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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乐泉:2020年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报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作者:崔乐泉 创建时间: 2021.09.17 11:35:00

【摘要】2020年,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发展与研究方面继续推进。本年度,学界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包括基本理论与体系、整体保护与发展、区域性保护以及项目个案考证等方面。在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取得的成绩做出较为全面梳理的同时,学者们还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了讨论,而这些讨论也引发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传统体育;游艺;杂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报告

2020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界的一件大事,是由我国单独申报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太极拳,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审通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与此同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在文化和旅游部的着力推进下,通过各省市自治区相关部门的组织、各大学及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努力,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发展与研究方面继续推进。本文在统计2020年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与研究等总体情况的基础上,就其不同领域的进展、问题以及有关方面做出综述性分析。

2020年,国内各大专院校以及相关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代表性项目及传承人,以及列入各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相关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作为研究对象,做出了大量的研究。根据统计,相关研究论文两百余篇,内容除涉及以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政策、理论与体系探讨,以及关于保护与发展的研究外,还出现了不少区域性分析与探讨、个案研究等相关讨论与思考。

一、基本理论与体系

2020年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众多研究成果中,政策、理论与体系的探讨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以后,有关部委和机构相继颁布了相关法规、文件等,为政策、理论与体系方面的探讨提供了依据。

(一)有关政策与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析

《非遗法》颁布以来,相关机构在颁布的一些法规和文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与保护的规定越来越明确。2019年8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规定:“加强优秀民族体育、民间体育、民俗体育的保护、推广和创新,推进传统体育项目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开展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推动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①这反映出国家对以传统体育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已经成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在相关法律的保护方面,学者们呼吁以国家立法为主,并针对传统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巩森森、黄垚垚指出,学术研究为中央和地方立法提供了参考依据,法律保护使体育非遗的保护进入了新时期,要在《非遗法》总体指导的基础上,对体育非遗进行保护。但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仍然缺少针对性,体育非遗的法规制度不完善问题亟待解决②。

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中,关注最多的是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问题。巩森森等学者认为,体育非遗是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是非遗的一个下位概念,是非遗与体育两个概念的交互。在对体育非遗概念界定过程中,除了将非遗与体育的概念进行融会贯通外,还要将体育的健身、娱乐、祭祀、竞技、游戏、教育等特点与功能放在体育非遗的概念中加以表述③。刘立英、汤立许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广义上讲,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包含被我国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所收录的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还包括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但还未被列入名录的各类传统体育活动,被纳入传统舞蹈类以及民俗活动等其他类别的具有体育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舞龙舞狮、龙舟、地龙灯、摆手舞等。由于对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认识不足,导致分类难以达成共识,申报工作也陷入窘态。同时,也给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归口建档、查询等工作带来不便,直接影响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狭义上讲,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级代表性名录已录入的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涵盖了传统的意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称前面加上“传统”或“民族传统”显得多余。使用学科本体表述“非遗”项目更为合理,即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述传统体育类非遗、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概念,更有利于建立“非遗”项目之间及项目元素间的语义联系,更利于“非遗”项目管理有序化④。

民俗体育作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王顺英、朱亚成认为,民俗体育文化是指那些与民间风俗习惯关系密切,主要存在于民间节令、宗教、祭祀等活动中的世代相传的体育文化形态。一方面可以传承民族信仰、传授生存技能、展现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交流、抒发生活激情和培养审美情趣。民俗体育文化作为地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当地璀璨的明珠,体现着当地的民俗风情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基⑤。

王成科、宋晓宇、胡江平基于生态补偿理论,运用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以天等打榔项目为例,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保护模式可分为三种:一是基于社会环境变化的文化加工模式,二是基于文化内核转变的文化移植模式,三是基于全面培养重塑的文化重建模式。而这一保护模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准确把握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树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生态观;根据市场需求构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⑥。

关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功能的研究,梁然、葛聪颖认为主要体现在健身、竞技、娱乐、观赏和教育五个方面。体育来源于生产劳动,它是人类在基本的生产实践中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因此只要参与体育运动,使身体得到锻炼,就能体现出健身功能。例如抢花炮、龙舟、武术等项目的竞技功能、娱乐功能,民族舞蹈、舞龙舞狮等的艺术欣赏功能,等等。因此,每一项民族体育项目自其起源开始,都对教育有重要的影响,也成为我国学校体育教育重要内容之一⑦。

(二)关于评价体系的研究

评价体系是由有关评价的目标、原则、组织、人员、内容、方法、技术等要素相互关联而构成的一类工作系统。程美超和王舜采用文献资料、访谈和数理统计等方法,以安徽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调查对象,对我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做了构建。该指标体系主要由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3项一级指标,历史悠久、文化认同、完整性、独特性、传承性、强身健体、教育科考、艺术审美、情感意识、教育培训、竞赛表演、文旅环境、健康服务、产品制造14项二级指标构成。研究还对各指标进行了鉴别力分析,表明该指标体系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不同类别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通过检验反映出此评价体系能够对不同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差异进行评定,说明在实践应用中是具有可行性的⑧。

在评价体系中,标准化建设在非遗保护中也具有较高的适应度。随着标准化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遗产保护标准化建设工作迫在眉睫。刘立英、汤立许认为,依据《非遗法》,以标准化理论为基础,将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统称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具有学理性和简约性;标准化建设应兼顾简化性、通用性和动态性特征,内容体系构建可从调查、认定、记录、建档、传播、传承和开发利用7个方面着手,遵循实用有效、层次分明、效益最佳的原则;标准化指标包括符号标准、保障标准和执行标准3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30个三级指标⑨。王学彬、郑家鲲认为,标准化就是借助对标准的制定、颁布、实践及改进,探寻并形成事物发展最优程序的活动过程⑩。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标准化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提高其生命力,实现世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发展目标。在履行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责的过程中,通过调查、认定、记录、建档、传承、传播以及利用等工作进行标准制定,以求达到目标明确化、方法规范化、过程程序化和工作效益化⑪。刘立英、汤立许认为,在研究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准化体系时,绝不可忽视其标准化的各种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简化性。在不改变体育非遗本身特性、保持其最佳功能价值的前提下,减少标准化对象的多样性、复杂性,从而提升保护的效率和质量。二是通用性。尽量减少标准化对象的特性而扩大兼容性,让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大众所认识和拥有。三是动态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标准化,并不是要泯灭非物质文化遗产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而是要在繁多的事实标准中,规范、提高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质量。体育非遗项目具有复杂性、地域差异性,特别是地方的经济差异性,因而在进行保护标准制定时需要加以变通与不断补充,切忌一锤定音,要体现出动态性⑫。

