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劝学”“劝捐”“戒缠足”等带有“革命意味”的歌谣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呈现出巨大的生长潜力。随着时代发展，特定文化场域推动了红色歌谣的传承及发展，特别是在非遗话语引入之后，非遗保护视域下的红色歌谣中对革命生活及情感实践的描绘，被广泛运用于非遗叙事及实践活动之中，转化为构建文化认同的有效资源。近年来，红色歌谣中所呈现的民众生产、生活及精神领域的鲜活体验及“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以高度包容性的框架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此外，红色歌谣在“改编”与“重述”中更是逐渐演化为一种“媒介化”及“符号化”的知识表达。从红色歌谣的文化因袭、历史流变、多维阐释及传承路径等不同层面展开论述，探寻对红色歌谣精神内核的承继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路径，这不仅为构建具有国内外影响力、感召力和解释力的红色歌谣保护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还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凝铸提供经验。

【关键词】非遗保护；红色歌谣；多维传承；发展路径

歌谣总体呈现出多民族、多地域、多样态的艺术特征。红色歌谣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承载单元，其中蕴含的革命传统与价值理念构建着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话语的出现，为当下红色歌谣的传承及传播，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路径。学界目前对红色歌谣的研究多从艺术学、音乐学、民俗学、生命哲学等角度进行的梳理及个案研究，其中对鄂豫皖苏区、井冈山、大别山等地红色歌谣的研究较为集中，研究者在对地方性、革命性的探求中，亦注意到其中的公共性阐释。

一、红色歌谣的文化因袭及历史流变

19世纪中后期，在“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持变革观念者开始对中国既有之文化资源进行重估，借“民间”文艺资源以应对国内渐趋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希冀将它们改造为“唤醒民族精神的催化剂”①。20世纪初，《新小说》开始集中刊载一种名为“杂歌谣”的文学样式。如《爱国歌四章》《出军歌四章》《新乐府十章》《爱祖国歌》等，其中，《出军歌》一则亦被转载至《杭州白话报》1902年第26期上，歌谣前附有选录者读后感受：

我们中国向来出兵的时候，只有什么《征人怨》《从军行》那些悲悲切切的苦话，自然那当兵的人，一个个垂头丧气，抽空儿便想逃了。单有这篇《出军歌》，和那种文字不同，当兵的人读了，真是兴会淋漓，欢天喜地的争涌上去。②

自此，许多近代报刊纷纷设立歌谣类栏目，多借用民间曲调形式来表达启蒙主题③。1905年，《直隶白话报》第7期刊载《送郎游学》，标注“调寄十二月送郎之鼓儿词”，其序中谈及作者“做出这个曲儿”是为了劝一劝那些口是心非、脑袋空空的“七尺丈夫”，使他们不至于成为一个“无用的废物”，表达了“东邻强，西邻悍，尽在车前跪”的理想信念④。这一时期，仿“十二月体”所作之歌谣甚多，如《劝国民捐歌（仿十二月花名）》⑤《二百六十年痛史歌（十二月花名调）》⑥《十二月腊梅歌》⑦《十二月花名颠倒歌》⑧《建设道路歌（十二月花名调）》⑨，等等。歌谣逐渐承担起移风易俗、劝化民众的“通俗教育”之责，如各种“劝学”“劝捐”“戒缠足”歌谣的创编及传播。

早在1912年，《浙江教育司征集歌谣令》中就提出征集“牧童樵子之山歌俚曲”“沿门演唱之木铎道情”“赛会俱乐之各色歌调”“其他各种歌谣之有关风化足资感发者”，因流传于“山水之间”“市衢之内”的歌谣：

语虽荒芜，意多规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哲人君子，奉为棒喝，庸夫愚妇，视作箴规，设能随在征收，详加修校，制成编帙，散布民间……实于通俗教育大有裨益。⑩

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的发布及学人对歌谣、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资源的“征集”，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及政治支撑。1923年，黄朴在《歌谣增刊》上发表《歌谣与政治》一文，其中谈到歌谣作为“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与政治具有相当的关联，这些或为德政之颂赞，或为政治任务之抨击，如《三国演义》中预言董卓覆败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又如“梧宫秋，吴王愁”，短短六字，则是对于时政的“总攻击”：不顾群情，一意孤行的夫差终于到了“愁”的境况：

