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出现了生态危机和生物与文化多样性面临挑战的严峻形势，人类除了提升“生态—生物—文化”的保护意识外，也投入到相关学科的积极研究中。联合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遗产事业”正是基于这一保护目标而出现的。我国的遗产运动如火如荼，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对相关遗产的研究也水涨船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现行学科越来越精细的教育和研究机制里，专事研究“生态—生物—文化”整体关系的学科——博物学的缺席与缺位，不仅导致相关学科研究在关联性方面缺少一个重要的“链接”纽带，也成为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业在学科上无法归位的一个原因。鉴于此，笔者建议尽快确立、恢复博物学在教育、科研中的学科形制，一方面使之在人类所面临的上述重大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解决新兴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科上无法落位的问题。简言之，像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新兴事业在学科上划归历史学、文学、民俗学、考古学还是艺术学，皆不尽圆满，笔者认为，唯博物学最为合理和合适。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物—文化多样性中式博物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定位

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生态文明，增强建设美丽世界动力。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向世界承诺：“中国采取有力政策行动。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并承诺中国将于2021年“在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同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①。

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与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关系表现得比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更为密切，更为重要，也更为攸关。作为生物之一“类”——人类（man-kind），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生物性与文化性（社会性）。因此，以人类学的视野观之，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就成为人类社会两个最为基本的面向。表象上，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学关系密切，保护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逻辑性地走到了一起；然而，迄今在我国的学科体制中找不到一个能够包容“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形制，致使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学科上的“孤家寡人”。

从学科角度看，与“保护生物—文化多样性”最为接近的传统学科是博物学。然而，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打着西方的烙印。西方的博物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博物学译自“natural history”。虽然这一译名在学术界造成了严重的误解、误会与误用，同时与博物馆“Museum”相混淆，误将两者当成一回事。而有些新兴学科分支也都脱胎于传统的博物学，我国传统的博物学属于跨“自然—人文”领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集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知识、中国技艺为一体，并足以将我国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囊括其中。

一、西式博物学之形制

西方的“博物学”是这样被介绍的：

进入十八世纪，在林奈（Linnaeus）和布丰（Buffon）等人确立了博物学……在大航海时代之后，由于逐渐与“异文化”产生大规模接触，无法用“基于神的意旨产生的万物连锁”来充分解释的多样事物，大量流入欧洲世界。面对这些未知事物的出现，十八世纪的欧洲演进出一套认识世界的崭新方法，那就是让东西与其原本的脉络分离，仅以肉眼可见的特征为基准进行分类、排列、整理。这就是所谓的博物学。福科曾说，所谓博物学，就是赋予可视物品名称的作业。诚如所言，博物为在呈现世界的体系性时所使用的方法，最先着手的就是藉由命名来进行分类作业……

最早完成动植物世界体系分类的林奈，在其众所周知的著作《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1758）中，将生物的世界阶层性地区分为种（Species）、属（Genus）、目（Order）、纲（Class）、界（Kingdom）。林奈本身并没有采用科（Family）的概念。最早将“科”这个阶级设于“目”和“属”之间的，是继林奈之后亚当森（Adanson）的著作《植物的科》（Falillesnaturalles des plantes，1763）。无论如何，在此时期所成立的这些分类中，Kingdom与Class、Family等近代社会组织用语，对于我们思考博物学的性格非常有帮助，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以看待社会组织的相同观点，对生物界进行了分类、重整。②

显然，西方的博物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包括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重要内容。早期的博物学大致始于18世纪，有名的博物学家有布丰（1707—1788）、林奈（1707—1778）、居维叶（1769—1832）、拉马克（1744—1829）、赖尔（1797—1875）、华莱士（1823—1913）、法布尔（1823—1915）等。达尔文（1809—1882）也是博物学家，他的“进化论”正是人类学产生的学理依据③。此外，诸如生物学、生态学等现代学科的生成也与之关系密切。