标准是法律的有效补充,所制定的内容不应与相应的法律相抵触。《非遗法》的出台,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升为国家意志,有效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层级职责上升为法律责任。在标准构建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实用有效、层次分明、效益最佳三个原则。标准制定后,还需要针对保护进程中的新态势和新需求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修正,使体育非遗保护标准化充分发挥技术支撑和管理引领的作用⑬。

(三)关于信息化的探讨

关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信息化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非遗信息化保护的意义、手段与方法等方面。其中,体育类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现实保护的结合、体育类非遗数字化资源安全、体育类非遗数字化资源的独特性以及建立体育类非遗资源数据库等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在体育类非遗数字化资源库建设中,学者们主要强调的还是数字化资源库建设的主体、资源库的权利主体、资源库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资源库建设中可能发生的跨区域协调等问题⑭。

2020年,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信息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深圳大学陈小蓉教授承担的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完成结项。该项目于2014年1月正式启动。全国五十余所高校,四百多名专家学者和硕博士研究生承担了本课题的工作。主要完成以下成果:1.创建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资源储存与展示平台,并建立数据库可持续更新管理模式;2.编写出版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丛书共33卷。该丛书共收录472项省级以上体育非遗项目,近119万字,照片近7000张,其中包括大量珍贵历史老照片和拍摄于非遗原生地的生动鲜活的原版照片;3.编写了“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丛书,每卷收录30位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史和照片。该项目通过对我国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信息化研究,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保护手段的多样化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国传统体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陈强、罗笑以南派风筝的代表南通板鹞风筝制作技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信息化保护的处理方式。通过数字技术对板鹞风筝制作技艺文化进行多维展示,可以将其置于原生态技艺与数字媒体展示平台结合的视野中,并以此让民间艺术在短时间内通过数字化平台迅速提升海内外知名度、扩大影响力,更多被年轻人接纳、认可,并以此达到传播南通板鹞风筝文化的目的。同时,通过数字技术将所摄对象转化成数字信号保存起来,也可以达到长期保存并随时调阅的目的⑮。

严石以龙舟为对象,就互联网时代如何更好地传播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分析。他还对新媒体于传播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优化路径做了分析:创新传承保护模式,利用新媒体拓展立体化的传播空间;构建持续盈利模式,深度挖掘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价值;整合多元主体能力,强化新媒体传播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效果⑯。

总之,在互联网迅速发展过程中,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和保护上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而新媒体作为当前核心的信息传播媒介,既可以精准定位传播对象,也可以突破传播的主体边界,构建出丰富多样的传播平台和广阔的传播空间。这也是我们新时期以来在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深挖潜在价值,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盈利模式方面予以着重关注的。

二、整体保护与发展

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各级政府的推动下,推出并实施了众多相关的保护政策以及保护措施,工作较以往虽然有了很大改观,但面对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如何实施全面而更加有效的保护并促进其发展,也成为了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体育作为非遗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研究人类身体文明进展的活化石,伴随着相关保护政策的相继出台,逐渐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应用。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中,就要求“进一步挖掘整理民族民间体育,充实和丰富体育课程内容”⑰,将传统体育形式融入学校体育教学中。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促进体育竞赛与文化表演融合发展,创造和开发彰显中华优秀文化的体育竞赛表演精品⑱。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要加强优秀民俗体育的保护、推广和创新,大力推进关于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与整理,推动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上述相关政策的出台,不但推动了作为体育非遗主要内容的传统体育的发展,而且弘扬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⑲。

(一)对保护方式的研究

关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研究成果,涉及了许多方面。

博物馆是以收藏、教育、研究为目的,以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文博机构。张朝琨从博物馆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四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合理化解决措施:第一,发挥博物馆的技术优势,建立体育非遗数字博物馆。通过对体育非遗资料的数字化整理与保存,扩大体育非遗的传播范围,形成“人去技犹在”的传承格局。第二,借鉴档案学的知识与方法,系统收集记录与体育非遗项目相关的语言、文字资料,建立保存各项体育非遗档案,为体育非遗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第三,在博物馆内开设体育非遗项目的传习所,聘请传承人到馆授课,使观众能够亲自体会传统体育的文化与乐趣。第四,深化“馆校合作”,搭建沟通平台,使体育非遗以学生作为媒介展开传播,增加传播渠道,提高体育非遗在属地的文化认同与普及度⑳。

通过口述史的保护方法,利用科研与实地保护相结合,亦是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的重要手段。陈溢、薛欣以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引入口述史在其发展与传承中的作用。口述史在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上,体现出鲜活生动、独家记忆,去伪存真、史料互证,追根溯源、修补历史等三大特色,这种特色将会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与研究增添新的动力。为此,需调动相关的武术专家和业内人士,按照武术口述史实施方案,制订计划,加强濒危武术史料的全面挖掘,并对挖掘的口述资料进行录像、数字化处理与归档等,促使更多的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搭乘口述史这趟“快车”㉑。

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面,纪录片也是进行数字化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非遗类纪录片通过影像画面、故事建构等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地记录和再现,能够将客观、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给受众,嫁接起人们与历史文化瑰宝的沟通桥梁。张汶雯认为,描述性画面语言在非遗类纪录片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叙事背景、叙事情节和叙事模式方面,以此可以达到描述性画面语言的表达创新。描述性画面语言对故事情节的运用,可以在“以景述情”“以景表意”“以景明理”三个角度得以表现,并以此达到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进行保护的目的㉒。

达瓦孜是一种由艺人在高空进行走绳表演的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流传于我国新疆地区,距今有两千余年的历史。陈传志、唐济川从数字技术的视角,提出了应用数字虚拟技术对达瓦孜技艺进行保护开发的建议并认为,数字虚拟体验为达瓦孜提供了发展融合的新场域,令观众体验到昔日驼铃声下丝路贸易中古艺人的表演情景,感受到千余年技艺传承的文化底蕴。利用数字技术对达瓦孜等非遗的保护,将再次唤醒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的”灵魂,使更多大众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来,共同谱写各民族文化共生共存,交融发展的新篇章㉓。

(二)对传承人保护的分析

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也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实生活处境地剖析,提出了构建多元化传承人培养和保护机制的建议㉔。