因为君主对于人民的疾苦，不表同情，人民也自不为他所用，宣告脱离，让他个人去自生自灭了……⑪

这些带有“政治意味”的歌谣，“由于切身的政治状况，措施而生，而能深入人心，与将来的实见，有或然的适合”。这种“适合”是因为歌谣深远的影响，能造出强健的“群众精神”。如《楚人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此歌谣一面将“人民失君”的悲哀彰显人前，一面展现楚人爱国的精神。以致后来的“乱秦者”多诈称项燕，或佯尊义帝，以利用“群众精神”。以这一维度看待歌谣，其间接产生了一种监督政治的效用，如萧梁时的“荧惑入南斗，天子不殿走”。《淮南子·主术训》亦称：“古圣王……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⑫

20世纪上半叶，在歌谣运动、通俗文艺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等影响下，歌谣在传递民意、美刺时政等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广泛关注，具有报纸、广播等媒介形态无法比拟的优势：“不受文字的限制”“不受金钱的限制”“不受势力的限制”⑬。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此类歌谣呈现出巨大的生长潜力。如《国难歌谣》“急国难，竞生存，覆巢之下无完卵，大声疾呼唤国魂”⑭；《时事歌谣》“民众救国志未移，怎奈政府尽委蛇，请愿许多成画饼，画饼如何可充饥”⑮；《兵役歌谣》“提起当兵莫要愁，喝杯甜酒醉心头，甜酒解得心头苦，当兵才会报国仇”⑯，等等。其中，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鼓励民众当兵抗敌内容的歌谣相对较多，如《出征别母》：

穿起戎衣别我娘，尊声我娘听端详。今天我要当兵去，请你在家莫凄惶。奸淫掳掠又烧屋，东洋鬼子太疯狂。

假若大家都怕死，将来国破家必亡。你想那时多么苦，那有这时当兵强。不但把我家国保，而且把我姓名扬。⑰

再如载于《战时民众》的《抗敌歌谣》，采用比兴的手法描摹了民众对“东洋鬼子”的恨意及迫不及待上战场杀敌的决绝：“大田薅秧行对行，面前来了一娇娘。我问娇娘那里去？她要当兵打东洋。”此歌谣用“娇娘”之反讽当世男子“怕出头”，由此彰显自己“快把鬼子来杀绝，大家同唱太平歌”的美好愿景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爆发。歌谣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歌谣的本质出发，才容易听取人民真正的声音。”⑲此时的歌谣出现了诸多关于“战争”“国家”“未来”的话语表达，如《新歌谣》：“吃水要吃长谷川，种田要种土肥原。无柴就向松山砍，砍了松山劈板垣。”⑳1945年，李岳南在《论歌谣》中将“正在流行的”“反映出当前农民的辛勤、悲苦、希望和愤怒”的歌谣分为10项，其中即有“抗战歌谣”一项。他列举陕西儿歌《打冲锋》、河南儿歌《日本娃》、山西民歌《杀汉奸》、河北民歌《骂鬼子》，谈到这几首民歌是得自“沦陷了的故乡，流行于太行山一带，这里面包容着对敌寇无限的愤激，只要机会一到来，我们朴质的农民：会拧成一股伟大的力的洪流，将使敌寇汉奸们走头无路啊！”这些歌谣中，可以看出中国善良的农民对于毁灭他们性命财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怀着怎样的仇恨，“这民族的仇恨，深深种在人们心里，在茁长着，在壮大着，象征出中国民族抗战胜利的到来是不远了”㉑。

