界，二者并未生活在同一时代，无论《书谱》还是《书断》也未有形式上的系统，甚至各自观点好似散珠断玉而难以把握。由于拥有共同的审美哲学基础，尽管是综合吸纳前人的理论成果，各自的理论并不缺少基本的出发点。同时，尝试将先人的书法理论归纳为系统的种种努力，伴随书法艺术化进程，不仅将书法的本质、书法艺术的追求以及书法家的理想等逻辑地置于自己的体系，而且较为完满地获得了解释。二者一脉相承形成双峰并峙，不仅筑就中国书法大厦的理论基石，而且催生了盛唐书法的浪漫与高潮，亦在中国艺术史、文化史和精神史上竖起丰碑。

孙过庭：推“今草”开笔法之门

《书谱续》自署“垂拱三年（687年）写记”，依此上推四十年，正是唐太宗贞观21年，据此，孙过庭生活于唐太宗、高宗、武则天执政时期。孙过庭于楷行大厦外另开蹊径，其传世名著《书谱》抟论草书，短短三千七百余言，珠流玉溅熠熠生辉，对唐以前的书法成就给予了系统总结。其所倡导的革新精神与建安风骨、山水诗、山水画等文人精神相融汇，既是对唐以前五百年书法成就的总统，又对后世书法具有前瞻、奠基与引领。《书谱》成书于武则天时期，唐代以其大气磅礴的胸襟兼容异质风采，整个社会追求与时代同步的气势，“贞观之治”不能不说对书法产生深刻影响。其同文学一样，化育天下盛事，欧、褚、颜、柳、赵－楷书五体唐占据四席，狂草舒展草书的浪漫，并刻画唐人的情怀。书法甚至比文学更简约直接，“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孙过庭不敢也不可能相左于前朝至尊李世民，固书谱开篇只能弹颂二王旧调，既认可“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的最高标准，同时寻求技法、美学以至哲学等方面的突破。“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一语体现了孙过庭的发展观，法古而不泥古，以传承促创新。笔墨当随时代，温水煮青蛙让人警醒，盛名之下更需要清醒者、吹哨人甚至领路人。历览书史，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太宗凭藉政位推崇大王，唐代不仅全盘承继，且有愈演愈烈之嫌。初唐四大家虽未完全脱出二王媚逸遗风，但各具特色各有创新。盛唐张旭、张怀瓘、颜真卿出世拥雍端庄奔放不羁，书法与诗歌绘画相辉映，呈现出超乎寻常的自信与进取，此时的中国书法，突破旧传统比模仿王羲之更有积极意义。

唐太宗李世民自唐高祖武德九年（626）登基以后，宫内设置弘文馆、崇文馆，与君臣诗赋相往还，身体力行倡导学术，极大提升了国家精英阶层的素养。东晋书家尊崇二王，用笔多内敛，点线丰腴而妍美；进入唐代，李世民独爱王羲之，初唐四家欧虞褚薛无不囚困于行楷牢笼，更将大王的中和风范远推荒外。书法史上著名的《圣教序》有两个版本，其一便是僧人怀仁以王羲之行书集字而成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而所依从的文章便出自李世民手笔，其文如清风朗月。书法有初唐和中唐四家，诗坛有四杰，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和裴旻的剑代表帝国文学、艺术和剑术所能达到的高峰。历览中国史，几乎所有政治家皆钟情书法，唐太宗李世民也不例外。在位23年时间，李世民便让唐王朝出现与欧洲罗马帝国遥遥相应的“贞观之治”。“书契之兴，肇乎中古”，太守褒贬二王不仅只是拉拢士族，更有强化皇权的韬略。其以帝王身份推崇王羲之，奠定了“钟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自此，钟繇列为楷书之祖，王羲之被尊为书圣。遂之，初唐楷书倾尚细瘦妍美，欧、虞、褚、薛四家楷书风行，四海之内莫不学“王”，上至唐太宗本人，下至书法爱好者，以至本世纪初西域出土的“楼兰残纸”竞是边民临摹《兰亭序》的稚拙墨迹，楷法已成为影响创造精神并束缚创新思维的桎梏。

