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4年中国剪纸申遗时，推出了22位来自民间的代表性传承人，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基层文化工作与剪纸社团共同活动的成果，也是高校非遗新学科社会参与的结果。民间社区文化自发传承的惯性，与社会化的文化变迁发展，构成了世纪交替之际的文化张力。乡村社会生态的变化削弱了文化自发传承方式的延续，我国非遗四级管理机制与传承人管理条例，为文化带来新的张力控制。代表性传承人关联着社区文化的传递，他们的生存状态成为非遗面向未来的一个预示。

【关键词】

乡村社会；代表性传承人；民间剪纸；代际传递；创造性传承

一  中国民间剪纸传承者的生活和艺术

新世纪初，我们完成了中国剪纸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一系列基础工作（2001—2005年教育部项目）。2004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型申遗展览《走近母亲河·中国民间剪纸天才传承者的生活和艺术》，同年，出版了中英文版的申遗画册，推出了22位杰出的中国民间剪纸传承人，这是中国剪纸申遗工作中最早从各地和不同民族地区选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个工作的过程与背景，是建立在原有社团组织——中国民间研究会和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多年田野工作与社会活动基础之上的，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乡村基层文化工作深入开展的结果。

展览推出的22位传承人代表了这个时代民间剪纸领域文化与艺术的高峰，也反映出民间剪纸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潜在的艺术创造能量。这22位传承人，每人背后都有着自己人生磨砺的故事与漫长的艺术实践经历，这些极具天赋的传承者中的乡村女性，大多是七八岁开始学习剪花，十五六岁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剪花刺绣的本领。其中，多位剪花娘子步入婚姻生活后，开始经历人生的艰难，贫困与生活艰辛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更普遍的是，乡村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与卑微，许多剪花婆婆在婚姻里都有着自己不幸的遭遇与经历。看似文化自发传承、民艺丰富的时代，背后却隐含着封建思想伦理观压迫下的乡村女性命运史，这是一个被遮蔽在吉祥美好艺术背后的乡村社会事实。新世纪初的乡村代表性传承人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发掘活动中，我们走进了剪花婆婆剪纸背后的生活，发现了吉祥与苦难的关联，发现了许多乡村女性在生活困苦中的坚韧顽强与剪花出类拔萃的关联，艺术背后永远是一个人的真实存在，生活造就了剪花娘子的民艺人生。

非遗传统的保护强调对人和社区的关注，也强调了日常生活中代表性传承人的核心作用。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陕北地区虽然生活中“会生娃的就会剪花”，但剪花非常出色的婆姨仍然是少数的，村上的妇女们常聚在巧手婆姨家中，一边聊天一边纳鞋底。在陕北地区每个乡村都会有一两个剪花好的女人，人称其“花匠”，乡村妇女们尊重心灵手巧热心肠的人，妇女们会常去“花匠”那里寻求花样。正如帕里洛德理论讲述口传史诗传承那样，史诗的传承依赖于程式，而即兴表演是程式传播与延续的重要方式。村上的“花匠”们是掌握剪纸花样“程式”最多的人，是会剪“古花样”最多的人，但“古花样”不是死的“程式”，它是活的隐喻，是一种观念化的纹样“格式”。调查过程中，我们逐渐清晰了剪纸代际传递的“秘密”：出色的“花匠”们都是“即兴”能力很强的人，一种“格式”会有许多变体式的铰法，而纹样“格式”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在“即兴”中添加的过程，“即兴”同样是剪纸传承、传播的重要方式，或者说“即兴”的方式为更多人参与传承提供了可能。今天，我们认定剪纸代表性传承人，仍然需要了解他们能否掌握本民族生活社区的艺术“程式”，是否了解传统程式的主要内容，是否可以剪制出这些代表性程式纹样，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只是个体化的创作，这就失去了传承人的文化代表性了。

20世纪前30年出生的一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是我们今天了解更久远历史的桥梁与纽带，通过对他们的追访，我们看到了更久远的历史遗存。剪纸作为村社活态文化传统，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着这个传统的核心内容，但村社活态文化又是群体性民众共同认同参与实践的文化传统，这是无法垄断和独立持有的。剪纸中的文化内涵是传承人群熟悉的民俗文化常识，是一种集体文化记忆。乡村生活中的常识是以口传文化的方式交流传播和记忆的。剪纸的文化内涵多是以隐喻的方式存在于口传文化的解释中。民间的隐喻是活的隐喻，活的隐喻也是历史的记忆，靳之林的本原文化研究正是从发现剪纸这些活的隐喻开始的。乡村里保留着民族意识中集体记忆的历史感，民间口传文化讲的不是历史，而是一种民族生存信仰的历史感，乡村生活就活在这样一种口传思维的语境中。

