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遗(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其基础之上而有所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在此，可以辨别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我国对于...

　　国庆期间，央视的“中国民歌大会”让无数的观众再次认识了侗族大歌。这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歌唱，仿佛是秋日温暖的阳光，闪烁在林间，用自己梦幻般的旋律，呈现出这个民族所具有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和谐的流动。　　民歌是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最直接、最真诚、最悠久的反映。《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国风》便是当时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今天读来依然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社会生活面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民歌的传承目前正面临着多种因素的冲击。侗...

10月29日，传统工艺青年人才论坛在江苏苏州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专家学者、设计师和传统工艺领域的青年人才，共话非遗特别是传统工艺“传承、融合和再创造”。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出席论坛并作了题为《正确认识非遗，是正确有效地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的前提》的发言。项兆伦指出，要准确理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客观认识我国非遗保护传承的实际状况。非遗是世代相传、并在适应周围环境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再创造的文化...

在近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及其宣传实践中，“进校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和一个较为常见的语汇。这种做法在工作路向上的正确性和宣传口径上的切合性，的确非常值得肯定和倡导，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起码，在宣传非遗并确立非遗保护的社会舆论和思想观念方面，成绩显而易见。　　然而，仔细观察也不难发现，这种围绕非遗保护的“进校园”实践及其宣传活动，其手段和目的，依然主要停留在直观展示和舆论宣传的层面，较少或者说还没有全面系统地深入到事关非遗保护长效性的日常制度化操作...

漳州布袋戏表演 白族大本曲表演 苗族蜡染 雕漆技艺 台湾高山族传统织布 傣族贝叶经刻写 李重庵（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十届民盟中央副主席） 201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

　　编者按:以下内容为2016年4月21日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巡视员马盛德作客人民网的访谈实录。[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人民网访谈节目。今天我们将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演播室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文化部非遗司巡视员马盛德，欢迎马司长的到来，您好。[14:03][马盛德]:您好。[14:04][主持人]:司长，刚刚我们说到培训计划，其实是文化部今年启动的一个“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摘要]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深入进行,其工作重心已由主要重视收集整理申报转入对保护方式的探索和保护措施的细化。针对非遗中部分具有生产性质和特点的项目，则提出了生产性保护方式。生产性保护方式在增加传承人和当地民众的收益，提高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非遗事象的积极性，以及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实现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保护方式在关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属性的同时，其“泛产业化...

　　在谈起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以下简称抢救性记录工作）的口述史采访时，不止一次听到过这样的抱怨：“哎呀，有些传承人就是打死也不说……”在笔者看来，口述史的采访其实是一个“人对人”“心换心”的工作，任何具有压迫性或使用强制性手段和方式要求传承人开口说话的采访，结果都难免不尽如人意。我们要明确的是，传承人口述史采访成败的关键在于采访者本身是否具有相应的专业素养与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　　与针对整个项目的田野调查采访或访谈不同，我们抢救性记录工作...

发源于河北河间的西河大鼓是河北最具代表性的曲种之一，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但是由于守成有余、创新不足，传承这一拥有200年历史的传统曲艺，与时俱进、全方位创新迫在眉睫。内容守旧 脱离现实一架书鼓，两片铜板，三弦琴一拨，好戏便开台。西河大鼓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发源于河间，流行于京、津、冀、鲁等地，曾名“大鼓书”“梅花调”“西河调”，上世纪20年代在天津定名为西河大鼓。日前，第三届“中国河间西河书会”开幕演出及下乡惠民展演受到当地民众关注，《包公到河...

　　摘要： 本世纪以来，在文化遗产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法律文书堪称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但该《公约》目前存在两个中文本：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经其秘书长确认并纳入《联合国条约集》的“前在本”并非交存于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并由其总干事保管的“订正本”。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其《公报》或是网站正式发布的中文本既没有留下“订正本”的明确标记，也没有披露过与“前在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基于这样一种“文本间关系”，本文通过档案查证和抽样比对，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