孙过庭位卑职低且英年早逝，生平事迹很少见诸史籍，只能从陈子昂所撰祭文和墓志铭中窥得一鳞片爪。“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书法史上钟繇与王羲之齐名，后代公推“钟王”为楷书形式的总结者，陈子昂将孙过庭书法对举钟王，足见孙过庭技法水平之高。《书谱》以六朝惯用骈赋之体，纵贯从东汉《草书势》到初唐《书谱》五百年，从技法层面到形上思想皆有涉猎，建构了唐以前的书法理论体系。首先体现于本体，界定了书法的本质以及包括哪些等基本问题。人类的美感最初显露于对石器以及骨器的打磨，即便素朴的实用也有整齐悦目的愿望。同时，也回答了汉字与书法的关系并厘清了二者功用。前者系“书契之作，适以纪言”，后者不仅“功宜礼乐”，还可“妙拟神仙”，以达情性形哀乐，具有欣赏与抒情功用。其次体现于客体，框定了书法客体及其流变，涉及字体与书体。书法历经商代甲骨文的稚拙期，先秦大篆与秦代小篆篆书期，再到两汉隶变实用与尚美并存而进入艺术期，最终魏晋南北朝士族精神介入，至此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诸书体演变完成。

《书谱》以相互联系的书学观念，形成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框架，似漫漫缓坡兀然隆起的山峰，而孙过庭作为艺术主体和先知先觉者，其理论贡献有三，其一，冲破了行楷的牢笼。唐代书法的繁盛难脱唐太宗李世民的倾情推动，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时代精神催生书法变革，书法艺术在走向峰巅之际，诞生了标准楷式－楷书，无论字体与字形创造皆达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从楷书到草书，唐人的尚法情致与浪漫情怀，最终在狂草中得以尽现，线条堪比舞乐，情感抒发到极致。孙过庭出身寒门，“独考性命之理，庶几天人之际”，却矢志学术，执著于宇宙天地以及世间万象的本源与规律，以体悟自然与生命的大道。道为中国文化的高峰，道为理母，理为法母。楷书自诞生之日即注重法度，法从于心依于理，必进乎道。此时的六朝书论蓄势待发，以自然意向或比兴而赋或无序生长，鲜有逻辑层面的理性总结。生活于同时代且感同身受的孙过庭在宪章二王的同时，以“今草”破锋自开笔法之门，二王之外，再开草法户牖。所著《书谱》率先向媚俗世风吹响反号，不但成为后世书法的理论设计，而且成为盛唐书法理论的奠基之作。唐楷书家大都具有端方正直的品格，受孙过庭影响，涌现了如褚遂良、颜真卿等名家拥趸，敢于在沉闷局面下横刀立马开宗立派，格局－刚正硬朗且清劲绝俗，节操－雍容大度又端严雄浑，成为尚法精神的旗帜和唐代书法文化的标志。其二，框定了书法的功能。书法是书写艺术，其纵向界临实用与审美，横向勾连文字与绘画。其依托文字追求审美，不但审美区别于绘画，且文字又必须脱离实用，书法正是在这样的十字架上升腾为艺术基督的。汉字的结构里蕴含具体而丰实的审美空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等的不同意象，不只反衬汉字视觉效应的魅力，更反证汉字形式构成上的类绘画性与内容构成上的准语言性。纵览书谱除了行文字字珠玑辞藻华美，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内容。《书谱》首次厘定了书法的纯艺术功能，并对其情感表现做了一步到位的阐释。点线成了情感符号，笔画成了情感音符，点点线线皆成浸透情感的艺术语言。通过狂草，孙过庭演绎了书法的点线组合与形象塑造间的无限可能性，通过汉字孕育书法的过程中，使汉字具有无限组合与塑造可能性的视觉效应，让书法也具备了价值、目的与艺术生命。草书自东汉从书法中演绎而出，从实用到艺术的转向日渐明显。“镕铸虫篆，陶均草隶”。虫篆流行于春秋战国，草隶则是秦汉之交篆书向隶、草转变时的书体，近似今天的章草。情感驱使下，篆、隶、行、草四者间是融通的，不但隶、篆写快以后会不由自主地写出近于章草体的过渡字体，其它书体就象“八音迭起，感会无方”。《书谱》虽为今草名作，却鞭辟入理逻辑严谨，踵武前贤比肩而越，不仅为历代同行所供奉，且被尊为书法理论之经典，历朝历代鲜有同类作品可与之相媲美。其三，明确了书法的定位。书体依托字体，二者的演进以东汉为交接点，分为两个阶段，扶持递进，二者相互依存，重合统一；再就是单项突进，一些字体如篆、隶、楷等已基本成型，而书体也自成一格，形成如欧、苏、赵等自家风貌不再影响字体。而汉字与绘画的亲缘关联，无论前辈仓颉的“睹鸟迹以兴思”①，还是后世蔡邕的“纵横有可象者”②，甚或当今书坛的形象、意象、具象、抽象之论，总之书法从未真正脱离过绘画的空间造型特性，因而成为书法艺术生成的偶然契机，也即孙过庭所参悟的“达其情性”③。书法的本质生命以其符号性区别于绘画，“笔墨的技巧，书法大于绘画；而精神的境界，则绘画大于书法”。具体表现为独具的文字性－为符号所特有的抽象意义、价值与功能。书写就是情感表达，一切围绕书写者的情感变化，并契合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情，是主体的心理反应，瞬间智慧；而性则由天所秉，指相对稳定的内在生理与心理结构，总之“达其情性”成为书法的最高准则。也如孙过庭所警告的“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既然如此，“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孙过庭从哲学高度对这一艺术现象所做理论概括，既映现中国艺术史上的“字如其人”，也契合法国艺术家丹纳所主张的“风格即人”。“书肇自然”、“书造自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书法不但展开人，而且直达心灵世界实现“修内”－陶冶情性、提高觉悟并形塑人格。通过书法，敦教化、美人伦并移风俗，暗合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书德论”。