二  延安剪纸普查中的传承人遴选

20世纪70年代末，靳之林在延安地区主持开展了13个县市以“民间剪纸”为主题的民间美术普查活动，“然后在各县普查基础上邀请农村剪纸能手办剪纸创作班，以普查做的较彻底的安塞县为例，当地组织两人一组的四组普查队，对全县各乡镇村户到人的劳动妇女进行一户不漏的拉网式大普查。安塞全县当时有5万人口，妇女2.5万人，其中2万人会剪纸，剪纸能手1000人，艺术家200人，其中可称为剪纸艺术大师者40人。大师中除白凤莲、李秀芳两人在40岁以下外，其余38人都是在当地农村有影响的老年剪纸作者”①。这种通过乡村妇女人群普查式筛选代表性传承人的安塞经验，为民间剪纸作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可参照的经验。安塞经验的基本方法就是围绕着不同方向几道川沟的村落分布，开展了妇女人群的实地调查，然后把普查出来的剪纸巧手请到县文化馆举办创作班，以挖掘传统剪纸。“创作班是剪花能手们相互启发、相互学习的好场所。传统剪纸多年不剪，一时难以想起，只要有一个人剪出某个‘古时’花样，就会引发一批相关纹样。一个人说出某个纹样的文化内涵，便能启发好多人对民间文化内涵的回忆。”②

1980年4月，“延安地区民间剪纸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历史上首次以作为艺术家的作者署名介绍的方式，展示中国劳动妇女群体的剪纸艺术作品。它以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为主题，展出原生态文化的民俗剪纸和以传统形式表现农村生产生活与民俗生活的新题材新剪纸。”③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江丰为此次展览集结出版的画册《延安剪纸》写了序言《我爱延安剪纸》。其中提到“可能由于在延安长期生活的缘故，我对出现在那里的事物怀抱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我热爱延安剪纸，我认为它的艺术趣味充满馥郁而纯朴的生活气息”④。江丰和古元也是最早在陕北开始收集剪纸的艺术家，那是延安“鲁艺”时期，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鲁艺”的师生到人民生活的大鲁艺采风，江丰和古元到了三边地区搜集窗花。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陈列了搜集到的窗花，“还陈列了古元、力群、夏风、罗工柳、陈叔亮等描绘边区生活的木刻窗花，据说，‘当地老百姓非常喜欢这些新窗花⋯⋯有的人连续看了好多次’。其中，古元创作二十四幅新窗花以及大窗花《合作社》等表现生产生活场景的木刻剪纸作品，造型朴实简练”⑤。1946年，艾青和江丰编辑印制了陕北搜集的《民间剪纸》画册。延安“鲁艺”采风搜集民间剪纸、学习民间剪纸创作的文脉传统影响了靳之林，影响了延安剪纸普查，也影响了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建立，以及后续非遗时期一系列相关剪纸项目的开展。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延安地区剪纸普查和传承人遴选背后的思想文脉，也可以看到代表性传承人成长与发展所需要的土壤与环境。

三  社区与传承人

安塞剪纸普查经验的珍贵之处，在于回到乡村文化生态的一个整体性普查，这个深入到户到人的普查工作，是从生活与村民的视角探寻评判出优秀的剪花娘子，村里的妇女和村民知道谁剪的好，谁会剪的古花样多，他们是在自己生活的常识中来认同谁是好“花匠”。今天一些地方的传承人评选，已经脱离了原生文化形态来评选，如果专家不了解原有文化生态中相关非遗的文化常识，评选会倾向于技艺能力的判断，这也是一些地方评选中把代表性传承人与个人代表创作简单等同的误区所在。

代表性传承人的文化持有不是一个单一的知识性问题，而是社区内部文化实践的结果。民间剪纸的文化持有，首先是社区传统纹样谱系的掌握，这也是社区整体民俗实践的经验积累。实际上在陕北乡村，孤立的剪纸实践是不存在的，陕北乡村妇女的女红内容是围绕村社民俗生活需求的一系列民艺类型，如剪窗花、做面花、织布、染布、裁衣、绣花、扎彩灯等，乡村妇女围绕着一年里不同民俗时节，组织不同的民艺实践，才能够逐渐积累起对应村社文化持有的经验。当年安塞办剪纸创作班发掘出的几百幅“古花样”，今天陈列在安塞县新建的文化馆展厅。如果没有当年安塞剪纸深入的普查与精心的办班发掘，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传承比较完整的“古花样”谱系，也发现不了剪纸背后深厚的本原文化，随着老一辈乡村高龄传承人的故去，现在已经无法弥补剪纸文化谱系完整的问题。今天再走进安塞，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上辈人部分花样程式的延续，但脱离开民俗使用的花样，已经消解了民俗约定俗成的内涵，成为个体化创新的样式，这种由传统表层形式派生出的亚文化现象，重组后的纹样已失去原有文化程式的意义和禁忌，它的添加可以是无限制的。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开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提倡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提倡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其中许多剪纸的创作已经融入现代绘画与设计创意的手段了，剪纸代际传递的文化气质发生了变化。今天是一个不断失去传统程式的年代，乡村日常生活的需求在变，生活中许多民俗仪式在消失，以往许多约定俗成的常识在失效，新的生活方式在造就新民俗。如今许多代表性传承人已经不再是掌握传统纹样的能手，剪纸造型的文化思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许多代表性传承人与社区的脱离，使剪纸的文化变异成为不可逆的现实。