从研究对象看，博物学大抵可归入“生态—生物—生命”的范畴；西方的博物学原为“natural history”。据学者考述，这个原生概念来源于古代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并非我们今天“历史”的指喻，而是研究、探究、描述的意思④。窃以为，这样译用掩盖了中西方博物学在学科归属上的差异，也引出了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博物馆。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没有博物馆概念，但保存和研究文物却有悠久传统，从商代开始，王室和贵族重视文物的收集和保护。殷商的文物多集中于宗庙。周代文物珍品的收藏之处，名曰“天府”“玉府”，并有专职官员负责管理⑤。这样的比附多少有“削足适履”的苦痛感。我们需要厘清一个事实：中国古代不可能有博物馆形制，原因之一在于博物馆的历史背景是“公民社会”，中国自古没有公民社会，有的却是以“家”为“国”之“家国天下”定制，我们有“传家宝”传统，却不可能有博物馆，因此不需要攀附西方的博物馆形制。更离谱的是，博物馆与博物学在学科属性上相去甚远，字面上却好像是“双胞胎”。

这里出现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即中国古代有自己的博物志（学），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便是代表。然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继承中式博物学、博物志的传统，特别是近代以降，基本上是以“西学东渐”为背景，以“科学”为圭臬，以“博物”为正名，以“洋学”为正宗的全盘接受，甚至加以附会。不讳言，这种带有“文化殖民”的阴影一直延续至今。据考证，我国首先注意到博物馆的人是晚清名臣徐继畬。1848年，他辑著《镰环志略》一书。此书虽属地理书，却有大量的博物内容。而最早使用“博物院”一词始于王韬。他于1867至1870年随英人理雅各赴英国，并游历了欧陆多国，写下了《漫游随录》，该书记述所见博物馆不下15处。“博物院”这个译名对以后有很有大影响⑥。但无例外地都是以西方的博物学为范式的套用和模仿。

从西方的博物学演化的线索看，18世纪上半叶，西方经典博物学经由林奈和布丰两位学者的努力而诞生。其他人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没有这两个人突出⑦。林奈和布丰分属西方博物学后来发展中逐渐确立的两个重要学派：以物种编目见长的志书派、以人文描述见长的自然写作派⑧。20世纪50年代前，博物学几乎是数理学科以外各学科的全部。随着科学分类的不断细致化，博物学逐渐地被“另类化”，甚至“被取代”，博物学所全面覆盖的内容也随着学科的细化而分解到了其他学科之中，比如今天的生物分类学、地质学、比较解剖学、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问题是，在全世界生态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受到巨大挑战的今天，细致的学科分类不足以面对和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呼唤像博物学这样具有全局性、全观性的学科；同时，博物学又确实可以将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学科性“打包”。

概而言之，西方的博物学虽然在古希腊就露出端倪，但完整的学科形制是在18世纪建立起来的，主要研究生物物种的演化及与自然的关系。随着博物学的学科建立，延伸出了一些相关的现代学科，比如人类学与博物学就属于“亲缘学科”，人类学的诞生与进化论存在着密切关联，人类学第一个学派就是“进化学派”；同时，西方的博物学也为民众提供了专门的“自然知识”。

二、中式博物学之困境

进入20世纪，博物学总体上虽然呈现出由越来越多的分支性、延伸性学科所替代的趋势，但博物学文化一直受到民众欢迎，尤其是中产阶级，并与当今的环境保护运动相关联，也与全球性的“遗产事业”相关联。今天，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博物学图书都在大量出版，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在博物学方面拥有大量读者，日本也是如此。20世纪以来也诞生了一批著名博物学家，如杜布赞斯基、迈尔、弗里希（昆虫学家）、廷伯根（动物行为学家）、劳伦兹（动物行为学家）、古尔德、威尔逊等。在狭义科学之外，西方世界还有一批人文博物学家，他们的作品和行动对西方社会公众的自然观产生了特殊的影响⑨。