张怀瓘：尚“自然”启理论户牖

纵观中国书法史，背景与身份极其重要。忽略与上层沟通或缺少独立的人格与德行，即使技艺技法超群，也难以进入主流视野。相应地，没有主流评价体系的关注与认同，其作品更难流传后世。张怀瓘虽为宫廷书家，置皇帝推崇于不顾，于“摹古派”和“任情派”之外，自开理论户牖，成为“自然派”的倡导者。体大思深的《书断》上中下三卷，以及《书议》《书估》《六体书论》《文字论》《评书药石论》等论著，倡导以自然为基地，特别是一流书家应以自然为师，从自然中体察美并收获灵感，进而摆脱姿媚时病。张怀瓘流传下来的史料也不多，曾自诩其草书“数百年内，方拟独步其间”，其真书与行书堪追虞（世南）褚（遂良）。其以《书断》闻世被唐玄宗召入宫任鄂州司马、翰林院供奉，其名世《书断》堪称鸿篇巨制包括上中下三卷，集书论、书史和书法于一体。此外还有《书议》《书估》《六体书论》《文字论》《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评书药石论》等可谓著作等身。孙过庭离世22年后，张怀瓘出世，二人虽未谋面，却因书法理论建构在唐代形成了接力响应效应。今天追述起来，孙过庭的理论建构颇具顶层与奠基意义，书法本体、艺术客体等体系建构前无古人，内容涉及技法、美学与哲学亦后无来者，承继二王又不被最高标准所囿。“元常专精于隶书，伯英尤长于草体，彼之二美，而羲、献兼之”。张怀瓘《书断.评》援引孙过庭《书谱》中的名句，演绎孙张二人对书法“融通”这一本质特征的共识，“创新”不但是“传统”的延展与生长，必以中和为尚还能融通各体。后世较有影响的“情境论”与“感化论”皆承应孙过庭的“书德论”，并被历代书家所截用，形成较为完整的“书教论”，成为敦教化、塑人格的心理响应而融入中华文脉。

基于艺术性，深挖书法的社会功能。人类自有生产之日起，就存在两种需求，马克思称之为目的的有用性。一为特定的实用需求，另为针对造型的艺术需求。文字也有这两种需求，但实际上其两种属性却分离了，实用的属性被疏忽，成为得鱼忘筌的表象与器用，表现为过河用筏，到岸离船；而艺术的属性被不适当强化，作为意里与道体，常常被单独地提取并强化，为历代文人雅士所追捧演绎。而在张怀瓘眼里，书法是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使天地人三者相贯通，书法所依仗的文与字各有所指，且互为表里。书法作为过去有价值的思想为现实力量所过活，融化并转化于现实中，其承载历史灵性，表明历史发展过程的精神承载、延续与超越。一定意义上，“文”充当客观存在的外现，日月星辰成为“天”的外在形式，山岳河流成为“地”的外在形式，宫殿城池和仪礼制度则是“人类社会”的外在形式；而“字”则是书法的存在形式，依倚原始现象而成文，图形相互组合而成字。因而书法成为人主观能动性的显现，是超功利的高雅艺术。张怀瓘不认为书法是单纯的写字，“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很多时候表现为文化灵性的萌发，充当人类进化的关扭，特别是主体能动性的持有还是人类自身生存与弃旧图新选择的中枢。书法的社会功能对应其艺术特性，在国家治理、社会运行及文明传递中各有所司，因而书法是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大道，是不朽之盛事。