四  乡村社会的文化代际传承

新世纪初，国家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传承人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更具体地体现出非遗不同类型的生存发展境遇，也反映着作为文化物种意义上的文化基因传递状况。但总体讲，今天来理解代表性传承人的意义和作用，需要理解近百年民族民间文化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变迁，这也是我们今天制定文化管理政策应该参照的尺度。以剪纸为例，无论是新世纪初申遗时推出的22位传承人，还是最早进入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剪纸能手，基本都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生的一代人，当然也有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但基本上是老一辈人代际文化的延续。回顾近百年民族民间文化的历史境遇，其中我们对民族民间美术的普查工作整体上缺少一个应有的基础，像安塞剪纸普查仅仅是一个很小区域的个案，虽然这个经验值得推广，但许多地方的民间美术普查工作并没有深入地开展起来，尤其是民族地区。我们对待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缺乏耐心和可持续的工作方法，面对几千年连绵不断、文化多样性的活态文明，我们的国家非遗主导工作主题更迭的有些快了，彼此缺少内在连贯性。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可持续，不能回避乡村基层社会的现实问题，有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时间的，从东亚国家文化遗产的经验来看，这也是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剪纸的传统文化谱系今天已经逐渐失去原有的活态使用意义，陕北贴窗花习俗的衰退，预示着一个文化自发传承时代的结束，社区民众对民俗传统的内在需求在减弱，许多村庄开始面临空巢和终结。任何一项非遗类型的文化谱系都是文化活态需求的产物，民俗生活的需求在支撑着文化谱系的存活与延续。生活改变了，常识会渐渐失忆，文化的活态性也会失去，新的生活方式会带来新的文化内容。生活是动态的，乡村里的活态文化也是动态的，文明也是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过程中延续的。今天中国所处的变化时代不同于以往，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我们的文明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本质变化，文明的变化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生态应对文明的变化是被动的，工业文明的进程通过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在改变着乡村旧有的农耕模式，新世纪初开展的非遗保护项目，正是在农耕文化生态快速变化的时期开始的。

如今乡村里的文化代际传承已经出现危机，大部分中青年农民离开了村庄，许多地方剪纸传统的传习后继乏人，在这样一种社区文化生态流变、衰弱的背景下，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评选工作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最新发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增加了代表性传承人管理的退出机制，加强了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和个体传承人的契约约束，扩大了代表性传承人师承实践的认定范围，师承关系的社区背景在外延扩大，我们看到一个非遗传承的新时期在开始。

我们需要树立起创造性传承的理念，这不仅是传承人的使命，也是一个全社会整体参与实践的精神倡导。面对一个文化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一个文明创新发展的时代，创造性传承首先是文化思维与文化理念上的创新发展，还有文化机制、社会机制、文化遗产的管理、文化如何应对变化的适应，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寻找新的途径。创造性传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创造不是单一的求新，创造首先面对的是文化自身的生存，让传统活下去是创新，在新的生活方式中体现传统同样是创新。

应当关注乡村社会的文化遗产问题，现如今，还有许多基础问题亟待解决，许多非文化因素在影响制约着文化的发展。虽然国家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改变着乡村贫困的生活状态和村庄面貌，但文化的问题仍然是边缘的。今天中青年非遗传承人群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个体化、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文化的“物流”、传承人的移居，这些老一辈传承人不曾经历过的事情扑面而来。国家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开展，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的文化传承，改变着代表性传承人的个体命运。加强乡村基层社区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是国家非遗工作的基础和重要的文化内驱力来源，乡村高龄传承人的文化抢救发掘工作同样如此，这也关联着年轻一代传承人文化承继的未来，其实许多高龄传承人由于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管理方式，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 第01期 总第01期）

作者简介：

乔晓光，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