我国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内容广泛,对其传承人的认定是一项复杂又庞大的工程,为此文旅和体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相关的文化专家共同参与认定、调查、命名等工作。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当及时收集整理传承人名称、技艺特色、使用工具、发源地、流传地域等基本信息,编写与之有关的文教资料,通过课堂、报刊、社交媒体进行宣传,使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渗透进大众的生活。

牛伟忠提出,在保障传承人的利益方面,根据各级部门对传承人的认定、制定相应的补助机制、加大对传承人的生活扶持和资金补助等等,这些措施都可以使传承人有更多精力和时间用来传承非遗文化。此外,培养传习人也是对传承人进行保护的措施之一,为此相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制定激励政策,鼓励年轻人学习民族传统体育,根据需要提供相关设备和资金。传承人应当树立传习人的创新意识,在传习过程中不仅仅是机械地传授,更要与当今时代特色相结合,提升传统体育文化的质感,为传统文化输送新的血液㉕。

孙海洋、宋智梁、李金辉等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黑龙江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完善传承人保护与发展制度体系的问题。如在全面调查黑龙江省民族文化、历史变迁、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出要根据黑龙江省13个地市不同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传承人基本生存保障制度,包括地方传承人发展基金、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平台,发挥市场的力量,建立市场化运营方式,让传承人走出依赖国家经费的误区等等㉖。

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中,“共同体”“关系群体”等都与传承人有着密切关系。吕韶钧、李向阳、彭芳从民间习武共同体的“关系”建构及维系机制的角度,提出作为体育非遗重要内容的民间习武共同体,是通过拜师学拳而联系在一起的民间习武群体,也是民间传统武术传承的基本组织单位。这类通过共同体“关系”如武术的拜师学拳而建立起的人际联系,经历了习武者的认同融入、仪式融入和精神融入三个阶段,并形成了以情感为“关系”纽带、以血缘性为“关系”基础、以信任为“关系”前提的民间习武共同体维系机制,以此推动着民间武术长期、稳定的发展㉗。

有的学者认为,传承人是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主体,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健全将制约体育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体育非遗是民族文化和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人”是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传承人的保护是基础㉘。

张风员、韩英甲、王兴臣从传统武术的角度,指出传承人是民间传统武术发展、保护、资助的重点,因为他们承载了大量的传统武术的技术套路、训练方法、门规典故、传承方式等信息㉙。马永通鉴于传统武术文化自身发展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提出在保护传统武术传承人、尊重传统武术自主化传承、保障传统武术传承整体性、积极传承“原生态”武术等措施的同时,亦要关注传统武术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出现的许多“次生态”武术文化,即“新兴武术”。这些新兴武术与传统武术相比,招式动作更加高雅、美观,具有更高的观赏性,因而对这类传承人的保护也需要加以关注㉚。王一秀、史国生认为,武术不仅是一个运动项目,更应该是一个国家发达、民族振兴的象征。因此,在武术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中,应加强传承人管理,明确传承人工作,规范传承人自身行为。武术非遗传承与保护不仅仅是传承人的义务,更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只有真正做到全民参与、全民行动,使整个社会形成自觉、自为的积极意识,武术非遗才能够真正被传承与保护,才能够在世界的制高点发出属于中国文化独有的声音,成为影响世界的不竭动力㉛。

除了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支持下,2020年,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承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成果验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相关专家的积极参与下,对2017年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终审工作中涉及的6个项目进行了验收。在送审的沧州武术(孟村八极拳)、抖空竹、马球(塔吉克族马球)3个项目中,沧州武术(孟村八极拳)被评为优秀,其他两个为合格级。

除了上述传承人记录工作的成果验收,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还针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策划了“他们鉴证了文明”系列活动和“他们鉴证了文明—非遗影像公开课”录制。前者在官方微信推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记录优秀成果宣传中,有沈少三的撂石锁和牛玉亮的口技二篇文稿入选;后者主要采用“纪录片+公开课”的形式,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优秀成果中精选出了20部非遗纪录片,邀请专家对“沈少三撂石锁”“牛玉亮口技”两个相关项目的综述片进行了解读,解读内容涉及非遗知识和传承故事,使观众在欣赏纪录片的同时,能够深入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领和内涵,更进一步领会非遗保护的精神和意义。

(三)对非遗进校园的讨论

普通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其中的体育教学不仅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同时也承载着文化传承、陶冶情操的功能。因此,高校如何承担起传承中国本土非遗文化,包括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已经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

霍静虹通过对霍氏练手拳的分析,就其融入校园进行了探讨。作为天津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民间体育组织—上海精武体操会的授课内容的霍氏练手拳,又名迷踪艺。此拳用劲既有全身合作,也有局部动作,手法多,花门少,常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非常实用。鉴于此拳的特点,在借鉴以往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将霍家基础拳法引入高校体育教学中,必会对大学生提升体质健康水平、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唤起爱国情怀,完成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㉜。从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整体性与流畅性传承的角度看,黎丹、刘中强建议根据自身因素选择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校园、建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科研团队、开通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入校园的绿色通道,而这三点也是高校传承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路径㉝。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明确提出了“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要求。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中,也有着各地将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的规定。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组建后,研学旅行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作为研学旅行主要对象之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生存区域在农村。为此,杨璐歌、傅佳琪、黄俊毅以泉州市永春县为例,对其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研学旅行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调研。认为首先要从基地规范、文化空间、研学课程、专业人才等四个方面加强研学基地建设。而这样的研学旅行,对推进资源整合和产业融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有着一定推动作用,同时也可以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有效的实现路径㉞。

山东省是文化大省,文化底蕴深厚,拥有诸多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许多高校对非遗的传播与保护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田雅文认为,将山东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高校体育教育中,不仅能够有效丰富高校体育教育知识体系内容,充分体现当地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价值,还能够实现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此提出了构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课程体系、加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加大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投入等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㉟。

梅花拳自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开始,邢台市高校很快成为其传承的主要阵地。目前,邢台学院、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校,均在学校公共体育选修课程开设了梅花拳选修课程。邢台学院还在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两个专业的教学大纲中,分别将梅花拳课程列为公共限选课。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2020年成立了民族传统体育梅花拳专业并开设梅花拳专修课程,成为河北省首家与梅花拳合作办学的高职院校。邢台学院体育学院还成立了“梅花拳研究团队”,并被学校列为邢台学院重点研究团队。团队充分利用团队成员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以高级别纵、横向科研项目为载体,开展具有个性和特色的创新性应用研究,提出的一些新路径、新方法,对梅花拳的传承与传播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借鉴意义㊱。王自强、白华、马永宏还结合邢台梅花拳的地域优势,以及邢台本地的大中小学体育教育中融入梅花拳教学的实践和经验,提出了梅花拳进校园的“以域养遗”策略。认为应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全面构建梅花拳课程和教材体系,开启梅花拳文化进校园传承与保护里程碑㊲。

