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遗(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其基础之上而有所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在此，可以辨别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我国对于非遗的持有者其界定不同，前者囊括竟至个人，而后者是指各族人民，也即是说在我国非遗认定以群体为单位，以某一民族/社群/地域群体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相关的实物与场所为特征。问题来了，群体有大有小，单从人口数量就有多寡之分，某一非遗的持有者或认同者自然有多有少，何况其中根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度呈同心圆状的差序格局。纵如京剧有“国粹”之誉，但其流行范围并不能涵盖全国，在一些地方剧种占强的地域几乎闻所未闻。

冷热不均的非遗

当我们讲到在中国某一项非遗的人均占比很高，并不意味着在某一民族/社群/地域群体之内对非遗关注的人很多。根据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此前对国家级名录中非遗分布图与国家级贫困县的分布图进行比对，得出重合度竟然出奇之大的结论。此例意在说明非遗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也折射出非遗在贫困地区或贫困人群中其生存堪忧，传承人日渐稀少就是明证，活命才最当紧。

非遗在一些地区保护与传承不尽如人意，虽然有政府帮扶，但号召范围有限，响应不强烈。问题主要是非遗难养活人，后继乏人、少人。但某一些非遗项目相比来说就很热门，入行的年轻人源源不断，若是火候到了，有朝一日就可以成名成家，财源滚滚，有指望、有盼头。比如，陶瓷这一行当，倘若志不在做一个粗瓷的匠人，或有出头之日，就是匠师，德艺双馨。慕名者你来我往，若不投缘，就算重金也求不得一个瓷瓶陶罐。那么相比之下，一些非遗传承人的门庭可就冷清多了，就算来人，不是政客就是学者，生意人的兴趣不大。

在对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的参与观察中，发现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受到的关注度亦不同。而本次博览会的主要内容，如传承与再创造——传统工艺精品展、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成果展、非遗保护学术成果展、各省区市非遗项目展、传统工艺振兴论坛、传统工艺项目比赛、民歌大赛、手工艺现场体验、非遗大舞台、国际及港澳台手工艺产品交易展、传统工艺制品、非遗衍生品展示交易以及美食大集等12项活动。其中民歌大赛与手工艺现场体验的民众参与热情并不高，而此内又分出在体验过程中不同非遗项目的吸睛能力不同，那么是什么让观众厚此薄彼？在官方公布的本次非遗博览会中交易额达4000余万元的数据中，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盈利是否秉持平均主义？恐怕不是，问题在于是什么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间的不对等？

非遗项目间不对等的起源

那么，接下来就该追问究竟不对等的起源为何？方塘智库在对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境况进行梳理之后，将从六个方面回答此问：

第一，项目内容划分有别。

《非遗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类别划分，主要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遗。

具体来说，传统口头文学、传统美术、书法以及传统医药等技艺掌握在特定群体之中，由专业人员负责传承。在传统口头文学的史诗，比如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江格尔》、《玛纳斯》以及《格萨尔王传》就分别由江格尔齐、玛纳斯齐以及说唱艺人来传唱，彝族的宗教经典也是毕摩（祭司）来念诵，至于像评弹说书都有专门的艺人，陕北说书甚至从前都是盲人书匠来说。在书法，更是掌握在士绅阶层文人墨客的手中，便在今日，也不是人人都有“书法家”的美誉，何况还要做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显然，今日中国，书法家多，诗人少，书法家一幅字动辄逾千上万，诗人卖不卖诗？就单以书法和口头文学来说，其在中国汉人社会就各自存在于大传统与小传统之中，一是主流，一是末流。“三教九流”之“九流”便有上、中、下之分，乡土社会中“士绅”与三姑六婆就不可同日而语；便在今日，职业无高低贵贱，非同类艺术作品难以定优劣。不过，作为少数民族的史诗在与书法相比之际，显然书法作品受更多人青睐。此外，在非遗的物质文化（衣食住行）与精神文化（歌舞娱乐）方面，不同人群的侧重点并不一致。

譬如，一些菜肴传统烹饪技艺落选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原因或许在于烹饪技艺相比其他非遗项目来说传承更易，毕竟人们对于吃的东西还保留有热情。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较为困难，就其自身来看，要么是随着技术进步而逐渐落伍的老旧生产工艺，要么是变化的观念导致传统的非遗存在不合时宜。试举一例，皮影戏在影视技术尚未到中国农村地区推广之前，总是当地人晚间的消遣，然后电影放映队就抢走了皮影戏班子的饭碗。