强化纯艺术，以承接书法的内在精神。某种程度上，艺术就是主体能动性的侧面呈现，伴随书法艺术的成熟与自觉历程，其理论的一翼集中体现于隐性文化的特征，并始终潜藏重功名轻技艺的暗流。张怀瓘的《书断》秉承庾肩吾的《书品》、李嗣真的《书后品》并继朱长文的《续书断》、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尽管在品名、品级、入品客体以及品第标准的使用内涵上各有所恃，但作为受制于书法美学实践的理论长链，又不能不受于“天人合一”价值观念与“得意忘象”把握方式，进而影响书法艺术的发展航向。而书法作为具体的艺术形态，无论形象化表达、点悟式批评还是人格化品鉴的表象下，始终伴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纠缠，同时成就形态构成的丰富性。以至，二者既非由单纯的二分原则所能左右，也非彼此排斥的客观存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幻书法艺术的奇特，以形式构成作为表现的同时，又紧拥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最终统一于内形式。“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书法如同世间万物皆得上天之禀赋，书法之于人如同羽毛之于禽鸟，作为形态“皆有深意以见其志”，也即克莱夫.贝尔的“形式意味论”，此时“意”便是形式，指书者的思想、趣味与品格，而“志”便是内容，指主体所具的内在艺术与文化精神，以此形成自己的内在性格与外在形象。张怀瓘正是依从艺术美学的规律，厘定了书法的纯艺术特征，如若形式决定内容，艺术基点将落实在抽象变形的外形式参照系；反之如若内容决定形式，则艺术基点又将落实在具体文字的内形式参照系；如若介于两者间，则成为无人能够逾越的峡谷。书法靠点线笔墨合成艺术语言，仅凭书法所具的艺术性，又何以成为不朽之盛事呢？虽然其既无叙述性，也不具故事性，惟有展示性。但其作为作为纯粹的形式艺术，仍对接着主体的内在精神。因为从艺术本体论角度，品第往往是主体审美取向的浓缩，其间既蕴含艺术评判标准，又体现风格、手段与方法以及人格、态度与意趣等相统一的审美追求。

以自然为师，成就书法艺术的大道。唐代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仅理正了画家心灵与自然的关系，更主宰画家观察世界并创造形象的思维。中国画是半抽象，既非真山真水，也非纯粹的抽象，一如齐白石所描绘的“似与不似”的中间状态。因此，一流画家必须要用心灵去贴近，于第一自然中提炼方可创作出带有主观意愿的第二自然。书画同源，书法被冠以艺术大道，种种选择中惟有“自然”被奉为第一选择。“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因之张怀瓘书断中的倡导成为书法创作的圭臬。书家创作必须善于从大千世界汲取自然之美，熔铸入书。同时，自然意象及所营造的情境又会对心灵产生感染与震撼，二者相得益彰，心灵也得以净化。深切体察中，张怀瓘还开出了药方并排序，散见于其相关著述与书论。一流书家首先要向自然学习，善于从大自然中汲取形式之美。大自然蕴含无限灵性，具体表现为不但历史中有哲学，且有内在的积极意义，甚至还有历史、文化等灵性；其次向古人学习，于自然中获取事物的真髓法象是前提，之后才是临摹、工帖以及上古篆籒等书法；第三才是向大家奉为楷模的“钟王”学习，一个是楷书之祖，一个是书圣，既尚法也要致道。终归，自然是艺术创作之母，且不同类的存在对象间也蕴藏着最原始、最本真且最具活力的灵感，无论 “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④，还是 “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⑤，皆是这种观点的生动阐释。“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之能学，其理隐而意深，故天下寡于知音”⑥。书法传统因此常被人类比围城，只可意会难言传、书如其人以人重以及入帖出帖如通神等，皆成为这座正统神殿内以不变应万变的伎俩。城外之人难以进入，城内之人无法逃出，书法既如围城也如天网最终演化为化习惯为自然，变由之为知之，积小胜为大胜直通顿悟。