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校园的形式上,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典型的代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冲击,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面临挑战。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高校体育理应担负起培养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人的重任,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刘睿认为,武术非遗在高校传承的关键,主要是做好课程体系建设、人才体系建设、科研体系建设和文化体系建设。为此各级政府与高校应对我国武术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等工作加以关注㊳。

校园作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场所,应利用人才培养、文化资源、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课程改革的对接,达到其在高校中的保护与传承。何飞、李婷婷为此提出了以下几点:制定专项政策,对“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予以支持;引入“体育非遗”,与课程改革相对接;为“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储备人才,让“体育非遗”走入校园文化教育活动之中。同时,学校可以成立“体育非遗”社团组织,邀请传承人进校园展演,开展不同类型的讲座,并通过新媒体,诸如抖音、快手、微视频、微博等平台进行宣传。使“体育非遗”与高校学生形成交融互动,促进他们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体育非遗”㊴。

太极拳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其在教学领域的渗透,教学策略的革新也愈发得到关注。而游戏教学对于太极拳教学来说,是开展太极拳教学时最为直接简单的手段之一。为此,侯雯认为,在拓展游戏于太极拳教学中的应用方式时,要做好以下几点:拓展游戏在准备环节的应用、在基本部分活动中的运用、在结束部分活动中的运用等。只有对游戏教学对策展开进一步探讨,才能提升教学的效率,达成教学目标,也才能够找到太极拳教学的新方向㊵。胡长凯指出,太极拳作为一种有效的健身项目,其柔和、轻灵、缓慢、刚柔并济的特点,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就目前而言,很多学校对于太极拳这一运动项目的教学存在问题,导致学生在学习太极拳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积极性,降低了教学质量。有鉴于此,在太极拳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对太极拳的认知、合理安排太极拳的教学方式以及提升学生对学习太极拳的积极性等㊶。

学校社团作为学生活动的主要阵地,也是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校园的重要平台。而自愿选择、共同的兴趣爱好以及互尊互助的社团特点,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团结协作精神与创造创新能力。覃宇德认为,与社会快速变迁而导致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传承场域—家庭、社区等作用锐减的现象相比,学校社团传承的灵活、自主、开放、创新等特性有别于课堂教学,可以给学生创造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及与其他成员、社区民众交流协作的机会,对推进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与创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引导与助推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价值㊷。

(四)传承与传播研究

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拥有强大文化软实力意味着能够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作为中国文化重要标志之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与传播,同样也关涉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的传承,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问题。面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问题,许多学者结合一些具体的非遗项目进行了分析。

华佗五禽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道家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岳婧认为,以传播学和翻译学相关理论为基础,根据华佗五禽戏在对外推广与传播中的实际需求,通过传播学和翻译学相关理论的指导,可以构建华佗五禽戏的外宣翻译模式。她还从翻译主体、翻译内容、翻译途径和翻译受众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影响华佗五禽戏翻译效果的各个要素,分析了华佗五禽戏的文本特点。同时提出,要结合外宣材料的特点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原则,对于一些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直接采用异化的手段进行翻译,必要时加以注释㊸。

田野泗季以武汉杂技的传播为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播学的视角,以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理论基础,分别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效果5个方面,分析了新媒体时代武汉杂技的传播现状、传播困境与传播策略。认为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打破杂技刻板印象;渗透现代流行元素,保留传统文化底蕴;多种方式联动传播,杂技文化走进校园;线上线下互动传播,新兴技术精准定位;古今相融改变态度,口碑效应推动发展等,就是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方面最有效的传播策略。而结合新媒体传播特征,创新杂技的传播策略,可以促使武汉杂技达到良好的传播与发展效果㊹。

(五)产业化探讨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产业化发展,作为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新形态,不仅满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需要,而且适应了人民群众的多样化文化需求。

2006年以来,武术部分拳种先后多批次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与多数入选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仍面临困境。高景昱结合传统武术在产业经济学视角下进行传承和保护的成功案例分析,通过对技术和理论体系传承产业化、文化(休闲娱乐)传播产业化、实物(器材、服装、图书等)产业化以及媒体(视频、游戏)产业化阐述,提出了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产业化路径。认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经济的发展,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促进武术的保护与传承㊺。

高永波还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实施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推进机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保障机制三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究。认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逐渐融入非遗项目,将产业化开发策略制定出来,不仅文化产业能够得到发展,非遗的可持续生存发展需求又能够得到满足。非遗产业化综合了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机制,能够有效丰富非遗保护主体,增强保护的主动性,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㊻。

(六)融合发展研究

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文化形态的融合发展研究,涉及了旅游、全民健身以及博物馆等各个方面。

王舜、叶东海、王训令以安徽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就其与旅游业的融合做了分析。认为安徽省注重生态资源保护与传统文化资源挖掘,在一些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已经形成了一批安徽省知名旅游地,一些多年前人们还不熟悉的地方,如今被国内外游客熟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带来的旅游经济效益,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安徽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获取旅游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㊼。

谭笑结合2019年国务院《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扶持推广各类民族民间民俗传统运动项目的要求,提出了以下几条措施:删繁就简,推陈出新,将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大众健身理念相结合;整合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统一布局规划;推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培养高素质教练;加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健身价值的宣传力度。认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只有踏上时代的“顺风车”,在全国各地落叶生根,才有可能在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建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㊽。

陶坤认为,传统体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项目还没有成为民众健身的运动项目,更没有很好地成为全民健身项目。为了使全民健身与传统体育非遗项目达到很好的融合,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全民健身活动要很好地促进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广度和实用方向发展;二是在全民健身背景下,传统体育非遗项目应该从“开展项目、保护手段和开展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性发展,以便融入全民健身发展体系;三是对传统体育非遗项目应采取健身开发的发展路径和模式㊾。

总之,在“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背景下,如何将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全民健身,使其健身特点满足群众健身需要,促进群众健身开展,丰富全民健身项目,已经成为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和应用,推动“健康中国2030”规划实施的重要议题。