第二，项目内容的成熟度不同。

在中国各地申报的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间，在生产工艺方面的确存在高下之分，主要体现在工艺程序的复杂精细程度方面。譬如陶瓷，同为非遗，有的历史悠久，具有完备成熟的理论实践体系，受众广大；而有的起步晚，工艺尚显粗糙，受众有限。当然，从审美层面来说，主要是风格不同，精细如景德镇，古拙如黎陶，各有千秋。但就当下二者之藏品数量来说，多寡立判。那么，就今日陶瓷工艺的传承情况来说明显冷热不均，在景德镇学艺的人源源不断，但远赴海南学制陶的人却寥寥无几。原因在于景德镇精细陶瓷以收藏艺术品著称，而黎陶主要是生活器物。以“粗瓷”为例，当其为塑料及钢化日用器具取代之时，众多陶瓷厂纷纷倒闭，归根结底还是工艺技术不如一些知名的窑口。

在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期间所举办的手工拉坯、刺绣、剪纸以及编织（竹编/草编/柳编）大赛中，不同级别的奖项设置本身就在说明技艺的高下之别。不过，在比赛中，只是强调个人手艺的娴熟程度，而并不指涉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间的优劣。从2014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第四批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称调整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意在以“代表性”来审查非遗项目，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在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类项目之间的差异。

第三，项目所属人群的基数不一。

到2016年为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1372项，此137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域不同，所涵盖人群范围相异，此前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东西部地区在非遗人均占有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人口较少的西部地区非遗占比很大，也即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口基数本身就小，那么单从传承人数的最大值来说都不容乐观。何况，虽然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所有者内部认同强烈，但要实践起来，要么光说不练嘴把式，要么不闻不问，这无疑使得非遗的传承出现传承主体的缺位。当文化持有者从数量上来说不足以支撑该非遗项目的时候，人才凋零便会致使该项目在事实上进入濒危状态。

另一方面，纵然是在固定人数的群体的当中，其中两项或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风格各不相同，不同人/人群对其反馈有别，趣味不一，形成大众消费与小众消费的区分。作为陕北地区的地方戏剧——道情——其在秦腔进入之后逐渐式微，相比于秦腔或代表强势关中文化的秦腔剧目，道情的生存堪忧。但这不意味着道情陷入死局，事实上道情依旧占有其从前的观众份额，并且略有增加。至此，秦腔较之道情在瓜分观众的过程中明显占强，可类比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痴迷于道情之人未必不喜秦腔，而秦腔的死忠粉却难接受道情。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作为民间文化之一种，在中国不同生计方式的的社会形态中，呈现出职业分工的情状，如此就区分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与其受众的差异。具体而言，所谓不是人人都是医生，但人人离不开医生。在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当中，就有因特定群体的职业分工导致其传承人数的阈值固定，毕竟“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人不会太多。

第四，知名度与受捧度不同。

在对项目的内容本身，成熟度以及项目所属人口基数的分析中，旨在说明非遗冷热不均的先决条件之时，其实已然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知名度和受捧力度。由于受到社群力量强弱的影响，国内人口较多，政治、经济影响力较大的民族，通常作为强势文化广泛传播，自然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颇为外界关注；而较小民族则因政经影响力量薄弱，宣传后劲不足，知名度不高，或仅仅只是作为想象与消费的项目而已。

第五，地域范围不同。

由于非遗所在的地理区域有大有小，也即是受到生态文化圈大小的影响。譬如，春节从地域范围来说几乎涵盖全国，而泼水节只限在中国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究其原因，则该地区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活泛区域。据此而言，受到前述四种情状的关联影响，地域文化或生态文化圈的地理空间容量不同，在特定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范围也不同。

第六，时间范围不定。

某一项非遗在某一时间段内受到追捧人数极多，而过后或则遇冷，受到人们追逐时尚与潮流的影响。譬如，从前籍籍无名的剪纸，今日出奇受到追捧，而事起于精英话语的站位。但这不同于黑人音乐的逆袭，而是消费社会筹备推陈出新的心理诉求。在鲍德里亚以及西美尔等关注社会阶层的学者来说，将追逐时尚作为较高社会阶层为区别于较低社会阶层的策略，意即当较低阶层“越过较高社会阶层已经划定的界限并且毁坏他们在这种时尚中所具有的带象征意义的同一性，那么较高的社会阶层就会从这种时尚中转移而去采用一种新的时尚，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1]