中国“博物学”与西学科制化体系不同，中国的博物学有一套自己的学理与范式。现在社会上普遍认识的这一用语是由西方引入的，而如果以西方的博物学形制套用中国的博物学形制，会有很大的出入。难怪有西方学者认为，“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甚或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刚好与西方的‘博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相对应……，‘博物学’也是19世纪翻译西方著作时出现的新词新义”⑩。虽然笔者并不完全认可这样的观点，但表述却符合历史事实。问题出在哪里？译用出了问题。当我们用“博物学”对译“natural history”的时候，不断的历史误解、误会与误用就在所难免。也就是说，我国的博物学与西方的博物学虽然有相似之处，但从主旨、认知、内涵、分类、表述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我国自古就有“博物”（包括概念、分类、文体、知识相融合的“博物体系”）。从现存的材料看，殷商时代的甲金文就具有这一特殊的“博物体”雏形，其内容涉及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直到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正统的知识分类，使“博物”从属于正统的分类体系，或者成为正统分类的“补充”。

我国最有名的《博物志》为张华所著。全书十卷，包括：卷一（地理：地、山、水、五方、物产），卷二（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卷三（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卷四（物论），卷五（方士、服食、辨方士），卷六（人名考、文籍考、地理考、典礼考、乐考、服饰考、器名考、物名考），卷七（异闻），卷八（史补），卷九、十（杂说）。其中有以“物理”为题的专论，不过，与我们今天的“物理”概念相去甚远，可以说打通“天地人”之隔。如果我们将“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和文化核心价值的话，那么，中式博物学无妨是这一核心价值的认知纽带。中国传统的博物学将“天文—地文—人文”链接在一起。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式的博物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笔者称之为“博物体”，包含了“理—性—类”，“理”即原理、道理，“性”即性质、属性，“类”即分类、类型等。三者相互融洽，完整统合，形成中国特有的知识形貌。比如，《博物志·卷四·物性》中有“鹊巢门户背太岁，得非才智也。”喜鹊建窝，入口避开太岁星的方位，这不是这种鸟的本领，而是其顺应自然的本能。有意思的是，“药物”“药论”“食忌”“药术”“戏术”等紧跟“物性”“物理”“物类”之后，构成完整之一卷，即卷四。在早期文献《天工开物》等书中也都贯彻这种道理。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中式博物学的方法论是传统的“格物致知”，是传统“知行合一”的方法论表述与实践。

中国的博物学，虽然作为经史子集分类的补充，却也自成一范。其中，体系、体性、体质、体貌、体征等都缺乏学科性的分类研究；如《尚书》《周易》《淮南子》《鬼谷子》《抱朴子内篇》《黄帝内经》《吕氏春秋》《山海经》《史记》《水经注》《太平御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长物志》《博物志》《徐霞客游记》《藏药药典》《尔雅》《说文》，等等。《尚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经典之一”。根据孔安国《尚书序》中对其体例的分类有六大类，即“典、谟、训、诰、誓、命”。典，如《尧典》，记录帝尧的事迹；谟，如《皋陶谟》，记载了宫廷上的君臣谋划和议论；训，如《伊训》，讲的是商代老臣伊尹劝诫商王太甲要以史为鉴，加强德政；诰，如《康诰》《酒诰》等，是周王朝册封文王之子康叔的告谕，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督导训诫；誓，如《甘誓》《牧誓》等，有作战前的誓师之词；命，如《文侯之命》，是君王任命官员、侯伯的册命之词⑪。分类是认知和表述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博物学独树一帜，法国学者福科正是受到我国博物学分类的启发而作《词与物》。

概而言之，比之西方的博物学形制，中国传统的博物学虽有与西方博物学相融、相近、相似的道理和内容。但西方的博物学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自然（nature）”的框架中，中式博物学则是建立在“天文—地文—人文”的完整形制中。两者分类上也迥异，西方的博物学更强调自然科学方面的分类，而中式的博物学则是正统“经史子集”的补充，它们更侧重于“民间知识”与“乡土智慧”，非常接近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

三、中式博物之“叁—参”

以“物—非物—格物”之三（叁）的各自表述，却无妨最终落脚为“博物”。其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以“物”为实（务实）的特点，还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天地人和”都绕不开“叁—参”的整体形制。若问中国传统博物学的认知形态特质，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智慧”是什么？窃以为是“参”。所谓“叁—参”，都是三位，即“天、地、人”形成一个完整的形制。“参”既表明天、地、人的“共体”关系（叁），也表明三者之间交通、感应、互渗的“参与”关系。笔者认为，这才是我国认知和审美原则，也是中式文化之滥觞——即“天、地、人”之“参（叁）”三位一体、和谐相照的原理⑫。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羼入了中国的传统智慧，将“叁—参”融入其中。