(七)开发与利用分析

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促进非遗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其价值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非遗项目进行适度开发,挖掘其经济价值,有利于非遗整体的传承与保护,有利于增加公众对非遗的认知程度,丰富旅游、休闲等活动的文化内涵。只要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适当开发利用反而能够促进非遗的保护㊿。

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以民俗类传统体育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整理、分析和研究。民俗类体育作为乡村文化基石,在提升农耕文明、促进乡村文化兴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有利于当地民俗体育的开展,而且促进了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保护5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为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利用提供了重要契机52。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民俗类体育要根据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和时代发展的需求,结合西方外来文化,创新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杨晓芬通过对“一带一路”我国境内18个省(或直辖市)的32项国家级体育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和234项省级体育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提出了发展、开发和利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如利用“一带一路”契机,发挥政府的引导性作用,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从上而下完善的保护机制,建立多层次多结构的传承机制;让体育非遗项目进入学校,使传统文化成为学生们的日常活动内容;在法律上健全关于体育非遗申报、发展和传承的体系,以法律的强制性来确保体育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建立展现当地文化的博物馆,使人们对当地的体育非遗有着实在、具体的印象等等,这些都对体育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53。

在我国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多门类中,竹文化资源是其中一类重要内容,尤其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竹文化体育资源涵盖了球类、漂流类等不同内容。竹文化传统体育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其项目展现的空间较为突出,现行的竹文化非遗项目有竹铃球、背篓球、射箭、射弩、划竹排、独竹漂等等。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竹文化传统体育活动具有非常好的保护和市场开发空间。因而,通过竹文化体育活动与被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保护的竹文化良好结合,可以做好传统竹文化体育项目的开发和利用,这对保护和传承民族性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54。

在传统文化建设中,体育特色小镇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近年来,广西地区利用自身丰富多样的体育非物质遗产,不断推动着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周丽云、宋晓宇以广西体育特色小镇和体育非遗保护为研究对象,对广西体育特色小镇建设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同发展机制进行了探讨。提出通过全民参与搭建全面参与平台等发展路径,为广西体育特色小镇的高质量发展和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提供理论参考。在体育特色小镇文化建设中,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而且有助于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打造体育特色小镇的文化空间和改善人居环境55。

徐养廷、许继清认为,在文化积淀浓厚的特色小镇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彰显城镇文化持色与延续历史文脉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结合河南濮阳市华龙区岳村杂技小镇对杂技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解析非物质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特色小镇的生活性、生产性、商贸性、文化性、生态性五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空间载体,认为通过对非物质文化传承视角下特色小镇文化空间载体的研究,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类特色小镇文化空间构建与落实提供新思路56。

三、区域性保护与发展

产生于不同地域的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所依赖的生存环境及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由区域环境特点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可以为不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对策方案。

众所周知,京津冀区域是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分布区,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背景下,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发展与保护,也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李萍、袁芳等通过对京津冀区域410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分析了其整体特点:第一,京津冀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以武艺武术项目为主;第二,由市域分布来看,北京市、天津市、沧州市、保定市的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京津冀其他城市来说资源优势较为明显,而唐山市、衡水市、秦皇岛市、承德市、张家口市的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缺乏;第三,从区域尺度来看,京津冀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分布数量较多,西北部地区分布数量最少;第四,京津冀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模式为凝聚型,形成了分别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高密度圈以及以沧州市、邢台市—邯郸市、石家庄市为核心的低密度圈;第五,地理区位因素、历史文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京津冀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重要因素。上述结果的分析,在为京津冀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借鉴的同时,亦为京津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57。

贵州是西南地区拥有丰富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地区,民族传统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具特色。为了对贵州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做出系统研究,卜秀秀、鲁林波、罗玲通过对非遗代表性项目、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参加竞赛表演、引入学校文体活动传承等方面现状的调研后认为,虽然苗族武术流传区域最为广泛,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在竞赛表演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整体而言,贵州武术非遗的四级项目保护名录和传承人保护体系并不健全,尤其是受外出打工或创业的影响,相关的传承群体趋向老龄化。虽有部分武术非遗项目融入学校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长期坚持练习的群体较少,流传区域主要在项目起源地传承58。

新疆地区亦是多民族聚居,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廖建媚、耿宝军、闫艺认为,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空间分布不均衡,如靠近新疆边境地区呈带状分布,南疆地区较为集中,北疆地区相对分散,东疆地区比较零星;在行政区域上,喀什地区最多,阿勒泰地区次之,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较少,且存在非遗数量与人口数量和密度成正相关的特点。而形成上述分布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然资源、地形地貌、河流湖泊、人口分布、交通条件、政策法规和社会环境等。为此,建议从政策、生态、生产和生活4个路径着手,确保新疆少数民族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59。

文化空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形态,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呈现突出,成为民族精神与其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象征。杨明运用文化空间这一概念,对少数民族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思考,认为由文化空间角度,可以将少数民族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时间主导型和地点主导型两大类。而这种分类与研究对唤醒民众的体育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意义重大60。

刘远见在其硕士论文中,通过对蒙古族游艺文化和蒙古族传统体育中的那达慕、博克、赛马、射箭、布鲁、赛骆驼、马球、蒙古象棋等项目起源与发展的系统分析,就蒙古族游艺文化诞生的基础进行了研究。同时针对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所面对的传承困境,提出了六点解决方向:一是强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保护意识;二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三是拓展蒙古族传统体育传承渠道;四是完善学校教育传承体系;五是构建民间传承机制,促进蒙古族传统体育薪火相传;六是引入市场机制,促进蒙古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推广。认为在保护和促进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蒙古族游艺文化的传承起到推进作用61。

我国中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孕育了丰富的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杨琦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514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视化处理,认为中部地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呈簇状聚集分布,并形成了4个高密度聚集区。这4个聚集区分别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江西赣州市、抚州市、吉安市、宜春市,山西临汾市、晋中市和河南焦作市。此外,还形成了3个次密度聚集区,分别是山西运城市、晋城市,河南淮阳市、周口市,安徽宣城市、黄山市。而中部地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主要受地理因素、民族文化因素及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呈现出傍河聚集、平原较多、少数民族聚集区较多、经济发达地区较多的特点。这一研究为中部乃至全国的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提供参考62。