如此来说，时尚所体现出来的精髓正是变化，标新立异所带来的群体认同在不同时间范围内不断调整。时尚风潮转向尚古怀旧之际，大量手工艺品将代替工业/机器制品成为家居装饰的主角，甚至成为奢侈品，作为身份与地位的符号象征出现在人们的视界之中。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近年博得工薪阶层的关注，事实上也在说明新兴成长起来的群体在努力寻求一种替代性消费品，可替代的意义在于“喜新厌旧”，当新奇过后怀旧又成为风尚。或许，在将来，家中究竟是摆放竹编制品还是柳编制品，也会有一场较量。

以上主要是基于非遗的先天因素来探究何以其生存现状不一，当然前提是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变迁的社会场域中。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变量不止于此，包括年龄层与性别的考量也不可或缺，而在个体化表达兴盛的当今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甚至是孤军作战。不过，在本文中所强调的不对等关系并不涵盖价值判断，也即排除了尊此卑彼的逻辑。如此，倘若列表对中国四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遗项目进行生存状况调查，其实轻易就能发现陶瓷、织染、造纸、刺绣、编织等传统手工行业的发展状况。在对陶瓷、造纸与竹编的互联网检索中，与之相关的各计有9,280,000、2,260,000以及126,000条结果，可见不同行业受到关注的程度高低分明，其生存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以陕北农村地区为例，吹手（唢呐艺人）在红白喜事中不可或缺，从业者众；但会剪纸的妇人就不那么多了，便是由于从前女性群体之间互传的手艺失去了传艺所在，其中就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导致某一项手艺或振兴或没落。拿剪纸来说，纸糊窗渐为玻璃窗取代，贴窗花与否就取决于社会风尚与主家的意愿了。近几年，在玻璃窗上也能见窗花，大多是塑料制品，还是机器的产物。传统在复兴，有朝一日也许剪纸窗花也回到一架架的玻璃窗上。

边缘如何转化为主流？

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祖先智慧，其在从传统社会走进现代社会的过程当中逐渐沦为边缘。然而，无论是城市精英社会的风潮还是农民社会的发展迟滞，都需要重新找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而要探掘边缘文化的价值所在除了思索边缘之于当今社会问题的关联外，还要思考如何回应时代并激活其效力。我们的问题在于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重提？除了时尚的诉求外，我们是在思考古人的智慧，对今天的发展助益如何？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也正在得到反馈，其一是文化多元主义兴起，不同价值理念通过市场流向不同人群，文化张力形成并且产生对抗。如何平衡张力，不但不应数典忘祖，还要逐段排查断电的线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执行理念“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便是在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与风水理念的精髓一以贯之，文化传承不可断。具体到民间（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遭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批林批孔”以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政治清扫之后逐渐复兴，从而宏观层面的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而在边缘之内，“牛鬼”与“蛇神”的生存状况不一，以上从六个面向来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其实与主流社会宣扬的“工匠精神”不无关系。而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能凸显出来的手艺人精神正是今日时代所需的主流价值取向，之所以谈及边缘如何转换为主流，为在说明非遗的价值就是对应时代的召唤。某种程度而言，主流并非永是主流，而边缘也未必总是边缘。

在这一种传自阴阳学说的逻辑之下，非遗的自生长也至关重要。主流与边缘因时因地因人而转变，在目前国内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探索中，试图走“非遗+时尚”的路子，而将非遗纳入时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时尚界的做法。但是，如何将时尚纳入非遗，前提是以非遗为主体，这才是需要政界、学术界、时尚界、公众知识分子以及非遗传承人等关注的要点。

方塘智库认为，在商品逻辑下，没有产品的非遗注定是边缘。但要在先天不良的情况下成为主流，除了需要不断扩大非遗持有者的影响力，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话语权力，此外还要深入挖掘非遗自身的潜力，真正践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理念，而不只是作为他者想象与消费的对象，固步自封。

此外，边缘非遗项目若要绝处逢生便应有壮士断腕的魄力。首先，应与日常生活剥离，放弃蝇头小利，准确定位市场，专注于品牌建设；其后，在品牌效应形成之后，在人们追逐时尚的进程中获得跨群体的支持。最后，针对地域性的非遗项目如何推广。我们也应该反思，是否只有商品化这一条路可走？毕竟参与观赏性的非遗除了在地发生之外，其他形式的商业开发都欠它们一张门票。

写在后面的话：何时非遗无利而天下人往之，则非遗存焉！

[1] （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