参，金文图片、图片（意指三颗星，即叁宿星座），而图片（指星相师），表示用仪器观测天象叁宿星座的人。《说文解字》释：“参，曑和商，都是星名。”《说文》所训实乃“动如参商”之“参”，为星宿之名。此音为“shēn”，延伸为“参与”“参互”等的“cān”。比如《庄子·在宥》：“吾与日月参光。”我国古代天文学及民间对“参宿”，即猎户座三颗星（ζ、ε、δ）的称呼。亦可泛指其他数组三颗相接近的。这“三星”还有“天作之合”的意思。《诗·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孔传：“三星，参也。在天，谓始见东方也。男女待礼而成，若薪刍待人事而后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郑玄笺：“三星，谓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妇、父子之象，又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为候焉。”暗合天命，民间也称为“福禄寿”三星⑬。

撷其要者：（1）“叁—参”的本义是指天象星宿，主要指参宿之三星，故特指“三星”，也是三（叁）数的由来。（2）由于在古代星宿中，参宿、商宿常相对而言，故有“参商”之谓，即二十八星宿中的参宿与商宿。而参宿与商宿此出彼没，永不相见，既强调天时彼此相追，永远不停歇，也比喻亲朋隔绝之苦。（3）对照、参加、配合，等同，如“与日月参（齐）光”。（4）插在头上的三支簪，衍参差高低长短不一⑭。（5）与许多中国古代艺术、技艺存在关系，“参差”曾经是一种古乐器名，相传为虞舜所造⑮。而这些在今天大多被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

“叁—参”之范式法则与中国古代手工技艺的发生直接关联，包括契文的原始形貌和形态，甲骨文即为例证。作为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其生成原型与原理乃“王”之参天地人之事像（象）。《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引孔子说：“一贯三为王。”又引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⑯也就是说，“王”本为“参（叁）”的化身，“王—参”所事、所记者即为甲骨文。也就是说，我国的文字、书法艺术的原型就是“参”的产物。在“天人合一”中，以“天”为大。于是各类魔法、占卜、观星活动在古代文明中相当普遍；它们很难以见容于今日之宗教、巫术、科学、技术这样的分类。“巫—王”并置并称在世界民族志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⑰。在中国，“天”的观念代表着自然的整体关系；“天”在上，映照世间万物。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天象知识不仅很熟悉，还有一套观察、计算的方法。《史记·天官书》记载：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帝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以紫宫。

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现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紫宫左三星曰天枪，右五星曰天齲，后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放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按《易经》所记，天文即天象。古代的王者被认为能“通天”，除了可能借用通天的法术外，也很可能与他们能够掌握“天文”——即观天象而知人事⑱相关。

治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之学，首先要关注其中所嵌入的中华文明的特殊智慧、价值、知识、经验和技艺，其中“和谐”是关键。“参（叁）”者求“和谐”；“和谐”既是“参”之本相，亦为追求之目标。“和谐”遂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价值观；也是中式博物学最具特色的基础、基石和基要。《说文解字》：“和，相应也。”《广韵·过韵》：“和，声相应。”《国语·周语下》：“乐从和。”“谐”的构词为“言”，本义为声音相和，观点一致。而“和”即“谐”。《说文解字》：“谐，詥也，从言，皆声。”《尔雅》释：“谐，和也。”显然，“和谐”还与我国音乐发生学存在关系；比如“和音”和“谐声”。“谐声”不仅是汉字六书之一，也表现为我国古代声韵之间的道理，故有“声韵谐合之谓”。此类例子非常多。

概而言之，中国传统博物学之关键机枢为“参”（叁），强调三元、三体（主体—客体—介体），与西方认知思维之“二元对峙”（主体—客体、主位—客位）迥异。重要的是，“和谐”为“参”之基本形态、形式和形制，唯中国独有，而今天人们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范式”正是“参—和”的产物，中式博物学完整地将这一道理贯彻其中，西方的博物学中并没有这些特点。