随着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的提出,温炜也对“一带一路”沿线途经我国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19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理分布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一带一路”沿线我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分布类型有所不同,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且资源的分布情况受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自然地理环境、民俗文化、交通路线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为此提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发展策略:第一,各个体育非遗圈联合发展,扩大辐射范围,形成联动机制,增强国际影响力;第二,发挥政府在保护和弘扬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促进作用,并制定相关保护与发展政策,增强我国体育文化的传播力度、扩大其影响范围;第三,深化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行为建设,挖掘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化内涵;第四,与当地4A级景区合作,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融入景区,打造“丝绸之路体育非遗之旅”路线63。

丝绸之路甘肃段分布有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保护甘肃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扩大与国际文化交流、增强区域民族体育文化自信和认同、更好地凸显体育文化软实力效应意义重大。孟峰年、李颖侠通过考察分析,将其区域内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室内游戏、室外游戏、智能游戏、助兴游戏、博弈游戏、赛力竞技、技巧竞赛、杂耍竞技及其他9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即增强民族传统体育类非遗保护的自觉意识、创新非遗要素的生产性活态保护思路、构建民族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廊道、加强民族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力度、完善民族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等。这一路径的提出,可以为丝绸之路甘肃段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准保护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64。

四川秦巴山区包括达州、巴中、南充、广元和绵阳在内的5个市级行政单位,吴嘉瑞通过分析秦巴山区体育非遗资源概况,发现在保护与传承方面存在部门分工不合理、管理功能错位、开发模式欠缺、理论研究不深入、缺乏智库支撑等问题。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政府引领、完善社会协同、推进非遗改革、倡导多元发展、加强理论研究、创新智库支撑等建议。认为这对促进本区域特色体育非遗资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65。

在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性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在农村区域长期流传,并在当地形成悠久历史传统、深受此类区域居民所偏爱的民间传统体育形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多样,因而除了关注体育活动之“载体”形式,还要让更多民众能够参与其中。而在当今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包括农村体育工作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们,除了要从时代要求出发对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外,还应在充分挖掘特色文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并在开发和使用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之能够持续焕发生机和活力66。

在2020年有关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性研究中,许多学者还从区域特征等方面对江苏省67、宁夏回族自治区68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69分布的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探讨。

总之,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性研究,除了依据各地区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等特点,更要从独特视角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探究。只有如此,才能由地域特点,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提出适宜的保护建议70。

四、项目个案研究

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涉及各种形式的活动项目,因而就其进行个案研究,也成为202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宏观研究,可以提供普遍性的、可借鉴的理论与实践依据,但同时缺乏针对性与具体实施的可行性。相对而言,个案研究则能很好地为这一缺憾做出补充,依据不同项目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问题与更具可操作性的意见与对策。

在个案研究中,关于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项目的探讨涉及较多,而且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传统武术的传承方式、“非遗”视角下传统武术传承面临的困境以及“非遗”视角下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策略等问题71。

徐飞、花家涛通过对安徽省非遗“张氏大洪拳”个案的调查,探究了当前城市民间武术的发展路径。认为城市民间武术由“乡土拳种”到“城市技艺”再到“文化遗产”的谱系化传承,彰显了其在传统伦理本位基础上衍生出的融日常生活、社会进阶与公共理性为一体的传承特征。而在社区治理中,城市民间武术主动进入社区,必定将大众健康休闲与娱乐教化融入日常生活,在生活化服务中增强城市民间武术共同体的生命力72。

山西文水县的左家拳,是地方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的优秀代表,2009年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的“面掌”“弹腿”和“双钩”是其“左家三绝”。白明月通过对其起源、发展、内容以及传承现状等的调查后认为,为了振兴左家拳,当地政府和一些拳师积极地搜集相关拳谱,为该拳术的保护与传承做了许多工作。而由左家拳多年来的发展看,其对当地的民情民风、风俗习惯,以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73。

安徽徽州武术是一项地域特色鲜明的体育类非遗项目,它既有武术的共性特征,也具有显著的徽州文化色彩,是中国武术文化和徽州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徽州武术传承与发展策略,主要表现在建立责任意识、自身改革创新、借助新媒体宣传、拓宽徽州武术的相关产业等方面。徽州武术想要发展必须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不断改革创新,才会有一席之地74。

湘西苗族武术是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对于研究湘西苗族的生存环境、社会历史等各方面都有深远意义。周启航、刘少英通过调研,认为湘西苗族武术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村民健身意识淡薄、场地器材匾乏、现代体育项目冲击、传承人危机等诸多困境。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路径:建立健全组织管理机制,加大对苗族武术的宣传,改善场地设施,通过加强与现代体育的融合拓宽参与人群,加强传承人培育,将苗族武术的发展与旅游业相结合等等。此外,对其进行竞技化模式改造,以自身价值为基础,积极参与现代体育的交流,借鉴现代体育的优秀成果,也是未来发展方向之一75。

地处西北甘肃敦煌一带的敦煌拳,是敦煌武艺各套路的母拳和基础,这类拳术是在融合了敦煌壁画中的相关内容并结合流传的当地拳术演化而来,其动作强劲有力、洒脱大方、古典朴素。通过对这一类拳术的调研分析,杨美霞认为要不断建立敦煌拳文化的发展空间,在深入挖掘敦煌文化的过程中,了解敦煌武术的内在深刻含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形式之一,当地要对敦煌拳进行保护,尤其要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与精神鼓励。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敦煌拳的发展76。

查拳属于我国长拳类代表拳种之一,这类拳术目前在山东的济宁和聊城两个地区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流派,其中济宁查拳作为一项少数民族武术,在运河文化、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已经成为鲁西南地区极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传统武术项目,并于2016年获批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但李鲁昂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目前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该项目存在扶持力度不足、受新兴体育项目的冲击、学生参与培训的兴趣较低、师资结构不均衡、传播渠道未能顺应时代发展等问题。针对这一现象,他提出了传承与发展相关路径:首先,要建立济宁查拳培训基地,将学校和社区作为传承的主阵地,扩大普及率;其次,增加传承人对外交流的机会,积极组织参与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传统武术比赛;再次,建立济宁查拳的管理体系,定期更新查拳网站和公众号,增加宣传渠道;最后一点则是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借助旅游平台,提升影响力77。

在浙江流行的传统武术松溪内家拳,是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表现形式。学者通过对松溪内家拳传承问题的研究,张晓旗、王艳琼提出了松溪内家拳进校园、当地政府和社区加大对松溪内家拳经费与场地的扶持、传承人及相关部门对松溪内家拳进行改进创新等相关解决路径78。