抗日战争以来，文艺界提出了“民族形式”的问题，于是学人们尤为注重歌谣，如老向、光未然、王亚平等都对收集民歌下了番苦心。如老向的《居官书绅歌》《鼠窃横行》《抗日三字经》《抗日千字文》，光未然的《拓荒歌》《我嘲笑》，王亚平的《春云离婚（唱词）》《宋江河（鼓词）》《张羽煮海（唱词）》，等等。然而亦有学人认为，当时有许多人未能“以批评地去呼取歌谣的真纯、淳朴清新、自然的长处，反囫囵吞枣，‘旧瓶装新酒’”，结果“制造”出一些死气沉沉的抗战大鼓词、三字经来㉒。

1949年之后，以战争、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歌谣逐渐被纳入新中国文艺体系的建构之中。20世纪50年代，更是集中刊印了一批关于革命歌谣的书籍。如上海文化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的《革命歌谣选》，“编者的话”中开篇即提到，“红色的歌谣，是革命的号角，又是革命的颂歌。同时，它也是人民革命的各历史阶段的珍贵资料”。又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前后，在当时各革命根据地内，产生了千千万万支红色歌谣，正像一个红军战士说的，“把土地革命时代的歌子搜集起来，一辆马车也拉不动。”这些歌谣，在当时紧紧地配合了政治任务和革命战争，教育了广大人民，在今天，读着这些洋溢着鲜明党性和阶级感情的红色歌谣，对广大群众仍有极强烈的教育意义。㉓

其后，又陆续有《太阳出来满天红：老根据地革命歌谣》《两条半枪闹革命：关于方志敏的歌谣》《革命歌谣选集》《四明山革命歌谣选》《革命战士歌谣选》㉔，等等。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特定文化场域为红色歌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历史语境，围绕红色歌谣的挖掘与保护迅速兴起。这一发展趋势在非遗话语引入，特别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四级名录体系建立之后，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图景。

二、红色歌谣的多维阐释及传承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理念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发展，随着各地方政府如火如荼开展非遗项目申报及保护工作，红色歌谣的演述类型及其文本形态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尤其是在提倡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当下，红色歌谣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品格被利用、转化为弘扬地方文化，促进文旅融合的优秀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要用好这样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㉕。红色歌谣中的“革命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样态并非静止呈现，而是始终以活态传承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产生活中。红色歌谣对革命生活及情感实践的描绘，被广泛运用于非遗叙事及实践活动之中，并转化为构建文化认同的有效资源，如“红诗红歌比赛”“红歌‘快闪’”“红歌故事会”“红歌汇演”等具体实践中的个体经验经由重述、表征及再创造成为塑造地方乃至整个中国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的有效阐释。近年来，红色歌谣中新时代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精神引起较多关注，对于其阐释大致有三个维度：

其一，红色歌谣中所呈现的民众生产、生活及精神领域的鲜活体验，因其具有的流动性、延续性和共享性至今仍旧存续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其核心内涵在代际传承中得以保留与发展，包括民俗信仰、仪式、节庆活动、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曲、曲艺，等等。

其二，红色歌谣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非遗叙事中的文本内容具有多样性、开放性等特点，并以高度包容性的框架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更多可能。

其三，红色歌谣在“改编”与“重述”中逐渐演化为一种“媒介化”及“符号化”的知识表达。红色文化的缩影经由流光溢彩的舞台展演得以呈现，如歌谣《沂蒙山小调》被广泛运用于民族歌剧《沂蒙山》、歌舞剧《沂蒙颂》、吕剧《补天》、大型民族交响乐《沂蒙畅想》、柳琴独奏曲《春到沂河》等艺术创编中，赋予作品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提出的“二分保护模式”“三分保护模式”，实行的产品经销、空间再造、文化创意、文旅融合等推广策略，反思并回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争议的原真性问题、评价标准及多元化问题、生产性经营中的政府扶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建设生产性保护学理支撑等问题㉖。纵观当下红色歌谣的传承及发展，“生产性保护”话语的提出，推动了红色歌谣与地方文化建设的融合，提升了民众对红色歌谣的认同感，使其处于一种开放性、主动性的创新与融合之路上，在当下语境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如江西红色歌谣依托“襟三江带五湖，控荆蛮引瓯越”的地理环境及江西深厚的革命文化土壤存续并发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赣粤边等根据地产生了大量“反映红色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生产、生活风貌和颂扬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和其领袖人物的红色歌谣”，恰如赣南山歌所唱：“一把芝麻撒上天，肚里山歌万万千。唱到南京北京转，转来还唱两三年。”㉗江西歌谣具有以歌抒情，以情传歌，以情感人的特点，这种“情歌言情的比兴手法”在红色歌谣中体现为“江西人民对领导工农兵群众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工农政权建设、扩大工农红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深情厚爱”㉘，如流传着“一首山歌两个师”的兴国山歌《送郎当红军》《当兵就要当红军》《当了红军人人亲》《妹送阿哥当红军》《十送郎当红军》㉙，等等。