四、现行学科之规制

做了上述的铺垫，一个清晰的线索出现：我们相信，任何科学研究，任何学科的确立都是建立在了解、研究自然、人类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基础上。当今世界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生态危机、生物—文化多样性锐减，科学研究和学科设立也必须与解决这些问题相配合。总体上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1972年《保护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为标志的“遗产事业”正是基于上述情势产生的。随着联合国遗产事业的世界性扩展，我国遗产运动不断深入，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从政府行为走向学校、走向学制、  走向学科。这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的过程。

从学科性质方面来看，像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新事业”，特别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着传统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知识与中国技艺究竟归属于哪一个学科？以笔者管见，应归属于中式博物学。具体而言，以学科的“归属”范畴而言，将什么学科归到哪里，当然要以“属性”为原则，以分类的“类属”为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从表象还是实质上，最为靠近的正是博物学。然而，问题在于，我国现行的学科体制中并没有博物学，更没有中式博物学。所以，在我国高校恢复博物学学科形制便显得非常迫切：一方面对解决世界性难题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于博物学学科，笔者特别强调：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于“中式博物学”。

从学科发展的趋势来看，当今的世界问题与学科问题是一致的：一方面，越来越专业、细微；另一方面，越来越需要从总体格局上进行控制、把握和治理。如果说现行的教育，特别是大学的教育科制是专业越来越细化，那么，整体研究的缺失也就越来越显露。因此，博物学这一门对“人与生物”之“百科全书”式的学科也就呼之欲出⑲。如果我们把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属性归类的话，现行的历史学、文学、艺术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建筑学等学科，都与之有相应、相关或部分“边界重叠”现象。比如，民间口头传说与文学有关；民俗节日与民俗学有关；音乐舞蹈与艺术学有关，传统伦理的表述形态与历史有关，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学有关……却又不足以囊括。还有一些属于典型“中国特色”的名录类型，比如“中国珠算”，似又难以完全归入当今的数学学科范畴，属于中国古代的“算术”。要走出上述困境，博物学需挺身而出。

从概念的“词与物”知识考古来看，中式的“博物”之所以自成一体，重要原因在于被赋予特殊的中国文化精髓。以“博物”之“词与物”的语义看，“博”字的本义为“大”。《说文解字》释：“博，大通也。”引申为丰富、宽广、广泛、普遍、广大、渊博等。用于人，指知识宽广，知道的很多，有时也用“博古”；用于事物，指广博多样；用于专门研究的学问就是博物学。“博”有“大”的意思；“物”也有。“物”字从牛勿声。《说文》释：“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在中国，历来有“以牛为大”的说法。而且地上的“牛”与传统的农耕文明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还与天空中的牵牛星相对应，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牛郎星”，我国古代对其有许多传说，比如，《古诗十九首》上就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诗句。说明在以“牛”为“大”的知识考古中，包含中式博物学知识中的广大、通达、协同的意义与特点。

从历史的认知角度来看，作为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博物学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等进行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分类等。而中式博物学却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中国特色”。这些特点也都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需要我们用心地了解和悉心地传承。比如，今日之中式服装大致可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而一般的观念和保护行为的切入，大多会以历史朝代附会，如汉装、唐装等，或从不同的民族、族群服装的文化认同方面，或从服装的设计特色等角度切入，鲜见有人从“叁—参”的角度进入。比如，我们生活中所说的“黎民百姓”中的“黎民”一案，虽然学者对“黎民”有多种解释，但笔者认为其本义是人民身着深色（黑色）的服装，即“黎”之色。深色是古代对“天色”的一种体认，表示人民把“天的颜色”穿在身上的意思。