在中国湘西南民族区域,流行一种岩鹰拳。该拳术是集南方岩鹰各种不同的生活特点,融合各家拳术精华,在实践与演练的研究中创编发展而成的一种独具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的象形拳种。刘少英、罗君波在研究中认为,岩鹰拳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其主要传承路径是以政府立法为保障、家族传承为核心、媒体传承为载体、校园传承为推广、资金筹集为支撑等方式进行保护,并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创新,使其成为民族精神推进现代社会的重要源泉79。

山东的徐家拳,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被山东省政府和国务院列入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各种各样新型体育项目的出现,徐家拳昔日显赫的地位已被逐渐取代。但徐家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社会意义。王玉姣认为,出于传承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必须寻找出最佳解决方案,赋予徐家拳新的生命力,将其发扬光大,让中国优秀武术文化永远传承下去80。

福建俞家棍是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以明代俞大猷的《剑经》为理论载体,经过明代抗倭战争等长期的实践演进而形成的一种棍术形态。黄熙文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福建省各地的俞家棍传承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没有良好的传承模式、政府部门的支持过少且政策不够完备、保护与宣传不力、传承人闭门守旧思想严重等等。为了做好俞家棍术的保护与传承,反本还原是一个重要理念。同时传承人在继承传统、还原其本的过程中,也应该做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81。

在河北沧州的传统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燕青拳是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的。但经调查显示,沧州燕青拳目前的发展现状并不理想。为了做好这一非遗形式的保护与传承,陈圣贤、张立争、吴海龙提出了以下几点:一是打造“立体保护”体系,着重从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模式、传承管理及传承效果五个路径做好工作;二是扶持传承人;三是进行燕青拳相关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四是政府要加大对燕青拳保护工作的支持;五是推进燕青拳的改革创新和市场开发力度;六是增加燕青拳的有效传承和宣传推广,做好普及促进作用;最后是加强立法,为燕青拳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法律依据82。

蔡李佛拳是广东江门五邑侨乡的一项传统武术非遗项目,发展至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但由目前的发展来看,蔡李佛拳保护传承中存在政策法规不够完善、重视传承人保护而忽视传承群体的保护、重技能传授而轻理论传承、产业价值和精神价值出现背离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侯海燕提出,要不断完善非遗保护的政策法规建设,坚持技能习得和文化传承的统一,实现精神价值和产业价值的融合,政府学界密切合作,拓展传承渠道,完善传承机制,将弘扬传统文化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是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83。

在浙江金华,岳家拳因其独特的风格特点和完善的技术体系成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金华“岳家拳”2009年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内容包括武德修养、练功手法、步法、腿法、套路等内容。为了进一步做好这一非遗项目的传承,张朋建议金华“岳家拳”以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契机,对金华“岳家拳”进行保护;优化金华“岳家拳”综合化传承方式,依靠传承人自身价值,实现职业化发展;重构体系化传承并对其内容进行适应性创新84。

河北雄安新区的鹰爪翻子拳,于2008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然而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由于不断受到外来体育文化的挤压,使其传承处于危险境遇。鉴于这一现状,王丽松、钟祖志提出了激活文化记忆、创新传承模式、建立合作纽带、完善训练方式、挖掘新的价值功能,以使鹰爪翻子拳能够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关键举措。认为只有从多方面去挖掘鹰爪翻子拳的价值功能,才有可能使其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也才有可能将其保护与传承下去85。

2009年被江苏省文化厅确立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阳湖拳,是一类地方特色拳种,不过,由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一再面临危机和挑战,包括阳湖拳在内的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都不容乐观。为此,潘璐怡从武术传播学角度认为从拳种本身到传承机制的保护与传承、民族性与时代性兼具的传统武术传播来考虑阳湖拳的保护与永续发展,是当前必须予以关注的86。

在侗族民间流行的抢花炮,是人们数百年来劳动、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鉴于武陵山片区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存在的问题,李柏林、吴湘军以湘西侗族抢花炮为研究对象,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出现的传承人不再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日趋变化等现象,提出了与时代相结合、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村民自我保护、自我传承、自我发扬的社会构建模式87。

重庆巴南木洞龙舟竞渡,是长江上游地区传统习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木洞龙舟竞渡生存空间的异化,导致其传承与保护面临着不少困境。刘霞借鉴文化变迁理论与社会空间理论,对木洞龙舟竞渡形成原因、发展过程、生存空间变迁等内容进行了分析,找出了生存空间变迁导致木洞龙舟竞渡面临的存续问题,并提出了保存龙舟文化基因和记忆、增强居民的地方文化认同感以及培养青年型传承主体的木洞龙舟竞渡传承与保护的有关策略88。

姜芷若、王君卓二位学者,经过对北京丰台地区三路居新善吉庆开路会整体的分析,认为开路会又叫“练叉”“飞叉”,是民间花会的主要会档之一。开路会作为庙会中各会档的开路先锋,为后面的会档鸣锣开道,具有一定的武艺、杂耍、娱乐和宗教特色。作为北京丰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传承发展的过程和方向是十分典型的。如三路居开路会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且传承有序、传承人在发展过程中有创新和拓展等等。而作为民间花会的头档,建议三路居开路会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诸如传承制度的革新、表演器械的改良、招式动作的创新等89。

除了上述相关研究,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还有12项传统体育、杂技与游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题,获得了一般项目90和西部青年项目91的立项。其中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理论与体系研究的课题,有宁波大学孙德朗的“河姆渡身体文化记忆研究”(一般项目)、贵州师范大学洪邦辉的“乡村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空间变迁与重构研究”(一般项目);关于非遗整体保护与发展的课题,有北京体育大学张重喜的“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近现代文献整理与数字化保护研究”(一般项目)、新疆师范大学王辉的“新疆濒危民族传统体育口述史料数字化保护研究”(西部青年项目);有关区域性保护与发展的课题,如云南大学和春云的“藏彝走廊原始体育文化遗存整理与研究”(一般项目)、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罗玲的“苗疆走廊民族传统体育的活态传承与现代化发展模式研究”(一般项目)、云南师范大学丁先琼的“我国西南跨境民族地区濒危传统体育文化变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一般项目);有关项目个案研究的课题,有西藏民族大学杨建军的“藏族弓箭文化象征符号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一般项目)、苏州大学张宗豪的“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江南船拳与乡愁研究”(一般项目)、贵州师范大学吴明冬的“滇黔桂少数民族龙舟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一般项目)、长江大学陈连朋的“中华竞渡文化源流的历史谱系研究”(西部青年项目)、廊坊师范学院王书彦的“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冰雪运动项目挖掘、整理与传承研究”(一般项目)等。这些相关课题的立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涉及的广度上,都较往年有所增加和扩展,反映出传统体育、杂技与游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受到了社科领域的广泛重视。