双峰并峙：奠基中国书论大厦

盛唐自玄宗开元至代宗大历元年持续约53年时间，后因安史之乱慢慢开始衰退，终于907年为后梁朱温所灭。张怀瓘（开元713-741）历经了真正的盛唐时期，而距孙过庭过世已22年。孙过庭虽生活于公元（646-691）年间，其理论自觉秉承庾肩吾、李嗣真等人，其草书以法致道既得益张芝草书的“得易简流速之极”，以重视抒情写意之审美；也汲取飞白草书之营养，以强化刻意求工之唯美。或许孙过庭的《书谱》并未引起唐人的重视，这归咎于正统书史观让处于同时代的人的见识受到了严重束约。书法由于其特殊造型天然具有艺术性，早期出现于商代“贞人”的甲骨文多使用牛羊等动物肩胛，适于祭祀、征战与凶吉等原始功能，后契刻于龟甲的文字又称卜辞，其以文字为载体兼具象形、形声与会意等原始的艺术形式。后经两汉隶化，六朝书风改变以及魏晋士族精神的介入，特别是始于隋代的南北书风融合出现唐楷，以至大王被尊为最高标准。书法绝非单纯的技艺，而是大道。特别当书体完成艺术化转型之后，亟需对唐以前书法进行总结梳理，疑难摆在了唐人面前。历史关头，孙过庭交出了答卷。张怀瓘虽无作品存世，但作为生活于盛唐的理论大师，其传世著述的字里行间昭示其与前辈书人的心有灵犀，与孙过庭遥相呼应形成接力效应。很难想象，如若没有孙过庭和张怀瓘，盛唐书法能否繁盛半个世纪，甚至难以预测宋代书法又会走向何方。

“实用”与“尚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不矛盾，一旦偏执强调，不仅与道家的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相违背，也与重视伦理道德与心性修养的儒家相疏离，以至有可能沦落于“伎艺之细”为人所不齿。纵观书体演变，彩陶、甲骨金文以及大小篆，皆强化空间构成与线意志，这与诉诸动态与节奏的隶楷行草等始终交互于美用结合或美用交错的纠缠。从单纯重视空间的甲骨文，到有时间意味介入的金文、汉隶，再到时空交错互渗的行草，每一个作为艺术的书体都经历了自身不断完善的历程，而支撑其变故的支点始终萦绕于“用”而非“美”。孙过庭的《书谱》既为草书名帖，述书体源流、析书道妙谛，均鞭辟入理，以致后人每每谈及，皆有清人王文治之感慨，“墨池笔冢任纷纷，参透书禅未易论；细取孙公《书谱》读，方知渠是过来人”。

谁拨转了盛唐书法，笔者曾将书法作为艺术以李邕为蓝本论及书法主体的人格、气质与品德，也触及书法的生态、特质与内在精神等本体内容。再论谁成就了盛唐书法气象，则将书法作为综合艺术从理论建构而非局限于点画、线条、结体等技法层面，尝试书法史话语摆脱不得要领、不得真髓的“镶边”窘境，进而发掘唐代书法繁盛的“内美”，找出书体变革的真正动力源，以厘清书史演进的脉落。理论作为体系建构的半壁江山与顶层设计，通过梳理孙过庭张怀瓘接力演绎唐代书法理论建构的过程，从中找出支撑盛唐书法繁盛的三个因素，一是体系的理论建构，二是书家的人格精神，三是正确的发展观。楷书在唐朝达到全盛，并经过盛唐的贞观之治，中国书法以法致道的里程上少不了张怀瓘、孙过庭两位书法理论家的秉烛映照。惟其如此，才有李邕、颜真卿等群体书家在唐代第二次书法变革中脱颖而出，以顺应盛唐的时代精神；推崇钟、张、二王，也可以“违背”四贤，前提是“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进而才有违背之后的“无失”与“尚工”，以适应书法审美流变，树起与姿媚相颃颉的标杆。

是故，从理论建构角度再谓孙过庭张怀瓘为盛唐书法气象的成就者，当不为过。

（作者，王福州，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