随着“非遗中的红色资源寻访”活动及专题调研的陆续开展，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印发了《关于开展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中的红色资源寻访活动的通知》，同时制定了《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红色资源寻访活动工作方案》，关于红色歌谣的传承方式也由过去的“口传心授”逐渐转变为一种趋向于标准化的传授方式，如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地方艺术节的演出、培训班、研讨会等。在2021年“非遗中的红色资源寻访”活动中，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文化馆找到当年的苏区儿童团员、烈士后代朱正平，整理出百余首反映当年湘鄂赣苏区人民火热斗争生活的红色歌谣。此外，“永新红军斗笠制作技艺”“兴国四星望月习俗”等红色非遗资源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㉚。

再如位于北京霞云岭森林公园红歌源自然风景区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在“序厅”以“人民的心声、历史的旋律”主题雕塑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族同胞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情境，其后分别用“革命歌谣  燎原星火”“抗日战歌 波涛汹涌”“解放之歌 不忘初心”三个展厅展开叙事。“革命歌谣 燎原星火”展厅将武装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和反“围剿”斗争中的歌谣以一种具象化的形式加以呈现，其中，选取“重点歌曲”《长征组歌》设计270度沉浸空间，实现雪山、草地、胜利捷报等场景的实景体验㉛。“抗日战歌波涛汹涌”展厅中主要展示“九一八事变”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的歌谣，如《黄河大合唱》通过触摸联动沉浸式动态半景画，结合冼星海雕塑，再现了“革命群众在黄河之滨慷慨高歌的雄壮图景”，《东方红》则与油画《延安火炬》相结合进行展示㉜。“解放之歌不忘初心”展厅则将复原的天安门城楼场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进行结合，通过技术手段使观众身临其境，宛若置身城楼之上，感受“开国大典以及阅兵盛况”的高清投影带来的视觉震撼。“感觉”是生命中特有的认知世界的方式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综合运用空间、光影、声音、触感、材料等手段，充分激发人的感知维度，将红色歌谣与雕塑、空间、油画、光影等艺术媒介结合，使人们在参观过程形成独特的个人体验。

非遗保护视域下红色歌谣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一种“叙述的回归”。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博物馆、纪念馆展览，舞台演出、音视频节目等物质及非物质文化之上，逐渐形成一种多数人认可的叙事与实践。本文第三部分将聚焦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将红色歌谣还原至复杂的、长期的、互动的社会生活之中，这也是文化传承、发展及传播面临的共同问题。

三、遗产化语境下红色歌谣的未来发展路径

近年来，在非遗话语的影响下，红色歌谣的传承发展逐渐向“资源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政府与学者适时提出“广泛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红色文化，通过非遗保护手段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精神”㉞。更有论者提出，作为科学概念的“红色非遗”，从具体内容上看，“红色非遗不仅包含旨在传承和传播红色革命历史、事迹及精神的民间传说、故事、歌谣、戏剧和手工艺等所有红色文化表现形式，也包括定期举行红色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红色文化表现形式的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场所，如革命斗争遗址遗迹、纪念性场馆和纪念性标志物等”㉟。从这一概念范畴进行综合考量，在红色歌谣的未来发展中，我们需要注重景观生产与传播的地域性、民族性；探寻对红色歌谣精神内核的承继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路径，为构建具有国内外影响力、感召力和解释力的红色歌谣保护话语体系奠定基础；对于红色歌谣中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共性的探讨，亦可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凝铸提供经验。