余论:相关问题的讨论与思考

2020年,学界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了保护、传承、项目考证等方面,同时还涉及了地域性与项目个案的研究。在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取得的成绩做出较为全面梳理的同时,学者们还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了讨论,而这些讨论也引发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一些思考。

(一)困境、路径、机制和宣传

关于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困境,是学者们关注的热门议题。许多学者指出,当前存在因社会变迁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非遗文化保护与商业利益的矛盾、对濒危遗产的抢救工作是否到位、抢救后如何发展等。多数学者认为,我国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危机主要表现为西方竞技体育的同化、技艺传承人的断层、假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名谋取利益、保护意识淡薄等。与此同时,法律法规薄弱、意识观念偏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传统与现代融合引发的保护迷失、传承策略针对性不足等,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方面,学者们关注的是由政策、法律、经济、社会、教育、生态等方面引出的针对性的建议。如对于非遗原生态保护观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原汁原味无添加的原生态保护,还是传统原生态的可持续新型原生态的观念。有的学者认为,应该鉴别其传承价值后将一些不适合在社会广泛流传的内容进行原汁原味地记录,传承人依然可以对其接班人进行原生态的传承,而后对它们进行一些剔除与创生,使之与社会相适应以便优秀的文化在社会上传播92。

关于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障机制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每年也给予代表性传承人一定的经费资助,以改善传承人自身的生活。但从一定层面上分析,虽然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拥有一定经费,但传承人自身的生活情况并不乐观,很多传承人仍旧要为生存而奔波劳顿,这也是当前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93。此外,在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虽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富集区,但由于经济方面落后的原因,大部分年轻人为了生计选择外出打工谋生,导致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时间和机会日益减少,在传承人培养机制方面造成严重困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94。

随着现代信息化的发展和竞技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尤其是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娱乐文化生活的丰富,人们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理解也不断发生变化。如在很多年轻一代喜欢的跆拳道、拉丁舞、轮滑等现代体育项目广泛流行的同时,一些具有中华传统特色的武术与民间传统体育形式,却在逐渐离人们远去。这种现象极不利于我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95。为了提高民众对传统体育保护和传承的认识,必须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新闻媒介这一平台,多方面介绍不同地区的传统体育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社会发展、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广泛宣传将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传统文化来进行维护,可以提高民众对于民族活动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提高传承的意识。

(二)实践研究与理论探讨

科学研究,是促进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目前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科研理论不够深入的情况。如有一些高等院校虽然已经开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进行关注,并且通过口述史等形式对不同地区的相关内容开展实地考察与调研,但整体的研究仍旧处在纯理论状态,并没有对活动形式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我国不同地区所具有的传统非遗体育活动内容不同,如何对其做出全面梳理并且记录在册,已经成为很多高等院校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这就需要我国高等院校开设更多有关传统体育活动的专业,培养更多的相关人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对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质量和研究效果96。

在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其理论体系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过去一年有关的研究中,无论是保护与传承的研究、还是区域与个案的研究,多数都涉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理论体系的分析。所以,在了解相关非遗形式的挖掘、整理、传承与发展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活动形式表面的了解。如果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没有了解活动的生存文化环境,就会在进行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时达不到最佳的效果。为此,必须要对不同形式、不同地区的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遗进行长期的整理与研究,制定出合理的发展规划,只有如此,才能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管理真正地落到实处。

(三)现状分析

自2003年至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已经进行了近二十年,而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获得了大量成果。在2020年的研究中,由推进非遗发展的角度出发,许多学者对目前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做出了针对性的分析。

第一,从1999年到2020年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政策的影响,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领域逐年扩宽。

第二,整体的研究呈波浪式前进,学者们不再就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直线型研究,而是基于某一理论,在不同视角和背景下,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对其发展困境、影响因素、开发策略以及现状调查等进行探究,并且这些视角和背景多是根据不同阶段特定的社会背景进行的。如体育强国视角、新农村建设背景、文化强国战略、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从多学科角度分析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嬗变的研究,为后来多学科角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出现了更多的研究背景,并且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的研究较之上一个发展阶段有所增加,使得我国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领域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

第四,研究内容进一步丰富。由简单地针对某一案例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遗的保护、传承、发展研究,到结合当地特色旅游资源赋予其新的特征和内涵。根据不同的研究背景指出其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依据不同的问题提出发展策略,并且在此过程中根据个体差异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出了当地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遗文化的不同价值。

第五,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遗文化的创新发展探究更近了一步97。

随着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逐年增加,研究内容日趋丰富。

(四)发展趋势

关于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问题,涉及产业化、融合发展以及进校园等不同的方面,而这些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乃至文化领域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推进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方面,学者们提出了非遗活动传承的产业化之路。其实,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遗在我国很多地区的形成与传承过程,本身就蕴含着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它不仅仅可以提高该地区的旅游产业经济值,也可以让该地区的旅游资源变得更加丰富。我国很多地区在打造旅游业时,常常将该地区所具有的独特民俗、独特历史文化作为旅游产业设置的重点之一,所以,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多样活动形式的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是发展旅游业的十分重要的资源之一。

有的学者结合部分特色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项目,如赛龙舟、武术养生、登山等有着独特地域和运动特点的项目,提出了打造相关旅游文化品牌的建议。这既可以维护民俗文化所具有的真实性,同时也能让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相结合,提高旅游业的经济产值,让民俗旅游活动可以不断地被传承下去98。

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遗进校园,构建校园文化传承机制,也是当代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途径。如与当前很多院校的体育教学以传授竞技体育项目、了解竞技体育为主相比,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更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实际上,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来提高学生的热爱和兴趣,让学生广泛地参与其中。这种广泛的适应性和参与性,可以让学生快速了解中华传统体育活动的独特内涵,让学生不断地宣传民族体育活动。因此,将以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融入校园,既符合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趋势,也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传承提供良好的传承机制。

总之,2020年学者们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各方面,但其主体在于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亦即是传承、发展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因而,做好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积极性,认识到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只有不断维护我国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并使其真正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才能使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简介:

崔乐泉

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体育史。


编辑:赵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