从学科的形制来看，中西方博物学迥异。西方的博物学基本上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而中国的博物学却是融“自然—人文”为一体，表现出非常明确的“中国特色”。具体到遗产事业，我们一方面需要配合联合国的遗产事业，另一方面又要体现“中国特色”。重要的是，中国的绝大多数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涂上了深厚的中国色彩。比如“二十四节气”，反映了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特别是与传统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相配合的“中式遗产”。同时，还与中国人民的生命观、身体观、生辰观、养生观等联系在一起，也与中医药甚至烹饪有关联。这一特殊的遗产与我国传统的“叁—参”的认知智慧相辅相成。现行的学科规制难以容纳。

从学科分类来看，中西方博物学在分类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从西方的博物学的特点来看，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指在宏观层面对大自然进行观察、分类等，也包括对人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的整体性、动态性、复杂性的认识，与当今的自然科学存在发展中的交集。如今的许多学科与博物学均有历史渊源，如进化生物学、植物学、民族植物学、鱼类学、地衣学、鸟类学、动物行为学、地质学、昆虫学、气象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等等。西方博物学文化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达到顶峰，钱伯斯、华莱士、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研究的进化论就是在博物学文化中发展起来的。而中国传统的博物学属于“经史子集”的补充分类，从中国知识传统的分类体系来看，博物学并不属于正统学问的核心部分，但恰恰因为博物学的“补充”特点，使得中国的知识体制更为完整和饱满。

从学科“传统的创新”角度看，任何学科、学制与学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并由此形成“传统”；但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迁，不同的时代语境会产生新的问题，也催生出新的学科。学科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在“传统（守旧）”基础上的“发明（创新）”。作为博物学，它既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语境的传统特点，又面临解决眼下新问题的需要。即使没有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归属”问题，博物学也是呼之欲出的学科。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需要她。既然中国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表现中国智慧、传递中国知识、积累中国经验、传承中国技艺、结合中式方法，在学科形制上最为靠近、接近、贴近的“全观性学科”正是中式博物学。

概而言之，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旧而新”的事业。所谓“旧”，指的遗产本身是指过去遗留下来的“财产”；所谓“新”，是指在当代的语境中生成的事业。逻辑性地，既“新”且“旧”的学科博物学也将适时“现身”。同时，对于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天的学科体制中面临着难以归类的困境，也需要有既“新”且“旧”的学科来帮助其摆脱困境，这就是中式博物学。

结语

从人类学看人类自身的演化轨迹，历史上人类曾经将自身视为自然万物中的一种，并与其他生物平等相待、友好相处，远古时期遍布于世界的“图腾”现象（totem，原义为“他的亲属”）就是例证。简单地说，就是人类把那些被视为“图腾”的生物和自然物当成自己的“亲属”。随着历史变迁，特别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人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尤其到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主义扩张，生物的奥秘在不断地“揭秘”，真正学科意义上的博物学也应运而生。19世纪，西方的博物学与人类学相继诞生，这两个学科不仅在学科性质上具有“亲缘性”，更为重要的是，两个学科在研究上都具有“全观性”视野，即对人与生态、生物、生命进行整体观照。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Keith V. Thomas）指出：“现代初期那些博物学家的重要地位在于他们发展了一种新型的看事物方式，一种新的分类系统，而且比以往的分类系统更独立、更客观，不那么以人类为中心。相应地，这种新的看待自然的方式对非科学家、普通人的感知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打破了许多流行的假设。”⑳

中国古代的“博物”（博物学、博物志、博物体）早已成型，形成了特殊的博物形制，贯通于天地人之“参”，求索万物之“和”，形成了独特的知识与学问体系，还包括“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只是因为博物学在分类上作为正统“经史子集”的补充，历史上处于正统学问体制中相对边缘的位置，反而使之在内容上与民间、民俗、乡土、乡野更为靠近。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致使博物学一直无法在传统的“国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博物学在我国的教育部学科目录皆难觅其踪的原因。

然而，在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面临困境的今天，科学和学科、学科与学术总是要冲上“前线”的，因为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专业和专家。专业问题听专家的。那么，与生态—生物的相关问题少得了博物学吗？答案显而易见。同时，与生物—文化多样性相关的事物，特别是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专业属性上与博物学相贯通，学科规制上也相互包容。

在新的博物时代，让中国的博物学重现光芒！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研究”（批准号：17AA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