一是在宏观层面深入理解红色歌谣中蕴含的红色理念和时代精神，其不仅能够在精神层面发挥凝神聚力的作用，作为文化资源的红色歌谣更是以其丰厚的精神积淀和文化价值展现出历史的穿透力和时代的感召力。这就需要我们从整体上展开对红色歌谣的研究，厘清从20世纪初期开始兴起的革命歌谣的文化因袭及历史流变，同时关注其“文学性”与“艺术性”特质，回归历史语境阐释歌谣中所蕴含的革命内涵。

二是需要在红色歌谣的传承实践中，重视恢复诗乐传统中“乐”的一面，但这并非要求其完全转向音乐层面，而是一种社会教育导向下的理念“复归”。早在20世纪初期，梁启超便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㊱。他在此处强调了“入乐的诗歌对社会民众的教育意义”㊲。到了延安时期，红色歌谣的创编同样延续了对歌谣音乐特质及教育功能的强调，并注重对民间曲调的借鉴与运用㊳。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传承工作中借助视听媒介、社交网络、算法平台等传播工具返回历史现场，积极推动红色歌谣的“语境化”发展。

三是需要将传统技艺、传统美术、民间文学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保护与红色歌谣进行有机融合，构建一个互融共生的发展场域。如安徽六安泥塑《金刚台妇女排》、剪纸《为人民服务》和烙画《不忘初心》等作品充分展示了革命精神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彰显了红色文化传承的深远魅力。这些艺术作品与当地流传的《苏区四季歌》《追悼烈士歌》《红军胜利歌》《鄂豫皖红星连瑞金》等红色歌谣相互呼应、交织，为歌谣的发展传播建构了新的文化空间及地域景观。

四是在红色歌谣传承语境发生巨大改变的当下，应主动借助大数据及云平台的新传播情境，借助“互联网+”的传播模式，从深度和广度上加快红色歌谣的发展传播，主动开拓其传播空间及格局。如在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站以“红色歌谣”“革命歌谣”“革命歌曲”等关键词搜索，“潮州革命歌谣”“经典革命歌曲”“怀旧红歌”及有关纪录片《红土地》《八月桂花遍地开》等视频的话题活跃度与讨论度均居高不下。以《社会主义大厦一定要建立起来》为例，有关视频的点击量高达11.5万，评论更是近3万㊴。评论中出现最多的就是歌谣中展现的“铿锵有力”的“精气神”，其中不乏对《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东方红》这些红色歌谣的传唱回忆。这种“线上传播场域”的构建，使红色歌谣突破了以往的传播模式，关注到年轻群体的传承诉求，他们借助弹幕和评论自由抒发着自己对于红色歌谣的喜爱，憧憬着歌谣流露出的革命年代、建设年代的精神气质，营造出一种全民参与式的观看氛围。

五是需要主动寻求变革的契机，借助舞台、影像等话语表达形式传播红色歌谣，如前文所论及的民族歌剧《沂蒙山》创编中对《沂蒙山小调》等歌谣的创造性转化。近年来，歌剧、舞剧、音乐剧、儿童剧等多种戏剧形式尤为注重红色歌谣的改编与创制，如歌剧《长征》《江姐》《五星红旗》《追光》、音乐剧《敬礼》《闪闪的红星》《忠诚》、舞剧《地雷战》《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短视频作品等更是不胜枚举。此外，还需要将红色歌谣引进学校思政课程的日常教学中，推行“红色歌谣进校园”活动，在传唱红色歌谣的同时，进一步介绍歌谣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培养青少年群体对红色歌谣传承的正确认知，突破代际传播壁垒，推进红色歌谣传承的“年轻态”建设。

非遗保护视域下红色歌谣的传承及发展应立足当下，正确认识红色歌谣的历史沿承脉络，在注重传承有效性的基础上，推动“语境化”发展及传承场域的更新；在红色歌谣的资源转化与创新中，以整体视野推动其在不同领域内的“活化”及“新生”，对其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㊵加以弘扬。

本文为北京市文联2021年文艺创作扶持专项资金项目“民间歌谣与社会记忆（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毛巧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